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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编辑，我在长期的工作生涯中，接触过不少曲艺名家。但给我印象最深、使我由衷敬佩的，还是马季先生。回顾他在艺术上50年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以史为镜，认真思考相声的未来。
我和马季最早接触是在1964年的秋天，那时我刚从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前身），正在郊区农场劳动锻炼。一天收工回来，我正和老同志们聊天。恰好有个穿着背心、挽着裤腿的年轻人从我们眼前走过。这人个头不高，眯着笑眼，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吆喝着：“阴天下雨瞒不了我呀！”“这是谁呀？这么有意思。”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连他都不认识？他是广播说唱团的马季呀！”敢情是他，《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画像》，这些相声说得真好，我总也听不够。从这一天起， 我就开始注意他了。我发现马季干活从来不含糊。收工回来，不是写东西，就是练嘴皮子，再不就和老相声演员郭全宝一起头朝下，两腿蹬墙竖蜻蜓。我心想，他可真是天生的乐天派、喜剧人。
正式开始工作后，我有了进一步了解马季的机会，在日常接触之外，曲艺组老组长王决更告诉了我马季的许多经历。
马季原来是新华书店的员工，业余时间就喜欢说相声。1956年年初，在北京市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演上，他表演讽刺青年工人盲目恋爱、险些上了特务圈套的相声《找对象》时，把一个涉世不深、心地善良、求偶心切的毛头小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博得了满堂彩，获得了一等奖。侯宝林先生看了马季的演出，赞许有加，连说“我可找到自己的学生了”。同年马季又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表演了讽刺某些工人工作粗枝大叶、屡出差错，却拒不认错的《都不怨我》，又荣获一等奖。在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简称，1982年改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后，在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等老师的关怀和培养下，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学会6个传统节目和4个新节目。1957年4月至7月，说唱团去河北、河南、湖北、江西等8省的10个城市演出，马季在学中演，在演后学，从不在自己的表演结束后就“马放南山”，而是站在台边观摩学习前辈的演出技巧。3个月时间里，他就基本把前辈们演出的节目学会了。
王决先生还曾告诉我，马季的创作热情高涨，灵感来了常常整宿不睡觉，非一气把作品写出来不可。如创作《登山英雄赞》时，他就足足熬了4天4夜。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时，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是要把这件事当成事业而不是一般的工作去做。听了王决先生的介绍，结合我日常的接触和观察，我就觉得，马季肯定会成长为一个了不起的相声人。
我真正了解马季艺术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在1973年。中央广播电台推出了《友谊颂》后，我们的工作交往逐渐密集。所以要谈我對马季的全面认识，还得从《友谊颂》开始。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扼杀艺术，相声被诬为“耍贫嘴”，处于死亡的边缘。但群众对文艺的渴求不是他们野蛮的压迫就可以抹杀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就像弹簧，必然会在被压缩到极致后，反弹出更大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初，“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让文艺百花园荒芜的错误行径，被冰封的文艺之河旋即开始了缓缓的解冻，有些城市搞起了业余会演，出现了一些单弦、快板、相声节目。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适时跟进，决定让我恢复曲艺组，并请戏曲组老组长郑青松协助做筹备工作。我想，恢复一个建制容易，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建制有兵有将，尽快拿出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节目。因风趣幽默的特质，相声最适合成为我们工作的抓手。随即，我们对马季发出了邀请。
此时的马季刚从“五七”干校学习回来，正和艺友王金宝、于万海改编由铁道部第三铁路设计院业余宣传队创作的相声《坦赞铁路传友谊》，也就是《友谊颂》的原型。这段相声是从天津业余文艺会演中脱颖而出的，马季看了后，觉得这个节目有生活，很新鲜，但是缺乏相声技巧，便要了过来，准备做进一步的完善。
