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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先生、王秀涛先生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在这里向诸位朋友汇报并一起探讨、交流、学习与阅读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作品的心得和体会。
钱锺书和杨绛都是现当代文坛上独具特色的学者型作家。他们在学术上可以说是古典文学甚至古代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学翻译的大家，而就文学创作来说，他们虽然算不上多产的文学大家，但却以自己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和风格而位列名家。钱锺书先生在新文学创作上只有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一册只收了四个短篇的小说集《人·兽·鬼》和一本薄薄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主要有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几部话剧和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及一些零星创作的短篇和散文。所以就数量上看，钱、杨显然无法与鲁、郭、茅、巴、老、曹、沈这些文学大家相比，不过，在风格特色上，钱、杨却能够别开生面，独成一家。尤其是钱先生的《围城》，堪比被闻一多先生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为读者的喜爱程度及艺术成就不亚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长篇。而杨绛先生的话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上演后也是好评如潮，被著名戏剧家和文艺评论家李健吾誉为丁西林之后中国真正的风俗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不过在我个人看来，真正代表杨绛先生戏剧创作成就的应该是《风絮》，这部在故事情节上有点类似于夏衍《上海屋檐下》的五幕悲剧，无论在社会批判的力度上还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超过了她的喜剧。但不可否认，是《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这两部风俗喜剧的上演，使杨绛先于钱锺书在文坛上立身扬名，以至于当时有人在介绍钱锺书时说：“这位是剧作家杨绛先生的先生钱锺书先生。”可能这使钱先生感到了尴尬与压力，而这种压力成了他创作《围城》的动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钱锺书的主要作品和学术著作已经出版，其学名和文名直线攀升，人们称呼钱先生与杨先生的话语才由“杨绛先生的先生钱锺书先生”变为了“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
我们说，钱锺书与杨绛这一对作家夫妻，不仅是现当代文坛上的一道靓丽风景，也必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留下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我们文学史上有不少传诵一时的作家夫妻，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宋代的李清照与赵明诚，现代的丁玲与胡也频、萧军与萧红、孔厥与袁静等，但这些夫妻作家几乎都是以婚姻的悲剧收场，而钱、杨这对夫妻作家却是白头到老。可以说，自1932年3月钱锺书与杨绛在清华园古月堂偶遇而相互倾心，直至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辞世，二人都是相濡以沫，终身恩爱。1932年因杨绛先生所就读的东吴大学闹学潮一直无法开课，杨绛遂邀周芬、孙令衔（后与杨绛七妹杨桼结婚）等四名东吴同学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是由他们东吴大学的同学，当时已经转校到燕京大学的费孝通代为办理的。一行人于2月27日到达燕京大学，待经过注册考试后，杨绛先生要去清华看她振华中学时的好朋友蒋恩钿，而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个表兄正是当时在清华外文系读大三的钱锺书，是孙令衔介绍钱锺书与杨绛相识的。可能孙令衔从二人接触的眼神举止中预感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又私下告诉杨绛，说钱锺书已经订婚了；又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有男朋友。他所说的钱锺书订婚，是听说他的远房姑妈叶恭绰夫人看中了钱锺书，曾带她的养女、叶恭超的从妹叶崇范到钱家，想招钱锺书为女婿。虽然钱基博夫妇也乐意，但钱锺书自己不同意。而叶小姐也有自己的男朋友，所以这个包办的婚是没有订成的。至于孙令衔说的杨绛的男朋友，是指费孝通。孙令衔和费孝通是东吴大学时的同学和知心朋友，杨先生和费先生在振华中学与东吴大学都是同学、好友。但杨先生一直把费先生当成一般的朋友而非男女朋友，但费先生则可能早就把杨先生看成了自己的女朋友。所以，当杨绛写信告诉费孝通自己交了男朋友后，费孝通找到清华园与杨绛“吵架”，认为他最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早已是朋友了。多年以后费先生还对人说，杨绛是他的初恋。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费先生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时还说自己有“向上爬”的思想，因为自己的女朋友看不起自己。总之，孙令衔向双方浇冷水并没有浇灭钱、杨之间萌生的爱情火苗，钱先生虽然是一个沉迷于读书的“书痴”，但痴人却有股勇敢的“痴劲”，他写信和杨绛约会，开门见山就说自己没有订婚，杨绛告诉他自己也没有男朋友。加之杨绛听从了好朋友蒋恩钿的建议，没有到燕京大学去借读，而是到清华来借读。本来杨绛钟情的就是清华，只是由于她中学毕业考大学时，清华还不在江南招女生，她才上了东吴大学。到她中学下一届的同学蒋恩钿毕业时清华才在南方招收女生。虽然杨先生后来考上了清华研究院，但大学没能够上清华是她的终身遗憾。不过，在清华借读的一年里，她却收获了爱情，留给文坛一段千古佳话。
