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信息传递给另一种语言，以此帮助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群体实现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本文以中文短篇小说《祝福》以及其马来语译本《Doa Restu》中的文化元素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在中文到马来语的翻译过程中，文化元素是否保留了原文中表达的文化含义，进而分析文化元素在中马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元素;中马翻译;马来文译本;语境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中马翻译起始于1889年，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马翻译发展的基础阶段，在1889-1950年，这时期的中马翻译作品主要来自峇峇娘惹群体，题材大多是中国的历史、玄幻、战争以及名著翻译等;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到1960年，这期间中马翻译发展陷入停滞阶段，原因是年轻一代开始接受英文教育，导致中马翻译作品读者大大减少;第三个阶段是中马翻译发展恢复活跃的十年，即1960-1970年，自马来西亚独立后中马翻译恢复活跃。该阶段与初期的活跃阶段相比最大的改变是，译者大多为接受了中文和马来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并且翻译的中文作品也扩展到本土马来西亚华人创作的中文文学作品;第四阶段是1980年至今，随着1983年马来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中马翻译进入有序发展阶段。
翻译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促进两种语言的使用群体实现相互沟通。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文字翻译到文化翻译的过程，涉及到文本语境、语言习惯、礼貌原则等因素，考验的是译者如何在翻译技巧上通过调换和删补，以便在正确传达原著的意义之外，还要让译文使用者适应原文使用者的语言习性和感受，否则就失去了翻译的最终目标[1]。在界定文化元素时，它可以是种族或族群的，也可以是国家的，即某国的文化元素，为一个国家所特有，如中国文化元素，也称“中国元素”[2]。在本文研究中，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将中国的文化元素传播给马来语使用者，不仅仅是中文的输出，更是中国文化的输出。
《祝福》是中国文学家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通过描述主人公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封建礼教，文章中大量描绘了传统春节“祝福”仪式的文化习俗。在1992年《鲁迅研究月刊》02期中曾提到“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祝福 》和《 孔 乙己 》等十九篇名著，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的协助下，被翻译成马来文。[3]”本文选取的《祝福》马来语译本研究对象是由马来西亚华人译者Lai Choy翻译的《Doa Restu》。以《祝福》和马来语译本《Doa Restu》为研究对象，对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进行研究，探究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所存在的问题。
二、分析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
例1：原文：…祭器也很要防偷去。
译文：…semuaalat-alatpemujaandijagadengantelitisupayatidakkecurian.
在上述句子中，原文里“祭器”的意思是指祭祀用的器具。马来语译文翻译为alat-alatpemujaan（祭祀的工具）。译文“祭祀的工具”与原文“祭器”拥有相同的意思，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此处原文中“祭器”指的是中国传统习俗里过年祭祀时所使用的器具。而对于译文使用群体所处的马来社会中，马来人在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也有会使用祭祀的工具进行礼拜仪式。此处文化元素在原文与译文拥有相似的使用语境，“祭器”所表达的文化含义成功被传达给了译文使用者。
例2：原文：我独自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
译文：Aku duduk di tepi pilita lampu minyak sayur yang mengluarkan sinaran kunig.
在上述句子中，原文中“菜油灯”这一物质文化元素的意思指的是用菜油作为燃料的中国传统照明灯具。在译文中被译为lampu minyak sayur（蔬菜油灯具），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与原文使用了相同的表达形式和结构，即“蔬菜油灯具”。油灯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照明工具，在中文社会和马来语社会都存在，所以使用直译的手法可以最直接地把该物质文化元素的含义传达给译文读者。
例3：原文：我正是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译文：Malam itulah aku pulang ke Luzhen， kampung halaman ku.
在上述句子中，原文里的“鲁镇”，意思为一个名为“鲁”的镇，也是作者魯迅的家乡。但在译文中直接音译为Luzhen，只保留了原文的语音，没有体现该社会文化元素表达的含义。导致译文读者产生了误解，从而无法感受作者鲁迅与故乡鲁镇之间的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鲁镇”应翻译为Pekan Lu（名为“鲁”的镇），体现pekan（镇）这个行政区划单位的意义。
例4：原文：柳妈是善女人。
译文：Amah Liu seorang perempuan pemurah.
