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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他在晚年陆续发表了三篇玉器论文,开创了考古学家研究玉器的先河。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提出,玉文化研究应以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为第一手资料,以文献考证为参考,同时结合考古学科和其他学科,系统研究玉器和玉文化,并在20世纪末提出“玉学”概念。21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玉魂国魄”说,倡导玉文化研究。之后,邓聪等人对东亚玉器起源与传播进行了系统考察,发现了东西方金玉崇拜之差异;叶舒宪等人完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神话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提出“玉成中国”说。红山玉龙、玉龟、玉人、玉佩,凌家滩玉龟、玉鹰、玉人、玉猪,良渚玉琮、玉璧、玉斧,石家河玉凤、玉虎、玉人确实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或玉帛古国文化标志,可与同时代西亚、北非、东欧的金崇拜形成鲜明对照。
1935年,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1954年,尹达根据梁思永的建议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调查并试掘牛河梁遗址;1983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女神庙、女神像、冢坛横空出世,玉猪龙等代表性玉器相继出土,震惊世界。苏秉琦因此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使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对象。
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红山文化是代表性文化,上述文化又可概称为红山诸文化。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千米,出现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是已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中心性墓葬和祭祀遗址。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等级制度确立。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发掘名列“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郭大顺注意到红山文化大墓基本上只用玉器陪葬,提出“唯玉为葬”的观点。玉器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是墓主人社会等级和身份的标志物。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发现规格最高的一座红山文化石棺墓,石砌棺壁达17层,随葬玉人、玉凤和斜口筒形器代表一种高规格玉器组合关系。刘国祥在《红山文化研究》中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坛庙冢、玉龙凤”是天地崇拜、祖先崇拜的体现,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内容。
紅山文化玉器选料以河磨玉为主,利用简单机械片切割和起地阳纹圆雕方法加工,造型抽象又规范,具有“超前性”。玉器造型主要有龙、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同类与异类动物合体玉器等。“坛庙冢”类型、结构、组合、布局和“玉龙凤”等玉器群及“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表明红山文化已具备祭祀仪式制度化、思维信仰体系化的特征。礼器(神器)传播优先,在中心聚落表现的敏感性优于一般聚落,在高层次人物墓葬中的表现优于一般墓葬。红山文化大墓中没有发现兵器,宗教祭祀是红山人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有祀无戎”表明红山文化是玉帛古国代表。
凌家滩玉器十分独特,是中国玉文化的奇峰。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发现凌家滩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约5600——5300年,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1987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张敬国研究员主持4次考古发掘,发现聚落遗址内居址、墓地、祭坛、作坊遗迹,并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达到了当时玉器制作最高水平,由此可以推断凌家滩应是另一个玉帛古国代表。
