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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体主义文化模式
1.1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维度
19世纪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说过一个寓言：寒冷的冬夜，一群豪猪在风中瑟瑟发抖。它们一次次挤到一起取暖，却一次次被迫散开，因为忍受不了彼此身上长长的刺。最后，筋疲力尽的豪猪终于找到一刺之距，相安无事地熬过严寒。实际上，豪猪的尴尬正是人类处境的一个隐喻。人这种社会动物对孤立隔绝有种本能的恐惧。可一旦聚拢，个性癖好却又让彼此感到芒刺在背。要和谐共处，必须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留出适当的距离。有趣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的无形之刺并非一样长。一个极端如美国人，心理需求的人际距离大到每个人都可看成独立的个体。而另一个极端如中国人，用力收紧了刺聚在一起，甚至个性都消融在集体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其他诸多特征都是这个人际距离的派生物。因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区别各个社会的基本维度：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 (笔者译，Hofstede, 1980:214)
Geert Hofstede第一个令人信服地分离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三个区别一种文化的基本维度，尽管之前已有人注意到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主导某种文化的现象。Hofstede在IBM公司对来自40个国家的116，000雇员用20种语言做了为期7年的追踪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翔实证据。另外，他还提到有证据表明“个人主义指数与权力距离指数呈反比例关系。”(笔者译，Hofstede, 1980:214)而权力距离是另一重要价值维度，反映了一种文化的等级化程度。
1.2 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传统
从Hofstede对40个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的排名表(越倾向个人主义，排名越靠前)中可以看到，美国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都是主要说英语的国家。而中国香港名列32, 中国台湾36, 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排在34。很遗憾，因政治原因无法收集中国大陆的数据。
表： 四十国家或地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的排名 (部分)
注1，排名越靠前，其文化模式越接近个人主义；越靠后越接近集体主义。
注2，资料来源: 根据Gr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Sage, 1980)相关图表整理。
集体主义是中国人持久稳固的信念。人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习惯于相互间情感依赖，经济支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其乐融融的大团圆必须建立在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等级制度上，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力。为了避免身上的刺彼此伤害，个体必须收敛自我，各得其所，安于各自的位置。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形成了完善的等级制度，“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中国人一向就对正式场合站哪坐哪格外敏感。一句话，极其在意“我”的位置。
纵向的社会体系自然引出对上、对下的义务感。反过来，这种义务感又强化了社会的束缚。与美国人刻意避免相互约束相反，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承担对家人的义务。这种义务甚至延伸到他们从不曾谋面的先祖那里。正当本文写作时（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71岁高龄的曾宪梓博士，冒雨携妻同归故里——山东嘉祥，以曾子74世孙名义行祭祖大礼。可见，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首先是一个大家庭的儿子、孙子或曾孙子，“我”的意识融化于大家庭。
2.语言背后的文化理据
