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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寒冷的冬天,突然想起煤炭,我就想起三位在井下工作的煤炭诗人。他们是:安徽的老井(张克良)、山西的迟顿(李瑞林)和榆木(徐亮亮)。他们都有自己的笔名。无一例外,他们都把煤炭诗从井下写到了井上。但他们仍然生活工作在矿井深处,“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仔细听,却没有什么动静。”(老井《地心的蛙鸣》)这没有什么动静的好处,就是他们至今仍能倾听到地心的蛙鸣:“……几小时后,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诗人童话般的一次心灵逆旅,竟成就了一首不错的煤炭诗。
三位诗人,我只和诗人老井见过几次面,读过他的两部诗集《地心的蛙鸣》和《坐井观天》。若按煤炭诗曾有的代际和年龄划分,他应该算是煤炭诗第三代诗人中重要一员。他的这两部诗集意象纷呈,展示了他丰富而美丽的想象力。比如,“落日沿着哪个井筒凋零至地心,月亮又是扒着哪座井架爬上来”(《坐井观天》),工业广场上的矿工们:“太阳倾倒了几百桶新鲜奶油,恣意地冲洗着几十匹摇头摆尾的黑骏马”,那矿灯如“一根闪亮的长竹竿,在地心深处黑暗的,国度里,捅出光明的县市,这是救命的矿灯”,或者“微弱的光柱拄着澄明的拐杖”(《老工作面》);甚至“太阳,这陈旧的矿灯继续擦亮宇宙的,脊梁”(《重见天日》)“在煤体内探险的钻杆,像一个温度表”(《猝然相遇》),“人是其中最柔软的工业配件”(《地心的轰鸣》)……与當代很多煤炭诗人一样,煤炭以及煤炭工业种种物件都能引发他奇特而瑰丽的想象,让他在传统的诗言志中开掘出与诗等同的美学价值。
当代中国的煤炭诗从孙友田的《我是煤,我要燃烧》开始,到周志友的《我是矿工,我歌唱阳光》、秦岭的《沉重的阳光》以及叶臻的《铁血煤炭》……煤炭诗的创作一直未有间歇。在煤炭诗的创作中,煤炭、矿工以及煤矿的一切永远都是煤炭诗人抒情与描摹的对象。比如“矿灯”在老井这里,不仅有着“长竹竿”“拐杖”的比喻,还有着“关上矿灯以后我的灵魂会走得更远”的沉重思考。而在更年轻的诗人如迟顿的眼里,矿灯“这莹火般的光芒显得弥足珍贵”。因为那矿井是“被数百米的深井私自收留的”一小片的黑夜。(《矿井》);到了榆木的笔下则是:“放下矿灯的同时,也就放下了对一块炭内心火焰的探索”(《在坪上》)。因为“有时候,我们拥挤在一起就像一堆煤”“我们都是背光而行的人”(《下井》)。他们对矿井、矿灯,对煤矿一切物件的认识,一开始就从一般的比拟走向了更为形而上的理性与明快。煤、煤矿与矿工的生存与生命本质,在他们自身生命、精神和灵魂的观照下,已然上升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的生命、精神与灵魂相谐的状态,物美与诗美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煤矿,在负八百米深处,矿工们聚在一起谈论,谈论得最多的当然是女人。这在老井的诗《化蝶》就有表现:“告诉你们,哥哥我现在只想,和本矿电视台的柳淮丽,同时变成两只彩蝶,相互追逐着跃入乌黑的煤壁。”然而,他们也会谈论自己的平常生活:“我们聊到工资,聊到女人,聊到未来,当我们聊到矿难时,我们彼此都沉默着,仿佛我们,从来没有活过。”(榆木《井下》……这些来自地心深处的话题,总是日常而特别,简单而丰富,轻松而沉重,然而却找不到一个出井的“出口”。在这三位诗人中,我发觉对“地心”这个词极为敏感和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老井,除了《地心的蛙鸣》,他还有《地心小憩》《地心的月光》《地心的梦》《地心的上升》《地心的黑暗》《地心的浪漫》《地心的迷惘》《地心的花香》《地心的戌卒》《地心的轰鸣》《地心的工业区》,他惯用的词语是“负八百米深处”。单从他这些诗名来看,负八百米的深处的“地心”总是他心有牵挂,产生诗意的地方。这地心当然不仅是物理意义的地心,更是他诗歌建构的精神地心,或者说是他的诗歌创作的精神“元核”。
