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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精神发轫于中华文明传统，积蕴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是中国的符号和象征。然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中国物质水准有了显著的提升，在精神层面则显得相对缓慢。中国梦的实现不仅仅是国富民强，而更深层次的是精神崛起。因此，建构中国精神无疑成为时代课题和时代难题，破解时代难题无疑需要精神自觉、精神自信和精神自省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中国精神； 中国梦； 建构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4.002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4-0006-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讲话中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次思考。这一思考规避了仅仅从物质富强层面来论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延伸到精神层面，这一主题转换，彰显了中国精神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突出地位，亦或者说中国梦的实现呼唤中国精神的崛起。
一
当代中国经济实力已相当雄厚，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然而，在精神领域，中国精神并没能与经济同步发展，甚至凸显出了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以及拜金主义倾向。这一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显得格格不入，与中国走向大国行列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在深层次上会隔断中国复兴的现代进程。中国精神在何种意义上建构？如何引领人们的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这些问题无法在经济发展的主题下回避，绕过文明进程，只会固步自封。
历史上，中国作为古代轴心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学者把中国精神的历史内涵概括如下：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仁者爱人的道德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和开创博纳的创新精神。[1]这种总结，无疑在多个方面展示了中国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问题是，这样一种中国精神的概述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引领中国的当代社会发展？如何能让世界人民感知中国精神的辐射与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国富民强，在精神气质上是优越的、高尚的，处于一种“天朝的荣光”。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外来文化的入侵。例如佛教，但佛教入侵，结局是被同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近代始，西方文化的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和精神气质荡然无存，甚至波及到当代一些人的文化心理。何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差异？史学家给出的答案令人深思，佛教从根源上说发源于农耕文明，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契合点，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的文化基础；鸦片战争的西方，在器物层次，比中国强；在文明层次上，属于海洋文明，更是近代的文明的发源地，比中国农业文明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明危机。这种危机是深层次的，它是两大轴心文明之间的碰撞，对先前的中国人而言，由于器不如人，从而在精神气质上也失去了往日的优越感，变得迷茫和困惑。一代代人的努力探索，从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虽然我们已经摆脱了贫穷的帽子，但在文明的探索中，道路探索依旧漫长。
从当代社会发展来看，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强国。但中国的文明建设仍倾向于追求一种富强的现代性范式，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第二，理性化的社会规范；第三，世俗化的精神追求。由此，在实践上有时可能会偏重科技、理性而忽视文明、道德；偏重欲望与冒险而忽视了超越与信仰。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时，人民反而变得更加困惑，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就显得不足为怪了！这种偏重富强文明的发展路径，必然使精神变得萎缩，即缺少了古代社会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宽广胸怀，而更严重的是不加批判地学习、模仿西方已经在批判的理念。在大国崛起的历史演绎中，崛起的大国带来的文明的冲击比经济冲击更让历史沉淀。这种历史记忆并不是模仿别人，而是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带来人类文明的向前拓展。不难看出，当代社会上兴起的“普遍价值论”实质上是完全西化的现代化作宣传，说中国当代的改革只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并不彻底，并力主全面彻底地学习外国的普遍价值和制度建制。这种崇拜西方、美化西方的做法，消解了自我精神的民族性与创造性。一个没有自己品味、自己风格、自己话语的民族精神，何以能够支撑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历观大国崛起，哪一个没有精神的崛起，哪一个没有精神的内在支撑呢？因此，中国梦的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深层次上更需要精神的崛起，精神的凝聚。
二
要构建中国精神，就必须大力发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彰显要立足于本国历史、围绕本国特征来建构；时代精神要着眼于当代主题，在继承民族性的前提下高举改革创新，同时要引领时代方向，表征时代特征，勾画时代发展的精神气魄。这两者统一和服务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空而论道、闭门造车只会造成精神的虚无；实干兴邦，勇于探索才能精神充盈。因此，构建中国精神，不仅仅要继承历史，立足当代、开拓未来，同时要植根于广大民众的心中，渗透在中华人民的实践中。另外，中国精神也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此，构建中国精神，必须有精神自觉、精神自省和精神自信。只有完成三者的辩证统一，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固的内在根基。
1.精神自觉：中国精神崛起的出发点
精神自觉是主体对中国精神的自我觉悟和高度体知，是主体对中国精神地位极其重要性的觉悟和认同。从根本上看，精神自觉解决的是人的内心的终极归宿，我们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的问题。