今天我要给诸位汇报的题目是“‘痴气’的‘书癖’与超然的哲人——谈杨绛笔下的钱锺书”。这基本上是一个命题作文。8月初，接到傅光明先生的电话，说要我过来讲一下“钱锺书与杨绛”。我希望换一个题目，讲鲁迅。因为我近几年一直在解读鲁迅的《野草》与《故事新编》，自觉有些心得且有现成的题目。可是傅先生说鲁迅的题目已安排别的专家讲了，你不是研究钱锺书的吗？连带着讲一下杨绛还不是轻车熟路，况且这个讲座的选题已经上报作家协会审批了。至于具体的题目你可以按照所讲的内容自己调整，只要不离开“钱锺书与杨绛”就可以了。我与傅光明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话说到这份上如再执意拒绝不是有些“不识抬举”了嘛！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确实很喜欢钱锺书的作品，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本科学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比较》，20世纪90年代后，在电视剧《围城》引发的“钱锺书热”的浪潮中，出版了两本有关钱锺书的小册子。一本是专门谈钱锺书的比喻的，另一本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钱锺书作品风格论》。此外发表了几篇谈钱锺书的比喻、幽默、英文论著和用典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钱锺书的两篇英文文章所引起的论争》，文章介绍了1946—1947年钱锺书先生在《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发表的对克拉拉· M·凯德琳·扬（Clara M.Candlin Young）翻译并作传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中国的爱国诗人——陆游的剑诗》）一书的书评和《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两篇英文文章及由此引发的一次文字论争。钱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在英语世界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远在美国纽约的鲍尔·埃·博楠德（Paul E.Burnand ）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这些文章之后兴奋不已，致信钱先生对他的汉学知识和心理学理论表示非常推崇，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这封来信与钱先生的回答以“通信”（Correspondence）为题同时发表在1947年9月出版的《书林季刊》（Philobiblon）第2卷第1期上。其中争论的主要一点是，凯德琳·扬摘抄了陆游涉及贫穷的诗歌并且反复说明：“年老时他是如此贫穷，以至于经常没有饭吃，只好从临近的僧人那里讨要一些饭食。”钱先生在书评中批评她不懂得炫耀贫穷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并嘲讽地说这是由于扬女士有着一个富有想象力而又实际的女性的头脑。博楠德在信中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富有想象力而又实际的女性的头脑’是一种巧妙的说法，但是那些诗歌不是以表现贫穷来达到富于诗意吗？”对此，钱先生进一步讲述了中国古代诗人运用典故的情况，指出陆游的诗《霜风》大概是扬女士信息的来源。那一年10月的寒风凛冽无情：“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乍一看，诗句所描绘的只是普通的实际情形，但是，一个修养深厚的读者会发现实际上陆游用了唐朝诗人的典故，“以使他自己温暖”。第一行暗用了韩愈寄卢仝的诗：“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第二行用了杜甫戏简郑虔中的诗：“才名三十年，坐落寒无毡。”这是陆游融合了杜甫和韩愈的诗句而形成了他自己的诗句，所以凯德琳·扬是把文学典故的内容作为自传性的实情。该文就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上，傅光明先生是该期丛刊的责编，曾多次与我讨论稿件，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可能由此傅先生认为我是“吃钱锺书饭”的，讲起来“轻车熟路”。其实我那些解读或欣赏钱锺书的小册子或文章算不上研究，只不过是一个“fans”趋时跟风的习作而已。所以定下这次讲座之后，在讲什么和如何讲上，心中颇费踌躇。讲钱、杨两位的生平经历与逸闻趣事吧，不说报刊上对此已炒作得烂熟，就是大部头的传记性的书也已有多部面世。如美国学者胡志德的《钱锺书》、中国学者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孔庆茂的《钱锺书传》、李红岩的《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和《钱锺书与近代学人》、刘中国的《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等。有关杨绛先生的传记性的著作，如罗银胜的《杨绛传》、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夏墨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等。再有，自钱媛和钱锺书相继于1997、1998年离世之后，至2016年杨绛先生辞世，在这十八个年头，杨绛先生基本上是活在回忆“我们仨”之中，所以，有关杨绛先生的传记性的著作，最权威而可靠的是杨绛先生的自述《我们仨》及吴学昭记述的《听杨绛谈往事》这两部传记性著作。有这么多传记性的作品已经面世，我再讲一些生平轶事岂不是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炒冷饭吗？如果讲钱先生的作品或学术，那杨先生怎么显示？讲杨绛先生的戏剧或小说，则更有轻重颠倒之嫌。所以我想了一个折中取巧的办法，讲“钱锺书笔下的杨绛”或“杨绛笔下的钱锺书”，这样讲似乎能够二者兼顾。而第一个题目是无法讲的，因为钱锺书先生作为男人，是更理智的，他不写甚至反对写自传和回忆录，认为“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甚至把喜欢写那种把自己描摹得连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出的自传的作家比喻为一路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去时还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的狗。