我们驱车来到南口装甲兵某部招待所，采访了正在养病和创作的马季，谈性正浓时，他给我们念了修改后的相声本子，我们感觉很不错， 有几个特点：一是主题新，歌颂了中非人民的友谊。二是人物新，作品里的外国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性。三是视野新，把目光投向了英、法、苏、日等之外的非洲国家。我们当即认为这个作品可以用，但建议他在定稿之前，多听听受众的意见，特别是援外人员的意见。当马季、唐杰忠把作品立起来时，我们也同时做了录音。随后，我们和马季、唐杰忠一道，带着录音资料，去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征求意见。那里的同志们对作品的整体印象不错，但也指出马季斯瓦西里语不太地道的瑕疵。我建议他们到国际台找非洲部斯瓦西里语组的专家去学。马季他们认为这主意好，就采纳了。
我们满腔热情地打磨作品，“四人帮”及其爪牙却想方设法地扯后腿、泼冷水。在一次公开审查《友谊颂》的表演中，二七剧场里坐满了人，有人尖着嗓子嚷嚷，让大家都把眼睛瞪得圆圆的，耳朵都支棱起来，全神贯注地听，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要做，意思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轻易鼓掌，也不能轻易地笑。但马季只用了垫话和一个包袱，就让此人的“动员”变成了无用功。
甲：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乙：可不是嘛，最近你上哪儿去啦？ 甲：我出国了。
乙：干吗去了？
甲：援助坦赞人民修铁路去了。
乙：非洲那儿很远。
甲：不远，也就20多公里。
乙：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甲：通州干嘛呀？
乙：你不是说20多公里么？
甲：是啊，20“多”公里。
乙：多多少？
甲：多10000多公里。
全场笑声掌声响成一片，但审查没有通过，具体“意见”有这么几条。
1.相声开头一句“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是发牢骚，公然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2.援助坦赞人民修铁路。“援助”两字不妥，是和当时的主流论断唱反调，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而我们加入联合国，坦桑尼亚是第一个投赞成票的，说“援助”有矮化坦桑尼亚的嫌疑。
3.狗撵鸭子呱呱叫。“狗”不文明，有骂人的嫌疑。
此外有人对另一段的意见也比较多。
甲：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呀，怎么这么热呀？
乙：嗯？不可能吧？那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三四十度。
甲：三四十度可热。
乙：五六十度？
甲：热！
乙：八九十度？
甲：热！
乙：别热了，再热就开锅了！
甲：这比开锅还热呢？
乙：怎么那么热呢？
甲：我靠着烟囱呢！
他们说，万吨巨轮上有烟囱吗？马季、唐杰忠就去天津远洋公司打听，工作人员说万吨巨轮上有烟囱，粗得很。“建议”的瞄点就又转向了，“一个援外战士跑到烟囱上干什么去！”没办法，还得改。最后把“为什么热”改成“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是热血沸腾，全都热到一块儿啦！”这一改，观众不乐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包袱又没有了。
相关的“建议”如鸡毛令箭满天飞，没办法，为了谋求相声的生存，马季、王金宝、于万海等对《友谊颂》进行了修改。垫话部分改为如下内容。
甲：相声演员应该经常深入生活，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
乙：对。
甲：您看我最近出了一趟门。
乙：您上哪儿啦？
甲：我出国了。
此外，作品中所有“援助”都删掉了。改好之后，我们在广播剧场进行了实况录音，把录音资料并报批理由一并交到军管小组审查。谁知军管小组的头目大为光火，拍着桌子责问我：“谁让你录音的？你简直无组织无纪律！你不知道文艺节目归口在文化组吗？ ”我当时年轻气盛，一看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厉声答道：“广播有传播新闻、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等几大功能你知道吗？我是文艺编辑，我的职责就是挑选好的文艺节目录制播出，如果发现好的作品，不录制那是我的失职！你可以不批，那是你的权力，但是你不能不让我录，否则要我们何用？”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不欢而散。
我原以为《友谊颂》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后来又有了轉机。1973年劳动节， 北京市中山公园、颐和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都举办了游园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在各处取材，放进纪录片里。他们在中山公园拍摄时，指定要拍《友谊颂》，一段两分多钟的表演片段就这么进入了纪录片。当时电影审查归“四人帮”的一位“干将”管，他看后没说什么，纪录片就算通过了，能在全国各地放映了。
