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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着商品经济与中国的发展这一轴心，参照国外学者的相关论点，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视野之间形成纵横比较的理论张力，强调历史地、完整地、实事求是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新形势下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关键词〕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去过密化；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4－0117－06
〔作者简介〕苏志宏，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31；
山 林，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41。
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要求全党“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达此目的，就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华网2009年9月27日播发）。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新视野、新资源和新内涵，以指导当下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完成这一首要任务的基础。本文从中国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经济问题着眼，从四个方面论述、阐释这个基础。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及其历史意义的论述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的论述，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时20余年，其间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1）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者同土地的分离，即“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1〕（2）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上述分离的结果，资本和雇佣工人出现的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累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2〕，创造出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并促使其发展的社会条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3〕。（3）1877年11月，晚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强调，同样是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的分离，由于产生这种分离的历史环境的差异，就会出现迥异的结果。比如古罗马也发生过自由农民的小块土地被剥夺的过程，其间也孕育着失去劳动资料的“自由人”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大地产”的形成，但是“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1881年3月，在给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认为这一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对于劳动者手中生产资料的剥夺，“只有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引文中的省略号为马克思本人所加）〔5〕。以上论述有3个要点，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在西欧历史上，这一分离表现为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二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仅仅局限于西欧各国，因而这一发展模式或道路本身没有普世性价值；三是这种分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的论述中可以受到这样的启示：（1）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从而为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前提条件；（2）这种分离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其所造成的历史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决定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又决定了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二、“去过密化”与商品经济
“去过密化”与“过密化”相对应，是著名华裔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在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状况时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用以分析为什么自14世纪中叶的“棉花革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600多年间，中国农村一直在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窘境中徘徊，以及为什么80年代后掀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之后，中国农村才得以摆脱这一窘境，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有趣的是，黄宗智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得以转移，亦即农民是否能够离开土地实现“大规模非农就业”〔6〕，视为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同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彻底分离”直接相关的论述极为相似。
“过密化”是黄宗智在吸收苏联学者恰亚诺夫对俄国农村和美国学者吉尔茨对爪哇农村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华北和华东农村的小农经济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指称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传统小农经济的“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的社会现实〔7〕，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经济社会近代以降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这两个地区的小农经济中，都有小商品生产的成分，但无论是华北地区小农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交换，还是华东地区家庭纺织业的生产和交换，都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不会带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是一种仅能维持“糊口”的“过密型的商品化”。这种“过密化”的农业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具有极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特征。19世纪后期以降，随着外国资本尤其是机器纺织工业的建立，机纱大量取代土纱，导致了两个互为前提的结果，一是小农家庭手工业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传统模式，被迫转变为“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的新模式。二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被土地束缚着，“新型纺纱厂依赖低报酬的小农劳动力来生产原料加工织布，新型缫丝厂依赖同样的劳动力来植桑养蚕，诸如此类。使原已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没有帮助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怪圈。即便在相对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8〕。建国后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集体化和科技投入下有所提高，“过密型商品化”的传统模式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但由于发展战略、意识形态和人口持续增长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和中国农村生活的“糊口”水平，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9〕
“去过密化”是指称由于农业人口大量地摆脱土地束缚，中国农村社会开始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时的社会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一方面是技术、制度和种植品种等因素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镇企业或城市工商业中大量就业，农民的收入明显超出了往昔的“糊口”水平，特别是“到1988年，9000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去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去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10〕。
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阶级斗争出发，包括“资本主义萌芽论”在内的传统思路更侧重于从外部寻找阻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原因。而“过密化”和“去过密化”这对概念，则另辟蹊径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着眼，实证性地将近代以降中国经济社会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社会飞速发展，这样两个令人瞩目的历史现实，与中国农民能否离开土地、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联系在一起，扩大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这对概念始终聚焦于农业劳动力能否实现大规模的“非农就业”这一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纠正了各类传统论点的不足，充实和丰富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画图。