语言是文化中最为人注目的显性部分，所以文化一方面影响了语言，另一方面又被后者影响。对比修辞学的奠基人Kaplan(1966)指出，篇章、段落层面的逻辑和修辞是因文化而异的。在中国这样集体主义主导的社会，人们格外注意各自在所处集体中的相对位置，时刻小心地维系人际和谐。中国人不仅做事喜欢兜圈子，好像说话也尽量“避免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情感”(笔者译,Connor, 2001:38)。在篇章和段落层面，中国作者一般不喜直奔主题，且好引经据典。Kaplan言之有理，但要指出的是，这种礼貌倾向在其他语言层面亦有表现，比如词汇层面。特别是那些涉及人际关系的词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色，具有重要认知意义的自称词恰属于这类词。如何表达主体的位置深刻地体现了文化差异。鉴于近百年来语言欧化造成的复杂局面，笔者暂把目光缩小在古汉语范围，从集体主义文化模式角度考察古汉语自称词。
3.古汉语自称词分析
3.1 第一人称代词
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余、予、卬（ ng）、台（yi）、朕(自秦始皇以后，“朕”一直为皇帝专用)。除了 “卬”“台”自秦之后消亡，其他词一直活跃到20世纪初。其中， “我”从词源角度看最为古老，而且自先秦时期便是最常用的。有人认为“我”相对现代，而“吾”则是刻意回归古典(齐静,2004)，实在是误会。可能正因为“我”持久的生命力，这个古老的词不仅没有沦为古董，反而在现代汉语中一枝独秀。
请看先秦时期自称词的用例（为便于分析，笔者标注了语法范畴）：
（1）我（主格）虽不敏，请尝试之。（《孟子·梁惠王上》）
（2）匪来贸丝，来即我（宾格）谋。（《诗经·卫风·氓》）
（3）三人行，必有我（属格）师焉。（《论语·述而》）
（4）吾（主格）日三省吾（属格）身。(《论语·学而》)
（5）来！予（主格）与尔言。（《论语·阳货》）
（6）启予（属格）手。（《论语·泰伯》）
（7）余（主格，复数）姑剪灭此而朝食。（《左传·成公二年》）
（8）彼竭我（主格、复数）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
（9）招招舟子，人涉卬（主格，女性）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属格）友。（《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10）帝高阳之被离兮，朕（属格）皇考曰伯庸。（《楚辞·离骚》）
古欧洲语言代词也极丰富，但这是由于不遗余力地区别格、数、性造成的。古希腊语、拉丁语需区分代词五种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呼格。梵语代词需区分三种数：单数、复数和双数。古汉语代词的复杂性却和语法考虑无关。以上例中，七个第一人称代词看不出明显的功能分担。 “我”出现在所有的位置上：主格、宾格、属格等。至于“性”，虽然有人认为“卬”限于女性，大多数人质疑这个结论 (易孟醇,1989:136)。
尤为突出的是，“数”的区别也没有。 如例（7）实际上是“我们”。“单数和复数的区别在古代汉语里不受重视”(吕叔湘,1989:266)。直到宋代，明确标志复数概念的后缀“们”才在词汇中确立了地位。现代英语中“I/we”和现代汉语中“我/我们”使用中也有模糊地带，但古汉语根本就没有复数形式。显然，古人眼里“我”可以代表“我们”，而“我们”站在“我”的身后。所以根本没必要在二者之间划条线。个体完全融入于集体。
尽管确凿的证据已迷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仍有足够线索表明：自称词的选择取决于说话人当时微妙的态度。例如，根据何乐士对《汉书》的研究，“我”有点咄咄逼人，“吾”听上去则非常谦和。但是易孟醇（1989:127）发现，孔子感到自信甚至自负时使用“吾”——“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而显得谦恭时却用“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按照笔者理解，“朕”即使在嬴政以前也有堂皇气象，因为从流传下来的资料中看，自称“朕”的只有皋陶，屈原，鸿蒙，庄子等名士。
可见，丰富的第一人称代词透露了古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说话人可以灵活挑选相应形式，调整与听话人之间的情感、心理距离，以维持集体的和谐稳定。
3.2 谦称
第一人称代词是对说话人的概念抽象，而不管他的权力，年龄，性别，职业等区别。代词的出现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但这样的经济原则对一个处在严格等级制度中的人来说太刺耳了。所以非常有趣，虽拥有丰富复杂的第一人称代词，古人并不常用，却颇费苦心地设计了另一套谦称，来代替这些代词。例如：“臣，仆，下走，小人”等。现在看一下这些谦称如何发挥强化集体稳定的功能，按照谦逊程度不同，分两类讨论：
3.2.1 自贬词
如果谈话双方分属不同社会等级，来自较低等级的说话人要使用贬损程度很大的谦称。地位差距越大，越是要压低自己。见下例：
（11）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诸葛亮·出师表》）
（12）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后汉书·乐羊子妻传》)
诸葛亮怎么可能“愚”呢？只因为这是非常正式的文体，且阅读人是皇帝。至于乐羊的妻子，谁也不会把她真的当成小老婆，自称“妾”其实是显示对丈夫的尊重。
有时，说话人未必地位低下，但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表达格外的礼节，也会挑选自贬词，例如：
