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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地震中小家完好的“幸运儿”，但复原之路同样艰辛而漫长。他们为生计早早开始在废墟上谋生，汇成重建家园的巨大力量。
在北川，有一群“幸运儿”。他们同样经历8.0级地震的惊惧，同样面对巨大的损失和亲人的死亡，但，他们的小家庭是完整的。人在，希望就在，和众多孤儿寡母鳏夫相比，这些保存尚好的小家，无疑是蒙了上天的眷顾。
向新勇一家便是这样的幸运儿。他们一家三口在地震中幸存，孩子甚至是从北川中学逃出。只是，幸运之家，复原之路同样艰辛而漫长。
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
应该说，地震前的向新勇夫妇，是北川县“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2005年，向新勇把KTV开在县城最繁华的文武街上，叫“顶记练歌房”。“一楼是大厅，二楼是包房，三楼我们自己住。”“顶记”开张以后，生意兴隆。向新勇很会做生意，客人首次光顾，不仅送果盘，结账时，还一并免去零头。遇到酒喝高了砸坏杯盘碗盏的，只要东西不贵，他也都一笑而过。
邓英为这些事，埋怨了丈夫无数次，“一个月下来，果盘都要送掉一千多块钱。”那时，邓英是中国人寿的一名普通职工，每月收入一千来元。如今，那些损失看起来是如此地微不足道。
2007年国庆节，他们东拼西凑了10万元，又向银行贷了20万元，把“顶记”从里到外装修一新。红红的墙纸，白色的过道，米色的地砖，房顶还挂了一个大大的霓虹灯。夜晚，走在文武街上，你很难错过那几个金光闪烁的大字。
装修完重开业那天夜里，邓英躺在被窝里怎么也睡不踏实：“欠这么多钱，啥时候才还得干净哦。”
向新勇迷迷糊糊地说：“慢慢来吧。”似乎是埋怨妻子杞人忧天，又补了一句：“房子又不会垮。”——半年多后，一语成谶。
“都打水漂了。”邓英坐在擂鼓镇板房区的临时居住点，眼眶红了一半。家里只有两张床，和一些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家具，简单得寒碜。一台普通的彩电代替了从前的大液晶。孤零零的几捆香肠吊在房前的两根铁丝上。
“家不像个家。”邓英抹着泪说。相对原本就很困顿的农民来说，邓英一家的处境更为尴尬——他们是“城镇户口”。从前，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但是现在，城镇居民的补偿问题被排到了末位。“先补偿农民的地和钱，再是医生和教师这些公职人员，最后才是我们。”
有人说，地震当前，房子不会因为你是官员、有钱人就不垮。而在邓英们心中，平等是另一种意味：家，被统一成了一间间板房。
经济上的落差带来的是心理上的郁结，尽管“银行方面说对灾民的贷款利息会有特殊的照顾”，但对未来不确定的忧虑，才是最深的恐惧。
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
北川有一张不大的社交网，地震后，这张网收得更窄了：几乎每一个北川人都有认识的人消失。常常是聊着聊着，聊到一个熟人，然后突然意识到，他不在了。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
向新勇家，“消失”的是向的父母和岳父。这种程度在北川，是很“轻”的。
这个家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幸福家庭：丈夫做生意、能耐；女人所在单位虽收入不高，但稳定；儿子读初中，成绩中上。一家人和睦相处，夫妻俩结婚十几年从未红过脸……
5月12日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家三口还在一起，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明显不同。震后前三个月，邓英的同事小吴和他们住在一起。小吴的女儿和丈夫都死了。有这样近在眼前的对比，让邓英觉得自己的痛楚不足挂齿，“找人摆都开不了口”。
2009年元旦，向新勇领着妻小，又祭了母亲一次。坟前，他又一次念叨，本来跟老太太说好了，过几天给她买新皮鞋，老的那双穿了几年，跟都磨坏了。向的母亲早年改嫁，生父远走他乡。母亲，是向新勇在这个世上最关心、最想报答的人。
子欲养，而亲不待。
邓英感到丈夫有些异常是地震后的国庆节。擂鼓镇板房区居委会经常组织妇女跳歌庄，那天她跳完回家有点晚。她心虚地赔不是：“哎呀，跳高兴了，忘了时间。今天过节，我们出去吃嘛。”
向新勇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过啥子节?只有你在过节，我没过节!”