在描述西欧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时，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11〕，正是这一“解体”和“解放”，使西欧社会在获得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同时，又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这种分离会因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要素，是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体制的前提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获取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实际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模式以“人口红利”(注：“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和老龄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即抚养比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如果有其他好的制度条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源泉，这个额外的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转引自《迎接“刘易斯拐点” 充分发掘人口红利——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的形式，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比较顺利地建立和发展。从黄宗智的“过密化”与“去过密化”这对概念的角度，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劳动力逐渐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的历史事实，以及30年来举世公认的“中国道路”，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当年论述中的基本精神，是契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真理。肯定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命题是否与马克思的论断相符合
在黄宗智看来，无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封建主义论”还是西方的“传统中国论”和“近代早期中国论”，这些传统观点都主张商品生产本身就应当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预期中的资本主义没有出现时，它们或者从政治制度、或者从人口压力角度来寻找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规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所以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的出发点——都主张“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或“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的错误所致。
黄宗智认为，“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近代以降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和中国农村停滞不前同时并存的事实，“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真实”〔12〕。这个论述中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强调了实现现代大规模商品生产途径的多样性，这既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相符合，也同各国的实践历程相符合。二是也大体符合斯密关于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自然合理性论点。在斯密看来，“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不仅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被理解为经由不同阶段转向自由市场及其伦理的进程”〔13〕，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市场扩张的历程本身就是斯密心目中的历史发展的目的。
黄宗智关于马克思与斯密一样地主张商品化与近代化的必然联系这一论断则是不准确、有瑕疵的。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对于人类历史有两层含义。首先，商品经济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现象，它有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亦即从“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的生产，到“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生产的历史过程。从前者发展到后者需要一种能够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4〕。按照晚年马克思的说法，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的不同，创造这一历史条件的世界史本身就是多元化的，这一历史条件同样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按照黄宗智所说的，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并非只有“纯粹由市场推动”的英国模式，至少还应当有中国模式，后者是一种政府主导（“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且与商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新模式。中国农村劳动力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转移，能够在众多的非农产业领域中就业，这本身既是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中国化的体现，又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阶段，“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15〕，这种特殊的商品经济形式只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私有制的自然经济向公有制产品经济过渡的一个必经阶段，因而这一经济形态在人类历史上既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有其从边缘到中心直至被扬弃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商品经济阶段逐渐培育起来的人的“独立个性”，突破此前的“人的依赖关系”、臻至未来“自由个性”的必然环节〔16〕。正是站在这一实践的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上，马克思批判了“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批判了其中所蕴含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7〕，从而揭示出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方法及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属性。忽略晚年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的论述，看不到斯密与马克思在看待商品经济上的内在本质差异——前者主张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后者主张商品经济不过是人类生产方式发展历史上必将被扬弃的一个阶段——而笼统地夸大二者的相似性，这一思想方法，正好落入黄宗智本人所指责的“规范信念”的窠臼〔18〕。
四、列宁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
既然“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这一“规范信念”并非马克思的主张，那么，在现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它怎么会成为国内学界“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等传统论点的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呢？这还得回溯到列宁那里。
1920年4、5月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将个体农民的小生产及其产品的交换方式，视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认为农民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9〕，明确把农民的小生产及其必要补充的商品交换，指认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不得已实行国家垄断的“余粮征集制”提供了理论支撑；1921年4月，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认为，包括粮食税在内的商品经济，是从战争时期的经济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时期的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而“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小农占优势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20〕，小农生产和商品经济被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或过渡的工具。在同年11月的另一篇文章中，列宁进一步认为“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21〕，商品经济成为新兴国家实现工农联盟以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渠道。王东在《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中指出：“1921年，列宁终于看清了在苏维埃俄国，小农商品经济如浩瀚大水，采取堵截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善于疏导，才能因势利导地把农民引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通过自由贸易同小农结成联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结成联盟〔22〕。也就是说，在列宁那里，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有一个从否定评价到肯定评价的发展过程。而“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等传统论点所汲取的，却都是小生产与资本主义内在联系的否定评价，其中的原因何在？