（13）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14）仆自卜固无取。（《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因李陵案获死罪，司马迁自顾不及，无力救人，在这封复函中，似乎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他不仅通篇自称“仆”，开篇甚至把自己贬成“牛马走”。例（14）中，韦中立实际上是柳宗元晚辈，欲拜柳为师，柳宗元婉拒了。为不伤人脸面，柳选择了颇为谦卑的“仆”自称。当时广泛使用的相当自贬的谦称还有：“下走，贱子，老朽，不佞，鄙人”等等。
那么皇帝就无拘无束了吗？不然。除了对臣民自称“朕”，皇帝对高高在上的天会谦称“寡人”“孤”——寡德之人。为了笼络或重视名士，大臣，也会用谦称。例如：
（15）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左传·僖公四年》）
（16）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3.2.2 身份词
如果说话人和听众身份地位接近，或足够熟悉，又是在非正式场合，说话人会选择一些不那么贬抑的自称，反而容易拉近彼此关系。这些自称多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说话人敏感的身份意识。请看下面例子：
（17）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战国策·赵策》）
（18）老妇恃辇而行。（同上）
（19）欲与太叔，臣请事之。（《左传·隐公四年》）
（20）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当的。（《红楼梦》）
例17，烛之武是几十年的老臣，与太后熟悉，私下谈话自称“老臣”很得体。例（18），太后也不想拉开两人距离，颇有点自嘲地自称“老妇”。例（19），是一个熟悉郑武公的大臣说话。例（20），顺着晚辈的叫法自称“舅舅”，听上去自然亲切。类似表示身份的自称还有：“小弟，老身，老汉，在下，下官，门生”等等。
另一个以示礼貌的方法是称人以字，自称以名。如下例：
（21）子卿壹听陵言。（《汉书·李陵苏武传》）
（22）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
（23）六月二十六日，愈白。（《韩愈·答李竑书》）
例（21），子卿是苏武的字，李陵自称陵。例（22），孔子自称丘。例（23），韩愈自称愈。
如果在一些正式场合，说话人为了显示威严，往往以官职自称。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通常以“文史公曰”作为每篇结语。在电视剧中也可以看到，官员升堂，自称“本官”“本府”。
总之，中国古人习惯于藏身某个特定的集体，在交际中时刻警惕人际关系是个必不可少的处世技巧。如果谁贸然地频频用真正的第一人称代词自称，听众会觉得不可思议，这种“有标记”的用法事实上严重违反了礼貌原则。除非想表达言外之意，这样的用法肯定会遭到嘲笑，像下例那个不幸的方士：
（24）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沈括·梦溪笔谈》）
避免频频使用“我”的做法延续到近代。语言接近当代的《红楼梦》中有这样的例子：
（25）（王熙风）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你”呀，“我”的起来了。（《红楼梦》）
例25，王熙凤从平儿满嘴里“你，我”中，立刻听出了怨气。
可见，谦称遵守了礼貌原则。“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上》) 正如豪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刺，越要靠得近，越要把刺收紧，越是需要高度的忍耐。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人们不仅处处留心自己身份，还特别敏感于双方关系，据此小心翼翼地选用合适的自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风渐近，汉语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数复杂的代词、谦称迅速消亡了，但无形的价值观念是无法轻易改变的。今天中国人写文章还会自称“笔者”“本人”，谦称“寒舍”“拙作”。中国父母跟子女也很少自称“我”。现代汉语中这些有趣的特点实际上是古汉语的遗产。
4. 结论
古汉语不仅拥有丰富的第一人称代词，还拥有一套复杂精细的谦称。说话人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自称词，把自己纳入某个群体，同时还可以灵活调节与听话人之间的人际距离，恪守礼貌原则，维系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一句话，古汉语复杂的自称词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模式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
[1][2] Hofstede, Geert.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Beverly Hills, CA:Sage.1980.
[3] Kaplan, R.B.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J].Language Learning. 1966: Vol. XVI, nos, 1-2, PP1-20.
[4] Connor, Ulla.Contrastive rhetoric: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2001.
