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谷歌欧洲”邀请，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关于真相陨落、假新闻崛起以及如何抵挡这两者的头脑风暴。
　　我在宣讲开头，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回顾西班牙内战》。作者说，在西班牙，他第一次发现“报纸的报道与事实毫无关联”。但我随后指出了在极权主义出现前后所发生的多次思想剧变。
　　康德式“批判”—它将实质与现象领域分离—限制了我们对于现象的知识，假定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感觉、理解和理性所允许的限度上认识现象。这一批判在我们与真相的关系中注入了主观性测度，而英国脱欧的支持者也许就是今天这一测度的自愿受害者。
　　尼采式“视角论”将真相转变为“观点”，对于能让事物更强大的观点判断为“真”，对于让他感到悲伤和削弱的观点则判断为“假”。这引发了第二次思想地震，其振波不可避免地通过政治制度传递，让普京等领导人的崛起有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后尼采时代的“结构主义”，通过将“真相的意志”历史化（米歇尔·福柯），将真相放在“引号中”（雅克·德里达），分离来自其指示对象的信号（路易·阿尔都塞），以及将显而易见的事物隐没于乱糟糟的表格和图像（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或将其绑定于博罗梅奥圆环（雅克·拉冈），可能导致我们与简单、无可辩驳的真相角度失去联系。
　　接着，我将关注点转向了互联网和GAFA（谷歌、苹果、Facebook和亚马逊）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责任，尤其是被“数字民主”解放后的几乎无穷数量的言论。
　　一开始，我们只是要求被听到；然后，我们要求聆听者尊重我们的表达方式，不管他们怎么想这些方式；最后，我们警告他们不要将某种陈述置于另一种陈述之上，或认为也许存在一个真相层级。
　　我们本以为，我们在将“真相的勇气”民主化—对于已故的福柯来说，这无比宝贵；我们本以为，我们给予每一位“真相之友”技术手段，使其为知识的冒险作出贡献，不管他是冒失还是謹慎。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召集了“抹黑”。真相的身体被摆上桌面，受到同类相食的欲望的驱使—我们准备将它撕碎。我们所有人一起，缝成了一件来自血腥腐坏的碎片、杂糅着“确信”和“怀疑”的百衲衣。
　　这一奇观，造就了新一代诡辩家的乖张，而没有了希腊式的优雅。他们说，真相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影子，人是所有人的标尺，每个人的真相与旁人的真相恰好平等。
　　因此，我向谷歌欧洲、中东和非洲合作伙伴和战略性关系总裁卡洛·阿萨罗·比昂多，提出了三个具体且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概念。
　　首先是羞耻殿堂。在这里，在全世界前50、100或200大报纸的合作下，任何给定时刻的最危险的假新闻，都能被实时列出。
　　其次，应该开展法国18世纪学者之间那样的竞争。网民可以提出，某件档案、视频或相关工作，所蕴含的真相或讽刺的力量能够给最有害的假新闻“消毒”。胜者将获得资金的支持，以完成这项工作。
　　最后，在狄德罗身后250年时，应该编写一部新百科全书—是的，一部百科全书，真的百科全书，而不是维基百科和它的鱼龙混杂的条目。除了全球科技企业，谁还有实力将数千名有能力构建所有学科知识宝库的真正学者聚集在一起？
　　选择是明确的：百科全书或无知。
　　我不想给予一次谷歌会议过度的重要性，但它难道不能作为一次警世钟？那些需要为最糟糕的情况负责的人，难道不应该承担弥补伤害的部分责任，承担废墟后重建的部分责任吗？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伯纳德﹣亨利·莱维是法国“新哲学家”运动创始人之一，最新著作为《帝国和五位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