劳动节过后，我又找到那位军管小组的头目：“当初你说文艺节目归口在文化组， 要是比文化组还大的领导说了话算不算？ ”他一听就愣住了，让我把事情说清楚。 我告诉他，《友谊颂》的片段已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中播放了，审查人的职务比文化组负责人的高。他说：“好的，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了解一下，尽快答复你。”
后来，他还把马季、唐杰忠叫到办公室，让二人把《友谊颂》表演了一番。眼看着再吹毛求疵也挑不出毛病了，他只好打电话通知我，同意播出。我当时的心情，与闻听唐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杜工部颇有几分相似，“漫卷诗书喜欲狂”，跑到总编室拿到批条，旋踵间写好串联稿，又迅即抱着录音带跑到复制间做复制合成。在当年的6月底7月初，《友谊颂》终于在中央广播电台完整播出。后来我走在街上，听到的都是群众高兴的声音，“中央台又播相声了，相声又可以说了！”
王决先生在《中国相声史》第三章中提道，“相声《友谊颂》是相声复苏初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北大中文系教授汪景寿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相声在舞台上销声匿迹，许多青年没听过相声，听了《友谊颂》兴奋之余，误以为是相声的开山之作。”可见这段相声反响之大。
我一直认为，编辑就是好文章、好作品的搬运工，并要在搬运过程中起到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充分明白，文艺工作者在创演中的主体地位。我跑前忙后的底气，就是《友谊颂》过硬的质量，就是马季等相声从业者对艺术的坚守和对文艺春天必将到来的无限希望。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人心大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领导委托我组织一台“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歌曲曲艺演唱会”，我欣然领命，与在京众多文艺团体沟通协调后，确定大部分节目，但仍少一个攒底的，我便立即和马季商量，没想到他很快就和作者杨锡钧创作了一段讽刺“四人帮”的相声《白骨精现形记》。这段相声以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嘲讽了江青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野心勃勃的丑恶嘴脸。
甲：“是啊，不是，同志们！你们不理解呀，还是坐下来好好学习我送的材料吧。可得要学习，一个人不学习怎么行！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爱学习。我每天坚持读5个小时马列的书，7个小时毛主席的书。同志们！我通读了4卷，我可以背诵列宁的《资本论》，马克思的《列宁全集》。”
乙：别胡说八道了！ 甲：“同志们，上面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政治局很多人就反对我。”
乙：看出你是阴谋家，野心家！
甲：“反对我也不怕，他们整了我几个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使我最恼火的是，他们攻击我有野心。这是冤枉我，我不就一颗贼心吗！”
乙：是啊，你是贼心不死呀！
作为一个编辑，最期盼的就是当自己想要给受众呈现什么类型的文章作品时，总能及时找到，或者总有作者能及时创作出来。这不仅是我们对时代背景的共同把握，也是老朋友间心有灵犀的默契。
1979年至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共青团中央、 国家计生委、中央电视台、北京市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剧场举办了一系列专场晚会，以繁荣曲艺创作，培养青年演员，为不断满足群众的文艺需求创造条件，马季则是系列演出的“常驻嘉宾”，每请必到。他每参加一场演出，都要奉献一段新相声。而为了这一段新相声，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爱人于波曾半是骄傲半是无奈地告诉我，老马的脑子里只有相声，“他的腰不好，经常站不起来，站起来又不容易坐下，可是只要一说到写段子，他就跟个没事人似的，什么都忘了。”仅在1978年，马季就创作了10段相声，1979年则是13段。那时的他给我一种感觉，似乎是要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全找补回来。
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闭门造车，创作不出真正好的作品。马季的作品都是在深入生活、分析生活后，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带着人间的烟火味。据我所知，他经常扎根的创作基地就有威海市和烟台市管辖的黄县、掖县（今莱州市）、招远、牟平等地，以及常德市桃源县。马季把当地的老乡当朋友，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乡亲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告诉他，久而久之，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印在马季的心坎里，所以写起农民题材的相声，马季得心应手。