中华民族精神自古优越。但真正上的精神自觉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并且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接受。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神气场到被迫学习西方的转变。一方面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精神进入全球语境，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走出困境，重拾往日的辉煌，是我们精神自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要求。客观而言，否定性是进步的主要的条件，对以往的否定必然带来新的创新，精神方面也如此。古希腊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思考，形成了宪政理论；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走进共和时代；英国《大宪章》的签订，在实践上走上了宪政之路；文艺复兴，打破神权，彰显人文；宗教改革，改变教式，宣扬平等；启蒙运动，举理性大旗，推封建专制。这一切，都是对此前的自新否定，没有这种精神自觉，那么历史精神必然是停滞的，无生机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自觉可以说走了一段艰难的路，当我们被迫用西方话语来建构自我精神的崛起时，发展并不顺利。“五四运动”推翻封建糟粕，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无疑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也出现了诸如取消汉字，取消中医的建议。这样建议并不是自新的否定，而是一种彻底的精神庸俗主义。在此以后文化的“本土化”和“西化”的选择，都表现着精神自觉选择之旅的艰难与痛苦。近代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明的价值世界与历史世界在传统中的自在关联，在现代出现了断裂，迫使文明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2]这也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精神自觉的文化根基。 新时期以来，精神自觉并没有形成一种聚合文化，一种聚合的精神气质。首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调动了广大个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物质崇拜和拜金主义泛滥，由此造成了精神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其次，中国古代精神彰显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人意识和个人地位，改革开放后，压制的个人主义得到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无疑会降低社会公德感。另一方面，极端的个人主义无疑会自我膨胀，这是一种社会破坏。最后，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价值，各种信仰、价值、思想、思潮等多方面叠加，英雄主义理想淡化，社会共同信念需要重拾。
由此可见，有精神自觉并不代表这种精神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从精神自觉到精神的崛起也充满着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当代精神自觉的历史发展充斥着精神的物质性、世俗性与精神的超越性、高贵性的张力；充斥着精神的整体性和精神的个体性之间的张力；充斥着精神的主导性和多元性之间的张力。这些矛盾的有效解决，无疑能更好地激发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促使精神自觉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当前之际，推动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升精神自觉的能力，并把精神自觉能力转化为精神自觉的实践能力，就是当代的迫切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2.精神自省：中国精神崛起的驱动点
精神自省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反思能力和理性、科学的认知态度。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反思、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的祛旧革新的基础。中国精神在古代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永久不息，也正是有着精神自省能力，能够去芜存精，吸纳转化，成就了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然而，当中国在走向世界时，精神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呈现出诸多和现代文明精神不和谐的因素。诸如，信仰的缺失，精神的麻木，信任的淡化，权威遭到的挑战。这一切，应该是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应该着力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因此，精神崛起应在中国传统文明、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做出自我精神反思。
首先，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明。中国古典文明悠久灿烂，中华民族的勤劳和节俭在世界上也是无可比拟的。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体现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诸如古诗《卿云歌》中写道：“卿云烂兮，糺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有体现奋斗不已的自强精神，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有彰显开拓创新精神，诸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无可厚非，这些对当代仍然很大价值，但以此就断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不反思其制约因素的话，问题彰显必然成为当今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基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当代的现代文明有着截然的区别。理性来看，中国传统文明在繁荣时期并没有突破小农经济的束缚，并没有衍生出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治精神、和平协商观念等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上形成的等级观念、熟人社会、缺乏突破常规的精神等一些消极因素，都是需要加以审视的。从当今社会来看，等级思想在社会上仍有很大的市场，有些官员与市场利益的结合，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把百姓的利益放在一边，这不仅仅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同时也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违背。中国的熟人社会，缺乏了现代社会的包容性和创造力，在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场景下，可以开疆破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然而，这种农业文明并没有突破地域性局限，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寻求财富，而是宣扬国威。至到今天，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梦回唐朝”在很大成分上带有对那时至尊统治的向往。因此，当我们称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与回避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否则，只讲优点，否定局限，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省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如何看待外来文化。看待外来文化也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在很大意义主要针对的是欧美文化。