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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两关系的分析，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的研究寥寥无几。文章以2014—2016年沪深两市A股16类重污染行业的1 96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存在直接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成本在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对当期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幅度较小，对后期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因此，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渐进性。
【关键词】 内部控制质量； 社会责任成本； 企业价值；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04-0085-08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逐步深入，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愈发重要。《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将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定位于最大化地实现企业价值，而非仅局限于“纠错与防弊”，企业应在价值导向的指引下不断完善其内部控制体系。同时，作为企业内部控制基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的必然结果，社会责任的履行必然伴随着企业相关现实成本的增加，而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契约团体，能否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提高自身价值，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企业在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以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将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真正融入到内部控制建设之中，能够促使企业经营目标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目标转化，提升企业的发展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回顾
（一）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分为两类：一是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曹晓丽等[1]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二是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非直接正相关关系，Ittonen[2]、杨松令等[3]均通过中介效应或替代效应验证了内部控制质量与企業价值的正相关关系，Agyei-Mensah[4]得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二）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成本的相关性研究
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成本的关系研究并不广泛，主要分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内部控制质量作用于社会责任成本，Ackers[5]、汤晓建[6]认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将对社会责任履行起到监督和保证作用；二是认为社会责任成本作用于内部控制质量，Kim et al.[7]研究发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驱使管理者执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戚鹏等[8]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三）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
关于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社会责任成本能正向促进企业价值的实现，Cochran[9]、高芳等[10]认为具有高水平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其总成本是最小的，相应的企业价值是最大的；二是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或存在滞后性，Aras et al.[11]研究得出社会责任履行在短期内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高，但对企业的长期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于晓红等[12]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当期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但与后期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存在以下分歧：从研究形式看，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两两关系的研究，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的分析寥寥无几；从量化标准看，对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责任成本的量化，国内外学者没有统一的标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学者对两两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以上分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契机。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假设
内部控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受托责任的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由于目标不一致产生的委托代理矛盾及代理成本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实现企业价值的保值增值，需要对企业的关系予以明晰，鼓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员工等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
张晓萌等[13]建立了一套基于价值链管理的制造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研究得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Thuneibat et al.[14]认为企业所有者应审查内部控制实施的有效性，以保证决策风险的可控性，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尽可能地谋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现代企业是以契约形式组成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集合体，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作为系统冲突与矛盾的制约机制，内部控制设计完善和运行良好，能够弥补企业契约形式不完全和利益群体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缺陷，帮助企业找到管理者和所有者等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点，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企业管理水平，避免因管理效率降低带来的企业各项价值损耗，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二）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假设
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之间并非单纯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的终极目标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良好，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提高，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所耗费的成本支出也会相应增加，短期内可能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快速提升。企业应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培养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调发展。Ingram et al.[15]认为在同等条件下，较高的社会责任成本会使企业被动地承担因为市场波动、政策变更等外在客观原因导致的损失，削弱自身的竞争实力。田利军[16]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明显，引入滞后变量后，大多数社会责任变量对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的检验模型
EV=β0 β1ICQ β2Ln Ass β3LEV β4OWNER ε
（1）
模型1中，EV代表企业价值，ICQ代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Ln Ass代表企业规模，LEV代表企业资产负债率，OWNER表示企业所有权属性，ε表示残差。
（2）社会责任成本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
