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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在欧洲，警察追捕具有原型特征的人，他们的罪过在于长了那样的一张脸。每一个不是白人的嫌疑犯，都是这条用隐形墨水写在集体意识深处的法则的明证：罪行是黑色的，或是棕色的，或者，至少是黄色的。
这种妖魔化的说法忽略了真实的历史经验。在这最近的五百年中，不得不说，白人犯下的罪行可是一点也不少。在文艺复兴时代，白人的数量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那时白人就声称自己是神意天命的承载者了。以上帝为名，他们在美洲消灭了不知几百万的印第安人，在非洲抓走了不知几百万的黑人。君王是白人，吸食印第安人血液的是白人，贩卖黑奴的也是白人，他们在美洲和非洲建立了代代相传的奴隶制度，让奴隶的子女生而为奴，在矿井和种植园里劳作终身。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为了将白人帝国的霸权扩展到这个星球的四面八方，文明犯下了不计其数的暴行，做出这些野蛮之举的也是白人。到了二十世纪，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发动和进行了二次世界大战、屠杀了主要是平民的六千四百万人的国家元首和军事统领，也是白人;建立起纳粹集中营，策划并实施了针对犹太人以及赤党分子、吉卜赛人和同性恋的大屠杀的刽子手，也还是白人。
有些民族生来就是自由人，另一些民族生来则是奴隶——所有曾经称霸世界的帝国，都受到过这条信念的指引。然而直到文艺复兴和征服美洲，种族主义才开始成为一种体制，为欧洲的贪食症提供堂而皇之的无罪辩词。从那时起，种族主义统治了全世界：在被殖民的世界，种族主义将大多数人贬为低等;在对外殖民的世界，种族主义将少数人推到边缘。殖民时代需要火药的同时也需要种族主义，历任罗马教皇不断地诽谤上帝，把灭绝人口的命令说成上帝的旨意。国际法的诞生是为了给侵略和掠夺赋予法律意义，而种族主义则给残暴的军人颁发通行证，为征服者对被征服的民族和土地进行无情剥削提供借口。
在西班牙殖民的美洲，诞生了一套新的词汇，用来确定每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依据的是混血方式的不同造成的等级差异。穆拉托（mulato）过去和现在都是指白种男人和黑种女人混血的后代，这个词很明显与骡子（mula）有关，骡子便是公驴和母马杂交后产下的无生育能力的后代。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词语用来给肤色划分等级，这千百种颜色产生于新大陆上欧洲人、美洲人和非洲人之间不断发生的大杂烩。有单个的名字，比如卡斯蒂索、夸尔特隆、金特隆、摩里斯科、乔洛、阿尔维诺、罗沃、桑巴伊戈、坎布霍、阿尔瓦拉萨多、巴尔西诺、科约特、查米索、桑波、希瓦罗、特雷萨尔沃、哈洛乔、卢纳雷霍和拉亚多，还有组合式的名字，比如“回到后面去”“你就站那儿”“你要当自己不存在”“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用来指称这些热带风味的沙拉拼盘，也标识着这世代所遗传的侮辱的分量。
在所有这些名字中，“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是最具揭示性的。从那个所谓的“美洲的发现”开始，我们已经做了五百年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为印第安人是印度人，以为古巴人居住的那块地方叫中国，以为海地人居住的那块地方叫日本。他的兄弟巴托洛梅在美洲建立了死刑制度，以渎神的罪名把六个印第安人活活烧死——这六个罪犯把天主教的画像埋到土里，以求新的神祇保佑一个好收成。当征服者们抵达墨西哥东部海岸时，他们问当地人：“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当地人回答说：“我们听不懂。”这句话在当地人使用的玛雅语言里的发音接近“尤卡坦”，从此这块地方就叫“尤卡坦”。当征服者们深入南美洲的心脏地带时，他们问当地人：“这个湖叫什么名字？”当地人回答说：“您是指这片水吗，先生？”这句话在瓜拉尼语里的发音接近“伊帕卡拉依”，从此这爿位于巴拉圭亚松森近郊的湖就叫这个名字了。印第安人从来都是体表光滑的，然而在1694年，安托纳·弗勒提埃尔在他的《通用詞典》中将他们描述为“体毛浓密、覆盖全身”，因为欧洲图像志的传统要求野蛮人必须浑身长毛、形似猿猴。1774年，危地马拉圣安德烈斯·伊查潘村的神父发现，印第安人顶礼膜拜的并非圣母玛利亚，而是那条被她踩在脚下的蛇，因为蛇是他们的老朋友了，是玛雅人供奉的神;神父还发现，印第安人崇拜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具有雨水与土地相交会的形状。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哥尼斯堡，从没到过美洲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断定，印第安人没有接受文明的能力，注定要走向灭亡。康德道出了真理，尽管他没有亲自施行：在经受了火绳枪和大炮的轰击，遭受了初到美洲的病毒和细菌的突袭，忍受了田间和矿井里无尽的强迫劳动之后，活下来的印第安人委实不多。那些因偶像崇拜的罪名而被判鞭刑、火刑和绞刑的印第安人则是许许多多：这些没有接受文明的能力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与大自然心灵相通的，他们相信，他们的许许多多的子孙今天也还相信，土地是神圣的，一切在土地上行走的、从土地中生发出来的，都是神圣的。
