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制度需要变革，制度变革需要各相关利益群体理性对话，寻找共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社会舆论呈现严重情绪化和对立。
　　比如，围绕着茅于轼先生，最近发生了严重的舆论对抗。4月25日，茅先生在沈阳发表演讲，一位听众从台下发出激烈反对声，被组织者强制带离。这之后，不断有人士半夜三更打电话骚扰并咒骂茅先生。茅先生也因为其言论被人扣上“汉奸”的大帽子。
　　此后5月4日茅先生赴长沙演讲。一些人在网络上号召各地民众赶赴长沙，“抓捕”“惩办”“汉奸”茅于轼。当天下午，若干人在长沙街头集会，高举着“惩办汉奸茅于轼”之类的标语，活动主办方被迫改变场所，对外封闭。

对于现代社会之优良治理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是，各种意见理性的表达，平和的辩论，并且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纷纭的意见只有达成共识，才有力量引导政治。如果社会不能达成共识，意见就缺乏力量，政治就可能脱离意见的控制，或者被少数相对极端意见所支配。

　　茅于轼先生的遭遇绝非仅有。近些年来，政治上的不同理念、对公共事务的不同意见，似乎总能引发激烈的情绪与语言对抗。这包括，那些反对咒骂茅于轼先生的人也在网络上以可怕的口吻回敬“杀光所有自干五”之类。
　　人各不同，经济、社会地位之不同，文化、政治理念之分别，乃至性格、气质之差异，都可能引发意见的分歧。现代社会较为开放，人们总是乐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因而，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意见横飞。而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意见的地位又特别重要。从根本上说，现代政治就是意见的政治，哪怕是再专断的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也不能不考虑公众的意见，尤其是留意公众之主流意见。
　　因此，对于现代社会之优良治理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是，各种意见理性的表达，平和的辩论，并且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纷纭的意见只有达成共识，才有力量引导政治。如果社会不能达成共识，意见就缺乏力量，政治就可能脱离意见的控制，或者被少数相对极端意见所支配。
　　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危险。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其平稳而健全的制度变革，本来需要强有力的意见共识来引领。然而，在当下的媒体、尤其是日益重要的网络媒体如论坛、博客、微博中，呈现的却是各种意见的狂暴表达，极端的意见泛滥，一个极端引发另一个极端意见的恶行循环、相互激荡。
　　在这些近似癫狂的意见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各个人群精神之严重情绪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各派知识分子精神之情绪化。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似乎就是依靠其情绪化表达，而走到了舞台上最显眼位置的，他们当然乐此不疲。
　　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仇恨的情绪。从各方的语言、行为中都可看到根深蒂固的斗争心态，只是程度不等而已。情绪是敌对的，语言也是敌对的。因此，各方完全不去关注对方的诉求，对于对方只有一个态度：反对。对方的一切都被理解在反对自己。敌对情绪发展成为仇恨情绪，因此又不断制造敌对事态，让仇恨的情绪不断强化。
　　这种仇恨甚至发展成为身体的冲突，有人在演讲会场上袭击对方，有人约架，有人威胁杀死对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敌对的情绪促使各方发明了各种情绪化的词汇、话语，这一方咒骂对方为“公知”，那一方咒骂对方为“五毛”。这一方指斥对方是“汉奸”，那一方斥责对方是“爱国贼”。几十年前流行的斗争话语体系，被各方毫不费力地运用于当下。这些词汇流行于网络媒体，甚至广泛出现在纸媒上，更变成社会日常用语。
　　应该说，上述情绪、心态、词汇自有其文化的、社会的、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历史之渊源，而网络则助长了情绪之发酵，心态之激化，词汇之流行。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公共舆论主要形成于网络。而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其最大特点是开放与匿名：所有人都可以发言，所有人都可以匿名发言，因此，所有人都可以不加反思、不加节制地发言。在网络空间中，最为极端的语言也传播最快，这又鼓励了有些人将情绪化变成一种表达习惯。网络世界的暴戾情绪自然传染到现实世界，甚至塑造很多人的精神状态。
　　这种状态不应持续。法律已经有所作为。近日，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关凯元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元、给付公证费1000元。关凯元只是在一篇文章中说，孔庆东所写一首七律“格律不对”，孔庆东便回骂关凯元是“狗汉奸”且牵连其母。
　　当然，仅有法律是不够的，需要那些在公共空间中发言的人们，有一种公共精神的自觉，这其中，掌握着话语塑造权的知识分子，应当首先承担起理性言说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