所以，虽然好友王辛笛嘲笑钱锺书先生有誉妻癖（uxorious），但翻检钱锺书先生的著作，除了在书的题记或序跋中有献给或感谢杨先生的话之外，几乎没有正式记述或描写杨绛先生的文字。当然，在二人共同保存的《人·兽·鬼》扉页上，钱写上：“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锺书。”可能没有什么语言比这更能使杨先生感到舒心、贴心和惬意的了吧！而杨绛先生作为女人是更重感情的，尤其是在晚年，自然沉浸于“我们仨”的回忆之中。也就是说，杨先生对钱先生的记忆与描写是很多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讲“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但若无选擇地谈杨先生对钱先生生平往事的回忆，那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复述。因此，我只选择杨先生对钱先生有关个性特点的描述，并由此分析钱锺书先生的个性风貌与作品的风格特点。 我们说，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它显露了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具的审美趣味和创作个性，因此也是识别和把握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区别的标志。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苏轼说“其文如其为人”a；布丰提出“风格是人的本身”b，即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莫泊桑说：“艺术家独特的气质，会使他所描绘的事物带上某种符合于他的思想的本质的特殊色彩和独特风格，左拉给自然主义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艺术家的气质看到自然’……气质就是商标。”c这里莫泊桑所说的“气质”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体现在作品内容与形式达成统一而形成风格，成为人们区别和辨认作家的“商标”。美国小说家库柏更明确地强调：“个人风格（风格的主观因素）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获得的剩余或内核。”d这里库柏所说的“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和“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指的是影响作家的那些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题材的、体裁的等客观因素。而他所说的“剩余或内核”则指的是作家个人的天赋、气质个性、才能学识及语言技巧等属于自己的主观因素。就是这种主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民族、同一个阶级或阶层里的作家，写同一种题材，表现同样的主题，使用同样的体裁时，不同的作家却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与风格。我国古代研究作家的风格，从一开始就注重作家个人的天赋和个性。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这里“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作品中充盈着的一股生气，也即风格。而作品中的这股生气又是由“气之清浊有体”的作家的“气”来灌注的。而作家的“气”则是先天的禀赋。刘勰对风格问题的思考在曹丕“文气”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有《风骨》篇和《体性》篇来讨论风格问题。尤其是《体性》篇（“体”，即“体貌”，略近于今之“风格”；“性”，即“个性”），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作家个性在形成作家个人创作风格中的决定作用。他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这里刘勰认为作家的个性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的因素，即先天的才情、气质和后天的学识、习染。就是因为这四个方面的不同，所以形成了作家们“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不同风格。
我们要研究钱锺书独特的个人风格，就是从他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而重点考察剥去这些之后的“剩余或内核”，即从他的创作个性切入，考察形成他创作个性的条件和原因，并重点研究由他的创作个性所决定的他的作品的基本风格特色。下面我们就联系杨绛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描述，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构成作家创作个性的“才”（才能）、“气”（气质）、“学”（学习）“习”（习染）的理论，来分析钱锺书的创作个性和作品风格。就气质个性来说，杨绛先生在《记钱锺书与围城》e中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钱锺书的个性特点。杨绛在书中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痴气”来描绘钱锺书的精神风貌和气质个性。钱锺书的这股“痴气”，正是曹丕所说的“气之清浊有体”的“气”；刘勰所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的“才”和“气”。杨绛所描述的钱锺书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痴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特点：首先，它是一种活泼俏皮的自然天性，或者说是一种游戏幽默的心态。杨绛说钱锺书自小就“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f，所以自小就被认为有“痴气”。