当期模型：
EVt=β0 β1ICQt β2SRCt β3Ln Asst β4LEVt
β5OWNERt ε （2）
滞后期模型：
EVt 1=β0 β1ICQt β2SRCt β3Ln Asst β4LEVt
β5OWNERt ε （3）
模型2中，EV代表企业价值，ICQ代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SRC代表社会责任成本，Ln Ass代表企业规模，LEV代表企业资产负债率，OWNER表示企业所有权属性，ε表示残差。模型2表示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且社会责任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来传递内部控制质量对当期企业价值的影响。模型3作为研究滞后影响的模型，解释为当年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成本对滞后一期企业价值的影响，用来探究社会责任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是否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将此影响传递给企业价值。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利用SPSS 19.0软件对所选择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得，托宾Q值的极大值为9.9957，极小值为0.1016，均值接近1.7757，说明样本企业整体的企业价值水平较好，但企业间有一定的差异；内部控制质量的极大值为8.9158，极小值为-1.1762，均值约为0.0045，说明样本企业整体的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较低、参差不齐；社会责任成本率的极大值为185.2024%，极小值为-4.9061%，均值约为9.6729%，标准差约为1.3298%，说明总体而言，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成本偏低，社会责任意识有待提高，且企业间的差异性很大；企业规模的极大值为28.5088，极小值为19.2521，均值约为22.2597，说明样本企业规模普遍较大，但规模差别不大；资产负债率的极大值为239.4002%，极小值为2.8054%，均值约为42.8546%，说明样本企业的负债水平中等，但企业间的差异较大；公司属性的均值为0.38，说明在选取的样本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大于国有企业。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程度，避免出现解释变量相关导致的模型失效，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检验。
统计学上一般认为相关系数大于0.7就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5可得，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没有超过0.5，因此可以初步推断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显著，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即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系数为正，并在1%的置信区间显著；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企业规模过大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企业性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说明所选样本行业中国有企业的企业价值水平低于非国有企业。由于相关性分析是对变量之间的两两分析，其过程并未涉及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不能通过相关性分析簡单地认定结果，要通过以下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比对，进而得出结论。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回归检验
EV=β0 β1ICQ β2Ln Ass β3LEV β4OWNER ε
（1）
本文对模型1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6所示。
（1）总体性分析
由表6可得，模型的拟合度为23.7%，考虑样本量和解释变量个数等影响因素后，模型的拟合度为23.5%，说明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Durbin-Watson检验的值为1.687，统计学中一般认为D-W等于2即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F值为151.56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模型总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具体性分析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显示均大于1且小于2，基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判定本模型所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存在直接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推动企业价值的提高，这与本文的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相一致，并为下文的中介效应检验奠定了基础；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削弱企业价值，这一结论推翻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就能够提高自身价值的传统观念，同时警示企业应更多的关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不应盲目扩张；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置信区间显著，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用于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流动资金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企业发展能力受限，企业价值降低；企业性质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制度管理不够规范、经营状况不够稳定及投资与筹资渠道受限等多种因素影响了企业价值的提高。
2.社会责任成本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当期企业价值中介效应的回归检验 【参考文献】
[1] 曹晓丽，甘日香.内部控制、企业避税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16（27）：76-79.
[2] ITTONEN K.Investor reactions to disclosures of material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10，25（3）：259-268.
[3] 杨松令，解晰，张伟.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J].经济管理，2014（7）：90-99.
[4] AGYEI-MENSAH B. Internal contro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J].Corporate Governance，2016，16（1）：79-95.
[5] ACKERS B. An exploration of internal aud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ole-insights from South Africa[J].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2016，12（4）：719-739.
[6] 汤晓建.内部控制、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6（2）：85-104.
[7] KIM Y，Myung S P，WIER B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2，87（3）：761-796.
[8] 戚鵬，尚煜.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5（4）：45-48.
[9] COCHRAN P L.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Business Horizons，2007（50）：449-454.
[10] 高芳，张淑萍.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估算与控制研究——以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为视角[J].会计之友，2016（6）：100-103.
[11] ARAS G， AYBARS A，KUTLU O.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added intellectual capital：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urkey[J].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2011，7（4）：622-637.
[12] 于晓红，武文静.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4（5）：74-78.
[13] 张晓萌，尹钧惠.基于价值链管理的制造型企业内部控制探讨[J].企业经济，2014（3）：73-76.
[14] THUNEIBAT A A，et al. The impact of internal control requirements on profitability of Saudi shareholding compan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2015，25（2）：196-217.
[15] INGRAM R W，FRAZIER K B. Narrative disclosures in annual repor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83，11（1）：49-60.