错误还在继续，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在十九世纪末的阿根廷，“向荒漠进军”指的是灭绝南方印第安人的数次军事行动，尽管那个时候巴塔哥尼亚地区还不像今天这么荒凉。阿根廷民政部门一直不肯登记印第安人的名字，理由是这些名字是外国名字，这种状况近几年才有所改观。人类学家卡塔利娜·布留巴斯奇发现，阿根廷民政部门终于把居住在该国北部萨尔塔高原地区的没有登记在册的印第安人登记在册了。他们的土著名字被改成了不那么“外国”的名字，比如雪佛兰塔、福特、二十七、八、十三，甚至还有被重新命名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全名照搬，以纪念这位对本国原住民厌恶至极的伟人。
今天，在那些经济上主要依靠印第安人提供劳动力的国家，印第安人被视为国家经济的沉重负担，是这些国家竞相仿效的塑料文化的累赘。危地马拉是少数几个印第安人得以在人口灭绝的灾难之后恢复生机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印第安人一直遭受虐待，是少数民族中最边缘化的群体，虽然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梅斯蒂索人（指印欧混血人）和白人，以及那些自称是白人的人，或是照着迈阿密的方式穿衣打扮、生活起居，或是梦想着如此，为的就是看上去不像印第安人，而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却如同朝圣一般蜂拥前往奇奇卡斯特南戈市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旅游胜地之一，印第安人的艺术在此表现为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编织品，令人惊叹不已。1954年，卡洛斯·卡斯蒂略·阿尔马斯上校篡夺了政权，梦想着把危地马拉改造成迪士尼乐园。为了把印第安人从愚昧和落后中拯救出来，上校打算“唤醒他们的美学品位”，就像当时的一份政府宣传册所说的那样，“向他们传授编织、刺绣等劳动技能”。就在他将他的计划付诸行动时，死神夺走了他的性命。 “你真像个印第安人”，或者，“你身上有黑人的味道”，在印第安人或黑人为数最多的国家，一些母亲会这么训诫不肯洗澡的孩子。然而，殖民时期的史家曾记载，征服者看到印第安人洗澡次数之频繁，其实是大为不解的;从那时起，正是印第安人，以及后来从非洲来的奴隶，好心好意地把他们的卫生习惯传授给了其他的拉丁美洲人。
基督教信仰是对沐浴不予信任的，沐浴与罪孽相近，因为它带来快感。在宗教裁判所极盛时期的西班牙，谁要是沐浴次数过多，就是在自认伊斯兰教信仰，犯下异教之罪，最终可能被处以火刑。在今天的西班牙，能去马尔贝拉（西班牙南部海滨城市，旅游胜地）避暑度假的阿拉伯人才算阿拉伯人。没钱的阿拉伯人就只能是摩尔人——用种族主义者的话来说，臭摩尔人。然而，每一个参观过水的盛会——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的人都知道，伊斯兰文化向来就是珍爱水的文化，而基督教文化曾长期与水为敌，除了饮用之水。事实上，淋浴的习惯要到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在欧洲普及，差不多是与电视机同时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
印第安人是懦夫，黑人都是胆小鬼，但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无论是数次征服战争、独立战争，还是各国内战或是边境战争，印第安人和黑人总是被当成炮灰。在征服时期，西班牙人用印第安人士兵残杀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独立战争成为阿根廷黑人的灭顶之災，因为他们总是被放在交火的最前线。在巴拉圭战争中，战场饱浸了巴西黑人士兵的鲜血。在与智利交战时，秘鲁和玻利维亚联军由印第安人组成，秘鲁作家里卡多·帕尔马称他们是“卑贱堕落的种族”。他们被派往屠场奋勇冲杀，而军官们则一面高呼“祖国万岁”一面后撤。更近一些的年代，在厄瓜多尔与秘鲁的战争中，贡献尸体的是印第安人;在危地马拉山区，扫荡印第安人村落的军队中，当兵的全是印第安人，那些梅斯蒂索人军官在他们犯下的每一次罪行中都进行了一场暴烈的驱魔仪式，要把身上一半的血液清除干净。
要像黑人那样干活。说这话的人也经常说，黑人都是懒鬼。还有个说法：白人会奔跑，黑人只会逃跑。奔跑的白人是失主，奔逃的黑人是小偷。就连受迫害的穷苦高乔人的化身马丁·菲耶罗也认为，做小偷的都是黑人，黑人是魔鬼造出来给地狱烧炭用的，印第安人也是一样：
印第安人就是印第安人，他不愿
放弃他的本性
打生下来就是印第安小偷
死去时还是印第安小偷。
黑人是小偷，印第安人是小偷：错误的传统让小偷成为被劫掠得最多的人。