由于钱锺书自小被过继给性格宽厚仁慈、乐观风趣的伯父，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他的这种活泼俏皮的天性不但没有受到压抑，反而还从伯父身上受到陶染。据杨绛记述：“伯父爱喝两口酒。他手里没有多少钱，只能买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下酒，哄锺书那是‘龙肝凤髓’，锺书觉得其味无穷。至今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g钱锺书正式进学校受教育已是“五四”运动之后了（十岁考入东林小学）。所以他先天俏皮风趣的个性基本上没受传统封建礼教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压抑，而得以正常地发展。所以成人之后他依然“痴气”旺盛。杨绛记述他喜欢西洋的淘气画，并央求女儿为他临摹一张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的《魔鬼遗臭图》。“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h搞“恶作剧”给妻子画花脸，画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锺书百玩不厌。”i并且经常和岳父“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0到老仍是童心狂叟，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并且“边看边学边比划，口中低昂发声不止，时而孙悟空，时而猪八戒，棒打红孩儿，耙钉盘丝洞，流星赶月，举火烧天，过河跳涧，腾云遁地，‘老孙来也’，‘猴哥救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咏之歌之，不一而足”！1。这种从小到老蹦跳着的不泯的童心童趣，是一种自然的天性，一种幽默的心态。日本著名幽默作家夏目漱石说：“所谓幽默，我认为是发自人的本性的一种诙谐趣味……換言之，诙谐是一种真正的天赋，是生而有之的素质，而不是后天养成的。它是犹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之物。”！2钱锺书的俏皮风趣正是他生而有之的素质，是他先天的气质个性。这是他的“痴气”内容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a苏轼：《答张文潜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0页。
b布丰：《论风格》，《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c莫泊桑：《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3页。
d歌德：《文学风格论》，王元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e杨绛：《杨绛作品集》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fghij杨绛：《杨绛作品集》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第142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51页。
！1张建术：《魔镜里的钱锺书》，《传记文学》1995年第1期。
！2陈孝英：《幽默理论在当代世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钱锺书和杨绛都是现当代文坛上独具特色的学者型作家。他们在学术上可以说是古典文学甚至古代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学翻译的大家，而就文学创作来说，他们虽然算不上多产的文学大家，但却以自己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和风格而位列名家。钱锺书先生在新文学创作上只有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一册只收了四个短篇的小说集《人·兽·鬼》和一本薄薄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主要有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几部话剧和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及一些零星创作的短篇和散文。所以就数量上看，钱、杨显然无法与鲁、郭、茅、巴、老、曹、沈这些文学大家相比，不过，在风格特色上，钱、杨却能够别开生面，独成一家。尤其是钱先生的《围城》，堪比被闻一多先生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为读者的喜爱程度及艺术成就不亚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长篇。而杨绛先生的话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上演后也是好评如潮，被著名戏剧家和文艺评论家李健吾誉为丁西林之后中国真正的风俗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不过在我个人看来，真正代表杨绛先生戏剧创作成就的应该是《风絮》，这部在故事情节上有点类似于夏衍《上海屋檐下》的五幕悲剧，无论在社会批判的力度上还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超过了她的喜剧。但不可否认，是《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这两部风俗喜剧的上演，使杨绛先于钱锺书在文坛上立身扬名，以至于当时有人在介绍钱锺书时说：“这位是剧作家杨绛先生的先生钱锺书先生。”可能这使钱先生感到了尴尬与压力，而这种压力成了他创作《围城》的动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钱锺书的主要作品和学术著作已经出版，其学名和文名直线攀升，人们称呼钱先生与杨先生的话语才由“杨绛先生的先生钱锺书先生”变为了“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