凌家滩遗址总共发掘了44座墓葬,其中南边4座最大,1987年发掘的4号墓位于正中,出土有玉人头像、玉龟和一块有八角星纹饰的玉版。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是凌家滩的标志玉器。相传伏羲“始作八卦”,玉龟和玉版叠压一起同时出土,说明两件玉器应为占卜工具。玉版夹放在玉龟龟甲里面,正是《黄帝出军诀》“元龟衔符”、《尚书中候》“元龟负书出”的生动写照。1998年,29号墓中出土了玉人和玉鹰。出土玉人为浮雕,展示出凌家滩人完整的形体风采:玉人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饰满玉环。玉鹰可能是凌家滩民族的徽帜标志,鹰和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上天使者太阳鸟。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或宗教信仰。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猪全长72厘米,重达88千克,这是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最重、年代最早的玉猪,是猪崇拜的体现,亦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墓地西边多是中小型墓葬,其中M20出土111件管钻玉芯,还有许多边角料,可能是一位玉匠墓葬,表明凌家滩有玉器作坊,玉器大都是本地制作,故十分独特。凌家滩玉器选料、设计、磨制、钻孔、雕刻、抛光等工艺技术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至今难以超越。有些玉器孔眼直径只有0.15毫米,比人的头发还细。从总体情况来看,墓地中埋葬的有贵族也有平民,并不像良渚遗址中反山、瑶山那样是单纯贵族墓地。
凌家滩玉器明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器物,只为凌家滩贵族所制造,是研究凌家滩贵族地位和身份的重要资料,有些独一无二的玉器如玉版、玉鹰,无法同其他地方的玉器作类型学比较;另一类是普通器物,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可以进行比较来确认其年代和文化性质。普通玉器有环、镯、璜、玦和管珠等几类,其中以环、璜为最多。凌家滩玉璜做得比较讲究,不但选择上好玉料,而且有些玉璜两端雕刻成龙头、鸟(凤)头或兽(虎)头形状。凌家滩出土的大批玉璜中,龙凤璜和虎首璜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和发展水平。
良渚玉器是中国玉文化的第三个高峰,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
20世纪30年代,良渚遗址已经被发现,但没有引起足够重现;1986年,重新启动考古发掘工作,牟永抗、王明达、刘斌、方向明、王宁远等人发掘了反山墓地、瑶山墓地;1992年,发现了宫殿区;2007年,发现了良渚古城;2010年,又找到了良渚外城,后又发现了大型水利系统,多方面见证了5000年前后良渚进入了玉帛古国时代。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两件最重要的玉器“琮王”和“钺王”共同出土于反山遗址M12。最大玉琮重6.5千克,通高8.9厘米,是已发现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譽为“琮王”。琮体四面由中间直槽一分为二,又由横槽分为两节,每节上下两部分,每部分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这种人与兽的组合图是良渚文化的独特标识。将玉琮表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展开放大,自上而下为神人、兽面、獠牙、鸟爪等图案。
琮是良渚文化复杂礼仪系统中的最重要的器物。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玉琮见诸报道的有 148件,江苏和浙江两省所属博物馆所藏出土玉琮加起来应在200件左右。张陵山遗址M4和赵陵山遗址M77出土的琮被认为是初始阶段玉琮;太湖西北角常州寺墩遗址M3随葬33件多节玉琮,是良渚文化晚期典型墓葬。国家博物馆十九节琮高49.7厘米,大英博物馆十九节琮高49.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七节琮高47.2厘米,应该都是良渚文化玉琮,意味着良渚古国崩溃之后,良渚文化仍延续或发展了一段时间。夏商周三代最精美的玉琮是西北齐家文化“静宁七宝”之一的青玉琮和西南金沙遗址出土的黄玉琮。
同样出土于反山遗址M12的玉钺通长17.9厘米,上端宽14.4厘米,刃部宽16.8厘米,最厚0.9厘米,是目前唯一雕琢有神徽的玉钺,堪称“钺王”。这种豪华型玉钺象征着权力与威严,柄嵌玉髹漆,上下端装配玉瑁和玉镦。玉瑁造型取自神徽冠帽,体现了王权神授。反山遗址M12是已经发掘的24座王族墓中等级最高的,“琮王”和“钺王”都出土于此,表现了良渚社会神权、王权集中于一人的统治形态。
除玉琮、玉钺之外,玉璧是另一种礼器。玉璧大多通体素面,少数玉璧刻画有鸟立高台符号。作为一种圆形有孔玉器,玉璧出现于红山文化,成熟于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战国两汉时代登峰造极,一直流传至今。红山文化玉璧有圆有方,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玉璧有精粗之别。反山遗址M20出土玉璧42件,M23出土玉璧54件。玉璧可祭天、祭神、祭山川河海,既是墓主人的身份标志,亦可作为财富象征。
红山、凌家滩、良渚是三座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中国史前玉文化高峰,略有先后之分,又各具特色,标志着东亚进入了玉帛古国时代。
玉被认为是东亚文明的第一块基石。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邓淑苹、杨伯达将中国玉文化分为东夷玉文化、淮夷玉文化和东越玉文化三大版块,揭示了玉与夷越的特殊关系。邓聪在系统考察玉器之后发现玉玦分布最广,可能起源于东亚北部,向南扩散到越南,向东流传到日本,几乎整个东亚范围内均有分布。
玉文化深深扎根于东亚大地,但东北亚才是玉文化的起源地。贝加尔湖附近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个别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5000年前,东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鼎盛时期,红山玉猪龙、凌家滩玉龟版和良渚玉琮可以作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象征。先有玦、璧、环源自东北,后有璜、钺、琮兴起于东南,琮、钺、璧、璜是良渚文化代表性玉器,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从玉器加工技术角度亦可看出从东北到东南传播的大趋势: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来自东北亚,微钻、微刻等工艺为凌家滩、良渚独创。