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丁认为，所谓历史常常是倒因为果的叙述，因为历史学常常“把过去认为是一种后果，把历史认为是许多后果”〔23〕。也就是说，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往往是随着现实需求而被筛选、编纂出来的历史。这往往是一个以编纂者的意愿为尺度的“扬善抑恶”、“推陈出新”的过程，即有意识地将现实所需要的历史要素以“善”或“新”的形式彰显出来，将所忌讳的要素以“恶”或“陈”的形式隐匿起来的过程。〔24〕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且排斥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一直得到毛泽东高度认同和实行。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这一思路，理论界不得不将列宁相关小生产或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面评价隐匿起来，而突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融的异质性的论述。于是，列宁关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论述所发生的思想变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关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则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逐渐成为理论界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窠臼。这一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毛泽东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5〕，认为中国固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像西欧一样导致中国社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能够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于1840年外国资本的入侵，打乱了中国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既有顺序，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6〕。以上论述包含了这样两个理论要点：首先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而这一法则的依据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其次，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对于民族资本的压迫所致。这里面已经具备了日后学术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所有基本理论要素。（2）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该书的理论体系有三个基本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是发展小农经济、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唯一途径。〔27〕受这一体系影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被视为中国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商品交换和小农生产自然也就被安置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对立面。毛泽东于1955年总结农业合作社问题时表示，农业集体化的本意“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28〕。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表示，“完成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29〕。在这样的情势下，小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生存已经难以为继。（3）1974年12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中，毛泽东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他引用当年列宁的话：“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30〕。在列宁发表关于小生产与资本主义内在联系观点的50年后，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它当年的出发点。
在历时35年的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和小生产的论述中，一以贯之的论点有：商品生产将导致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有着内在联系，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对立面；小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胡鞍钢认为，建国以来的毛泽东，一直坚持“要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允许搞私有经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出现一个欺压人民的官僚阶层，防止在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对此，毛泽东态度坚决，他在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31〕。正是这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氛围，导致了理论界将小农生产和商品交换必定产生资本主义当作不容思考的理论前提，这一前提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学界“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等传统论点的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
综上所述，以下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1.与时俱进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这里的“与时俱进”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就是在革命实践基础之上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其间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和理论内涵，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必须将他们思想发展的链条置入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中，了解他们在彼时彼地如此说、如此做的原因和目的，真正做到所谓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如此才可能把经典作家重要的思想观点，视为一个由各个发展阶段组成的与时俱进的有机整体，才可能防止片面的人为割裂。比如离开了马克思晚年对于资本主义前提条件的界定，我们的相关理解就是残缺不全的。再比如对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传统解释，就是不符合列宁思想发展历程的断章取义，等等，这些都同割裂时代与理论之间辩证关系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有关；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飞速发展的实践，促使我们带着当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疑惑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这个层面上的与时俱进，就是要求我们善于将停留在书本上理论资源，转化为对于当下现实具有启示价值和指导意义的理论依据。要带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产生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深入钻研和提炼，善于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赋予经典原著中的思想资源以新的历史意义。比如同样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同样是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什么在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环境中，其分离的形式、途径和结果都迥然不同，这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2.借鉴他人的理解和论点以开阔自身的视野
国外学者的研究，由于素养、眼光和目的的不同，其方法和结论往往能开阔视野，具有明显的启发作用。比如黄宗智“过密化”与“去过密化”的论述，就是在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全球化眼光中审视和比较中国道路问题的结果，其方法和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论述，进而转化其中的资源为现实所用，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这是一种有选择的借鉴，而不能机械照搬，西方学者的论点中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实际或历史实际的成分，需要我们加以细心地甄别和剥离。
3.祛除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加在一些重要论点或原理之上的外衣，还原这些论点或原理的本来面目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注意这些理论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所谓“发展”既是“彰显”也是“隐匿”，既是“出新”也是“推陈”，我们在发掘出某些适合现实需要的思想资源，并将其“彰显”、“出新”进而转化为理论依据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也是一个“隐匿”和“推陈”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被隐匿或推出的东西往往被遗忘，淡出了后人的视野，而被彰显或出新的东西，则往往成了毋庸置疑的“信史”、“定论”，成了我们思考问题时不假思索的出发点。关于“小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论点，就是在历史的推陈出新过程中逐渐成为经典论述，又顺理成章地被当作“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理论依据的。追究、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论出发点，往往是理论创新的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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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 冲）