我们说，钱锺书与杨绛这一对作家夫妻，不仅是现当代文坛上的一道靓丽风景，也必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留下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我们文学史上有不少传诵一时的作家夫妻，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宋代的李清照与赵明诚，现代的丁玲与胡也频、萧军与萧红、孔厥与袁静等，但这些夫妻作家几乎都是以婚姻的悲剧收场，而钱、杨这对夫妻作家却是白头到老。可以说，自1932年3月钱锺书与杨绛在清华园古月堂偶遇而相互倾心，直至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辞世，二人都是相濡以沫，终身恩爱。1932年因杨绛先生所就读的东吴大学闹学潮一直无法开课，杨绛遂邀周芬、孙令衔（后与杨绛七妹杨桼结婚）等四名东吴同学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是由他们东吴大学的同学，当时已经转校到燕京大学的费孝通代为办理的。一行人于2月27日到达燕京大学，待经过注册考试后，杨绛先生要去清华看她振华中学时的好朋友蒋恩钿，而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个表兄正是当时在清华外文系读大三的钱锺书，是孙令衔介绍钱锺书与杨绛相识的。可能孙令衔从二人接触的眼神举止中预感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又私下告诉杨绛，说钱锺书已经订婚了；又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有男朋友。他所说的钱锺书订婚，是听说他的远房姑妈叶恭绰夫人看中了钱锺书，曾带她的养女、叶恭超的从妹叶崇范到钱家，想招钱锺书为女婿。虽然钱基博夫妇也乐意，但钱锺书自己不同意。而叶小姐也有自己的男朋友，所以这个包办的婚是没有订成的。至于孙令衔说的杨绛的男朋友，是指费孝通。孙令衔和费孝通是东吴大学时的同学和知心朋友，杨先生和费先生在振华中学与东吴大学都是同学、好友。但杨先生一直把费先生当成一般的朋友而非男女朋友，但费先生则可能早就把杨先生看成了自己的女朋友。所以，当杨绛写信告诉费孝通自己交了男朋友后，费孝通找到清华园与杨绛“吵架”，认为他最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早已是朋友了。多年以后费先生还对人说，杨绛是他的初恋。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费先生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时还说自己有“向上爬”的思想，因为自己的女朋友看不起自己。总之，孙令衔向双方浇冷水并没有浇灭钱、杨之间萌生的爱情火苗，钱先生虽然是一个沉迷于读书的“书痴”，但痴人却有股勇敢的“痴劲”，他写信和杨绛约会，开门见山就说自己没有订婚，杨绛告诉他自己也没有男朋友。加之杨绛听从了好朋友蒋恩钿的建议，没有到燕京大学去借读，而是到清华来借读。本来杨绛钟情的就是清华，只是由于她中学毕业考大学时，清华还不在江南招女生，她才上了东吴大学。到她中学下一届的同学蒋恩钿毕业时清华才在南方招收女生。虽然杨先生后来考上了清华研究院，但大学没能够上清华是她的终身遗憾。不过，在清华借读的一年里，她却收获了爱情，留给文坛一段千古佳话。
今天我要给诸位汇报的题目是“‘痴气’的‘书癖’与超然的哲人——谈杨绛笔下的钱锺书”。这基本上是一个命题作文。8月初，接到傅光明先生的电话，说要我过来讲一下“钱锺书与杨绛”。我希望换一个题目，讲鲁迅。因为我近几年一直在解读鲁迅的《野草》与《故事新编》，自觉有些心得且有现成的题目。可是傅先生说鲁迅的题目已安排别的专家讲了，你不是研究钱锺书的吗？连带着讲一下杨绛还不是轻车熟路，况且这个讲座的选题已经上报作家协会审批了。至于具体的题目你可以按照所讲的内容自己调整，只要不离开“钱锺书与杨绛”就可以了。我与傅光明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话说到这份上如再执意拒绝不是有些“不识抬举”了嘛！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确实很喜欢钱锺书的作品，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本科学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比较》，20世纪90年代后，在电视剧《围城》引发的“钱锺书热”的浪潮中，出版了两本有关钱锺书的小册子。一本是专门谈钱锺书的比喻的，另一本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钱锺书作品风格论》。此外发表了几篇谈钱锺书的比喻、幽默、英文论著和用典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钱锺书的两篇英文文章所引起的论争》，文章介绍了1946—1947年钱锺书先生在《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发表的对克拉拉· M·凯德琳·扬（Clara M.Candlin Young）翻译并作传的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中国的爱国诗人——陆游的剑诗》）一书的书评和《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两篇英文文章及由此引发的一次文字论争。钱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在英语世界的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远在美国纽约的鲍尔·埃·博楠德（Paul E.Burnand ）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这些文章之后兴奋不已，致信钱先生对他的汉学知识和心理学理论表示非常推崇，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这封来信与钱先生的回答以“通信”（Correspondence）为题同时发表在1947年9月出版的《书林季刊》（Philobiblon）第2卷第1期上。其中争论的主要一点是，凯德琳·扬摘抄了陆游涉及贫穷的诗歌并且反复说明：“年老时他是如此贫穷，以至于经常没有饭吃，只好从临近的僧人那里讨要一些饭食。”钱先生在书评中批评她不懂得炫耀贫穷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并嘲讽地说这是由于扬女士有着一个富有想象力而又实际的女性的头脑。博楠德在信中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富有想象力而又实际的女性的头脑’是一种巧妙的说法，但是那些诗歌不是以表现贫穷来达到富于诗意吗？”对此，钱先生进一步讲述了中国古代诗人运用典故的情况，指出陆游的诗《霜风》大概是扬女士信息的来源。