邓英很委屈，但望着暴怒的丈夫，她没有争辩。争吵以邓英出去买菜、下了一顿“很难吃”的面结束。难吃，是向新勇的评价。
丈夫越来越暴躁了，邓英说，很小的一件事，都可能引起他的怒火。从前，他会辅导儿子功课，儿子要是做不出，就刮鼻子以示惩罚。现在，变成他坐在沙发上颐指气使，“怎么搞的!书不好好读，将来有啥子出息!”儿子向小力则回嘴：“要你管。”
浓浓的火药味腾地升起，在12平方米逼仄的板房内，许久都散不开。
向小力有他烦的理由。好友“姚姚”去了，一些熟悉的同学也成了孤儿。但大家都知道，他的父母还在。每个遇到向小力的人都对他说：你真幸运。向小力觉得别人说得对，他一再对《家人》记者强调，自己家的变故，“真的不算什么”。
期末考试结束，邓英找向小力谈心：“怎么回事，数学都不及格了。”
向小力说：“没意思。”
邓英问：“什么没意思?”
“活着没意思，”13岁少年音调尚且稚嫩：“你看姚姚嘛，她那么乖，学习又好，死了还不是什么都完蛋了。”
“完蛋”这个词在邓英心里萦绕了很久。她不知道怎样回应儿子悲观的看法，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她自己也说不明白。
生活的列车不靠站
生计艰难。地震让人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工作。
政府发放的补助根本无法养活三个人，更何况，向家还有个处在发育期的儿子。向新勇和邓英开始拾废品来卖。晚上邓英再给青岛来的援建队做饭，一天下来能挣50块钱，她和小吴对半分。
现金让向新勇心思活络起来。三个月后，捡来的破铜烂铁卖了几百元钱，夫妻俩又向哥嫂借了几万元钱。趁北川城还没封，一家人捂着鼻子，一手一手把看上去还算完整的设备创出来，计划在2008年8月8号，万人同庆奥运的日子，在板房区重开“顶记”。
听说他要开KTV，乡民纷纷摇头：别人都在受苦受难，哪个有心思去唱歌嘛，乱弹琴!更有甚者说，我看就是因为他们家没死人!
“没死人怎么了?非要死几个才安逸吗?”向新勇憋了一股火，忍住没发作。毕竟，灾难影响了他们的心态。但很少有人想过，他这样的“幸运儿”也是灾民，目睹和亲历大灾后留下的心理暗疾，无法仅凭“幸运”这个客观事实，就消除得更快一些。并且，他们同样面临重建家园、重新生活的种种问题。邓英迟迟不能恢复工作，他们唯一会做的生意，除了开KTV也没别的。
“顶记”只有屈从。一晃半年，丧偶家庭三三两两开始重组、结婚。而一些商业娱乐设施包括美发店、澡堂、美容院陆续开张，这让向家看到了希望：他们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推动生活前进的，从来就是那些数不清的、默默无闻谋生的手，无关“道德”。
2008年9月18日，北川县擂鼓镇板房区的山坡上，一座三层楼的KTV悄悄开张了。和上次不同，闻讯赶到的男女老少把并不宽敞的“顶记”凑得热热闹闹，许多人拿起话筒就不肯放。
KTV成了一个疗伤的地方。一个护士常来唱歌，那首《做我的爱人》没响起多久，她就会抹着泪从包间里走出来。此情此景，令邓英心酸，也让她对先前的顾虑释怀：“有些事情，必须用时间解决。”
元旦过后，护士来得少了。细心的邓英发现，她最近一次没有点《做你的爱人》，而且连续两晚唱歌都没再哭泣。两个女人有一次偶然的目光触碰，邓英说，看见她在微笑。
2009年春节，所有北川人过了有生以来最特别的一个年。向新勇特意买了火红的中国结装饰板房KTV。生活的列车，就这么隆隆地碾过了刻骨铭心的一年。
在北川，有一群“幸运儿”。他们同样经历8.0级地震的惊惧，同样面对巨大的损失和亲人的死亡，但，他们的小家庭是完整的。人在，希望就在，和众多孤儿寡母鳏夫相比，这些保存尚好的小家，无疑是蒙了上天的眷顾。
向新勇一家便是这样的幸运儿。他们一家三口在地震中幸存，孩子甚至是从北川中学逃出。只是，幸运之家，复原之路同样艰辛而漫长。
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