这一文化至今仍占据着文化的至高点。因此，理性认识西方文化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所在。客观而言，西方文化也有着强有力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有学者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神学的批判，使欧洲摆脱了基督教的蒙昧和统治；休谟的怀疑论和康德的理性批判，让人们远离独断论的束缚，开创了西方哲学的辉煌年代；尼采高呼‘重估一切价值’，斯宾格勒宣称 ‘西方的没落’，并没有使西方就此衰落下去，反倒是促进了欧洲文化的自觉自新。”[3]可以说，西方的文化批判精神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正是这种精神自我认识的反省，才开创了欧洲文化的现代之旅，才使得欧美文明占据着制高点。然而，西方文化也不是尽善尽美、完美无瑕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泛滥，功利主义思维，拜金主义倾向也侵蚀着现代文明。德国学者孔汉斯（Hans Kueng）曾说：“面对失去控制的西方化、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道德沦丧的物质主义，现在许多人都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4]这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盲目追寻西方文明在精神上必然带来精神创造的退化，进而使得本民族的精神异化，从而失去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品味。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件也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发生的土耳其革命，胜利后走向了一条全欧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仅实现了政教分离，民众的彻底世俗化。结果是，土耳其以文明替代的方式走了近一个世纪，但却迷失了自己。无怪乎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它的社会阶层之间是断裂的，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因此，当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崇洋媚外的论述中，何尝不是又一个土耳其的做法，其结果也是一样。这种替代性的方式，怎么能称得上精神的崛起呢？这种替代，无疑会造成自己民族精神的枯萎与消失，代价是巨大的。理性来看，西方文明有许多优秀的成果是我们本土文化所不存在的，我们可以借鉴，但不可替换。中国古代有句俗话说得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学习西方也需要依照自己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沉淀、政治结构等全面把握。对西方文明的精神自省，才会有着自己的精神特质的内在动力。
最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就逐渐地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实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依靠这条道路，我们走出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当我们过度片面注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式下，我们走出了一条“祛魅”的文化发展道路，在推翻对古代神性的信仰下，在民众的心中并没有树立出现代性的信仰。共产主义社会在开始初显示出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一时成为那时人们心中的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社会。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价值多元化的冲击，共产主义的神圣光环正在逐渐地淡化。由此带来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诸如扶起一个倒地老年人也成为了一个价值的考量，诸如普通的饮食也成为一个有着风险的行为，在金钱至上的追求下，无疑消解着精神的高尚追求与精神的至善价值。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自省，就是需要我们全面地、客观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也一定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在追求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要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培养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追求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精神自信：中国精神崛起的立足点
精神自信是中华儿女对中国精神的坚定的信念与追求。中国精神的崛起，精神自信必然是应有之义。精神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的自我坚持与创新；也是一种精神的实践与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最主要的关节点就是实现精神的崛起。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谈了中国道路，说“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不难看出，在中国道路历史探究中，有着中国精神强力的内在支撑。5000年的文明之旅造就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与血脉，是中国精神崛起的内在动力；170年的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段沉痛的历史之旅，同时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不已，为中国精神的自我诠释和世界论说做了很好的历史实践证明。它向世人宣告，中国精神是打不垮的，战不败的。近60年、30年的历史进程，虽然有曲折与失误，但也有成就，中国每遇到时代选择的关节点，中国共产党就能够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指引正确方向，诠释了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崛起的内在推动力。当我们提出“三个自信”时，精神自信也应该成为时代特色的应有之义。然而，在当代社会，精神崛起我们应该把握几个关节点：
在文化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旗帜与方向，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否定历史何来精神的崛起，那样无疑会走向虚无主义。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说是两翼，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我们民族特色、精神家园；西方文化是舶来品，是学习、借鉴的对象。否定传统与否定西学会使中国精神的崛起失去内在更新。因此，包容和批判是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合理态度。马克思不单单要中国化，也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中国精神崛起应该兼有二者之义，既有中国声音，又有世界表达。