〔关键词〕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去过密化；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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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志宏，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31；
山 林，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41。
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要求全党“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达此目的，就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华网2009年9月27日播发）。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新视野、新资源和新内涵，以指导当下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完成这一首要任务的基础。本文从中国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经济问题着眼，从四个方面论述、阐释这个基础。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及其历史意义的论述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的论述，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时20余年，其间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1）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者同土地的分离，即“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1〕（2）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上述分离的结果，资本和雇佣工人出现的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累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2〕，创造出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并促使其发展的社会条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3〕。（3）1877年11月，晚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强调，同样是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的分离，由于产生这种分离的历史环境的差异，就会出现迥异的结果。比如古罗马也发生过自由农民的小块土地被剥夺的过程，其间也孕育着失去劳动资料的“自由人”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大地产”的形成，但是“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1881年3月，在给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认为这一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对于劳动者手中生产资料的剥夺，“只有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引文中的省略号为马克思本人所加）〔5〕。以上论述有3个要点，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在西欧历史上，这一分离表现为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二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仅仅局限于西欧各国，因而这一发展模式或道路本身没有普世性价值；三是这种分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的论述中可以受到这样的启示：（1）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从而为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前提条件；（2）这种分离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其所造成的历史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决定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又决定了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二、“去过密化”与商品经济
“去过密化”与“过密化”相对应，是著名华裔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在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状况时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用以分析为什么自14世纪中叶的“棉花革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600多年间，中国农村一直在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窘境中徘徊，以及为什么80年代后掀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之后，中国农村才得以摆脱这一窘境，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有趣的是，黄宗智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得以转移，亦即农民是否能够离开土地实现“大规模非农就业”〔6〕，视为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同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彻底分离”直接相关的论述极为相似。
“过密化”是黄宗智在吸收苏联学者恰亚诺夫对俄国农村和美国学者吉尔茨对爪哇农村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华北和华东农村的小农经济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指称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传统小农经济的“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的社会现实〔7〕，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经济社会近代以降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这两个地区的小农经济中，都有小商品生产的成分，但无论是华北地区小农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交换，还是华东地区家庭纺织业的生产和交换，都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不会带来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是一种仅能维持“糊口”的“过密型的商品化”。这种“过密化”的农业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具有极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特征。19世纪后期以降，随着外国资本尤其是机器纺织工业的建立，机纱大量取代土纱，导致了两个互为前提的结果，一是小农家庭手工业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传统模式，被迫转变为“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的新模式。二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被土地束缚着，“新型纺纱厂依赖低报酬的小农劳动力来生产原料加工织布，新型缫丝厂依赖同样的劳动力来植桑养蚕，诸如此类。使原已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没有帮助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怪圈。即便在相对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8〕。建国后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集体化和科技投入下有所提高，“过密型商品化”的传统模式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但由于发展战略、意识形态和人口持续增长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和中国农村生活的“糊口”水平，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9〕
“去过密化”是指称由于农业人口大量地摆脱土地束缚，中国农村社会开始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时的社会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一方面是技术、制度和种植品种等因素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镇企业或城市工商业中大量就业，农民的收入明显超出了往昔的“糊口”水平，特别是“到1988年，9000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去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去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10〕。
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阶级斗争出发，包括“资本主义萌芽论”在内的传统思路更侧重于从外部寻找阻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原因。而“过密化”和“去过密化”这对概念，则另辟蹊径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着眼，实证性地将近代以降中国经济社会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社会飞速发展，这样两个令人瞩目的历史现实，与中国农民能否离开土地、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联系在一起，扩大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这对概念始终聚焦于农业劳动力能否实现大规模的“非农就业”这一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纠正了各类传统论点的不足，充实和丰富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画图。