玉帛古国是礼仪之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器形态会因地、因时而变,玉帛精神一脉相传。夏代最著名的玉器不是钺,也不是琮、璧,而是“夏后氏之璜”或“禹锡玄圭”。考古发现表明,夏代中国最重要的玉器是牙璋。
当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玉帛古国时代也进入干戈王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玉帛和干戈成为中国文化或民族的双重象征,玉魂金魄成为中华复合文明的特征。
红山:中国玉文化第一个高峰
1935年,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1954年,尹达根据梁思永的建议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调查并试掘牛河梁遗址;1983年,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女神庙、女神像、冢坛横空出世,玉猪龙等代表性玉器相继出土,震惊世界。苏秉琦因此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使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对象。
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红山文化是代表性文化,上述文化又可概称为红山诸文化。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达50平方千米,出现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是已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中心性墓葬和祭祀遗址。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等级制度确立。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发掘名列“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郭大顺注意到红山文化大墓基本上只用玉器陪葬,提出“唯玉为葬”的观点。玉器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是墓主人社会等级和身份的标志物。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发现规格最高的一座红山文化石棺墓,石砌棺壁达17层,随葬玉人、玉凤和斜口筒形器代表一种高规格玉器组合关系。刘国祥在《红山文化研究》中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坛庙冢、玉龙凤”是天地崇拜、祖先崇拜的体现,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内容。
紅山文化玉器选料以河磨玉为主,利用简单机械片切割和起地阳纹圆雕方法加工,造型抽象又规范,具有“超前性”。玉器造型主要有龙、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同类与异类动物合体玉器等。“坛庙冢”类型、结构、组合、布局和“玉龙凤”等玉器群及“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表明红山文化已具备祭祀仪式制度化、思维信仰体系化的特征。礼器(神器)传播优先,在中心聚落表现的敏感性优于一般聚落,在高层次人物墓葬中的表现优于一般墓葬。红山文化大墓中没有发现兵器,宗教祭祀是红山人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有祀无戎”表明红山文化是玉帛古国代表。
凌家滩:中国玉文化奇峰
凌家滩玉器十分独特,是中国玉文化的奇峰。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发现凌家滩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约5600——5300年,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1987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张敬国研究员主持4次考古发掘,发现聚落遗址内居址、墓地、祭坛、作坊遗迹,并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达到了当时玉器制作最高水平,由此可以推断凌家滩应是另一个玉帛古国代表。
凌家滩遗址总共发掘了44座墓葬,其中南边4座最大,1987年发掘的4号墓位于正中,出土有玉人头像、玉龟和一块有八角星纹饰的玉版。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是凌家滩的标志玉器。相传伏羲“始作八卦”,玉龟和玉版叠压一起同时出土,说明两件玉器应为占卜工具。玉版夹放在玉龟龟甲里面,正是《黄帝出军诀》“元龟衔符”、《尚书中候》“元龟负书出”的生动写照。1998年,29号墓中出土了玉人和玉鹰。出土玉人为浮雕,展示出凌家滩人完整的形体风采:玉人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饰满玉环。玉鹰可能是凌家滩民族的徽帜标志,鹰和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上天使者太阳鸟。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或宗教信仰。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猪全长72厘米,重达88千克,这是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最重、年代最早的玉猪,是猪崇拜的体现,亦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墓地西边多是中小型墓葬,其中M20出土111件管钻玉芯,还有许多边角料,可能是一位玉匠墓葬,表明凌家滩有玉器作坊,玉器大都是本地制作,故十分独特。凌家滩玉器选料、设计、磨制、钻孔、雕刻、抛光等工艺技术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至今难以超越。有些玉器孔眼直径只有0.15毫米,比人的头发还细。从总体情况来看,墓地中埋葬的有贵族也有平民,并不像良渚遗址中反山、瑶山那样是单纯贵族墓地。