在精神信仰方面，我们要分清两个信仰。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这种区分，就是区分了普通民众的信仰与共产党员的信仰。如果以共产党员的信仰来要求普通民众信仰共产主义，那么，可能会出现虚假性和排斥性，这对中国精神的凝聚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因此，合理的政治观念的建立对中国精神的崛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制度建制方面，精神崛起离不开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应该彰显精神面貌。因此，制度建设和精神崛起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不能忘此薄彼。在现阶段，制度建设要区分一个关节点：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规制。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6]因此，精神也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而单独存在。培养精神崛起的基点也应该寻求物质利益和精神的平衡。区分好这两者的关系，也就捋顺了这二者的关系，才能达到二者的良性循环。而现阶段，利益群体固化，社会层级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中国精神的凝聚。因此，构建合理的制度是中国精神得以建构的保障。另外，制度建设要起着引领作用。如果一个制度规制仅仅以GDP为核心，那么社会导向必然趋向于物质领域，容易产生拜金主义倾向；如果一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美德，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显得很有文化、很有底蕴，才能滋润出无与伦比的精神价值。最后，时代精神要反作用于制度建设，马克思说：“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的人。”[7]由此可见，如果要把精神转变为实践精神，那么首先要有着超越性精神的人的存在，而在当今中国社会，这种有着超越性精神的人的精神实践，必须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因此，制度就是人和实践的桥梁，要实践精神价值，必然要推进制度完善。
总之，精神自觉、精神自省、精神自信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排列，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精神自觉是精神自省和精神自信的基础；精神自省是精神自觉的深化，是精神自信的依托；精神自信又进一步提升精神自觉，推动精神自省。因此，我们要做好三者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国家的精神崛起，实现中国梦。
三
自近现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追逐复兴的道路也可谓是曲折艰难，但也前途光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国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国梦作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合体，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伟业。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民族的血脉、心灵的家园。没有精神崛起的痕迹，就是一种复兴的残缺。复兴的大国只有打上自己精神的烙印，才能够被世人敬仰。由此，精神崛起是大国崛起最核心的内核。要实现精神崛起，就需要我们有着敏锐的精神自觉，敢于精神自省和强大的精神自信。中国精神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发展与复兴的旅程，服务于中国当代的伟大实践。精神崛起同时有利于纠正社会不正之风，深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梦提供内在支撑，并昂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李明泉，向容，肖云.中国精神：历史内涵与主体性建构[J].历史研究，2013（3）：10.
[2] 张志强.哲学·文明·现代性——“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中国哲学[G].中国哲学年鉴[M].北京：哲学研究杂志社，2007：64.
[3] 谢地坤.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批判主义[J].哲学动态，2012（10）：15.
[4] 孔汉斯.中国传统伦理为全球伦理提供经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6-01（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320.
[责任编辑：庞 达]
关键词：中国精神； 中国梦； 建构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4.002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4-0006-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讲话中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次思考。这一思考规避了仅仅从物质富强层面来论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延伸到精神层面，这一主题转换，彰显了中国精神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突出地位，亦或者说中国梦的实现呼唤中国精神的崛起。
一
当代中国经济实力已相当雄厚，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然而，在精神领域，中国精神并没能与经济同步发展，甚至凸显出了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以及拜金主义倾向。这一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显得格格不入，与中国走向大国行列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在深层次上会隔断中国复兴的现代进程。中国精神在何种意义上建构？如何引领人们的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这些问题无法在经济发展的主题下回避，绕过文明进程，只会固步自封。
历史上，中国作为古代轴心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学者把中国精神的历史内涵概括如下：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仁者爱人的道德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和开创博纳的创新精神。[1]这种总结，无疑在多个方面展示了中国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问题是，这样一种中国精神的概述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引领中国的当代社会发展？如何能让世界人民感知中国精神的辐射与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国富民强，在精神气质上是优越的、高尚的，处于一种“天朝的荣光”。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外来文化的入侵。例如佛教，但佛教入侵，结局是被同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近代始，西方文化的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和精神气质荡然无存，甚至波及到当代一些人的文化心理。何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差异？史学家给出的答案令人深思，佛教从根源上说发源于农耕文明，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契合点，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的文化基础；鸦片战争的西方，在器物层次，比中国强；在文明层次上，属于海洋文明，更是近代的文明的发源地，比中国农业文明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明危机。这种危机是深层次的，它是两大轴心文明之间的碰撞，对先前的中国人而言，由于器不如人，从而在精神气质上也失去了往日的优越感，变得迷茫和困惑。一代代人的努力探索，从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虽然我们已经摆脱了贫穷的帽子，但在文明的探索中，道路探索依旧漫长。
