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孝敬父母是子女的义务。然而，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空巢老人也不断增多，做儿女的要想在老人跟前尽一份孝心，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有些人身在外地或工作忙碌，难以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甚至过年过节也不能回家和老人团聚。无奈之下，有的人别出心裁，花钱雇人代替自己尽孝心。于是，在一些地方兴起了一种所谓的“代孝”业务——子女出钱，请人上门服务，为老人提供陪吃、陪聊、陪过节等各种“孝心”服务。对父母进行精神赡养，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应尽的法定义务。可做子女的不亲力亲为，而是用金钱雇请他人代替尽孝心，这种买卖方式老人们心理上是否接受，是否符合情理法理？现代人又该如何应对精神养老难题？
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饭
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小品《钟点工》，说的就是儿子花钱请人陪父母聊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并非杜撰，在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就真有不少人由于工作忙，或者没跟父母住同一个城市，很难做到经常回家探望老人，不得不花钱雇人陪老人聊天。
张旭是湖南益阳人，多年前离开老家来长沙做生意，经过艰苦打拼，如今家底殷实、生活富裕，在长沙安了家。为此，张旭把年迈的母亲从益阳乡下接到长沙一起生活。可是，由于张旭和妻子要忙生意，无暇陪伴母亲。老人每天除了看看电视，到楼下的花园里散散步，其余时间就只能独自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发呆。老母亲多次闹着要回老家。无奈，张旭只好去家政公司雇了一个人来陪母亲聊天。
张旭雇的陪聊人员谭大姐，是一位来自长沙市郊的中年妇女，她性格温柔，善解人意，能说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与张旭的母亲交流起来十分投缘。除了陪聊天，谭大姐还负责为张旭的母亲做饭、料理家务，张母很满意，从此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唉声叹气，闹着要回老家了。
记者了解到，像张旭这样由于工作忙没时间，或是在外地工作离父母太远的子女，有不少出钱请人陪父母聊天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代孝”需求，一些家政公司除了提供月嫂、保姆、护理工及家教以外，还多了一项“陪聊”服务。长沙某家政公司赵经理说，他们推出“陪聊”服务以来，已占到老人家政服务量的三分之一，“陪聊”的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身体健康、日常起居不需要帮助的老人，“陪聊”人员月工资1500元左右，雇主还管吃住。
俗话说，人多吃饭自然香。一个人吃饭，哪怕是山珍海味也会感到索然无味。现实中，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单身老人，经常是一个人吃饭。为此，有的子女就想了一个办法：请人陪老人吃饭。
徐大伯的儿子儿媳在广州工作，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独居长沙。作为大学退休教师，他每月有养老金，还有医疗保险，生病住院可以报销，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可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却怎么也填补不了徐大伯精神上的空虚。“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人陪我一起吃饭。”徐大伯跟儿子儿媳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再好的菜，他每餐也只能吃半碗饭。听了父亲的话，儿子儿媳觉得自己不能经常陪父亲一起吃饭，心里有愧，于是就找到家政服务人员小汪，请她在为父亲提供家政服务之外，再陪他一起吃饭，每月增加500元工资。小汪满口答应。小汪的饭菜做得可口，还陪着徐大伯一起吃，边吃边聊天。这样一来，徐大伯每餐饭都吃得很香，心情也开朗了不少。
雇人陪父母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期间，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回家陪父母过年。可对于哈尔滨市的李玉老两口来说，这个愿望多年来都成了奢望。李玉老两口70多岁，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已经有三四年没回家过春节了。左邻右舍过年都是团圆欢喜，只有李玉家没有任何欢乐气氛，老两口四目相对，茶饭无味。虽然儿子儿媳每年从国外寄回的钱物不少，可是老两口还是闷闷不乐，感到生活没有意思。
今年春节前，两个儿子给李玉老两口打来电话，说再也不能让爸妈像过去那样孤单寂寞地过年了。虽然他们仍不能回来，但要让家里热闹起来，说要雇人到家里来陪爸妈过年。尽管两位老人嘴上推辞，其实心里还是很希望有人来陪他们一起过年的。
果然，两个儿子委托朋友帮父母物色了人选。前来陪伴李玉老两口的是一对来自农村的张姓中年夫妇。张姓夫妇平时就在李玉家附近的农贸市场做点小生意。由于父母都不在人世，他们也不需要回老家过年了。张姓夫妇从腊月二十九就带着孩子搬到李玉家。两家商量好，从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六，一直在一起过，价格1000元，正月十五另算。大年初三那天，张姓夫妇陪李玉老两口玩扑克，他们3岁的孩子在旁边不停地叫李玉老两口爷爷奶奶。李玉说，好几个春节家中都没有笑声了，今年春节过得最高兴。