在一段时间里,煤矿事故,即“矿难”也是煤炭诗人们回避不了一个诗题。从老井当年的诗作:“煤层哭了,巷道哭了,化了一半的钢梁哭了,熊熊燃烧的火团也哭了,大地的体内哭声澎湃……报纸没哭,电视没哭”(《矿难发生以后》),矿难一直是煤炭诗人声嘶力竭呼喊和谴责的事件。但在年轻的诗人迟顿笔下,开始变得冷静而有理智。“很快,他就一言不发……刚刚获批的假条,死神篡改了他回家的路径”(《倒叙》),矿难让诗人充满无奈:“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那些为此付出宝贵生命的挖煤人,一张纸上,死而复生!”(《一首不能完成的诗》),榆木在一首名叫《矿难》的诗中写道:“总有一些人忘记来时的路,所以他们,永远地留在黑暗里。可是,也有一些人明明记得回家的路,还是留在黑暗里。”这里,既没有驳杂的意象和语调,也没有任何的煽情。情感深藏在语言内部,因此带有直射的冷峻的光芒。著名诗人叶延滨在给榆木的诗集《余生清白》写的序言里说:“用平实的语言呈现,惊心动魄,入骨三分”,但榆木们已“不是血淋淋地就深刻,也不是展示丑陋就先锋”。年轻矿工的诗歌更多的是矿工生命的真正写照,是个体命运的呼喊,是生命发自灵魂深处的回响。这一切源于大地或地心赐予的力量。
我这里想要说的是,煤炭仍然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能源。在如此情形下,煤炭的诗歌创作仍然有自己上升的空间。像老井、迟顿和榆木这样已有成就的煤炭诗人生产与生活在井下,他们确实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有评论家说,老井们的写作有着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意义,他们有着“为底层立言的意义与历史证词的价值。”(秦晓宇《以诗为证》)这当然是一种理解。但仿佛也是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就需要老井们不断地从为底层立言中走出来,着眼当代煤炭工业现实,而不是故意走远与偏差,从而倾听着地心的蛙鸣——不懈地揭示和还原煤炭工业与煤矿生活的真相。
徐 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协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阳光》杂志社社长、主编,现任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中华散文》《散文》《美文》等报刊,并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读者》《青年文摘》等选载和入选多种文集。获各种文学奖项若干。著有小说集《某月某日寻访不遇》、散文集《徐迅散文年编》(4卷)《半堵墙》《响水在溪——名家散文自选集》《在水底思想》,长篇传记《张恨水传》等18种。
三位诗人,我只和诗人老井见过几次面,读过他的两部诗集《地心的蛙鸣》和《坐井观天》。若按煤炭诗曾有的代际和年龄划分,他应该算是煤炭诗第三代诗人中重要一员。他的这两部诗集意象纷呈,展示了他丰富而美丽的想象力。比如,“落日沿着哪个井筒凋零至地心,月亮又是扒着哪座井架爬上来”(《坐井观天》),工业广场上的矿工们:“太阳倾倒了几百桶新鲜奶油,恣意地冲洗着几十匹摇头摆尾的黑骏马”,那矿灯如“一根闪亮的长竹竿,在地心深处黑暗的,国度里,捅出光明的县市,这是救命的矿灯”,或者“微弱的光柱拄着澄明的拐杖”(《老工作面》);甚至“太阳,这陈旧的矿灯继续擦亮宇宙的,脊梁”(《重见天日》)“在煤体内探险的钻杆,像一个温度表”(《猝然相遇》),“人是其中最柔软的工业配件”(《地心的轰鸣》)……与當代很多煤炭诗人一样,煤炭以及煤炭工业种种物件都能引发他奇特而瑰丽的想象,让他在传统的诗言志中开掘出与诗等同的美学价值。
当代中国的煤炭诗从孙友田的《我是煤,我要燃烧》开始,到周志友的《我是矿工,我歌唱阳光》、秦岭的《沉重的阳光》以及叶臻的《铁血煤炭》……煤炭诗的创作一直未有间歇。在煤炭诗的创作中,煤炭、矿工以及煤矿的一切永远都是煤炭诗人抒情与描摹的对象。比如“矿灯”在老井这里,不仅有着“长竹竿”“拐杖”的比喻,还有着“关上矿灯以后我的灵魂会走得更远”的沉重思考。而在更年轻的诗人如迟顿的眼里,矿灯“这莹火般的光芒显得弥足珍贵”。因为那矿井是“被数百米的深井私自收留的”一小片的黑夜。(《矿井》);到了榆木的笔下则是:“放下矿灯的同时,也就放下了对一块炭内心火焰的探索”(《在坪上》)。因为“有时候,我们拥挤在一起就像一堆煤”“我们都是背光而行的人”(《下井》)。他们对矿井、矿灯,对煤矿一切物件的认识,一开始就从一般的比拟走向了更为形而上的理性与明快。