从当代社会发展来看，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强国。但中国的文明建设仍倾向于追求一种富强的现代性范式，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第二，理性化的社会规范；第三，世俗化的精神追求。由此，在实践上有时可能会偏重科技、理性而忽视文明、道德；偏重欲望与冒险而忽视了超越与信仰。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时，人民反而变得更加困惑，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就显得不足为怪了！这种偏重富强文明的发展路径，必然使精神变得萎缩，即缺少了古代社会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宽广胸怀，而更严重的是不加批判地学习、模仿西方已经在批判的理念。在大国崛起的历史演绎中，崛起的大国带来的文明的冲击比经济冲击更让历史沉淀。这种历史记忆并不是模仿别人，而是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带来人类文明的向前拓展。不难看出，当代社会上兴起的“普遍价值论”实质上是完全西化的现代化作宣传，说中国当代的改革只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并不彻底，并力主全面彻底地学习外国的普遍价值和制度建制。这种崇拜西方、美化西方的做法，消解了自我精神的民族性与创造性。一个没有自己品味、自己风格、自己话语的民族精神，何以能够支撑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历观大国崛起，哪一个没有精神的崛起，哪一个没有精神的内在支撑呢？因此，中国梦的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深层次上更需要精神的崛起，精神的凝聚。
二
要构建中国精神，就必须大力发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彰显要立足于本国历史、围绕本国特征来建构；时代精神要着眼于当代主题，在继承民族性的前提下高举改革创新，同时要引领时代方向，表征时代特征，勾画时代发展的精神气魄。这两者统一和服务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空而论道、闭门造车只会造成精神的虚无；实干兴邦，勇于探索才能精神充盈。因此，构建中国精神，不仅仅要继承历史，立足当代、开拓未来，同时要植根于广大民众的心中，渗透在中华人民的实践中。另外，中国精神也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此，构建中国精神，必须有精神自觉、精神自省和精神自信。只有完成三者的辩证统一，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坚固的内在根基。
1.精神自觉：中国精神崛起的出发点
精神自觉是主体对中国精神的自我觉悟和高度体知，是主体对中国精神地位极其重要性的觉悟和认同。从根本上看，精神自觉解决的是人的内心的终极归宿，我们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的问题。
中华民族精神自古优越。但真正上的精神自觉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并且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接受。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神气场到被迫学习西方的转变。一方面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精神进入全球语境，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走出困境，重拾往日的辉煌，是我们精神自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要求。客观而言，否定性是进步的主要的条件，对以往的否定必然带来新的创新，精神方面也如此。古希腊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思考，形成了宪政理论；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走进共和时代；英国《大宪章》的签订，在实践上走上了宪政之路；文艺复兴，打破神权，彰显人文；宗教改革，改变教式，宣扬平等；启蒙运动，举理性大旗，推封建专制。这一切，都是对此前的自新否定，没有这种精神自觉，那么历史精神必然是停滞的，无生机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自觉可以说走了一段艰难的路，当我们被迫用西方话语来建构自我精神的崛起时，发展并不顺利。“五四运动”推翻封建糟粕，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无疑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也出现了诸如取消汉字，取消中医的建议。这样建议并不是自新的否定，而是一种彻底的精神庸俗主义。在此以后文化的“本土化”和“西化”的选择，都表现着精神自觉选择之旅的艰难与痛苦。近代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明的价值世界与历史世界在传统中的自在关联，在现代出现了断裂，迫使文明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2]这也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精神自觉的文化根基。 新时期以来，精神自觉并没有形成一种聚合文化，一种聚合的精神气质。首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调动了广大个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物质崇拜和拜金主义泛滥，由此造成了精神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其次，中国古代精神彰显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人意识和个人地位，改革开放后，压制的个人主义得到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无疑会降低社会公德感。另一方面，极端的个人主义无疑会自我膨胀，这是一种社会破坏。最后，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价值，各种信仰、价值、思想、思潮等多方面叠加，英雄主义理想淡化，社会共同信念需要重拾。
由此可见，有精神自觉并不代表这种精神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从精神自觉到精神的崛起也充满着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当代精神自觉的历史发展充斥着精神的物质性、世俗性与精神的超越性、高贵性的张力；充斥着精神的整体性和精神的个体性之间的张力；充斥着精神的主导性和多元性之间的张力。这些矛盾的有效解决，无疑能更好地激发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促使精神自觉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当前之际，推动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升精神自觉的能力，并把精神自觉能力转化为精神自觉的实践能力，就是当代的迫切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2.精神自省：中国精神崛起的驱动点
精神自省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反思能力和理性、科学的认知态度。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反思、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的祛旧革新的基础。中国精神在古代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永久不息，也正是有着精神自省能力，能够去芜存精，吸纳转化，成就了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然而，当中国在走向世界时，精神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呈现出诸多和现代文明精神不和谐的因素。诸如，信仰的缺失，精神的麻木，信任的淡化，权威遭到的挑战。这一切，应该是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应该着力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因此，精神崛起应在中国传统文明、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做出自我精神反思。