“这半年我还没活儿呢”，这是马季的一句口头禅。没“活儿”就是没作品，没作品就是没得演。马季有一种责任感，把能有“活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后来，连自己的学生没“活儿”他也着急，好像是没尽到责任一样。1986年以来，他注意到了相声发展乏力、作品质量提升困难等问题的苗头，更是强迫自己不断地扎下去，从广袤的大地中汲取无穷无尽的营养，努力为相声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他往山东招远、湖南桃源一扎就是4个月，写出了一批清新隽永的好相声，其中的《一仆二主》《五官争功》堪称巅峰之作。《一仆二主》辛辣讽刺了人见人憎的马屁精，而《五官争功》更是登上了 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博得了广泛的赞誉。
1987年10月，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誓要把“笑”的艺术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之时，马季不幸病倒了，医生诊断是急性心肌梗死。马季的学生和我们这些艺友全都急坏了。幸亏有现代化的医疗手法和设施，再加上他自己积极配合治疗，才转危为安。我心想，“经此一‘疫’，你总得好好缓一缓、歇一歇了吧？”可哪知道没过多久，他就和同行一起，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了。
1990年6月10日，马季的弟子们在苏州园外楼梅花厅里举办谢师会。我受邀参加，并当场朗读了王决先生亲笔写的四字歌“艺苑相声，曼倩遗风。历经八代，荟萃群英。十大笑星，马季首名。金唱片奖，无比殊荣。继承传统，编演不停。硕果累累，倍受欢迎”，以示祝贺。会后，马季和我促膝长谈：“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激动又惭愧，激动的是相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相声作品和队伍多有所发展，我的十几名弟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很高兴。我今年50多岁了，不服老不行，和姜昆同台，我干不过他们了。惭愧的是相声事业没有科学的教育方法，是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口传心授。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成功）百分之八十靠的是学生的勤奋。现在大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我很惭愧，我想从其他几个方面认真来补补吧。”
进入晚年之后，马季仍笔耕不辍。他一方面总结自己的创作表演经验， 一方面仍坚持搞创作。他创作的相声《大款》，讽刺了基层的一些贪官。“一天一只鸡，三天一只羊，站在村头看，村村都有丈母娘”，如此金句，针砭时弊，振聋发聩，能一浇群众胸中块垒，更是那些贪官污吏背后的芒刺。现在网上有些人，指责马季的相声只歌颂不讽刺，是“马屁”相声。我说这些人不是浅薄，就是“瞎摸海”，对相声一窍不通。
马季先生从艺50年，先后创作了300多段相声，题材广泛，类型多样，远不是一句“只歌颂不讽刺”能概括的。实际上，他一直坚持表演与创作双轮协动，齐头并进，以丰富相声艺术的表现手段，有效提升其时代适应性。歌颂应该歌颂的，讽刺应该驳斥甚至反对的，相声从业者的视野应该是全面的，有格局的，而不是只会在阴微处找寻素材。新中国成立，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欣喜于新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当然要用包括相声在内的多种文艺形式真情歌颂，抒发自己的喜悦欢乐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
其实讽刺也罢，歌颂也好，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彼此融合的。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就说过，歌颂相声和讽刺相声是相对而言的，讽刺相声是对反面事物的否定，歌颂相声则是对正面事物的肯定。利用笑的手段对正面形象进行歌颂和赞扬，是我国民间喜剧艺术古已有之的传统。只不过由于旧社会生活黑暗，人民主要以相聲为武器进行揭露和批判，相声的歌颂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已。
几十年来，我时常问自己：“相声能为人间带来什么？”在马季身上我看到了答案，那就是笑声。更准确一点说，是健康的笑声。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侯宝林等老一辈相声从业者要自觉地让相声艺术从旧社会的泥淖中脱离出来，以崭新的姿态拥抱崭新世界的话，那马季50年的从艺经历，就是把这种追求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经历，就是把这种追求传承下去的经历。在我看来，马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相声艺术家，他传承下来的艺术追求，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责任编辑/马瑜）