除了工作繁忙，现在的独生子女结婚成家，逢年过节，夫妻双方要面临回哪个父母家的两难选择。辽宁大连的章岐夫妇，双方父母都70多岁。过去几年，虽然夫妇俩轮流在两个家过年，但每年总还是有一方父母没有人陪伴。去年春节前，想到老父亲又是一个人，章岐早早就到家政公司雇了一个保姆——48岁的杨女士，请她在春节期间帮父亲做饭，陪他聊天说话。
除夕前一天，杨女士就来到章岐的父亲家，帮他拖地、擦桌椅。看到天气晴朗，杨女士又主动帮助章岐的父亲把床单、衣服洗了晒干，将床铺铺好，还根据老人的喜好，帮他准备了年货。
除夕那天，杨女士早早来到老人家里准备饭菜。傍晚时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同时，还有各种丰盛的菜肴。平日里，章岐的父亲都是自己凑合着吃饭，很少吃到这样色香味俱全的可口饭菜。老人一边吃一边夸杨女士的手艺好……
吃完饭，杨女士洗刷完毕，准备离开。章岐的父亲说：“等会儿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再走，你陪我聊聊天吧。”杨女士点头答应了。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他们边看边聊，就像一对父女。不知不觉就到了零点时分，杨女士连忙双手作揖，向章岐的父亲拜年。老人连声道谢，心里乐开了花。此时，章岐和妻子以及他们的小儿子也打来电话拜年、问好。老人手握电话，满脸堆笑地回答：“有人陪我过年，我一点也不寂寞，高兴着呢！”
子女该不该花钱买孝心？
子女雇人代替自己给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虽然是无奈之举，但这种孝心买卖会不会异化孝道的原意，颠覆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花钱能不能买来真正的孝心？ 支持方
吕庆怀（男，报社退休编辑）：当今社会，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个人精力上来说，都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子女对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子女要忙工作、创业，还要养育年幼的孩子，加上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能否花很多时间去照料陪伴年迈的父母，这得打一个问号。尽孝心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法定义务，但到底该怎么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子女花钱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这种“孝亲代理”，不失为一个解决精神赡养难的好办法，应当支持。
陈春仁（男，湘潭大学社会学教授）：子女花钱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虽然把精神赡养商业化了，有买卖孝心之嫌，但这样的“代孝”确实给儿女提供了方便。我认为，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只要事实上尽了孝心，即便不能亲力亲为，也未必就会影响亲情传播。恰恰相反，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公众选择表达孝道的方式也需要多样化。多样化的表达方式，让不同的人群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孝道，既是对孝道最有效的传承，也是社会的进步。如果拘泥于迂腐的、单一的孝道，譬如死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反而让自己勉为其难，使尽孝成了一种负担，更不利于孝道的发扬光大。
李芳（女，家政服务公司经理）：“常回家看看”，唱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忠孝难两全的情况下，请人“代孝”也未尝不可。其实，“代孝”自古就有。古代将士征战沙场、秀才赴京赶考等外出较久时，常常委托至亲好友代为尽孝。过去请人代为尽孝，大家多少都有些时间，而且这种礼尚往来还有助于增进感情。现在，你忙，我忙，大家忙，且大部分人都是独生子女，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即便想请亲友代孝，也勉为其难。商业化的“代孝”，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花钱雇人代替自己行孝，其实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反对方
张艳（女，律师事务所律师）：子女花钱雇人代替自己行孝，固然是无奈之举，但这种用金钱买来的孝心，并非长久之计。有个众所周知的广告：下班时分，一位老太太做了一大桌饭菜等待儿女们回来，结果接到儿女们一连串电话，每个人都在电话那头说忙，不能回来。最后老太太只能面对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孤单地拿起筷子……这时，如果有一个代孝公司的人上门陪老太太吃饭，也许能够暂时缓解一下老太太的心情。然而，陪吃饭的人一走，老太太还是会陷入孤单寂寞。这说明花钱雇人代孝只是临时之举，亲力亲为才是儿女尽孝的本分，孝心无人能够代替。
杨洲（男，某托老所经理）：子女因各种原因，花钱请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未尝不可。但这种“代孝”模式一旦升级为产业，孝心成了可以用金钱买来的商品，亲情将被异化。常听说在一些高档的养老院里，设施齐全，护理精心，价格不菲，但老人被送进去之后，却再也不见儿女来探望。也许儿女们认为，自己花钱请人代为照顾父母已经是在尽孝，但他们真的懂得老人的心吗？老人们最期待的时刻就是儿女探望之日，那种快乐是别人无论如何也给不了的，哪怕是一分钟，他们都会满足。
刘军红（女，老龄化问题专家）：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繁荣，老人们温饱不愁。在这样的情形下，孝心的内涵更多的应该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关心和体贴，更多的应该是精神意义上的给予。子女花钱请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虽然解决了行孝的一时之难，分担了一时之忧，却不能完全代替儿女对父母心理上的慰藉。老人需要的是儿女的陪伴和问候，而不是金钱买来的替代品。