在描述西欧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时，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11〕，正是这一“解体”和“解放”，使西欧社会在获得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同时，又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这种分离会因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要素，是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体制的前提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获取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实际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模式以“人口红利”(注：“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和老龄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即抚养比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如果有其他好的制度条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源泉，这个额外的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转引自《迎接“刘易斯拐点” 充分发掘人口红利——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的形式，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比较顺利地建立和发展。从黄宗智的“过密化”与“去过密化”这对概念的角度，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劳动力逐渐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的历史事实，以及30年来举世公认的“中国道路”，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当年论述中的基本精神，是契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真理。肯定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命题是否与马克思的论断相符合
在黄宗智看来，无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封建主义论”还是西方的“传统中国论”和“近代早期中国论”，这些传统观点都主张商品生产本身就应当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预期中的资本主义没有出现时，它们或者从政治制度、或者从人口压力角度来寻找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规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所以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的出发点——都主张“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或“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的错误所致。
黄宗智认为，“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近代以降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和中国农村停滞不前同时并存的事实，“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真实”〔12〕。这个论述中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强调了实现现代大规模商品生产途径的多样性，这既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相符合，也同各国的实践历程相符合。二是也大体符合斯密关于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自然合理性论点。在斯密看来，“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不仅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被理解为经由不同阶段转向自由市场及其伦理的进程”〔13〕，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市场扩张的历程本身就是斯密心目中的历史发展的目的。
黄宗智关于马克思与斯密一样地主张商品化与近代化的必然联系这一论断则是不准确、有瑕疵的。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对于人类历史有两层含义。首先，商品经济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现象，它有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亦即从“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的生产，到“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生产的历史过程。从前者发展到后者需要一种能够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14〕。按照晚年马克思的说法，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的不同，创造这一历史条件的世界史本身就是多元化的，这一历史条件同样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按照黄宗智所说的，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并非只有“纯粹由市场推动”的英国模式，至少还应当有中国模式，后者是一种政府主导（“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且与商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新模式。中国农村劳动力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转移，能够在众多的非农产业领域中就业，这本身既是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中国化的体现，又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阶段，“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15〕，这种特殊的商品经济形式只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私有制的自然经济向公有制产品经济过渡的一个必经阶段，因而这一经济形态在人类历史上既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有其从边缘到中心直至被扬弃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商品经济阶段逐渐培育起来的人的“独立个性”，突破此前的“人的依赖关系”、臻至未来“自由个性”的必然环节〔16〕。正是站在这一实践的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上，马克思批判了“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批判了其中所蕴含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7〕，从而揭示出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方法及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属性。忽略晚年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的论述，看不到斯密与马克思在看待商品经济上的内在本质差异——前者主张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后者主张商品经济不过是人类生产方式发展历史上必将被扬弃的一个阶段——而笼统地夸大二者的相似性，这一思想方法，正好落入黄宗智本人所指责的“规范信念”的窠臼〔18〕。
四、列宁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
既然“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这一“规范信念”并非马克思的主张，那么，在现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它怎么会成为国内学界“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等传统论点的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呢？这还得回溯到列宁那里。
1920年4、5月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将个体农民的小生产及其产品的交换方式，视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认为农民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9〕，明确把农民的小生产及其必要补充的商品交换，指认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不得已实行国家垄断的“余粮征集制”提供了理论支撑；1921年4月，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认为，包括粮食税在内的商品经济，是从战争时期的经济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时期的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而“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小农占优势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20〕，小农生产和商品经济被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或过渡的工具。在同年11月的另一篇文章中，列宁进一步认为“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21〕，商品经济成为新兴国家实现工农联盟以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渠道。王东在《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中指出：“1921年，列宁终于看清了在苏维埃俄国，小农商品经济如浩瀚大水，采取堵截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善于疏导，才能因势利导地把农民引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通过自由贸易同小农结成联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结成联盟〔22〕。也就是说，在列宁那里，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有一个从否定评价到肯定评价的发展过程。而“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等传统论点所汲取的，却都是小生产与资本主义内在联系的否定评价，其中的原因何在？