在上述句子中，“善女人”表达的意思应是信仰佛教的女子。而在译文中翻译为perempuan pemurah（善良的女子），译者在此处把“善”译为善良，与原文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此处应译为perempuan yang beragama Buddha（信仰佛教的女子）。在该句的翻译中，因译者缺乏对原文文化含义的了解，导致将错误的信息传达给译文使用者。
例5：原文：…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
译文：…diadiangkutkeluardengantanduberhias.
在上述句子中，“花轿”也叫喜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此处译文中翻译为“tanduberhias”（有装饰的轿子），译者在此处使用了意译的手法来解释“花轿”的含义，充分体现了“花轿”装饰华丽并喜庆的特点。如果使用直译手法译为tandu bunga（鲜花轿子），显然是不合理的。 例6：原文：…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
译文：…mula-mulanyapengawaltokongtidaksetujui…
在上述句子中，“庙祝”的意思是庙里掌管香火的人。此处译者将该词翻译为“pengawal tokong”（寺庙管理人），译者虽然没有详细描绘“掌管香火”这个特征，但译者考虑到马来语社会文化对“掌管香火的人”理解容易产生偏差，巧妙地翻译成“寺庙管理人”，使得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该文化元素传达的含义。
马来西亚语言专家Ainon Mohd指出，虽然翻译受限于语法和文化中存在的差异性，无法将原文的意义完全复制为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但翻译能够引导读者去识别原始内容。同时Ainon Mohd还将文化元素的翻译效果分为了三类：在翻译过程中被保留下的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被遗失的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被再创造的文化元素[4]。通过对《祝福》中文化元素中马翻译的分析，例1和例2的文化元素属于在翻译过程中被保留下的文化元素，当某一文化元素在原文使用环境和译文使用环境都存在时，译者使用直译的方式是最完整直接表达含义的方式。例3和例4的文化元素属于在翻译过程中被遗失的文化元素，因译者对原文文化背景的了解欠缺，导致在翻译过程中抹掉了原本的含义，并且误导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例5和例6的文化元素属于在翻译过程中被再创造的文化元素，译者通过对文化元素深层含义的挖掘，使用意译的方式对原文的文化元素实现再创造，以适应译文使用环境。
三、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中马译本《祝福》中文化元素翻译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了解不充分。针对《祝福》这类的短篇小说文学作品，其最大的文化价值就是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深层的社会反思，只有了解原文的核心价值，才能将其传达给译文使用者。（二）译者缺乏挖掘文化元素深层含义的素养。译者不仅要注重文化元素的基本概念意义，更要留意它们的文化内涵含义[5]。（三）音译的局限性。音译只能保留原文语音，而无法传达其文化含义。使用音译的翻译手法会导致产生歧义或是语义空缺，因此音译的手法不适合文化元素的翻译。
四、结语
当文化元素传播到另一个语言使用环境以后，它已不再是原来的形态和含义，在传播和采纳过程中已被更改过。所以，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元素的流失是必然发生的现象[2]。每一个语言文化背景都具有鲜明的色彩，生搬硬套是不能适应另一种语言环境的，这就需要译者发挥对文化元素再创造的能力，挖掘文化元素深层的含义，用译文的语言习惯进行诠释，来完成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许文荣，孙彦莊.《红楼梦》马来文译本第一人称代词翻译问题探研[J].红楼梦学刊，2019（01）：300-313.
[2]王嘉文.论文化传播中文化元素的流失弱化现象[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4）：40-46.
[3]成则.鲁迅十九篇名著译成马来文[J].鲁迅研究月刊，1992（02）：67.
[4]Ainon Mohd， Abdullah Hassan. Teori dan Teknik Terjemahan[M].Professional Publishing Sdn. Bhd.2008.
[5]陈添来，黄妙芸.漢语和马来语基本颜色词对比研究[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9（01）：110-118.