凌家滩玉器明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器物,只为凌家滩贵族所制造,是研究凌家滩贵族地位和身份的重要资料,有些独一无二的玉器如玉版、玉鹰,无法同其他地方的玉器作类型学比较;另一类是普通器物,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可以进行比较来确认其年代和文化性质。普通玉器有环、镯、璜、玦和管珠等几类,其中以环、璜为最多。凌家滩玉璜做得比较讲究,不但选择上好玉料,而且有些玉璜两端雕刻成龙头、鸟(凤)头或兽(虎)头形状。凌家滩出土的大批玉璜中,龙凤璜和虎首璜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和发展水平。
良渚:中国玉文化第三高峰
良渚玉器是中国玉文化的第三个高峰,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
20世纪30年代,良渚遗址已经被发现,但没有引起足够重现;1986年,重新启动考古发掘工作,牟永抗、王明达、刘斌、方向明、王宁远等人发掘了反山墓地、瑶山墓地;1992年,发现了宫殿区;2007年,发现了良渚古城;2010年,又找到了良渚外城,后又发现了大型水利系统,多方面见证了5000年前后良渚进入了玉帛古国时代。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两件最重要的玉器“琮王”和“钺王”共同出土于反山遗址M12。最大玉琮重6.5千克,通高8.9厘米,是已发现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譽为“琮王”。琮体四面由中间直槽一分为二,又由横槽分为两节,每节上下两部分,每部分各琢刻一神人兽面纹图像,这种人与兽的组合图是良渚文化的独特标识。将玉琮表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展开放大,自上而下为神人、兽面、獠牙、鸟爪等图案。
琮是良渚文化复杂礼仪系统中的最重要的器物。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玉琮见诸报道的有 148件,江苏和浙江两省所属博物馆所藏出土玉琮加起来应在200件左右。张陵山遗址M4和赵陵山遗址M77出土的琮被认为是初始阶段玉琮;太湖西北角常州寺墩遗址M3随葬33件多节玉琮,是良渚文化晚期典型墓葬。国家博物馆十九节琮高49.7厘米,大英博物馆十九节琮高49.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七节琮高47.2厘米,应该都是良渚文化玉琮,意味着良渚古国崩溃之后,良渚文化仍延续或发展了一段时间。夏商周三代最精美的玉琮是西北齐家文化“静宁七宝”之一的青玉琮和西南金沙遗址出土的黄玉琮。
同样出土于反山遗址M12的玉钺通长17.9厘米,上端宽14.4厘米,刃部宽16.8厘米,最厚0.9厘米,是目前唯一雕琢有神徽的玉钺,堪称“钺王”。这种豪华型玉钺象征着权力与威严,柄嵌玉髹漆,上下端装配玉瑁和玉镦。玉瑁造型取自神徽冠帽,体现了王权神授。反山遗址M12是已经发掘的24座王族墓中等级最高的,“琮王”和“钺王”都出土于此,表现了良渚社会神权、王权集中于一人的统治形态。
除玉琮、玉钺之外,玉璧是另一种礼器。玉璧大多通体素面,少数玉璧刻画有鸟立高台符号。作为一种圆形有孔玉器,玉璧出现于红山文化,成熟于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战国两汉时代登峰造极,一直流传至今。红山文化玉璧有圆有方,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玉璧有精粗之别。反山遗址M20出土玉璧42件,M23出土玉璧54件。玉璧可祭天、祭神、祭山川河海,既是墓主人的身份标志,亦可作为财富象征。
玉帛古国,礼仪之邦
红山、凌家滩、良渚是三座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中国史前玉文化高峰,略有先后之分,又各具特色,标志着东亚进入了玉帛古国时代。
玉被认为是东亚文明的第一块基石。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邓淑苹、杨伯达将中国玉文化分为东夷玉文化、淮夷玉文化和东越玉文化三大版块,揭示了玉与夷越的特殊关系。邓聪在系统考察玉器之后发现玉玦分布最广,可能起源于东亚北部,向南扩散到越南,向东流传到日本,几乎整个东亚范围内均有分布。
玉文化深深扎根于东亚大地,但东北亚才是玉文化的起源地。贝加尔湖附近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个别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5000年前,东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鼎盛时期,红山玉猪龙、凌家滩玉龟版和良渚玉琮可以作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象征。先有玦、璧、环源自东北,后有璜、钺、琮兴起于东南,琮、钺、璧、璜是良渚文化代表性玉器,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从玉器加工技术角度亦可看出从东北到东南传播的大趋势: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来自东北亚,微钻、微刻等工艺为凌家滩、良渚独创。
玉帛古国是礼仪之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器形态会因地、因时而变,玉帛精神一脉相传。夏代最著名的玉器不是钺,也不是琮、璧,而是“夏后氏之璜”或“禹锡玄圭”。考古发现表明,夏代中国最重要的玉器是牙璋。
当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玉帛古国时代也进入干戈王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玉帛和干戈成为中国文化或民族的双重象征,玉魂金魄成为中华复合文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