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视角效应是指四卡问题解决中，当被试从不同的角度对条件规则进行检验时，其选择偏向会在卡片P，q和-P，q之间发生稳定变化的现象。视角效应对四卡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影响，但其存在条件及发生机制仍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探讨四卡问题中的视角效应。实验1和实验2采用混合实验设计，结果表明，转换社会契约、因果规则的四卡问题中，发现视角效应，抽象规则中，提供反例比提供充分必要条件更有利于产生视角效应。实验3表明，四卡问题与条件推理之间不具有逻辑一致性，产生分离现象。总之，视角效应在抽象规则和特定规则中均存在，而提供
【机 构】
：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广州,510006
【基金项目】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基金（31070918）、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2YB22）和广州大学广州人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的资助.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视角效应是指四卡问题解决中，当被试从不同的角度对条件规则进行检验时，其选择偏向会在卡片P，q和-P，q之间发生稳定变化的现象。视角效应对四卡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影响，但其存在条件及发生机制仍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探讨四卡问题中的视角效应。实验1和实验2采用混合实验设计，结果表明，转换社会契约、因果规则的四卡问题中，发现视角效应，抽象规则中，提供反例比提供充分必要条件更有利于产生视角效应。实验3表明，四卡问题与条件推理之间不具有逻辑一致性，产生分离现象。总之，视角效应在抽象规则和特定规则中均存在，而提供反例更有利于视角效应的产生。领域一般性或领域特殊性均不能有效解释视角效应的产生，两种机制的综合调节为解释视角效应提供新的角度。
其他文献
伊犁将军长庚在清末新政时期推动的新疆设督讨论,引发了朝野要员对西北边疆治理模式的争议。长庚在筹划设督的过程中,先后与军机大臣、地方政要展开交锋。新疆设督的争论焦点,由人事纠葛到官缺设置,再到边疆认知、管控模式,随着多次辩论逐渐深入。清廷最终延续了治疆旧制,重新布置了新疆的权力格局,造成了陕甘总督的更替。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既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也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张海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158元既往学界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和主张。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的“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这场实政改革又下启清末新政,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思
安全标志是一种传递潜在风险的方式，在安全管理中有重要地位。安全标志词语在安全标志中应用广泛。本文从新的视角研究安全标志词语的有效性，应用心理学中的线索一靶范式研究安全标志词语的风险等级对目标的注意效应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词语的风险等级显著调节注意返回抑制（inhibitionofretum，IOR）效应，高风险词语相对于中、低风险词语能够减弱IOR效应；但词语的风险等级对IOR的调节作用受到靶子位置的影响，其中，靶子出现在左侧时调节作用显著，而靶子出现在右侧时调节作用不显著，这是由于风险引发的负性情绪刺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二战时期,为应对农产品过剩危机,美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支持下,提出了创设粮农组织的构想,并将粮农组织的创建作为构建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先声。在美国的安排下,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积极参与了粮农组织的筹备与创建工作,在树立大国形象的同时,进一步奠定中美合作的基础。但由于中国农业还相对落后,农产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中国很难从粮农组织直接获利。粮农组织成立后,面对欧美农产品进出口国掌控粮农组织的状况,国民政府开始对粮农组织产生失望情绪。在对粮农组织颇多不满之余,国民政府也适时调整了在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旅顺、大连地区以及“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一切权利。为把大连建设成为对东北地区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桥头堡,日本开辟大连港为自由港。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依靠殖民统治,利用自由港制度的便利以及对大连海关的绝对掌控,以对外贸易为幌子,一方面把巧取豪夺来的东北资源或输出到日本国内为其工农业发展提供原料,或销售到世界各地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把其国内生产的工业产品倾销到中国内地,为其侵华战争提供物资保障和资本支持。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
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
长期被学者广泛征引的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派系权力斗争,片面强调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事实上,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在袁世凯主导下进行的,与所谓的派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另有他因:袁世凯需要士官生淡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练兵处需要士官生补充紧缺的军事人才,并借机从地方督抚手中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派的关系随着袁世凯、铁良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过程。
本研究探讨疼痛条件下时间目标对时距估计的影响。结果发现：疼痛条件下时距估计值小于非疼痛条件下时距估计值，疼痛条件下具体时间目标的时距估计值显著大于无目标的时距估计值。临床上给患荇提供具体的时间目标或许有助于他们应对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