[5]齐静.《儒林外史》中的人称代词[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4）:103-106.
[6]易孟醇.先秦语法[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7]吕叔湘.“们”和“家”[A].吕叔湘.吕叔湘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259-312.
[8]何乐士.左传的人称代词[A].何乐士.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87-317.
[9]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古代汉语（上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应 明，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1.1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维度
19世纪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说过一个寓言：寒冷的冬夜，一群豪猪在风中瑟瑟发抖。它们一次次挤到一起取暖，却一次次被迫散开，因为忍受不了彼此身上长长的刺。最后，筋疲力尽的豪猪终于找到一刺之距，相安无事地熬过严寒。实际上，豪猪的尴尬正是人类处境的一个隐喻。人这种社会动物对孤立隔绝有种本能的恐惧。可一旦聚拢，个性癖好却又让彼此感到芒刺在背。要和谐共处，必须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留出适当的距离。有趣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的无形之刺并非一样长。一个极端如美国人，心理需求的人际距离大到每个人都可看成独立的个体。而另一个极端如中国人，用力收紧了刺聚在一起，甚至个性都消融在集体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其他诸多特征都是这个人际距离的派生物。因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区别各个社会的基本维度：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 (笔者译，Hofstede, 1980:214)
Geert Hofstede第一个令人信服地分离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三个区别一种文化的基本维度，尽管之前已有人注意到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主导某种文化的现象。Hofstede在IBM公司对来自40个国家的116，000雇员用20种语言做了为期7年的追踪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翔实证据。另外，他还提到有证据表明“个人主义指数与权力距离指数呈反比例关系。”(笔者译，Hofstede, 1980:214)而权力距离是另一重要价值维度，反映了一种文化的等级化程度。
1.2 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传统
从Hofstede对40个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的排名表(越倾向个人主义，排名越靠前)中可以看到，美国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都是主要说英语的国家。而中国香港名列32, 中国台湾36, 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排在34。很遗憾，因政治原因无法收集中国大陆的数据。
表： 四十国家或地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的排名 (部分)
注1，排名越靠前，其文化模式越接近个人主义；越靠后越接近集体主义。
注2，资料来源: 根据Gr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Sage, 1980)相关图表整理。
集体主义是中国人持久稳固的信念。人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习惯于相互间情感依赖，经济支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其乐融融的大团圆必须建立在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等级制度上，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力。为了避免身上的刺彼此伤害，个体必须收敛自我，各得其所，安于各自的位置。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形成了完善的等级制度，“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中国人一向就对正式场合站哪坐哪格外敏感。一句话，极其在意“我”的位置。
纵向的社会体系自然引出对上、对下的义务感。反过来，这种义务感又强化了社会的束缚。与美国人刻意避免相互约束相反，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承担对家人的义务。这种义务甚至延伸到他们从不曾谋面的先祖那里。正当本文写作时（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71岁高龄的曾宪梓博士，冒雨携妻同归故里——山东嘉祥，以曾子74世孙名义行祭祖大礼。可见，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首先是一个大家庭的儿子、孙子或曾孙子，“我”的意识融化于大家庭。