从征服时代和奴役时代开始，印第安人和黑人就不断地遭受劫掠：他们的手臂、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劳力和财富，以及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记忆。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基隆波”这个词意为妓院、混乱、无序、堕落。这个词事实上来自非洲的班图语，指的是成年训练营。在巴西，“基隆波”指的是逃亡奴隶在雨林深处建立的自由空间。在这些避难所中，有一些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位于阿拉戈斯州腹地的自由王国帕尔马雷斯存活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打退了荷兰和葡萄牙军队发起的三十多次进攻。美洲征服和殖民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曾中断的维护尊严的历史。几百年中，年复一年，没有哪一天是没有起义的，但官方历史却略去了几乎所有的反抗事件，只把它们当成是奴隶劳动中的恶劣表现而已。总之，只要黑人和印第安人拒绝接受为奴和强制劳动的命运，他们就在实施反抗宇宙秩序的暴乱之罪了。从寄生虫到上帝，宇宙秩序建立在一根长长的由低到高的链条之上。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仆从也应当围着主人转。从殖民时期开始，社会不均与种族歧视，就一同参与构成了和谐的宇宙秩序。今天依然如此，而且不单单是在美洲如此。1995年，皮耶特罗·因格拉奥（意大利政治人物，曾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多年）在意大利证实了这一点：“我家里有个菲律宾女佣。真奇怪，很难想象，在一个菲律宾人的家里会有一个白人女佣。”
从来不乏睿智的思想家把统治阶级的偏见拔高到科学的高度。十九世纪的欧洲就盛产这些理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认为，白人是优等人种，而女人永远处在童年状态。和他几乎所有的同行一样，孔德对于这一条基本原则毫不怀疑：白人就是有能力统治那些注定做下等人的人。
切萨雷·龙勃罗梭把种族主义变成了刑事专题。这位犹太裔的意大利教授证明，原始野蛮人是危险的，他的论证方法与半个世纪后希特勒用以为反犹主义张目的方法是非常类似的。根据龙勃罗梭的说法，罪犯生来就是罪犯，他们身上的动物性体征与非洲黑人以及作为蒙古人种后代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体征是一样的。杀人犯颧骨较宽、头发卷曲而偏黑、胡须较少、犬齿较大;窃贼长有扁平的鼻子;强奸犯的嘴唇和眼皮都呈鼓胀状。罪犯和野蛮人一样，都不会脸红，这种特性有利于他们从容不迫地说谎。女性确实会脸红，不过龙勃罗梭发现，“就连被认为是正常的女性也带有含犯罪倾向的体征”。革命分子也是一样，“我从没看过一个脸型对称的无政府主义者”。
赫伯特·斯宾塞在理性的帝国里打下了不平等的基础，今天它业已成为市场的法则。尽管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他的一些理论今天听来仍不过时，富有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气息。根据斯宾塞的说法，国家政府应当退避三舍，不应当介入给最强壮、最有天赋的人赋予权力的自然抉择的进程。社会保障只会滋生更多的懒汉，公立学校则会教育出一大批心怀不满的人。政府应当只限于引导低劣种族从事体力劳动，同时让他们远离酒精。
就像警察抄家一样，种族主义找到什么就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流行着以称量大脑重量来计算智商的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催生出一种下流的脑髓裸露癖，证明了印第安人、黑人和女人的脑子都是轻飘飘的。加夫列尔·雷内·莫雷诺，十九世纪玻利维亚的伟大知识分子，曾经拿着秤证明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的大脑要比白种人的大脑更轻，差距在五盎司、七盎司到十盎司之间。其实，大脑重量之于智力的关系，和生殖器尺寸之于性能力的关系并无区别，也就是说：毫无关系。但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还是热衷于追逐名人的头盖骨，尽管实验结果令人惆怅，可他们从不气馁。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大脑重量只有伊万·屠格涅夫的一半，而两人的文学成就则被认为是难分伯仲。 一百年前，阿尔弗雷德·比奈在巴黎首创了智商测试，他的本意是好的，意在分辨出哪些孩子需要得到学校老师更多的帮助。也是他，第一次向人们发出了告诫：这种方法不是用来衡量智力的，智力不可测量;这种方法不应被用来剥夺任何人的准入资格。然而，美国政府1913年就开始在纽约口岸强制推行比奈的测试方法了，就在离自由女神像不远的地方，刚刚抵达美国的犹太人，匈牙利、意大利和俄国移民接受了智力检测，美国政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每十个移民中就有八个人智力水平相当于儿童。