刘一祯（女，中国敬老形象大使、空政文工团青年歌唱家）：可怜天下父母心。抚养儿女，做父母的总是忘我地付出，而儿女报答父母，则很难做到忘我。哪怕是儿女对自己不孝，父母也总是处处为他们找说辞，不愿儿女背上不孝的名声。其实，许多做父母的，并不需要儿女天天守着自己，只盼望儿女一个关爱的电话、一句暖心的问候，来温暖他们的心灵。但是，今天有许多做子女的总是以“忙”为借口来推辞尽孝的本分，孝之美德往往被一个“忙”字遮掩。虽然时代在变，但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里的孝道不能丢，它呼唤每一个做子女的孝心至上，“常回家看看”。
精神养老难题如何破解？
老龄化、城市化、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各种社会现实使得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个社会难题，并非简单地花钱就能解决，而是需要家庭、社会以及老年人本身共同努力来解决。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体系建设。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如何，直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程度。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养老问题，不能单靠子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养老体系，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
一方面，要拓展养老服务业务范畴，要从空巢老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更多地发展医养结合和有心理慰藉服务的养老院、托老所以及建立社区老年食堂，由政府出资建设或采取民办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这样，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需求，又能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要加快为老组织建设。虽然有的家政公司有陪聊、陪吃饭、陪过节等为老服务项目，但收费不低，子女负担较重。建议街道、社区统一建立陪聊队等义工组织，免费上门陪空巢老人聊天、吃饭、过节，给他们送去欢乐，帮他们排解孤单寂寞。
再一方面，要建立鼓励子女对长辈尽精神赡养义务的规章制度。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孝道作为衡量公民价值的标准之一，一条条措施正不断制定，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修订草案规定，子女必须“常回家看看”。开建公务员信用档案中，尊老将成为公务员晋升评先的重要依据。有的地方政府规定，每逢父母、岳父母过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陪伴长辈。
其二：空巢老人需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健全的社会化养老体系，给空巢老人提供了精神养老的条件。但要想晚年不再孤单寂寞，还得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
其三：子女应多抽时间陪伴父母。“衣食无忧，内心孤独；儿女双全，无人交流。”有人用16个字概括当今老年人的尴尬处境。不少儿女在外地甚至海外工作学习，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回家陪伴父母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使一些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儿女，也因为工作忙而无暇照料父母。有一位白领计算了自己每年回老家陪伴母亲的时间：以每年只能在春节回一次家为例，7天假期，真正在家时间不超过5天，除去聚会、应酬、睡觉、吃饭、购物的时间，真正陪伴父母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假设母亲今年55岁，能活到85岁，以后30年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最多也就720小时，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国有2340万名空巢老人需要照料，只有10.39%的子女能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有的子女花钱请人为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子女只要花了钱就算是尽了孝心。社会化养老做得再好，老人再想办法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也比不上儿女的一声问候和近在咫尺的陪伴。精神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一项重要义务，子女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各种借口放弃。
浓浓的亲情是老人们晚年生活的快乐良方，精神养老不可能完全被金钱取代。在外拼搏的游子，不管工作有多忙，也要挤出时间回家看望一下父母，或抽空给父母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不要借口忙而忘记尽孝。其实，老人并不需要儿女有多少钱，当多大官，有多大名气，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平安、幸福。