应该说，地震前的向新勇夫妇，是北川县“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2005年，向新勇把KTV开在县城最繁华的文武街上，叫“顶记练歌房”。“一楼是大厅，二楼是包房，三楼我们自己住。”“顶记”开张以后，生意兴隆。向新勇很会做生意，客人首次光顾，不仅送果盘，结账时，还一并免去零头。遇到酒喝高了砸坏杯盘碗盏的，只要东西不贵，他也都一笑而过。
邓英为这些事，埋怨了丈夫无数次，“一个月下来，果盘都要送掉一千多块钱。”那时，邓英是中国人寿的一名普通职工，每月收入一千来元。如今，那些损失看起来是如此地微不足道。
2007年国庆节，他们东拼西凑了10万元，又向银行贷了20万元，把“顶记”从里到外装修一新。红红的墙纸，白色的过道，米色的地砖，房顶还挂了一个大大的霓虹灯。夜晚，走在文武街上，你很难错过那几个金光闪烁的大字。
装修完重开业那天夜里，邓英躺在被窝里怎么也睡不踏实：“欠这么多钱，啥时候才还得干净哦。”
向新勇迷迷糊糊地说：“慢慢来吧。”似乎是埋怨妻子杞人忧天，又补了一句：“房子又不会垮。”——半年多后，一语成谶。
“都打水漂了。”邓英坐在擂鼓镇板房区的临时居住点，眼眶红了一半。家里只有两张床，和一些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家具，简单得寒碜。一台普通的彩电代替了从前的大液晶。孤零零的几捆香肠吊在房前的两根铁丝上。
“家不像个家。”邓英抹着泪说。相对原本就很困顿的农民来说，邓英一家的处境更为尴尬——他们是“城镇户口”。从前，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但是现在，城镇居民的补偿问题被排到了末位。“先补偿农民的地和钱，再是医生和教师这些公职人员，最后才是我们。”
有人说，地震当前，房子不会因为你是官员、有钱人就不垮。而在邓英们心中，平等是另一种意味：家，被统一成了一间间板房。
经济上的落差带来的是心理上的郁结，尽管“银行方面说对灾民的贷款利息会有特殊的照顾”，但对未来不确定的忧虑，才是最深的恐惧。
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
北川有一张不大的社交网，地震后，这张网收得更窄了：几乎每一个北川人都有认识的人消失。常常是聊着聊着，聊到一个熟人，然后突然意识到，他不在了。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
向新勇家，“消失”的是向的父母和岳父。这种程度在北川，是很“轻”的。
这个家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幸福家庭：丈夫做生意、能耐；女人所在单位虽收入不高，但稳定；儿子读初中，成绩中上。一家人和睦相处，夫妻俩结婚十几年从未红过脸……
5月12日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家三口还在一起，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明显不同。震后前三个月，邓英的同事小吴和他们住在一起。小吴的女儿和丈夫都死了。有这样近在眼前的对比，让邓英觉得自己的痛楚不足挂齿，“找人摆都开不了口”。
2009年元旦，向新勇领着妻小，又祭了母亲一次。坟前，他又一次念叨，本来跟老太太说好了，过几天给她买新皮鞋，老的那双穿了几年，跟都磨坏了。向的母亲早年改嫁，生父远走他乡。母亲，是向新勇在这个世上最关心、最想报答的人。
子欲养，而亲不待。
邓英感到丈夫有些异常是地震后的国庆节。擂鼓镇板房区居委会经常组织妇女跳歌庄，那天她跳完回家有点晚。她心虚地赔不是：“哎呀，跳高兴了，忘了时间。今天过节，我们出去吃嘛。”
向新勇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过啥子节?只有你在过节，我没过节!”