三年后，玻利维亚政府在波托西市的公立学校进行了智力测试：每十个儿童中就有八人是非正常的。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种族和社会歧视就不断地利用智商测试获取科学价值，在这种测试中，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1994年，一本名为《钟形曲线》的书在美国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这部由两位大学教授合写的著作把许多人敢想不敢说，或者只会压低了声音说的话赤裸裸地讲了出来：因为遗传作用，黑人和穷人的智商不可避免地低于白人和富人，因此，给黑人和穷人的教育及社会保障投資，就等于是把钱扔到水里。穷人，特别是黑皮肤的穷人，都是蠢驴，不是因为他们穷所以他们蠢，而是因为他们蠢所以他们穷。
种族主义认为只有它自己的偏见才有说服力。今天众所周知的是，非洲艺术曾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那些画家和雕塑家灵感的主要来源，甚至常常成为他们无耻抄袭的对象;同样无可置疑的是，来自非洲的节奏正在拯救这个即将因悲伤和困顿而死去的世界。来自非洲的音乐在巴西、美国和加勒比海沿岸催生了新的美妙旋律，没有这样的音乐，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对于豪·路·博尔赫斯、阿诺德·汤因比一众当代杰出知识分子来说，黑人的文化不育症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美洲，真正的文化是好几位母亲的产儿。我们的多元身份能发挥创造的活力，是因为组成它的各部分互相作用而产生出旺盛的生命力。然而，我们接受的教育却让我们看不见自己。种族主义善于切割人体，不让人的本性尽情放射出所有的光芒。美洲依然承受着种族主义的病害;从北到南，美洲仍然害着眼病，看不见自己。我们这一代拉丁美洲人是受好莱坞教育长大的。印第安人总是那么一群长着苦瓜脸、头插羽毛、在身上文着图案的家伙，因为老是围着马车转而头昏脑涨。我们对非洲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人猿泰山老师，而他是由一个从没去过非洲的小说家杜撰出来的。
起源于欧洲以外的文化不是文化，而是蒙昧，顶多只能用来证明低等种族的无能，或是用来吸引观光客，要么就是在开年终联欢会和过国庆节时提供奇装异服。然而，在现实中，在混血文化的花园里，印第安根脉和非洲根脉是和欧洲根脉一样顽强地绽放花朵的。它们结出的美妙果实比比皆是，不论是在久负盛名的艺术中，还是在被轻蔑地称为“手工艺”的艺术中;不论是在被贬损为“民间习俗”的文化中，还是在被定性为“迷信”的宗教中。这些根脉，不为人知却绝非愚昧无知，它们丰富了有血有肉之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在每天以说或不说的方式向我们揭示我们是谁的话语中，在我们进食和烹饪的方式中，在令我们翩翩起舞的旋律中，在我们乐在其中的游戏中，在与我们生活相伴的一千零一种私密的或集体的仪式中，这些根脉，都依然是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几百年间，来自美洲远古和非洲海岸的神都被禁止膜拜。今天，这些神可以公开露面了;尽管他们仍然遭受歧视，他们经常受到为数众多的白人和混血人信徒的崇拜，或者至少得到他们的问候、收到他们发来的祈求。在安第斯高原的国家，除了印第安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会把酒杯倾斜，敬上土地之神帕恰妈妈先一杯。在加勒比海岛和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在黑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向大海之神耶曼娅供奉鲜花和甜食。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诸神不得不乔装成基督教圣徒才得以存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他们不再遭受追捕和刑罚，但官方文化仍然对他们投去轻蔑的目光。我们生活在遭到异化的社会里，几百年中人们都接受朝镜子吐口水的训练，很难接受发源自美洲的宗教以及由运奴船从非洲舶来的宗教得到和主流基督教一样的尊重。宗教吗？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也配叫宗教？这些歌颂自然的异教赞歌，这些纵情狂欢的危险仪式，也能叫作宗教吗？在形式上，它们可以是多姿多彩的，甚至是可亲可爱的，但在本质上，它们仍旧是无知和落后的表现而已。
把黑皮肤的人以及他们的身份标志与无知和落后相等同，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1937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了开辟进步之路，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大元帅下令砍杀了两万五千名海地黑人。大元帅本人是黑白混血，祖辈中就有海地人，他喜欢用米粉把脸抹白，还想把整个国家都漂白。作为赔偿，多米尼加共和国按每一个死难者二十九美元向海地政府支付赔款。经过漫长的谈判后，特鲁希略只承认有一万八千人遇害，赔款总计五十二万两千美元。