〔编辑：刘波〕
孝敬父母是子女的义务。然而，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空巢老人也不断增多，做儿女的要想在老人跟前尽一份孝心，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有些人身在外地或工作忙碌，难以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甚至过年过节也不能回家和老人团聚。无奈之下，有的人别出心裁，花钱雇人代替自己尽孝心。于是，在一些地方兴起了一种所谓的“代孝”业务——子女出钱，请人上门服务，为老人提供陪吃、陪聊、陪过节等各种“孝心”服务。对父母进行精神赡养，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应尽的法定义务。可做子女的不亲力亲为，而是用金钱雇请他人代替尽孝心，这种买卖方式老人们心理上是否接受，是否符合情理法理？现代人又该如何应对精神养老难题？
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饭
赵本山、宋丹丹合作的小品《钟点工》，说的就是儿子花钱请人陪父母聊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并非杜撰，在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就真有不少人由于工作忙，或者没跟父母住同一个城市，很难做到经常回家探望老人，不得不花钱雇人陪老人聊天。
张旭是湖南益阳人，多年前离开老家来长沙做生意，经过艰苦打拼，如今家底殷实、生活富裕，在长沙安了家。为此，张旭把年迈的母亲从益阳乡下接到长沙一起生活。可是，由于张旭和妻子要忙生意，无暇陪伴母亲。老人每天除了看看电视，到楼下的花园里散散步，其余时间就只能独自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发呆。老母亲多次闹着要回老家。无奈，张旭只好去家政公司雇了一个人来陪母亲聊天。
张旭雇的陪聊人员谭大姐，是一位来自长沙市郊的中年妇女，她性格温柔，善解人意，能说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与张旭的母亲交流起来十分投缘。除了陪聊天，谭大姐还负责为张旭的母亲做饭、料理家务，张母很满意，从此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唉声叹气，闹着要回老家了。
记者了解到，像张旭这样由于工作忙没时间，或是在外地工作离父母太远的子女，有不少出钱请人陪父母聊天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代孝”需求，一些家政公司除了提供月嫂、保姆、护理工及家教以外，还多了一项“陪聊”服务。长沙某家政公司赵经理说，他们推出“陪聊”服务以来，已占到老人家政服务量的三分之一，“陪聊”的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身体健康、日常起居不需要帮助的老人，“陪聊”人员月工资1500元左右，雇主还管吃住。
俗话说，人多吃饭自然香。一个人吃饭，哪怕是山珍海味也会感到索然无味。现实中，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单身老人，经常是一个人吃饭。为此，有的子女就想了一个办法：请人陪老人吃饭。
徐大伯的儿子儿媳在广州工作，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独居长沙。作为大学退休教师，他每月有养老金，还有医疗保险，生病住院可以报销，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可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却怎么也填补不了徐大伯精神上的空虚。“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人陪我一起吃饭。”徐大伯跟儿子儿媳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再好的菜，他每餐也只能吃半碗饭。听了父亲的话，儿子儿媳觉得自己不能经常陪父亲一起吃饭，心里有愧，于是就找到家政服务人员小汪，请她在为父亲提供家政服务之外，再陪他一起吃饭，每月增加500元工资。小汪满口答应。小汪的饭菜做得可口，还陪着徐大伯一起吃，边吃边聊天。这样一来，徐大伯每餐饭都吃得很香，心情也开朗了不少。
雇人陪父母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期间，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回家陪父母过年。可对于哈尔滨市的李玉老两口来说，这个愿望多年来都成了奢望。李玉老两口70多岁，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已经有三四年没回家过春节了。左邻右舍过年都是团圆欢喜，只有李玉家没有任何欢乐气氛，老两口四目相对，茶饭无味。虽然儿子儿媳每年从国外寄回的钱物不少，可是老两口还是闷闷不乐，感到生活没有意思。
今年春节前，两个儿子给李玉老两口打来电话，说再也不能让爸妈像过去那样孤单寂寞地过年了。虽然他们仍不能回来，但要让家里热闹起来，说要雇人到家里来陪爸妈过年。尽管两位老人嘴上推辞，其实心里还是很希望有人来陪他们一起过年的。
果然，两个儿子委托朋友帮父母物色了人选。前来陪伴李玉老两口的是一对来自农村的张姓中年夫妇。张姓夫妇平时就在李玉家附近的农贸市场做点小生意。由于父母都不在人世，他们也不需要回老家过年了。张姓夫妇从腊月二十九就带着孩子搬到李玉家。两家商量好，从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六，一直在一起过，价格1000元，正月十五另算。大年初三那天，张姓夫妇陪李玉老两口玩扑克，他们3岁的孩子在旁边不停地叫李玉老两口爷爷奶奶。李玉说，好几个春节家中都没有笑声了，今年春节过得最高兴。
除了工作繁忙，现在的独生子女结婚成家，逢年过节，夫妻双方要面临回哪个父母家的两难选择。辽宁大连的章岐夫妇，双方父母都70多岁。过去几年，虽然夫妇俩轮流在两个家过年，但每年总还是有一方父母没有人陪伴。去年春节前，想到老父亲又是一个人，章岐早早就到家政公司雇了一个保姆——48岁的杨女士，请她在春节期间帮父亲做饭，陪他聊天说话。