2.语言背后的文化理据
语言是文化中最为人注目的显性部分，所以文化一方面影响了语言，另一方面又被后者影响。对比修辞学的奠基人Kaplan(1966)指出，篇章、段落层面的逻辑和修辞是因文化而异的。在中国这样集体主义主导的社会，人们格外注意各自在所处集体中的相对位置，时刻小心地维系人际和谐。中国人不仅做事喜欢兜圈子，好像说话也尽量“避免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情感”(笔者译,Connor, 2001:38)。在篇章和段落层面，中国作者一般不喜直奔主题，且好引经据典。Kaplan言之有理，但要指出的是，这种礼貌倾向在其他语言层面亦有表现，比如词汇层面。特别是那些涉及人际关系的词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色，具有重要认知意义的自称词恰属于这类词。如何表达主体的位置深刻地体现了文化差异。鉴于近百年来语言欧化造成的复杂局面，笔者暂把目光缩小在古汉语范围，从集体主义文化模式角度考察古汉语自称词。
3.古汉语自称词分析
3.1 第一人称代词
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余、予、卬（ ng）、台（yi）、朕(自秦始皇以后，“朕”一直为皇帝专用)。除了 “卬”“台”自秦之后消亡，其他词一直活跃到20世纪初。其中， “我”从词源角度看最为古老，而且自先秦时期便是最常用的。有人认为“我”相对现代，而“吾”则是刻意回归古典(齐静,2004)，实在是误会。可能正因为“我”持久的生命力，这个古老的词不仅没有沦为古董，反而在现代汉语中一枝独秀。
请看先秦时期自称词的用例（为便于分析，笔者标注了语法范畴）：
（1）我（主格）虽不敏，请尝试之。（《孟子·梁惠王上》）
（2）匪来贸丝，来即我（宾格）谋。（《诗经·卫风·氓》）
（3）三人行，必有我（属格）师焉。（《论语·述而》）
（4）吾（主格）日三省吾（属格）身。(《论语·学而》)
（5）来！予（主格）与尔言。（《论语·阳货》）
（6）启予（属格）手。（《论语·泰伯》）
（7）余（主格，复数）姑剪灭此而朝食。（《左传·成公二年》）
（8）彼竭我（主格、复数）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
（9）招招舟子，人涉卬（主格，女性）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属格）友。（《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10）帝高阳之被离兮，朕（属格）皇考曰伯庸。（《楚辞·离骚》）
古欧洲语言代词也极丰富，但这是由于不遗余力地区别格、数、性造成的。古希腊语、拉丁语需区分代词五种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呼格。梵语代词需区分三种数：单数、复数和双数。古汉语代词的复杂性却和语法考虑无关。以上例中，七个第一人称代词看不出明显的功能分担。 “我”出现在所有的位置上：主格、宾格、属格等。至于“性”，虽然有人认为“卬”限于女性，大多数人质疑这个结论 (易孟醇,1989:136)。
尤为突出的是，“数”的区别也没有。 如例（7）实际上是“我们”。“单数和复数的区别在古代汉语里不受重视”(吕叔湘,1989:266)。直到宋代，明确标志复数概念的后缀“们”才在词汇中确立了地位。现代英语中“I/we”和现代汉语中“我/我们”使用中也有模糊地带，但古汉语根本就没有复数形式。显然，古人眼里“我”可以代表“我们”，而“我们”站在“我”的身后。所以根本没必要在二者之间划条线。个体完全融入于集体。
尽管确凿的证据已迷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仍有足够线索表明：自称词的选择取决于说话人当时微妙的态度。例如，根据何乐士对《汉书》的研究，“我”有点咄咄逼人，“吾”听上去则非常谦和。但是易孟醇（1989:127）发现，孔子感到自信甚至自负时使用“吾”——“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而显得谦恭时却用“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按照笔者理解，“朕”即使在嬴政以前也有堂皇气象，因为从流传下来的资料中看，自称“朕”的只有皋陶，屈原，鸿蒙，庄子等名士。
可见，丰富的第一人称代词透露了古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说话人可以灵活挑选相应形式，调整与听话人之间的情感、心理距离，以维持集体的和谐稳定。
3.2 谦称
第一人称代词是对说话人的概念抽象，而不管他的权力，年龄，性别，职业等区别。代词的出现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但这样的经济原则对一个处在严格等级制度中的人来说太刺耳了。所以非常有趣，虽拥有丰富复杂的第一人称代词，古人并不常用，却颇费苦心地设计了另一套谦称，来代替这些代词。例如：“臣，仆，下走，小人”等。现在看一下这些谦称如何发挥强化集体稳定的功能，按照谦逊程度不同，分两类讨论：
3.2.1 自贬词
如果谈话双方分属不同社会等级，来自较低等级的说话人要使用贬损程度很大的谦称。地位差距越大，越是要压低自己。见下例：
（11）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诸葛亮·出师表》）
（12）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后汉书·乐羊子妻传》)
诸葛亮怎么可能“愚”呢？只因为这是非常正式的文体，且阅读人是皇帝。至于乐羊的妻子，谁也不会把她真的当成小老婆，自称“妾”其实是显示对丈夫的尊重。