一、初识
我和马季最早接触是在1964年的秋天，那时我刚从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前身），正在郊区农场劳动锻炼。一天收工回来，我正和老同志们聊天。恰好有个穿着背心、挽着裤腿的年轻人从我们眼前走过。这人个头不高，眯着笑眼，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吆喝着：“阴天下雨瞒不了我呀！”“这是谁呀？这么有意思。”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连他都不认识？他是广播说唱团的马季呀！”敢情是他，《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画像》，这些相声说得真好，我总也听不够。从这一天起， 我就开始注意他了。我发现马季干活从来不含糊。收工回来，不是写东西，就是练嘴皮子，再不就和老相声演员郭全宝一起头朝下，两腿蹬墙竖蜻蜓。我心想，他可真是天生的乐天派、喜剧人。
二、了解
正式开始工作后，我有了进一步了解马季的机会，在日常接触之外，曲艺组老组长王决更告诉了我马季的许多经历。
马季原来是新华书店的员工，业余时间就喜欢说相声。1956年年初，在北京市工人业余曲艺观摩会演上，他表演讽刺青年工人盲目恋爱、险些上了特务圈套的相声《找对象》时，把一个涉世不深、心地善良、求偶心切的毛头小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博得了满堂彩，获得了一等奖。侯宝林先生看了马季的演出，赞许有加，连说“我可找到自己的学生了”。同年马季又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表演了讽刺某些工人工作粗枝大叶、屡出差错，却拒不认错的《都不怨我》，又荣获一等奖。在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简称，1982年改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后，在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等老师的关怀和培养下，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学会6个传统节目和4个新节目。1957年4月至7月，说唱团去河北、河南、湖北、江西等8省的10个城市演出，马季在学中演，在演后学，从不在自己的表演结束后就“马放南山”，而是站在台边观摩学习前辈的演出技巧。3个月时间里，他就基本把前辈们演出的节目学会了。
王决先生还曾告诉我，马季的创作热情高涨，灵感来了常常整宿不睡觉，非一气把作品写出来不可。如创作《登山英雄赞》时，他就足足熬了4天4夜。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时，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是要把这件事当成事业而不是一般的工作去做。听了王决先生的介绍，结合我日常的接触和观察，我就觉得，马季肯定会成长为一个了不起的相声人。
三、作品
我真正了解马季艺术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在1973年。中央广播电台推出了《友谊颂》后，我们的工作交往逐渐密集。所以要谈我對马季的全面认识，还得从《友谊颂》开始。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扼杀艺术，相声被诬为“耍贫嘴”，处于死亡的边缘。但群众对文艺的渴求不是他们野蛮的压迫就可以抹杀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就像弹簧，必然会在被压缩到极致后，反弹出更大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初，“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让文艺百花园荒芜的错误行径，被冰封的文艺之河旋即开始了缓缓的解冻，有些城市搞起了业余会演，出现了一些单弦、快板、相声节目。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适时跟进，决定让我恢复曲艺组，并请戏曲组老组长郑青松协助做筹备工作。我想，恢复一个建制容易，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建制有兵有将，尽快拿出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节目。因风趣幽默的特质，相声最适合成为我们工作的抓手。随即，我们对马季发出了邀请。
此时的马季刚从“五七”干校学习回来，正和艺友王金宝、于万海改编由铁道部第三铁路设计院业余宣传队创作的相声《坦赞铁路传友谊》，也就是《友谊颂》的原型。这段相声是从天津业余文艺会演中脱颖而出的，马季看了后，觉得这个节目有生活，很新鲜，但是缺乏相声技巧，便要了过来，准备做进一步的完善。