作者简介：
杨頔（1992-），女，彝族，云南省玉溪市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初级职称，主要从事研究方向：马来语翻译。
关键词：文化元素;中马翻译;马来文译本;语境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中马翻译起始于1889年，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马翻译发展的基础阶段，在1889-1950年，这时期的中马翻译作品主要来自峇峇娘惹群体，题材大多是中国的历史、玄幻、战争以及名著翻译等;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到1960年，这期间中马翻译发展陷入停滞阶段，原因是年轻一代开始接受英文教育，导致中马翻译作品读者大大减少;第三个阶段是中马翻译发展恢复活跃的十年，即1960-1970年，自马来西亚独立后中马翻译恢复活跃。该阶段与初期的活跃阶段相比最大的改变是，译者大多为接受了中文和马来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并且翻译的中文作品也扩展到本土马来西亚华人创作的中文文学作品;第四阶段是1980年至今，随着1983年马来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中马翻译进入有序发展阶段。
翻译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促进两种语言的使用群体实现相互沟通。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文字翻译到文化翻译的过程，涉及到文本语境、语言习惯、礼貌原则等因素，考验的是译者如何在翻译技巧上通过调换和删补，以便在正确传达原著的意义之外，还要让译文使用者适应原文使用者的语言习性和感受，否则就失去了翻译的最终目标[1]。在界定文化元素时，它可以是种族或族群的，也可以是国家的，即某国的文化元素，为一个国家所特有，如中国文化元素，也称“中国元素”[2]。在本文研究中，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将中国的文化元素传播给马来语使用者，不仅仅是中文的输出，更是中国文化的输出。
《祝福》是中国文学家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通过描述主人公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封建礼教，文章中大量描绘了传统春节“祝福”仪式的文化习俗。在1992年《鲁迅研究月刊》02期中曾提到“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祝福 》和《 孔 乙己 》等十九篇名著，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的协助下，被翻译成马来文。[3]”本文选取的《祝福》马来语译本研究对象是由马来西亚华人译者Lai Choy翻译的《Doa Restu》。以《祝福》和马来语译本《Doa Restu》为研究对象，对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进行研究，探究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所存在的问题。
二、分析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
例1：原文：…祭器也很要防偷去。
译文：…semuaalat-alatpemujaandijagadengantelitisupayatidakkecurian.
在上述句子中，原文里“祭器”的意思是指祭祀用的器具。马来语译文翻译为alat-alatpemujaan（祭祀的工具）。译文“祭祀的工具”与原文“祭器”拥有相同的意思，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此处原文中“祭器”指的是中国传统习俗里过年祭祀时所使用的器具。而对于译文使用群体所处的马来社会中，马来人在伊斯兰教重要的节日也有会使用祭祀的工具进行礼拜仪式。此处文化元素在原文与译文拥有相似的使用语境，“祭器”所表达的文化含义成功被传达给了译文使用者。
例2：原文：我独自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
译文：Aku duduk di tepi pilita lampu minyak sayur yang mengluarkan sinaran kunig.
在上述句子中，原文中“菜油灯”这一物质文化元素的意思指的是用菜油作为燃料的中国传统照明灯具。在译文中被译为lampu minyak sayur（蔬菜油灯具），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与原文使用了相同的表达形式和结构，即“蔬菜油灯具”。油灯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照明工具，在中文社会和马来语社会都存在，所以使用直译的手法可以最直接地把该物质文化元素的含义传达给译文读者。
例3：原文：我正是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译文：Malam itulah aku pulang ke Luzhen， kampung halaman ku.
在上述句子中，原文里的“鲁镇”，意思为一个名为“鲁”的镇，也是作者魯迅的家乡。但在译文中直接音译为Luzhen，只保留了原文的语音，没有体现该社会文化元素表达的含义。导致译文读者产生了误解，从而无法感受作者鲁迅与故乡鲁镇之间的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鲁镇”应翻译为Pekan Lu（名为“鲁”的镇），体现pekan（镇）这个行政区划单位的意义。
例4：原文：柳妈是善女人。
译文：Amah Liu seorang perempuan pemurah.