那一年10月的寒风凛冽无情：“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乍一看，诗句所描绘的只是普通的实际情形，但是，一个修养深厚的读者会发现实际上陆游用了唐朝诗人的典故，“以使他自己温暖”。第一行暗用了韩愈寄卢仝的诗：“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第二行用了杜甫戏简郑虔中的诗：“才名三十年，坐落寒无毡。”这是陆游融合了杜甫和韩愈的诗句而形成了他自己的诗句，所以凯德琳·扬是把文学典故的内容作为自传性的实情。该文就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上，傅光明先生是该期丛刊的责编，曾多次与我讨论稿件，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可能由此傅先生认为我是“吃钱锺书饭”的，讲起来“轻车熟路”。其实我那些解读或欣赏钱锺书的小册子或文章算不上研究，只不过是一个“fans”趋时跟风的习作而已。所以定下这次讲座之后，在讲什么和如何讲上，心中颇费踌躇。讲钱、杨两位的生平经历与逸闻趣事吧，不说报刊上对此已炒作得烂熟，就是大部头的传记性的书也已有多部面世。如美国学者胡志德的《钱锺书》、中国学者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孔庆茂的《钱锺书传》、李红岩的《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和《钱锺书与近代学人》、刘中国的《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等。有关杨绛先生的传记性的著作，如罗银胜的《杨绛传》、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夏墨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等。再有，自钱媛和钱锺书相继于1997、1998年离世之后，至2016年杨绛先生辞世，在这十八个年头，杨绛先生基本上是活在回忆“我们仨”之中，所以，有关杨绛先生的传记性的著作，最权威而可靠的是杨绛先生的自述《我们仨》及吴学昭记述的《听杨绛谈往事》这两部传记性著作。有这么多传记性的作品已经面世，我再讲一些生平轶事岂不是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炒冷饭吗？如果讲钱先生的作品或学术，那杨先生怎么显示？讲杨绛先生的戏剧或小说，则更有轻重颠倒之嫌。所以我想了一个折中取巧的办法，讲“钱锺书笔下的杨绛”或“杨绛笔下的钱锺书”，这样讲似乎能够二者兼顾。而第一个题目是无法讲的，因为钱锺书先生作为男人，是更理智的，他不写甚至反对写自传和回忆录，认为“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甚至把喜欢写那种把自己描摹得连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出的自传的作家比喻为一路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去时还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的狗。所以，虽然好友王辛笛嘲笑钱锺书先生有誉妻癖（uxorious），但翻检钱锺书先生的著作，除了在书的题记或序跋中有献给或感谢杨先生的话之外，几乎没有正式记述或描写杨绛先生的文字。当然，在二人共同保存的《人·兽·鬼》扉页上，钱写上：“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锺书。”可能没有什么语言比这更能使杨先生感到舒心、贴心和惬意的了吧！而杨绛先生作为女人是更重感情的，尤其是在晚年，自然沉浸于“我们仨”的回忆之中。也就是说，杨先生对钱先生的记忆与描写是很多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讲“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但若无选擇地谈杨先生对钱先生生平往事的回忆，那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复述。因此，我只选择杨先生对钱先生有关个性特点的描述，并由此分析钱锺书先生的个性风貌与作品的风格特点。 我们说，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它显露了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具的审美趣味和创作个性，因此也是识别和把握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区别的标志。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苏轼说“其文如其为人”a；布丰提出“风格是人的本身”b，即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莫泊桑说：“艺术家独特的气质，会使他所描绘的事物带上某种符合于他的思想的本质的特殊色彩和独特风格，左拉给自然主义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艺术家的气质看到自然’……气质就是商标。”c这里莫泊桑所说的“气质”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体现在作品内容与形式达成统一而形成风格，成为人们区别和辨认作家的“商标”。美国小说家库柏更明确地强调：“个人风格（风格的主观因素）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获得的剩余或内核。”d这里库柏所说的“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和“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指的是影响作家的那些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题材的、体裁的等客观因素。而他所说的“剩余或内核”则指的是作家个人的天赋、气质个性、才能学识及语言技巧等属于自己的主观因素。就是这种主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民族、同一个阶级或阶层里的作家，写同一种题材，表现同样的主题，使用同样的体裁时，不同的作家却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与风格。我国古代研究作家的风格，从一开始就注重作家个人的天赋和个性。