[16] 田利军.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12）：48-55.
【关键词】 内部控制质量； 社会责任成本； 企业价值；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04-0085-08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逐步深入，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愈发重要。《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将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定位于最大化地实现企业价值，而非仅局限于“纠错与防弊”，企业应在价值导向的指引下不断完善其内部控制体系。同时，作为企业内部控制基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的必然结果，社会责任的履行必然伴随着企业相关现实成本的增加，而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契约团体，能否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提高自身价值，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企业在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以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将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真正融入到内部控制建设之中，能够促使企业经营目标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目标转化，提升企业的发展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回顾
（一）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分为两类：一是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曹晓丽等[1]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二是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非直接正相关关系，Ittonen[2]、杨松令等[3]均通过中介效应或替代效应验证了内部控制质量与企業价值的正相关关系，Agyei-Mensah[4]得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二）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成本的相关性研究
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成本的关系研究并不广泛，主要分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内部控制质量作用于社会责任成本，Ackers[5]、汤晓建[6]认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将对社会责任履行起到监督和保证作用；二是认为社会责任成本作用于内部控制质量，Kim et al.[7]研究发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驱使管理者执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戚鹏等[8]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三）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
关于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社会责任成本能正向促进企业价值的实现，Cochran[9]、高芳等[10]认为具有高水平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其总成本是最小的，相应的企业价值是最大的；二是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或存在滞后性，Aras et al.[11]研究得出社会责任履行在短期内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高，但对企业的长期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于晓红等[12]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当期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但与后期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存在以下分歧：从研究形式看，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两两关系的研究，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的分析寥寥无几；从量化标准看，对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责任成本的量化，国内外学者没有统一的标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学者对两两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以上分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契机。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假设
内部控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受托责任的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由于目标不一致产生的委托代理矛盾及代理成本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实现企业价值的保值增值，需要对企业的关系予以明晰，鼓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员工等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
张晓萌等[13]建立了一套基于价值链管理的制造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研究得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Thuneibat et al.[14]认为企业所有者应审查内部控制实施的有效性，以保证决策风险的可控性，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尽可能地谋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现代企业是以契约形式组成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集合体，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作为系统冲突与矛盾的制约机制，内部控制设计完善和运行良好，能够弥补企业契约形式不完全和利益群体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缺陷，帮助企业找到管理者和所有者等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点，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企业管理水平，避免因管理效率降低带来的企业各项价值损耗，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二）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假设
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之间并非单纯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的终极目标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良好，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提高，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所耗费的成本支出也会相应增加，短期内可能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快速提升。企业应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培养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调发展。Ingram et al.[15]认为在同等条件下，较高的社会责任成本会使企业被动地承担因为市场波动、政策变更等外在客观原因导致的损失，削弱自身的竞争实力。田利军[16]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明显，引入滞后变量后，大多数社会责任变量对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的检验模型
EV=β0 β1ICQ β2Ln Ass β3LEV β4OWNER ε
（1）
模型1中，EV代表企业价值，ICQ代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Ln Ass代表企业规模，LEV代表企业资产负债率，OWNER表示企业所有权属性，ε表示残差。
（2）社会责任成本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
当期模型：
EVt=β0 β1ICQt β2SRCt β3Ln Asst β4LEVt
β5OWNERt ε （2）
滞后期模型：
EVt 1=β0 β1ICQt β2SRCt β3Ln Asst β4LEVt
β5OWNERt ε （3）