特约编辑：赵芳 责任编辑：田静
这种妖魔化的说法忽略了真实的历史经验。在这最近的五百年中，不得不说，白人犯下的罪行可是一点也不少。在文艺复兴时代，白人的数量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那时白人就声称自己是神意天命的承载者了。以上帝为名，他们在美洲消灭了不知几百万的印第安人，在非洲抓走了不知几百万的黑人。君王是白人，吸食印第安人血液的是白人，贩卖黑奴的也是白人，他们在美洲和非洲建立了代代相传的奴隶制度，让奴隶的子女生而为奴，在矿井和种植园里劳作终身。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为了将白人帝国的霸权扩展到这个星球的四面八方，文明犯下了不计其数的暴行，做出这些野蛮之举的也是白人。到了二十世纪，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发动和进行了二次世界大战、屠杀了主要是平民的六千四百万人的国家元首和军事统领，也是白人;建立起纳粹集中营，策划并实施了针对犹太人以及赤党分子、吉卜赛人和同性恋的大屠杀的刽子手，也还是白人。
有些民族生来就是自由人，另一些民族生来则是奴隶——所有曾经称霸世界的帝国，都受到过这条信念的指引。然而直到文艺复兴和征服美洲，种族主义才开始成为一种体制，为欧洲的贪食症提供堂而皇之的无罪辩词。从那时起，种族主义统治了全世界：在被殖民的世界，种族主义将大多数人贬为低等;在对外殖民的世界，种族主义将少数人推到边缘。殖民时代需要火药的同时也需要种族主义，历任罗马教皇不断地诽谤上帝，把灭绝人口的命令说成上帝的旨意。国际法的诞生是为了给侵略和掠夺赋予法律意义，而种族主义则给残暴的军人颁发通行证，为征服者对被征服的民族和土地进行无情剥削提供借口。
在西班牙殖民的美洲，诞生了一套新的词汇，用来确定每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依据的是混血方式的不同造成的等级差异。穆拉托（mulato）过去和现在都是指白种男人和黑种女人混血的后代，这个词很明显与骡子（mula）有关，骡子便是公驴和母马杂交后产下的无生育能力的后代。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词语用来给肤色划分等级，这千百种颜色产生于新大陆上欧洲人、美洲人和非洲人之间不断发生的大杂烩。有单个的名字，比如卡斯蒂索、夸尔特隆、金特隆、摩里斯科、乔洛、阿尔维诺、罗沃、桑巴伊戈、坎布霍、阿尔瓦拉萨多、巴尔西诺、科约特、查米索、桑波、希瓦罗、特雷萨尔沃、哈洛乔、卢纳雷霍和拉亚多，还有组合式的名字，比如“回到后面去”“你就站那儿”“你要当自己不存在”“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用来指称这些热带风味的沙拉拼盘，也标识着这世代所遗传的侮辱的分量。
在所有这些名字中，“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是最具揭示性的。从那个所谓的“美洲的发现”开始，我们已经做了五百年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为印第安人是印度人，以为古巴人居住的那块地方叫中国，以为海地人居住的那块地方叫日本。他的兄弟巴托洛梅在美洲建立了死刑制度，以渎神的罪名把六个印第安人活活烧死——这六个罪犯把天主教的画像埋到土里，以求新的神祇保佑一个好收成。当征服者们抵达墨西哥东部海岸时，他们问当地人：“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当地人回答说：“我们听不懂。”这句话在当地人使用的玛雅语言里的发音接近“尤卡坦”，从此这块地方就叫“尤卡坦”。当征服者们深入南美洲的心脏地带时，他们问当地人：“这个湖叫什么名字？”当地人回答说：“您是指这片水吗，先生？”这句话在瓜拉尼语里的发音接近“伊帕卡拉依”，从此这爿位于巴拉圭亚松森近郊的湖就叫这个名字了。印第安人从来都是体表光滑的，然而在1694年，安托纳·弗勒提埃尔在他的《通用詞典》中将他们描述为“体毛浓密、覆盖全身”，因为欧洲图像志的传统要求野蛮人必须浑身长毛、形似猿猴。1774年，危地马拉圣安德烈斯·伊查潘村的神父发现，印第安人顶礼膜拜的并非圣母玛利亚，而是那条被她踩在脚下的蛇，因为蛇是他们的老朋友了，是玛雅人供奉的神;神父还发现，印第安人崇拜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具有雨水与土地相交会的形状。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哥尼斯堡，从没到过美洲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断定，印第安人没有接受文明的能力，注定要走向灭亡。康德道出了真理，尽管他没有亲自施行：在经受了火绳枪和大炮的轰击，遭受了初到美洲的病毒和细菌的突袭，忍受了田间和矿井里无尽的强迫劳动之后，活下来的印第安人委实不多。那些因偶像崇拜的罪名而被判鞭刑、火刑和绞刑的印第安人则是许许多多：这些没有接受文明的能力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与大自然心灵相通的，他们相信，他们的许许多多的子孙今天也还相信，土地是神圣的，一切在土地上行走的、从土地中生发出来的，都是神圣的。