我们驱车来到南口装甲兵某部招待所，采访了正在养病和创作的马季，谈性正浓时，他给我们念了修改后的相声本子，我们感觉很不错， 有几个特点：一是主题新，歌颂了中非人民的友谊。二是人物新，作品里的外国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性。三是视野新，把目光投向了英、法、苏、日等之外的非洲国家。我们当即认为这个作品可以用，但建议他在定稿之前，多听听受众的意见，特别是援外人员的意见。当马季、唐杰忠把作品立起来时，我们也同时做了录音。随后，我们和马季、唐杰忠一道，带着录音资料，去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征求意见。那里的同志们对作品的整体印象不错，但也指出马季斯瓦西里语不太地道的瑕疵。我建议他们到国际台找非洲部斯瓦西里语组的专家去学。马季他们认为这主意好，就采纳了。
我们满腔热情地打磨作品，“四人帮”及其爪牙却想方设法地扯后腿、泼冷水。在一次公开审查《友谊颂》的表演中，二七剧场里坐满了人，有人尖着嗓子嚷嚷，让大家都把眼睛瞪得圆圆的，耳朵都支棱起来，全神贯注地听，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要做，意思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轻易鼓掌，也不能轻易地笑。但马季只用了垫话和一个包袱，就让此人的“动员”变成了无用功。
甲：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乙：可不是嘛，最近你上哪儿去啦？ 甲：我出国了。
乙：干吗去了？
甲：援助坦赞人民修铁路去了。
乙：非洲那儿很远。
甲：不远，也就20多公里。
乙：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甲：通州干嘛呀？
乙：你不是说20多公里么？
甲：是啊，20“多”公里。
乙：多多少？
甲：多10000多公里。
全场笑声掌声响成一片，但审查没有通过，具体“意见”有这么几条。
1.相声开头一句“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是发牢骚，公然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2.援助坦赞人民修铁路。“援助”两字不妥，是和当时的主流论断唱反调，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而我们加入联合国，坦桑尼亚是第一个投赞成票的，说“援助”有矮化坦桑尼亚的嫌疑。
3.狗撵鸭子呱呱叫。“狗”不文明，有骂人的嫌疑。
此外有人对另一段的意见也比较多。
甲：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呀，怎么这么热呀？
乙：嗯？不可能吧？那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三四十度。
甲：三四十度可热。
乙：五六十度？
甲：热！
乙：八九十度？
甲：热！
乙：别热了，再热就开锅了！
甲：这比开锅还热呢？
乙：怎么那么热呢？
甲：我靠着烟囱呢！
他们说，万吨巨轮上有烟囱吗？马季、唐杰忠就去天津远洋公司打听，工作人员说万吨巨轮上有烟囱，粗得很。“建议”的瞄点就又转向了，“一个援外战士跑到烟囱上干什么去！”没办法，还得改。最后把“为什么热”改成“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是热血沸腾，全都热到一块儿啦！”这一改，观众不乐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包袱又没有了。
相关的“建议”如鸡毛令箭满天飞，没办法，为了谋求相声的生存，马季、王金宝、于万海等对《友谊颂》进行了修改。垫话部分改为如下内容。
甲：相声演员应该经常深入生活，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
乙：对。
甲：您看我最近出了一趟门。
乙：您上哪儿啦？
甲：我出国了。
此外，作品中所有“援助”都删掉了。改好之后，我们在广播剧场进行了实况录音，把录音资料并报批理由一并交到军管小组审查。谁知军管小组的头目大为光火，拍着桌子责问我：“谁让你录音的？你简直无组织无纪律！你不知道文艺节目归口在文化组吗？ ”我当时年轻气盛，一看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厉声答道：“广播有传播新闻、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等几大功能你知道吗？我是文艺编辑，我的职责就是挑选好的文艺节目录制播出，如果发现好的作品，不录制那是我的失职！你可以不批，那是你的权力，但是你不能不让我录，否则要我们何用？”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不欢而散。
我原以为《友谊颂》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后来又有了轉机。1973年劳动节， 北京市中山公园、颐和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都举办了游园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在各处取材，放进纪录片里。他们在中山公园拍摄时，指定要拍《友谊颂》，一段两分多钟的表演片段就这么进入了纪录片。当时电影审查归“四人帮”的一位“干将”管，他看后没说什么，纪录片就算通过了，能在全国各地放映了。