煤、煤矿与矿工的生存与生命本质,在他们自身生命、精神和灵魂的观照下,已然上升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的生命、精神与灵魂相谐的状态,物美与诗美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煤矿,在负八百米深处,矿工们聚在一起谈论,谈论得最多的当然是女人。这在老井的诗《化蝶》就有表现:“告诉你们,哥哥我现在只想,和本矿电视台的柳淮丽,同时变成两只彩蝶,相互追逐着跃入乌黑的煤壁。”然而,他们也会谈论自己的平常生活:“我们聊到工资,聊到女人,聊到未来,当我们聊到矿难时,我们彼此都沉默着,仿佛我们,从来没有活过。”(榆木《井下》……这些来自地心深处的话题,总是日常而特别,简单而丰富,轻松而沉重,然而却找不到一个出井的“出口”。在这三位诗人中,我发觉对“地心”这个词极为敏感和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老井,除了《地心的蛙鸣》,他还有《地心小憩》《地心的月光》《地心的梦》《地心的上升》《地心的黑暗》《地心的浪漫》《地心的迷惘》《地心的花香》《地心的戌卒》《地心的轰鸣》《地心的工业区》,他惯用的词语是“负八百米深处”。单从他这些诗名来看,负八百米的深处的“地心”总是他心有牵挂,产生诗意的地方。这地心当然不仅是物理意义的地心,更是他诗歌建构的精神地心,或者说是他的诗歌创作的精神“元核”。
在一段时间里,煤矿事故,即“矿难”也是煤炭诗人们回避不了一个诗题。从老井当年的诗作:“煤层哭了,巷道哭了,化了一半的钢梁哭了,熊熊燃烧的火团也哭了,大地的体内哭声澎湃……报纸没哭,电视没哭”(《矿难发生以后》),矿难一直是煤炭诗人声嘶力竭呼喊和谴责的事件。但在年轻的诗人迟顿笔下,开始变得冷静而有理智。“很快,他就一言不发……刚刚获批的假条,死神篡改了他回家的路径”(《倒叙》),矿难让诗人充满无奈:“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那些为此付出宝贵生命的挖煤人,一张纸上,死而复生!”(《一首不能完成的诗》),榆木在一首名叫《矿难》的诗中写道:“总有一些人忘记来时的路,所以他们,永远地留在黑暗里。可是,也有一些人明明记得回家的路,还是留在黑暗里。”这里,既没有驳杂的意象和语调,也没有任何的煽情。情感深藏在语言内部,因此带有直射的冷峻的光芒。著名诗人叶延滨在给榆木的诗集《余生清白》写的序言里说:“用平实的语言呈现,惊心动魄,入骨三分”,但榆木们已“不是血淋淋地就深刻,也不是展示丑陋就先锋”。年轻矿工的诗歌更多的是矿工生命的真正写照,是个体命运的呼喊,是生命发自灵魂深处的回响。这一切源于大地或地心赐予的力量。
我这里想要说的是,煤炭仍然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能源。在如此情形下,煤炭的诗歌创作仍然有自己上升的空间。像老井、迟顿和榆木这样已有成就的煤炭诗人生产与生活在井下,他们确实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有评论家说,老井们的写作有着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意义,他们有着“为底层立言的意义与历史证词的价值。”(秦晓宇《以诗为证》)这当然是一种理解。但仿佛也是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就需要老井们不断地从为底层立言中走出来,着眼当代煤炭工业现实,而不是故意走远与偏差,从而倾听着地心的蛙鸣——不懈地揭示和还原煤炭工业与煤矿生活的真相。
徐 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协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阳光》杂志社社长、主编,现任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中华散文》《散文》《美文》等报刊,并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读者》《青年文摘》等选载和入选多种文集。获各种文学奖项若干。著有小说集《某月某日寻访不遇》、散文集《徐迅散文年编》(4卷)《半堵墙》《响水在溪——名家散文自选集》《在水底思想》,长篇传记《张恨水传》等1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