首先，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明。中国古典文明悠久灿烂，中华民族的勤劳和节俭在世界上也是无可比拟的。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体现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诸如古诗《卿云歌》中写道：“卿云烂兮，糺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有体现奋斗不已的自强精神，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有彰显开拓创新精神，诸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无可厚非，这些对当代仍然很大价值，但以此就断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不反思其制约因素的话，问题彰显必然成为当今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基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当代的现代文明有着截然的区别。理性来看，中国传统文明在繁荣时期并没有突破小农经济的束缚，并没有衍生出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治精神、和平协商观念等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上形成的等级观念、熟人社会、缺乏突破常规的精神等一些消极因素，都是需要加以审视的。从当今社会来看，等级思想在社会上仍有很大的市场，有些官员与市场利益的结合，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把百姓的利益放在一边，这不仅仅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同时也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违背。中国的熟人社会，缺乏了现代社会的包容性和创造力，在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场景下，可以开疆破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然而，这种农业文明并没有突破地域性局限，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寻求财富，而是宣扬国威。至到今天，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梦回唐朝”在很大成分上带有对那时至尊统治的向往。因此，当我们称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与回避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否则，只讲优点，否定局限，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省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如何看待外来文化。看待外来文化也是从近现代开始的，在很大意义主要针对的是欧美文化。这一文化至今仍占据着文化的至高点。因此，理性认识西方文化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所在。客观而言，西方文化也有着强有力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有学者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神学的批判，使欧洲摆脱了基督教的蒙昧和统治；休谟的怀疑论和康德的理性批判，让人们远离独断论的束缚，开创了西方哲学的辉煌年代；尼采高呼‘重估一切价值’，斯宾格勒宣称 ‘西方的没落’，并没有使西方就此衰落下去，反倒是促进了欧洲文化的自觉自新。”[3]可以说，西方的文化批判精神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正是这种精神自我认识的反省，才开创了欧洲文化的现代之旅，才使得欧美文明占据着制高点。然而，西方文化也不是尽善尽美、完美无瑕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泛滥，功利主义思维，拜金主义倾向也侵蚀着现代文明。德国学者孔汉斯（Hans Kueng）曾说：“面对失去控制的西方化、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道德沦丧的物质主义，现在许多人都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4]这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盲目追寻西方文明在精神上必然带来精神创造的退化，进而使得本民族的精神异化，从而失去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品味。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件也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发生的土耳其革命，胜利后走向了一条全欧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仅实现了政教分离，民众的彻底世俗化。结果是，土耳其以文明替代的方式走了近一个世纪，但却迷失了自己。无怪乎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它的社会阶层之间是断裂的，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因此，当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崇洋媚外的论述中，何尝不是又一个土耳其的做法，其结果也是一样。这种替代性的方式，怎么能称得上精神的崛起呢？这种替代，无疑会造成自己民族精神的枯萎与消失，代价是巨大的。理性来看，西方文明有许多优秀的成果是我们本土文化所不存在的，我们可以借鉴，但不可替换。中国古代有句俗话说得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学习西方也需要依照自己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沉淀、政治结构等全面把握。对西方文明的精神自省，才会有着自己的精神特质的内在动力。
最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就逐渐地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实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依靠这条道路，我们走出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当我们过度片面注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式下，我们走出了一条“祛魅”的文化发展道路，在推翻对古代神性的信仰下，在民众的心中并没有树立出现代性的信仰。共产主义社会在开始初显示出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一时成为那时人们心中的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社会。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价值多元化的冲击，共产主义的神圣光环正在逐渐地淡化。由此带来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诸如扶起一个倒地老年人也成为了一个价值的考量，诸如普通的饮食也成为一个有着风险的行为，在金钱至上的追求下，无疑消解着精神的高尚追求与精神的至善价值。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自省，就是需要我们全面地、客观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也一定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在追求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要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培养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追求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精神自信：中国精神崛起的立足点