劳动节过后，我又找到那位军管小组的头目：“当初你说文艺节目归口在文化组， 要是比文化组还大的领导说了话算不算？ ”他一听就愣住了，让我把事情说清楚。 我告诉他，《友谊颂》的片段已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中播放了，审查人的职务比文化组负责人的高。他说：“好的，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了解一下，尽快答复你。”
后来，他还把马季、唐杰忠叫到办公室，让二人把《友谊颂》表演了一番。眼看着再吹毛求疵也挑不出毛病了，他只好打电话通知我，同意播出。我当时的心情，与闻听唐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杜工部颇有几分相似，“漫卷诗书喜欲狂”，跑到总编室拿到批条，旋踵间写好串联稿，又迅即抱着录音带跑到复制间做复制合成。在当年的6月底7月初，《友谊颂》终于在中央广播电台完整播出。后来我走在街上，听到的都是群众高兴的声音，“中央台又播相声了，相声又可以说了！”
王决先生在《中国相声史》第三章中提道，“相声《友谊颂》是相声复苏初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北大中文系教授汪景寿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相声在舞台上销声匿迹，许多青年没听过相声，听了《友谊颂》兴奋之余，误以为是相声的开山之作。”可见这段相声反响之大。
我一直认为，编辑就是好文章、好作品的搬运工，并要在搬运过程中起到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充分明白，文艺工作者在创演中的主体地位。我跑前忙后的底气，就是《友谊颂》过硬的质量，就是马季等相声从业者对艺术的坚守和对文艺春天必将到来的无限希望。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人心大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领导委托我组织一台“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歌曲曲艺演唱会”，我欣然领命，与在京众多文艺团体沟通协调后，确定大部分节目，但仍少一个攒底的，我便立即和马季商量，没想到他很快就和作者杨锡钧创作了一段讽刺“四人帮”的相声《白骨精现形记》。这段相声以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嘲讽了江青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野心勃勃的丑恶嘴脸。
甲：“是啊，不是，同志们！你们不理解呀，还是坐下来好好学习我送的材料吧。可得要学习，一个人不学习怎么行！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爱学习。我每天坚持读5个小时马列的书，7个小时毛主席的书。同志们！我通读了4卷，我可以背诵列宁的《资本论》，马克思的《列宁全集》。”
乙：别胡说八道了！ 甲：“同志们，上面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政治局很多人就反对我。”
乙：看出你是阴谋家，野心家！
甲：“反对我也不怕，他们整了我几个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使我最恼火的是，他们攻击我有野心。这是冤枉我，我不就一颗贼心吗！”
乙：是啊，你是贼心不死呀！
作为一个编辑，最期盼的就是当自己想要给受众呈现什么类型的文章作品时，总能及时找到，或者总有作者能及时创作出来。这不仅是我们对时代背景的共同把握，也是老朋友间心有灵犀的默契。
四、思考
1979年至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共青团中央、 国家计生委、中央电视台、北京市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剧场举办了一系列专场晚会，以繁荣曲艺创作，培养青年演员，为不断满足群众的文艺需求创造条件，马季则是系列演出的“常驻嘉宾”，每请必到。他每参加一场演出，都要奉献一段新相声。而为了这一段新相声，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爱人于波曾半是骄傲半是无奈地告诉我，老马的脑子里只有相声，“他的腰不好，经常站不起来，站起来又不容易坐下，可是只要一说到写段子，他就跟个没事人似的，什么都忘了。”仅在1978年，马季就创作了10段相声，1979年则是13段。那时的他给我一种感觉，似乎是要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全找补回来。
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闭门造车，创作不出真正好的作品。马季的作品都是在深入生活、分析生活后，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带着人间的烟火味。据我所知，他经常扎根的创作基地就有威海市和烟台市管辖的黄县、掖县（今莱州市）、招远、牟平等地，以及常德市桃源县。马季把当地的老乡当朋友，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乡亲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告诉他，久而久之，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印在马季的心坎里，所以写起农民题材的相声，马季得心应手。