错误还在继续，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在十九世纪末的阿根廷，“向荒漠进军”指的是灭绝南方印第安人的数次军事行动，尽管那个时候巴塔哥尼亚地区还不像今天这么荒凉。阿根廷民政部门一直不肯登记印第安人的名字，理由是这些名字是外国名字，这种状况近几年才有所改观。人类学家卡塔利娜·布留巴斯奇发现，阿根廷民政部门终于把居住在该国北部萨尔塔高原地区的没有登记在册的印第安人登记在册了。他们的土著名字被改成了不那么“外国”的名字，比如雪佛兰塔、福特、二十七、八、十三，甚至还有被重新命名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全名照搬，以纪念这位对本国原住民厌恶至极的伟人。
今天，在那些经济上主要依靠印第安人提供劳动力的国家，印第安人被视为国家经济的沉重负担，是这些国家竞相仿效的塑料文化的累赘。危地马拉是少数几个印第安人得以在人口灭绝的灾难之后恢复生机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印第安人一直遭受虐待，是少数民族中最边缘化的群体，虽然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梅斯蒂索人（指印欧混血人）和白人，以及那些自称是白人的人，或是照着迈阿密的方式穿衣打扮、生活起居，或是梦想着如此，为的就是看上去不像印第安人，而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却如同朝圣一般蜂拥前往奇奇卡斯特南戈市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旅游胜地之一，印第安人的艺术在此表现为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编织品，令人惊叹不已。1954年，卡洛斯·卡斯蒂略·阿尔马斯上校篡夺了政权，梦想着把危地马拉改造成迪士尼乐园。为了把印第安人从愚昧和落后中拯救出来，上校打算“唤醒他们的美学品位”，就像当时的一份政府宣传册所说的那样，“向他们传授编织、刺绣等劳动技能”。就在他将他的计划付诸行动时，死神夺走了他的性命。 “你真像个印第安人”，或者，“你身上有黑人的味道”，在印第安人或黑人为数最多的国家，一些母亲会这么训诫不肯洗澡的孩子。然而，殖民时期的史家曾记载，征服者看到印第安人洗澡次数之频繁，其实是大为不解的;从那时起，正是印第安人，以及后来从非洲来的奴隶，好心好意地把他们的卫生习惯传授给了其他的拉丁美洲人。
基督教信仰是对沐浴不予信任的，沐浴与罪孽相近，因为它带来快感。在宗教裁判所极盛时期的西班牙，谁要是沐浴次数过多，就是在自认伊斯兰教信仰，犯下异教之罪，最终可能被处以火刑。在今天的西班牙，能去马尔贝拉（西班牙南部海滨城市，旅游胜地）避暑度假的阿拉伯人才算阿拉伯人。没钱的阿拉伯人就只能是摩尔人——用种族主义者的话来说，臭摩尔人。然而，每一个参观过水的盛会——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的人都知道，伊斯兰文化向来就是珍爱水的文化，而基督教文化曾长期与水为敌，除了饮用之水。事实上，淋浴的习惯要到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在欧洲普及，差不多是与电视机同时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
印第安人是懦夫，黑人都是胆小鬼，但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无论是数次征服战争、独立战争，还是各国内战或是边境战争，印第安人和黑人总是被当成炮灰。在征服时期，西班牙人用印第安人士兵残杀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独立战争成为阿根廷黑人的灭顶之災，因为他们总是被放在交火的最前线。在巴拉圭战争中，战场饱浸了巴西黑人士兵的鲜血。在与智利交战时，秘鲁和玻利维亚联军由印第安人组成，秘鲁作家里卡多·帕尔马称他们是“卑贱堕落的种族”。他们被派往屠场奋勇冲杀，而军官们则一面高呼“祖国万岁”一面后撤。更近一些的年代，在厄瓜多尔与秘鲁的战争中，贡献尸体的是印第安人;在危地马拉山区，扫荡印第安人村落的军队中，当兵的全是印第安人，那些梅斯蒂索人军官在他们犯下的每一次罪行中都进行了一场暴烈的驱魔仪式，要把身上一半的血液清除干净。
要像黑人那样干活。说这话的人也经常说，黑人都是懒鬼。还有个说法：白人会奔跑，黑人只会逃跑。奔跑的白人是失主，奔逃的黑人是小偷。就连受迫害的穷苦高乔人的化身马丁·菲耶罗也认为，做小偷的都是黑人，黑人是魔鬼造出来给地狱烧炭用的，印第安人也是一样：
印第安人就是印第安人，他不愿
放弃他的本性
打生下来就是印第安小偷
死去时还是印第安小偷。
黑人是小偷，印第安人是小偷：错误的传统让小偷成为被劫掠得最多的人。