精神自信是中华儿女对中国精神的坚定的信念与追求。中国精神的崛起，精神自信必然是应有之义。精神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的自我坚持与创新；也是一种精神的实践与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最主要的关节点就是实现精神的崛起。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谈了中国道路，说“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不难看出，在中国道路历史探究中，有着中国精神强力的内在支撑。5000年的文明之旅造就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与血脉，是中国精神崛起的内在动力；170年的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段沉痛的历史之旅，同时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不已，为中国精神的自我诠释和世界论说做了很好的历史实践证明。它向世人宣告，中国精神是打不垮的，战不败的。近60年、30年的历史进程，虽然有曲折与失误，但也有成就，中国每遇到时代选择的关节点，中国共产党就能够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指引正确方向，诠释了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中国精神崛起的内在推动力。当我们提出“三个自信”时，精神自信也应该成为时代特色的应有之义。然而，在当代社会，精神崛起我们应该把握几个关节点：
在文化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旗帜与方向，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否定历史何来精神的崛起，那样无疑会走向虚无主义。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说是两翼，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我们民族特色、精神家园；西方文化是舶来品，是学习、借鉴的对象。否定传统与否定西学会使中国精神的崛起失去内在更新。因此，包容和批判是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合理态度。马克思不单单要中国化，也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中国精神崛起应该兼有二者之义，既有中国声音，又有世界表达。
在精神信仰方面，我们要分清两个信仰。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这种区分，就是区分了普通民众的信仰与共产党员的信仰。如果以共产党员的信仰来要求普通民众信仰共产主义，那么，可能会出现虚假性和排斥性，这对中国精神的凝聚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因此，合理的政治观念的建立对中国精神的崛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制度建制方面，精神崛起离不开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应该彰显精神面貌。因此，制度建设和精神崛起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不能忘此薄彼。在现阶段，制度建设要区分一个关节点：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规制。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6]因此，精神也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而单独存在。培养精神崛起的基点也应该寻求物质利益和精神的平衡。区分好这两者的关系，也就捋顺了这二者的关系，才能达到二者的良性循环。而现阶段，利益群体固化，社会层级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中国精神的凝聚。因此，构建合理的制度是中国精神得以建构的保障。另外，制度建设要起着引领作用。如果一个制度规制仅仅以GDP为核心，那么社会导向必然趋向于物质领域，容易产生拜金主义倾向；如果一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美德，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显得很有文化、很有底蕴，才能滋润出无与伦比的精神价值。最后，时代精神要反作用于制度建设，马克思说：“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的人。”[7]由此可见，如果要把精神转变为实践精神，那么首先要有着超越性精神的人的存在，而在当今中国社会，这种有着超越性精神的人的精神实践，必须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因此，制度就是人和实践的桥梁，要实践精神价值，必然要推进制度完善。
总之，精神自觉、精神自省、精神自信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排列，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精神自觉是精神自省和精神自信的基础；精神自省是精神自觉的深化，是精神自信的依托；精神自信又进一步提升精神自觉，推动精神自省。因此，我们要做好三者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国家的精神崛起，实现中国梦。
三
自近现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追逐复兴的道路也可谓是曲折艰难，但也前途光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国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国梦作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合体，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伟业。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民族的血脉、心灵的家园。没有精神崛起的痕迹，就是一种复兴的残缺。复兴的大国只有打上自己精神的烙印，才能够被世人敬仰。由此，精神崛起是大国崛起最核心的内核。要实现精神崛起，就需要我们有着敏锐的精神自觉，敢于精神自省和强大的精神自信。中国精神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发展与复兴的旅程，服务于中国当代的伟大实践。精神崛起同时有利于纠正社会不正之风，深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梦提供内在支撑，并昂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李明泉，向容，肖云.中国精神：历史内涵与主体性建构[J].历史研究，2013（3）：10.
[2] 张志强.哲学·文明·现代性——“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中国哲学[G].中国哲学年鉴[M].北京：哲学研究杂志社，2007：64.
[3] 谢地坤.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批判主义[J].哲学动态，2012（10）：15.
[4] 孔汉斯.中国传统伦理为全球伦理提供经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6-01（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320.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