“这半年我还没活儿呢”，这是马季的一句口头禅。没“活儿”就是没作品，没作品就是没得演。马季有一种责任感，把能有“活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后来，连自己的学生没“活儿”他也着急，好像是没尽到责任一样。1986年以来，他注意到了相声发展乏力、作品质量提升困难等问题的苗头，更是强迫自己不断地扎下去，从广袤的大地中汲取无穷无尽的营养，努力为相声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他往山东招远、湖南桃源一扎就是4个月，写出了一批清新隽永的好相声，其中的《一仆二主》《五官争功》堪称巅峰之作。《一仆二主》辛辣讽刺了人见人憎的马屁精，而《五官争功》更是登上了 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博得了广泛的赞誉。
1987年10月，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誓要把“笑”的艺术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之时，马季不幸病倒了，医生诊断是急性心肌梗死。马季的学生和我们这些艺友全都急坏了。幸亏有现代化的医疗手法和设施，再加上他自己积极配合治疗，才转危为安。我心想，“经此一‘疫’，你总得好好缓一缓、歇一歇了吧？”可哪知道没过多久，他就和同行一起，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了。
1990年6月10日，马季的弟子们在苏州园外楼梅花厅里举办谢师会。我受邀参加，并当场朗读了王决先生亲笔写的四字歌“艺苑相声，曼倩遗风。历经八代，荟萃群英。十大笑星，马季首名。金唱片奖，无比殊荣。继承传统，编演不停。硕果累累，倍受欢迎”，以示祝贺。会后，马季和我促膝长谈：“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激动又惭愧，激动的是相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相声作品和队伍多有所发展，我的十几名弟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很高兴。我今年50多岁了，不服老不行，和姜昆同台，我干不过他们了。惭愧的是相声事业没有科学的教育方法，是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口传心授。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成功）百分之八十靠的是学生的勤奋。现在大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我很惭愧，我想从其他几个方面认真来补补吧。”
进入晚年之后，马季仍笔耕不辍。他一方面总结自己的创作表演经验， 一方面仍坚持搞创作。他创作的相声《大款》，讽刺了基层的一些贪官。“一天一只鸡，三天一只羊，站在村头看，村村都有丈母娘”，如此金句，针砭时弊，振聋发聩，能一浇群众胸中块垒，更是那些贪官污吏背后的芒刺。现在网上有些人，指责马季的相声只歌颂不讽刺，是“马屁”相声。我说这些人不是浅薄，就是“瞎摸海”，对相声一窍不通。
马季先生从艺50年，先后创作了300多段相声，题材广泛，类型多样，远不是一句“只歌颂不讽刺”能概括的。实际上，他一直坚持表演与创作双轮协动，齐头并进，以丰富相声艺术的表现手段，有效提升其时代适应性。歌颂应该歌颂的，讽刺应该驳斥甚至反对的，相声从业者的视野应该是全面的，有格局的，而不是只会在阴微处找寻素材。新中国成立，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欣喜于新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当然要用包括相声在内的多种文艺形式真情歌颂，抒发自己的喜悦欢乐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
其实讽刺也罢，歌颂也好，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彼此融合的。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就说过，歌颂相声和讽刺相声是相对而言的，讽刺相声是对反面事物的否定，歌颂相声则是对正面事物的肯定。利用笑的手段对正面形象进行歌颂和赞扬，是我国民间喜剧艺术古已有之的传统。只不过由于旧社会生活黑暗，人民主要以相聲为武器进行揭露和批判，相声的歌颂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已。
几十年来，我时常问自己：“相声能为人间带来什么？”在马季身上我看到了答案，那就是笑声。更准确一点说，是健康的笑声。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侯宝林等老一辈相声从业者要自觉地让相声艺术从旧社会的泥淖中脱离出来，以崭新的姿态拥抱崭新世界的话，那马季50年的从艺经历，就是把这种追求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经历，就是把这种追求传承下去的经历。在我看来，马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相声艺术家，他传承下来的艺术追求，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