从征服时代和奴役时代开始，印第安人和黑人就不断地遭受劫掠：他们的手臂、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劳力和财富，以及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记忆。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基隆波”这个词意为妓院、混乱、无序、堕落。这个词事实上来自非洲的班图语，指的是成年训练营。在巴西，“基隆波”指的是逃亡奴隶在雨林深处建立的自由空间。在这些避难所中，有一些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位于阿拉戈斯州腹地的自由王国帕尔马雷斯存活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打退了荷兰和葡萄牙军队发起的三十多次进攻。美洲征服和殖民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曾中断的维护尊严的历史。几百年中，年复一年，没有哪一天是没有起义的，但官方历史却略去了几乎所有的反抗事件，只把它们当成是奴隶劳动中的恶劣表现而已。总之，只要黑人和印第安人拒绝接受为奴和强制劳动的命运，他们就在实施反抗宇宙秩序的暴乱之罪了。从寄生虫到上帝，宇宙秩序建立在一根长长的由低到高的链条之上。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仆从也应当围着主人转。从殖民时期开始，社会不均与种族歧视，就一同参与构成了和谐的宇宙秩序。今天依然如此，而且不单单是在美洲如此。1995年，皮耶特罗·因格拉奥（意大利政治人物，曾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多年）在意大利证实了这一点：“我家里有个菲律宾女佣。真奇怪，很难想象，在一个菲律宾人的家里会有一个白人女佣。”
从来不乏睿智的思想家把统治阶级的偏见拔高到科学的高度。十九世纪的欧洲就盛产这些理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认为，白人是优等人种，而女人永远处在童年状态。和他几乎所有的同行一样，孔德对于这一条基本原则毫不怀疑：白人就是有能力统治那些注定做下等人的人。
切萨雷·龙勃罗梭把种族主义变成了刑事专题。这位犹太裔的意大利教授证明，原始野蛮人是危险的，他的论证方法与半个世纪后希特勒用以为反犹主义张目的方法是非常类似的。根据龙勃罗梭的说法，罪犯生来就是罪犯，他们身上的动物性体征与非洲黑人以及作为蒙古人种后代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体征是一样的。杀人犯颧骨较宽、头发卷曲而偏黑、胡须较少、犬齿较大;窃贼长有扁平的鼻子;强奸犯的嘴唇和眼皮都呈鼓胀状。罪犯和野蛮人一样，都不会脸红，这种特性有利于他们从容不迫地说谎。女性确实会脸红，不过龙勃罗梭发现，“就连被认为是正常的女性也带有含犯罪倾向的体征”。革命分子也是一样，“我从没看过一个脸型对称的无政府主义者”。
赫伯特·斯宾塞在理性的帝国里打下了不平等的基础，今天它业已成为市场的法则。尽管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他的一些理论今天听来仍不过时，富有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气息。根据斯宾塞的说法，国家政府应当退避三舍，不应当介入给最强壮、最有天赋的人赋予权力的自然抉择的进程。社会保障只会滋生更多的懒汉，公立学校则会教育出一大批心怀不满的人。政府应当只限于引导低劣种族从事体力劳动，同时让他们远离酒精。
就像警察抄家一样，种族主义找到什么就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流行着以称量大脑重量来计算智商的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催生出一种下流的脑髓裸露癖，证明了印第安人、黑人和女人的脑子都是轻飘飘的。加夫列尔·雷内·莫雷诺，十九世纪玻利维亚的伟大知识分子，曾经拿着秤证明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的大脑要比白种人的大脑更轻，差距在五盎司、七盎司到十盎司之间。其实，大脑重量之于智力的关系，和生殖器尺寸之于性能力的关系并无区别，也就是说：毫无关系。但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还是热衷于追逐名人的头盖骨，尽管实验结果令人惆怅，可他们从不气馁。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大脑重量只有伊万·屠格涅夫的一半，而两人的文学成就则被认为是难分伯仲。 一百年前，阿尔弗雷德·比奈在巴黎首创了智商测试，他的本意是好的，意在分辨出哪些孩子需要得到学校老师更多的帮助。也是他，第一次向人们发出了告诫：这种方法不是用来衡量智力的，智力不可测量;这种方法不应被用来剥夺任何人的准入资格。然而，美国政府1913年就开始在纽约口岸强制推行比奈的测试方法了，就在离自由女神像不远的地方，刚刚抵达美国的犹太人，匈牙利、意大利和俄国移民接受了智力检测，美国政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每十个移民中就有八个人智力水平相当于儿童。三年后，玻利维亚政府在波托西市的公立学校进行了智力测试：每十个儿童中就有八人是非正常的。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种族和社会歧视就不断地利用智商测试获取科学价值，在这种测试中，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1994年，一本名为《钟形曲线》的书在美国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这部由两位大学教授合写的著作把许多人敢想不敢说，或者只会压低了声音说的话赤裸裸地讲了出来：因为遗传作用，黑人和穷人的智商不可避免地低于白人和富人，因此，给黑人和穷人的教育及社会保障投資，就等于是把钱扔到水里。穷人，特别是黑皮肤的穷人，都是蠢驴，不是因为他们穷所以他们蠢，而是因为他们蠢所以他们穷。