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这里“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作品中充盈着的一股生气，也即风格。而作品中的这股生气又是由“气之清浊有体”的作家的“气”来灌注的。而作家的“气”则是先天的禀赋。刘勰对风格问题的思考在曹丕“文气”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有《风骨》篇和《体性》篇来讨论风格问题。尤其是《体性》篇（“体”，即“体貌”，略近于今之“风格”；“性”，即“个性”），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作家个性在形成作家个人创作风格中的决定作用。他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这里刘勰认为作家的个性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的因素，即先天的才情、气质和后天的学识、习染。就是因为这四个方面的不同，所以形成了作家们“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不同风格。
我们要研究钱锺书独特的个人风格，就是从他身上“剥去所有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而重点考察剥去这些之后的“剩余或内核”，即从他的创作个性切入，考察形成他创作个性的条件和原因，并重点研究由他的创作个性所决定的他的作品的基本风格特色。下面我们就联系杨绛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描述，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构成作家创作个性的“才”（才能）、“气”（气质）、“学”（学习）“习”（习染）的理论，来分析钱锺书的创作个性和作品风格。就气质个性来说，杨绛先生在《记钱锺书与围城》e中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钱锺书的个性特点。杨绛在书中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痴气”来描绘钱锺书的精神风貌和气质个性。钱锺书的这股“痴气”，正是曹丕所说的“气之清浊有体”的“气”；刘勰所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的“才”和“气”。杨绛所描述的钱锺书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痴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特点：首先，它是一种活泼俏皮的自然天性，或者说是一种游戏幽默的心态。杨绛说钱锺书自小就“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f，所以自小就被认为有“痴气”。由于钱锺书自小被过继给性格宽厚仁慈、乐观风趣的伯父，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他的这种活泼俏皮的天性不但没有受到压抑，反而还从伯父身上受到陶染。据杨绛记述：“伯父爱喝两口酒。他手里没有多少钱，只能买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下酒，哄锺书那是‘龙肝凤髓’，锺书觉得其味无穷。至今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g钱锺书正式进学校受教育已是“五四”运动之后了（十岁考入东林小学）。所以他先天俏皮风趣的个性基本上没受传统封建礼教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压抑，而得以正常地发展。所以成人之后他依然“痴气”旺盛。杨绛记述他喜欢西洋的淘气画，并央求女儿为他临摹一张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的《魔鬼遗臭图》。“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h搞“恶作剧”给妻子画花脸，画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锺书百玩不厌。”i并且经常和岳父“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0到老仍是童心狂叟，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并且“边看边学边比划，口中低昂发声不止，时而孙悟空，时而猪八戒，棒打红孩儿，耙钉盘丝洞，流星赶月，举火烧天，过河跳涧，腾云遁地，‘老孙来也’，‘猴哥救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咏之歌之，不一而足”！1。这种从小到老蹦跳着的不泯的童心童趣，是一种自然的天性，一种幽默的心态。日本著名幽默作家夏目漱石说：“所谓幽默，我认为是发自人的本性的一种诙谐趣味……換言之，诙谐是一种真正的天赋，是生而有之的素质，而不是后天养成的。它是犹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之物。”！2钱锺书的俏皮风趣正是他生而有之的素质，是他先天的气质个性。这是他的“痴气”内容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a苏轼：《答张文潜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0页。
b布丰：《论风格》，《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c莫泊桑：《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3页。
d歌德：《文学风格论》，王元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e杨绛：《杨绛作品集》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fghij杨绛：《杨绛作品集》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第142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51页。
！1张建术：《魔镜里的钱锺书》，《传记文学》1995年第1期。
！2陈孝英：《幽默理论在当代世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