模型2中，EV代表企业价值，ICQ代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SRC代表社会责任成本，Ln Ass代表企业规模，LEV代表企业资产负债率，OWNER表示企业所有权属性，ε表示残差。模型2表示内部控制质量、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且社会责任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来传递内部控制质量对当期企业价值的影响。模型3作为研究滞后影响的模型，解释为当年内部控制质量与社会责任成本对滞后一期企业价值的影响，用来探究社会责任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是否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将此影响传递给企业价值。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利用SPSS 19.0软件对所选择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得，托宾Q值的极大值为9.9957，极小值为0.1016，均值接近1.7757，说明样本企业整体的企业价值水平较好，但企业间有一定的差异；内部控制质量的极大值为8.9158，极小值为-1.1762，均值约为0.0045，说明样本企业整体的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较低、参差不齐；社会责任成本率的极大值为185.2024%，极小值为-4.9061%，均值约为9.6729%，标准差约为1.3298%，说明总体而言，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成本偏低，社会责任意识有待提高，且企业间的差异性很大；企业规模的极大值为28.5088，极小值为19.2521，均值约为22.2597，说明样本企业规模普遍较大，但规模差别不大；资产负债率的极大值为239.4002%，极小值为2.8054%，均值约为42.8546%，说明样本企业的负债水平中等，但企业间的差异较大；公司属性的均值为0.38，说明在选取的样本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大于国有企业。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程度，避免出现解释变量相关导致的模型失效，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检验。
统计学上一般认为相关系数大于0.7就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5可得，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均没有超过0.5，因此可以初步推断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显著，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即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系数为正，并在1%的置信区间显著；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企业规模过大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企业性质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说明所选样本行业中国有企业的企业价值水平低于非国有企业。由于相关性分析是对变量之间的两两分析，其过程并未涉及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不能通过相关性分析簡单地认定结果，要通过以下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比对，进而得出结论。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回归检验
EV=β0 β1ICQ β2Ln Ass β3LEV β4OWNER ε
（1）
本文对模型1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6所示。
（1）总体性分析
由表6可得，模型的拟合度为23.7%，考虑样本量和解释变量个数等影响因素后，模型的拟合度为23.5%，说明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Durbin-Watson检验的值为1.687，统计学中一般认为D-W等于2即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F值为151.56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模型总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具体性分析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显示均大于1且小于2，基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判定本模型所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存在直接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推动企业价值的提高，这与本文的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呈直接正相关关系）相一致，并为下文的中介效应检验奠定了基础；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削弱企业价值，这一结论推翻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就能够提高自身价值的传统观念，同时警示企业应更多的关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不应盲目扩张；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置信区间显著，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用于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流动资金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企业发展能力受限，企业价值降低；企业性质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制度管理不够规范、经营状况不够稳定及投资与筹资渠道受限等多种因素影响了企业价值的提高。
2.社会责任成本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当期企业价值中介效应的回归检验 【参考文献】
[1] 曹晓丽，甘日香.内部控制、企业避税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16（27）：76-79.
[2] ITTONEN K.Investor reactions to disclosures of material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10，25（3）：259-268.
[3] 杨松令，解晰，张伟.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J].经济管理，2014（7）：90-99.
[4] AGYEI-MENSAH B. Internal contro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J].Corporate Governance，2016，16（1）：79-95.
[5] ACKERS B. An exploration of internal aud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ole-insights from South Africa[J].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2016，12（4）：719-739.
[6] 汤晓建.内部控制、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6（2）：85-104.
[7] KIM Y，Myung S P，WIER B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2，87（3）：761-796.
[8] 戚鵬，尚煜.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5（4）：45-48.
[9] COCHRAN P L.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Business Horizons，2007（50）：449-454.
[10] 高芳，张淑萍.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估算与控制研究——以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为视角[J].会计之友，2016（6）：100-103.
[11] ARAS G， AYBARS A，KUTLU O.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added intellectual capital：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urkey[J].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2011，7（4）：622-637.
[12] 于晓红，武文静.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4（5）：74-78.
[13] 张晓萌，尹钧惠.基于价值链管理的制造型企业内部控制探讨[J].企业经济，2014（3）：73-76.
[14] THUNEIBAT A A，et al. The impact of internal control requirements on profitability of Saudi shareholding compan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2015，25（2）：196-217.
[15] INGRAM R W，FRAZIER K B. Narrative disclosures in annual report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83，11（1）：49-60.
[16] 田利军.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12）：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