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丁认为，所谓历史常常是倒因为果的叙述，因为历史学常常“把过去认为是一种后果，把历史认为是许多后果”〔23〕。也就是说，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往往是随着现实需求而被筛选、编纂出来的历史。这往往是一个以编纂者的意愿为尺度的“扬善抑恶”、“推陈出新”的过程，即有意识地将现实所需要的历史要素以“善”或“新”的形式彰显出来，将所忌讳的要素以“恶”或“陈”的形式隐匿起来的过程。〔24〕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且排斥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一直得到毛泽东高度认同和实行。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这一思路，理论界不得不将列宁相关小生产或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面评价隐匿起来，而突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融的异质性的论述。于是，列宁关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论述所发生的思想变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关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则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逐渐成为理论界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窠臼。这一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毛泽东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5〕，认为中国固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像西欧一样导致中国社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能够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于1840年外国资本的入侵，打乱了中国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既有顺序，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6〕。以上论述包含了这样两个理论要点：首先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而这一法则的依据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其次，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对于民族资本的压迫所致。这里面已经具备了日后学术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所有基本理论要素。（2）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该书的理论体系有三个基本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是发展小农经济、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唯一途径。〔27〕受这一体系影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被视为中国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商品交换和小农生产自然也就被安置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对立面。毛泽东于1955年总结农业合作社问题时表示，农业集体化的本意“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28〕。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表示，“完成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29〕。在这样的情势下，小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生存已经难以为继。（3）1974年12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中，毛泽东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他引用当年列宁的话：“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30〕。在列宁发表关于小生产与资本主义内在联系观点的50年后，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它当年的出发点。
在历时35年的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和小生产的论述中，一以贯之的论点有：商品生产将导致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有着内在联系，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对立面；小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胡鞍钢认为，建国以来的毛泽东，一直坚持“要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允许搞私有经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出现一个欺压人民的官僚阶层，防止在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对此，毛泽东态度坚决，他在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31〕。正是这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氛围，导致了理论界将小农生产和商品交换必定产生资本主义当作不容思考的理论前提，这一前提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学界“封建主义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等传统论点的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
综上所述，以下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1.与时俱进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这里的“与时俱进”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就是在革命实践基础之上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其间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和理论内涵，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必须将他们思想发展的链条置入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中，了解他们在彼时彼地如此说、如此做的原因和目的，真正做到所谓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如此才可能把经典作家重要的思想观点，视为一个由各个发展阶段组成的与时俱进的有机整体，才可能防止片面的人为割裂。比如离开了马克思晚年对于资本主义前提条件的界定，我们的相关理解就是残缺不全的。再比如对于小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传统解释，就是不符合列宁思想发展历程的断章取义，等等，这些都同割裂时代与理论之间辩证关系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有关；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飞速发展的实践，促使我们带着当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疑惑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这个层面上的与时俱进，就是要求我们善于将停留在书本上理论资源，转化为对于当下现实具有启示价值和指导意义的理论依据。要带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产生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深入钻研和提炼，善于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赋予经典原著中的思想资源以新的历史意义。比如同样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同样是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什么在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环境中，其分离的形式、途径和结果都迥然不同，这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2.借鉴他人的理解和论点以开阔自身的视野
国外学者的研究，由于素养、眼光和目的的不同，其方法和结论往往能开阔视野，具有明显的启发作用。比如黄宗智“过密化”与“去过密化”的论述，就是在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全球化眼光中审视和比较中国道路问题的结果，其方法和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论述，进而转化其中的资源为现实所用，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这是一种有选择的借鉴，而不能机械照搬，西方学者的论点中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实际或历史实际的成分，需要我们加以细心地甄别和剥离。
3.祛除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加在一些重要论点或原理之上的外衣，还原这些论点或原理的本来面目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注意这些理论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所谓“发展”既是“彰显”也是“隐匿”，既是“出新”也是“推陈”，我们在发掘出某些适合现实需要的思想资源，并将其“彰显”、“出新”进而转化为理论依据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也是一个“隐匿”和“推陈”的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被隐匿或推出的东西往往被遗忘，淡出了后人的视野，而被彰显或出新的东西，则往往成了毋庸置疑的“信史”、“定论”，成了我们思考问题时不假思索的出发点。关于“小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论点，就是在历史的推陈出新过程中逐渐成为经典论述，又顺理成章地被当作“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理论依据的。追究、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论出发点，往往是理论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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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