除夕前一天，杨女士就来到章岐的父亲家，帮他拖地、擦桌椅。看到天气晴朗，杨女士又主动帮助章岐的父亲把床单、衣服洗了晒干，将床铺铺好，还根据老人的喜好，帮他准备了年货。
除夕那天，杨女士早早来到老人家里准备饭菜。傍晚时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同时，还有各种丰盛的菜肴。平日里，章岐的父亲都是自己凑合着吃饭，很少吃到这样色香味俱全的可口饭菜。老人一边吃一边夸杨女士的手艺好……
吃完饭，杨女士洗刷完毕，准备离开。章岐的父亲说：“等会儿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再走，你陪我聊聊天吧。”杨女士点头答应了。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他们边看边聊，就像一对父女。不知不觉就到了零点时分，杨女士连忙双手作揖，向章岐的父亲拜年。老人连声道谢，心里乐开了花。此时，章岐和妻子以及他们的小儿子也打来电话拜年、问好。老人手握电话，满脸堆笑地回答：“有人陪我过年，我一点也不寂寞，高兴着呢！”
子女该不该花钱买孝心？
子女雇人代替自己给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虽然是无奈之举，但这种孝心买卖会不会异化孝道的原意，颠覆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花钱能不能买来真正的孝心？ 支持方
吕庆怀（男，报社退休编辑）：当今社会，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个人精力上来说，都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子女对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子女要忙工作、创业，还要养育年幼的孩子，加上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能否花很多时间去照料陪伴年迈的父母，这得打一个问号。尽孝心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法定义务，但到底该怎么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子女花钱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这种“孝亲代理”，不失为一个解决精神赡养难的好办法，应当支持。
陈春仁（男，湘潭大学社会学教授）：子女花钱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虽然把精神赡养商业化了，有买卖孝心之嫌，但这样的“代孝”确实给儿女提供了方便。我认为，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只要事实上尽了孝心，即便不能亲力亲为，也未必就会影响亲情传播。恰恰相反，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公众选择表达孝道的方式也需要多样化。多样化的表达方式，让不同的人群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孝道，既是对孝道最有效的传承，也是社会的进步。如果拘泥于迂腐的、单一的孝道，譬如死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反而让自己勉为其难，使尽孝成了一种负担，更不利于孝道的发扬光大。
李芳（女，家政服务公司经理）：“常回家看看”，唱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忠孝难两全的情况下，请人“代孝”也未尝不可。其实，“代孝”自古就有。古代将士征战沙场、秀才赴京赶考等外出较久时，常常委托至亲好友代为尽孝。过去请人代为尽孝，大家多少都有些时间，而且这种礼尚往来还有助于增进感情。现在，你忙，我忙，大家忙，且大部分人都是独生子女，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即便想请亲友代孝，也勉为其难。商业化的“代孝”，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花钱雇人代替自己行孝，其实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反对方
张艳（女，律师事务所律师）：子女花钱雇人代替自己行孝，固然是无奈之举，但这种用金钱买来的孝心，并非长久之计。有个众所周知的广告：下班时分，一位老太太做了一大桌饭菜等待儿女们回来，结果接到儿女们一连串电话，每个人都在电话那头说忙，不能回来。最后老太太只能面对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孤单地拿起筷子……这时，如果有一个代孝公司的人上门陪老太太吃饭，也许能够暂时缓解一下老太太的心情。然而，陪吃饭的人一走，老太太还是会陷入孤单寂寞。这说明花钱雇人代孝只是临时之举，亲力亲为才是儿女尽孝的本分，孝心无人能够代替。
杨洲（男，某托老所经理）：子女因各种原因，花钱请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未尝不可。但这种“代孝”模式一旦升级为产业，孝心成了可以用金钱买来的商品，亲情将被异化。常听说在一些高档的养老院里，设施齐全，护理精心，价格不菲，但老人被送进去之后，却再也不见儿女来探望。也许儿女们认为，自己花钱请人代为照顾父母已经是在尽孝，但他们真的懂得老人的心吗？老人们最期待的时刻就是儿女探望之日，那种快乐是别人无论如何也给不了的，哪怕是一分钟，他们都会满足。
刘军红（女，老龄化问题专家）：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繁荣，老人们温饱不愁。在这样的情形下，孝心的内涵更多的应该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关心和体贴，更多的应该是精神意义上的给予。子女花钱请人陪父母聊天、吃饭、过节，虽然解决了行孝的一时之难，分担了一时之忧，却不能完全代替儿女对父母心理上的慰藉。老人需要的是儿女的陪伴和问候，而不是金钱买来的替代品。
