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税收和房地产政策将如何演变，是市场关心的主要方向。兴业银行、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红周刊》专访时就此指出：中国税收增速的数据实际上是包含了物价的名义指数，不能直接用GDP增速去对比，因为GDP增速是实际指数，如果将GDP加上物价指数，那么从2018年第二季度开始，税收增速已经低于名义GDP增速，由此看来，进一步降税需要做出极其巨大的努力。对于普遍期待的房地产放松政策，他认为未来可能会有些调整，但“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继续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房住不炒”的宗旨不会动摇。

理清职能，释放减税降费潜力

　　《红周刊》：站在2019年到来的关口，您对明年经济增速有怎样的判断？
　　鲁政委：我们预计，2019年的GDP增速在6.3%左右，比今年下降约0.4个百分点，这个增速仍在正常预期之中。在三驾马车中，预计消费继续温和放缓，投资企稳震荡，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拉动将主要来自于净出口。2019年，我国顺差会有比较明显的降低，经常账户出现逆差的月份会更为常见，由此将对未来经济金融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趋势性改变，迫切需要未雨绸缪，做好相关预案，以便既能抓住机会，又能有效防范风险。
　　《红周刊》：当前政策的一个重点是精准帮扶民营企业发展，具体来说，减税规模是否有继续扩大的基础？
　　鲁政委：在减税方面，目前最大的争议其实源于各自所以依赖的基础数据的问题或差异。如果看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那么中国的生产税净额相对GDP的比例比很多海外经济体要高很多。目前美国在6%～8%左右，而我国高达16%～18%。不过，如果直接用中国公共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和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和GDP的比值来观测，中美两国在17%左右，差别并不大。只是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全口径与GDP的比值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要高4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有更大的降费空间。
　　同时，从我国的税收实践来看，企业在实际中所感受到的税收高低，往往与征管中执行口径的松紧更为密切。比如，此前是定额税，后来改成了实际查账征收，虽然规则中的税率未变，但可能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更多;还比如，有的税则规定适用的税率区间很大，即便税则未改，但适用的税率仍可能浮动。对于减税来说，这可能是更为实在而需要解决的。
　　很多观点认为我国税收增速超过10%，但GDP增速只在6.5%上下浮动，存在很高的降税空间，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税收增速是名义量的增速，中间包含物价指数，所以如果把物价加到GDP上之后（约等于名义GDP增速），GDP增速在10%左右，二者几乎相当。最近几个月，税收增速已经低于10%，经过前期政策调整之后，站在现在时点，目前税收的增速似乎已不算太快。
　　第三，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整体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水平仍然不低，这对减税形成了较大制约。所以，无论是从和美国对比上来看，还是和GDP增速对比的角度看，或是考虑到全口径政府债务负担，降税的空间似乎都很难太大，很可能会有较多措施但总量总体比较温和。
　　其实，要真正能够减税的前提，是得首先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政府自己需要给自己减负，把不该自己干的包袱卸下来，市场和民间投资愿意干的就让他们来干。现在政府既要花钱管社保，又要花钱搞几乎全部的医疗和教育（几乎都是事业单位），还得花钱帮企业搞研发，还得花钱修路盖公园……仿佛就是一个业务极其完备、却又无法分清主业的“全能型集团公司”。现实当中，一个公司若要有核心竞争力，通常都需要明晰主业。