种族主义认为只有它自己的偏见才有说服力。今天众所周知的是，非洲艺术曾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那些画家和雕塑家灵感的主要来源，甚至常常成为他们无耻抄袭的对象;同样无可置疑的是，来自非洲的节奏正在拯救这个即将因悲伤和困顿而死去的世界。来自非洲的音乐在巴西、美国和加勒比海沿岸催生了新的美妙旋律，没有这样的音乐，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对于豪·路·博尔赫斯、阿诺德·汤因比一众当代杰出知识分子来说，黑人的文化不育症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美洲，真正的文化是好几位母亲的产儿。我们的多元身份能发挥创造的活力，是因为组成它的各部分互相作用而产生出旺盛的生命力。然而，我们接受的教育却让我们看不见自己。种族主义善于切割人体，不让人的本性尽情放射出所有的光芒。美洲依然承受着种族主义的病害;从北到南，美洲仍然害着眼病，看不见自己。我们这一代拉丁美洲人是受好莱坞教育长大的。印第安人总是那么一群长着苦瓜脸、头插羽毛、在身上文着图案的家伙，因为老是围着马车转而头昏脑涨。我们对非洲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人猿泰山老师，而他是由一个从没去过非洲的小说家杜撰出来的。
起源于欧洲以外的文化不是文化，而是蒙昧，顶多只能用来证明低等种族的无能，或是用来吸引观光客，要么就是在开年终联欢会和过国庆节时提供奇装异服。然而，在现实中，在混血文化的花园里，印第安根脉和非洲根脉是和欧洲根脉一样顽强地绽放花朵的。它们结出的美妙果实比比皆是，不论是在久负盛名的艺术中，还是在被轻蔑地称为“手工艺”的艺术中;不论是在被贬损为“民间习俗”的文化中，还是在被定性为“迷信”的宗教中。这些根脉，不为人知却绝非愚昧无知，它们丰富了有血有肉之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在每天以说或不说的方式向我们揭示我们是谁的话语中，在我们进食和烹饪的方式中，在令我们翩翩起舞的旋律中，在我们乐在其中的游戏中，在与我们生活相伴的一千零一种私密的或集体的仪式中，这些根脉，都依然是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几百年间，来自美洲远古和非洲海岸的神都被禁止膜拜。今天，这些神可以公开露面了;尽管他们仍然遭受歧视，他们经常受到为数众多的白人和混血人信徒的崇拜，或者至少得到他们的问候、收到他们发来的祈求。在安第斯高原的国家，除了印第安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会把酒杯倾斜，敬上土地之神帕恰妈妈先一杯。在加勒比海岛和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在黑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向大海之神耶曼娅供奉鲜花和甜食。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诸神不得不乔装成基督教圣徒才得以存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他们不再遭受追捕和刑罚，但官方文化仍然对他们投去轻蔑的目光。我们生活在遭到异化的社会里，几百年中人们都接受朝镜子吐口水的训练，很难接受发源自美洲的宗教以及由运奴船从非洲舶来的宗教得到和主流基督教一样的尊重。宗教吗？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也配叫宗教？这些歌颂自然的异教赞歌，这些纵情狂欢的危险仪式，也能叫作宗教吗？在形式上，它们可以是多姿多彩的，甚至是可亲可爱的，但在本质上，它们仍旧是无知和落后的表现而已。
把黑皮肤的人以及他们的身份标志与无知和落后相等同，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1937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了开辟进步之路，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大元帅下令砍杀了两万五千名海地黑人。大元帅本人是黑白混血，祖辈中就有海地人，他喜欢用米粉把脸抹白，还想把整个国家都漂白。作为赔偿，多米尼加共和国按每一个死难者二十九美元向海地政府支付赔款。经过漫长的谈判后，特鲁希略只承认有一万八千人遇害，赔款总计五十二万两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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