刘一祯（女，中国敬老形象大使、空政文工团青年歌唱家）：可怜天下父母心。抚养儿女，做父母的总是忘我地付出，而儿女报答父母，则很难做到忘我。哪怕是儿女对自己不孝，父母也总是处处为他们找说辞，不愿儿女背上不孝的名声。其实，许多做父母的，并不需要儿女天天守着自己，只盼望儿女一个关爱的电话、一句暖心的问候，来温暖他们的心灵。但是，今天有许多做子女的总是以“忙”为借口来推辞尽孝的本分，孝之美德往往被一个“忙”字遮掩。虽然时代在变，但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里的孝道不能丢，它呼唤每一个做子女的孝心至上，“常回家看看”。
精神养老难题如何破解？
老龄化、城市化、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各种社会现实使得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个社会难题，并非简单地花钱就能解决，而是需要家庭、社会以及老年人本身共同努力来解决。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体系建设。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如何，直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程度。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养老问题，不能单靠子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养老体系，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
一方面，要拓展养老服务业务范畴，要从空巢老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更多地发展医养结合和有心理慰藉服务的养老院、托老所以及建立社区老年食堂，由政府出资建设或采取民办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这样，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需求，又能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要加快为老组织建设。虽然有的家政公司有陪聊、陪吃饭、陪过节等为老服务项目，但收费不低，子女负担较重。建议街道、社区统一建立陪聊队等义工组织，免费上门陪空巢老人聊天、吃饭、过节，给他们送去欢乐，帮他们排解孤单寂寞。
再一方面，要建立鼓励子女对长辈尽精神赡养义务的规章制度。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孝道作为衡量公民价值的标准之一，一条条措施正不断制定，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修订草案规定，子女必须“常回家看看”。开建公务员信用档案中，尊老将成为公务员晋升评先的重要依据。有的地方政府规定，每逢父母、岳父母过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陪伴长辈。
其二：空巢老人需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健全的社会化养老体系，给空巢老人提供了精神养老的条件。但要想晚年不再孤单寂寞，还得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
其三：子女应多抽时间陪伴父母。“衣食无忧，内心孤独；儿女双全，无人交流。”有人用16个字概括当今老年人的尴尬处境。不少儿女在外地甚至海外工作学习，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回家陪伴父母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使一些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儿女，也因为工作忙而无暇照料父母。有一位白领计算了自己每年回老家陪伴母亲的时间：以每年只能在春节回一次家为例，7天假期，真正在家时间不超过5天，除去聚会、应酬、睡觉、吃饭、购物的时间，真正陪伴父母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假设母亲今年55岁，能活到85岁，以后30年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最多也就720小时，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国有2340万名空巢老人需要照料，只有10.39%的子女能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有的子女花钱请人为父母尽精神赡养义务，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子女只要花了钱就算是尽了孝心。社会化养老做得再好，老人再想办法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也比不上儿女的一声问候和近在咫尺的陪伴。精神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一项重要义务，子女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各种借口放弃。
浓浓的亲情是老人们晚年生活的快乐良方，精神养老不可能完全被金钱取代。在外拼搏的游子，不管工作有多忙，也要挤出时间回家看望一下父母，或抽空给父母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不要借口忙而忘记尽孝。其实，老人并不需要儿女有多少钱，当多大官，有多大名气，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平安、幸福。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