“遏制房价上涨”是正确和必要的

　　《红周刊》：您之前有观点认为，能否缓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其实也和房地产政策是直接相关的，请您解释一下？
　　鲁政委：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税收的比值，也就是宏观税负率，从2002年之后一直都在上升，到2014年前后开始出现企稳，最近一二年还有所下降。那么，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反倒在最近两年对减税的呼声最高？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不那么好挣钱了。撇开农业，目前第三产业已经回到2010年中国经济最强时的水平，增速在7%以上，只有制造业增速总体持续下滑，低于GDP的整体增速，构成了对整体GDP下拉的力量。制造业疲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企业家们经常说，主要是人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等，人力成本為什么上升？因为房价和房租在快速上升，任何人在城市生活都有两种最基本的需要，吃饭、睡觉，餐馆和睡觉都需要租房子，房租的上涨直接抬高了人力的最低成本。我们在日常人员招聘中感受最为直接，谈薪酬时，不仅要向应聘者承诺总薪酬额度，很多时候还必须承诺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的结构，固定薪酬太低就很难招到人，因为他要租房子或者买房付月供。从这个意义上说，过高的房价直接抬高了每个企业最为基础的成本，侵蚀了我国过去四十年高速增长得已出现的基础“人口红利”，增加其盈利的困难。
　　所以有观点认为，如果减税不容易，很可能最终还得松动政策把房地产重新放出来稳增长，在我看来，这种短期似乎有些作用，但最终会南辕北辙。所以，政治局7月份的会议表示要“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而不是过去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我觉得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红周刊》：2019年房地产政策会否放松？
　　鲁政委：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讲的很清楚，就是“下决心解决好当前房地产市场问题”，“市场”的什么问题呢？是成交的问题，是价格和量的问题。“下决心”显示出顶着巨大压力也要把这件事做成的态度，“过快”已经拿掉了，现在就是不能涨。
　　当然，为了让市场能够平稳，在房价上涨上不会放松，但是融资行为会有所调整，比如允许房地产企业在存量规模内发债，允许对房地产企业真实的股权投资，未来可能在房屋销售方面有所放松，在继续控制加杠杆的前提下，让房地产企业能够回笼资金。

拉动经济可以避硬就软

　　《红周刊》：您认为如果明年经济表现不及预期，会不会再来一次放水，通过刺激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
　　鲁政委：目前看到，对于基建投资的政策已经有所松动，10月份数据已经显示出了基建企稳的端倪，最近几个月也有一些新项目上马，主要以“十三五”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和一些在建项目为主。2019年确实还有拉动基建投资的预期，但政策上一直在避免“大放水”。
　　我个人的建议是，站在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角度观察，我国第三产业的占比越来越高，消费和企业投资服务化、无形化的部分占比越来越高。由此，我们稳增长的财政支出投向，是否也能够转换思维，走出钢筋水泥的丛林，而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服务业领域里来，顺应经济结构变化实现从硬到软？
　　比如，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热烈讨论如何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过去的数据来看，绝大部分银行贷款在这两个部分的不良率的确都偏高。银行很难控制好风险，主要原因是这两个部分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过去在这两个领域做得好的少数银行，主要是依赖关系型融资，即我认识你对你知根知底，所以贷款给你。所以，总结的经验是不看财报看“三表”（水表、电表、煤气表），以“三表”这种方法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些互联网企业对小微的融资，则是利用注册会员的历史行为数据，起到了征信数据的作用，来缓解了信息不对称。这些例子都意味着，只要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就不难了。一家银行去查企业的水表，严格说来这种行为是存在瑕疵的，并不合规。考虑到企业的行为数据在很多政府部门（比如公安、税务、海关、工商等）、公共事业单位（水电煤气公司等）都有，这些数据如果汇总起来，在企业需要融资时，由其自己授权银行调阅（当然，银行负有严格保密的义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一定会大幅缓解。
　　考虑到企业行为遍及全国乃至延申到了海外，建议国家层面组建跨部委的“支持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大数据中心”。为组建这样一个中心，就需要系统、需要数据归集、数据分析、数据检索等方面的开发和发包，由此将能够带动大量互联网和大数据企业参与其中。其中很多环节具有不错的商业化潜力，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能够撬动更多民间资金投入，减轻政府支出压力。更重要的是，符合数字经济、大数据等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
　　如果是增加基礎设施投资，固然具有一定补短板的效果，但其相关的上游几乎全部是过剩的，产业结构也更重，与未来产业结构演变方向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