有时，说话人未必地位低下，但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表达格外的礼节，也会挑选自贬词，例如：
（13）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14）仆自卜固无取。（《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因李陵案获死罪，司马迁自顾不及，无力救人，在这封复函中，似乎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他不仅通篇自称“仆”，开篇甚至把自己贬成“牛马走”。例（14）中，韦中立实际上是柳宗元晚辈，欲拜柳为师，柳宗元婉拒了。为不伤人脸面，柳选择了颇为谦卑的“仆”自称。当时广泛使用的相当自贬的谦称还有：“下走，贱子，老朽，不佞，鄙人”等等。
那么皇帝就无拘无束了吗？不然。除了对臣民自称“朕”，皇帝对高高在上的天会谦称“寡人”“孤”——寡德之人。为了笼络或重视名士，大臣，也会用谦称。例如：
（15）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左传·僖公四年》）
（16）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3.2.2 身份词
如果说话人和听众身份地位接近，或足够熟悉，又是在非正式场合，说话人会选择一些不那么贬抑的自称，反而容易拉近彼此关系。这些自称多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说话人敏感的身份意识。请看下面例子：
（17）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战国策·赵策》）
（18）老妇恃辇而行。（同上）
（19）欲与太叔，臣请事之。（《左传·隐公四年》）
（20）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当的。（《红楼梦》）
例17，烛之武是几十年的老臣，与太后熟悉，私下谈话自称“老臣”很得体。例（18），太后也不想拉开两人距离，颇有点自嘲地自称“老妇”。例（19），是一个熟悉郑武公的大臣说话。例（20），顺着晚辈的叫法自称“舅舅”，听上去自然亲切。类似表示身份的自称还有：“小弟，老身，老汉，在下，下官，门生”等等。
另一个以示礼貌的方法是称人以字，自称以名。如下例：
（21）子卿壹听陵言。（《汉书·李陵苏武传》）
（22）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
（23）六月二十六日，愈白。（《韩愈·答李竑书》）
例（21），子卿是苏武的字，李陵自称陵。例（22），孔子自称丘。例（23），韩愈自称愈。
如果在一些正式场合，说话人为了显示威严，往往以官职自称。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通常以“文史公曰”作为每篇结语。在电视剧中也可以看到，官员升堂，自称“本官”“本府”。
总之，中国古人习惯于藏身某个特定的集体，在交际中时刻警惕人际关系是个必不可少的处世技巧。如果谁贸然地频频用真正的第一人称代词自称，听众会觉得不可思议，这种“有标记”的用法事实上严重违反了礼貌原则。除非想表达言外之意，这样的用法肯定会遭到嘲笑，像下例那个不幸的方士：
（24）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沈括·梦溪笔谈》）
避免频频使用“我”的做法延续到近代。语言接近当代的《红楼梦》中有这样的例子：
（25）（王熙风）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你”呀，“我”的起来了。（《红楼梦》）
例25，王熙凤从平儿满嘴里“你，我”中，立刻听出了怨气。
可见，谦称遵守了礼貌原则。“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上》) 正如豪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刺，越要靠得近，越要把刺收紧，越是需要高度的忍耐。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人们不仅处处留心自己身份，还特别敏感于双方关系，据此小心翼翼地选用合适的自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风渐近，汉语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数复杂的代词、谦称迅速消亡了，但无形的价值观念是无法轻易改变的。今天中国人写文章还会自称“笔者”“本人”，谦称“寒舍”“拙作”。中国父母跟子女也很少自称“我”。现代汉语中这些有趣的特点实际上是古汉语的遗产。
4. 结论
古汉语不仅拥有丰富的第一人称代词，还拥有一套复杂精细的谦称。说话人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自称词，把自己纳入某个群体，同时还可以灵活调节与听话人之间的人际距离，恪守礼貌原则，维系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一句话，古汉语复杂的自称词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模式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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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明，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