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表现手法而言，《故都的秋》采用了写景散文惯常的情景交融的手法。但历来写景散文,创作者在处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时，大多侧重于对象,而创作主体往往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对象进行审视。相反,当我们在品味《故都的秋》一文时,则会明显地感觉到,文中的主体和对象完全融为一体。创作者既是主体,又是主体化了的对象；而客观景物既是对象,又是对象化了的主体。那么,作者是如何做到主客完全融为一体的呢?而这种写法又对散文的主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作者通过巧妙的叙述方式自然地介入到了北京市民的生活中,使自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如“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见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像花儿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等语句,让读者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作者就生活在这个秋天,甚至让人觉得那个“泡一碗浓茶”,在院子里坐着看天的,早晨起来到街上散步的人就是郁达夫,他甚至还会在雨后的桥头和熟人用“平平仄仄”的北方话一同感受秋的凉意。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散文中作者的平民意识,就是因为在文中,郁达夫并不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俯视平民的生活,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北京人的心境感受自己周围的生活。透过文字的表层,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郁达夫不仅在写秋景,更是在描述一种生活。于是,文中的景和情在生活的层面上融为了一体。这样,故都之秋的“清”、“静”、“悲凉”也就不仅仅是故都的秋的特点,更是郁达夫对人生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包容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生命价值追求。所以,直到文章的结尾,郁达夫仍然没有从故都的秋味中跳出来,而“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一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其次,本文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表达上侧重于主观世界。我们知道,从文学活动的规律来看,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调各有侧重,而作者郁达夫又是在什么样背景下创作写出《故都的秋》一文的呢?
　　1933年4月,郁达夫为逃避国民政府的高压和文艺界的纷争而由上海迁居杭州,但他很快发现杭州也并非“世外桃源”,于是写下了“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样的诗句,以此来抒发内心的苦闷。1934年7月,郁达夫离开杭州去青岛避暑,8月转赴北平,终于发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深沉的地方”,写下了传世名篇《故都的秋》。这就决定了郁达夫在描绘故都之秋时,必然会侧重于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表达,于是故都之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只不过是郁达夫主观心境在客观景物上的投影，而客观景物则成为了郁达夫精神世界的缩影。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是郁达夫饱尝了故都的秋味,还不如说是郁达夫找到了一种符合他悲凉心境的生活。这种生活既让他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又让他触摸到了历史文化的气息,正好契合了郁达夫的精神需求,成为了他“儒生逃秦”的好去处。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文人和秋的关系，对郁达夫的主观世界加以分析。正如郁达夫在文中所写“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悠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郁达夫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深受中国传统悲秋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文人的这种悲秋意识中到底包含着一种什么情结呢？著名学者赵敏俐认为，“中国文学里的悲秋作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所蕴涵的正是“相思与怀归”的主题。而“怀归”恰恰又是“相思”的目的,因此,《故都的秋》更侧重于“怀归”主旨的表达,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怀归”,更是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饱受人生忧患与哀痛的读书人对精神家园的“怀归”。
　　郁达夫正是通过对故都之秋的描绘,为自己的精神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家园,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一个皈依之所,完成了一次属于自己的精神旅程。
　　（作者单位：民乐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