在上述句子中，“善女人”表达的意思应是信仰佛教的女子。而在译文中翻译为perempuan pemurah（善良的女子），译者在此处把“善”译为善良，与原文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此处应译为perempuan yang beragama Buddha（信仰佛教的女子）。在该句的翻译中，因译者缺乏对原文文化含义的了解，导致将错误的信息传达给译文使用者。
例5：原文：…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
译文：…diadiangkutkeluardengantanduberhias.
在上述句子中，“花轿”也叫喜轿，是传统中式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此处译文中翻译为“tanduberhias”（有装饰的轿子），译者在此处使用了意译的手法来解释“花轿”的含义，充分体现了“花轿”装饰华丽并喜庆的特点。如果使用直译手法译为tandu bunga（鲜花轿子），显然是不合理的。 例6：原文：…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
译文：…mula-mulanyapengawaltokongtidaksetujui…
在上述句子中，“庙祝”的意思是庙里掌管香火的人。此处译者将该词翻译为“pengawal tokong”（寺庙管理人），译者虽然没有详细描绘“掌管香火”这个特征，但译者考虑到马来语社会文化对“掌管香火的人”理解容易产生偏差，巧妙地翻译成“寺庙管理人”，使得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该文化元素传达的含义。
马来西亚语言专家Ainon Mohd指出，虽然翻译受限于语法和文化中存在的差异性，无法将原文的意义完全复制为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但翻译能够引导读者去识别原始内容。同时Ainon Mohd还将文化元素的翻译效果分为了三类：在翻译过程中被保留下的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被遗失的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被再创造的文化元素[4]。通过对《祝福》中文化元素中马翻译的分析，例1和例2的文化元素属于在翻译过程中被保留下的文化元素，当某一文化元素在原文使用环境和译文使用环境都存在时，译者使用直译的方式是最完整直接表达含义的方式。例3和例4的文化元素属于在翻译过程中被遗失的文化元素，因译者对原文文化背景的了解欠缺，导致在翻译过程中抹掉了原本的含义，并且误导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例5和例6的文化元素属于在翻译过程中被再创造的文化元素，译者通过对文化元素深层含义的挖掘，使用意译的方式对原文的文化元素实现再创造，以适应译文使用环境。
三、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中马译本《祝福》中文化元素翻译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元素的中马翻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了解不充分。针对《祝福》这类的短篇小说文学作品，其最大的文化价值就是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深层的社会反思，只有了解原文的核心价值，才能将其传达给译文使用者。（二）译者缺乏挖掘文化元素深层含义的素养。译者不仅要注重文化元素的基本概念意义，更要留意它们的文化内涵含义[5]。（三）音译的局限性。音译只能保留原文语音，而无法传达其文化含义。使用音译的翻译手法会导致产生歧义或是语义空缺，因此音译的手法不适合文化元素的翻译。
四、结语
当文化元素传播到另一个语言使用环境以后，它已不再是原来的形态和含义，在传播和采纳过程中已被更改过。所以，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元素的流失是必然发生的现象[2]。每一个语言文化背景都具有鲜明的色彩，生搬硬套是不能适应另一种语言环境的，这就需要译者发挥对文化元素再创造的能力，挖掘文化元素深层的含义，用译文的语言习惯进行诠释，来完成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许文荣，孙彦莊.《红楼梦》马来文译本第一人称代词翻译问题探研[J].红楼梦学刊，2019（01）：300-313.
[2]王嘉文.论文化传播中文化元素的流失弱化现象[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4）：40-46.
[3]成则.鲁迅十九篇名著译成马来文[J].鲁迅研究月刊，1992（02）：67.
[4]Ainon Mohd， Abdullah Hassan. Teori dan Teknik Terjemahan[M].Professional Publishing Sdn. Bhd.2008.
[5]陈添来，黄妙芸.漢语和马来语基本颜色词对比研究[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9（01）：110-118.
作者简介：
杨頔（1992-），女，彝族，云南省玉溪市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初级职称，主要从事研究方向：马来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