邓英很委屈，但望着暴怒的丈夫，她没有争辩。争吵以邓英出去买菜、下了一顿“很难吃”的面结束。难吃，是向新勇的评价。
丈夫越来越暴躁了，邓英说，很小的一件事，都可能引起他的怒火。从前，他会辅导儿子功课，儿子要是做不出，就刮鼻子以示惩罚。现在，变成他坐在沙发上颐指气使，“怎么搞的!书不好好读，将来有啥子出息!”儿子向小力则回嘴：“要你管。”
浓浓的火药味腾地升起，在12平方米逼仄的板房内，许久都散不开。
向小力有他烦的理由。好友“姚姚”去了，一些熟悉的同学也成了孤儿。但大家都知道，他的父母还在。每个遇到向小力的人都对他说：你真幸运。向小力觉得别人说得对，他一再对《家人》记者强调，自己家的变故，“真的不算什么”。
期末考试结束，邓英找向小力谈心：“怎么回事，数学都不及格了。”
向小力说：“没意思。”
邓英问：“什么没意思?”
“活着没意思，”13岁少年音调尚且稚嫩：“你看姚姚嘛，她那么乖，学习又好，死了还不是什么都完蛋了。”
“完蛋”这个词在邓英心里萦绕了很久。她不知道怎样回应儿子悲观的看法，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她自己也说不明白。
生活的列车不靠站
生计艰难。地震让人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工作。
政府发放的补助根本无法养活三个人，更何况，向家还有个处在发育期的儿子。向新勇和邓英开始拾废品来卖。晚上邓英再给青岛来的援建队做饭，一天下来能挣50块钱，她和小吴对半分。
现金让向新勇心思活络起来。三个月后，捡来的破铜烂铁卖了几百元钱，夫妻俩又向哥嫂借了几万元钱。趁北川城还没封，一家人捂着鼻子，一手一手把看上去还算完整的设备创出来，计划在2008年8月8号，万人同庆奥运的日子，在板房区重开“顶记”。
听说他要开KTV，乡民纷纷摇头：别人都在受苦受难，哪个有心思去唱歌嘛，乱弹琴!更有甚者说，我看就是因为他们家没死人!
“没死人怎么了?非要死几个才安逸吗?”向新勇憋了一股火，忍住没发作。毕竟，灾难影响了他们的心态。但很少有人想过，他这样的“幸运儿”也是灾民，目睹和亲历大灾后留下的心理暗疾，无法仅凭“幸运”这个客观事实，就消除得更快一些。并且，他们同样面临重建家园、重新生活的种种问题。邓英迟迟不能恢复工作，他们唯一会做的生意，除了开KTV也没别的。
“顶记”只有屈从。一晃半年，丧偶家庭三三两两开始重组、结婚。而一些商业娱乐设施包括美发店、澡堂、美容院陆续开张，这让向家看到了希望：他们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推动生活前进的，从来就是那些数不清的、默默无闻谋生的手，无关“道德”。
2008年9月18日，北川县擂鼓镇板房区的山坡上，一座三层楼的KTV悄悄开张了。和上次不同，闻讯赶到的男女老少把并不宽敞的“顶记”凑得热热闹闹，许多人拿起话筒就不肯放。
KTV成了一个疗伤的地方。一个护士常来唱歌，那首《做我的爱人》没响起多久，她就会抹着泪从包间里走出来。此情此景，令邓英心酸，也让她对先前的顾虑释怀：“有些事情，必须用时间解决。”
元旦过后，护士来得少了。细心的邓英发现，她最近一次没有点《做你的爱人》，而且连续两晚唱歌都没再哭泣。两个女人有一次偶然的目光触碰，邓英说，看见她在微笑。
2009年春节，所有北川人过了有生以来最特别的一个年。向新勇特意买了火红的中国结装饰板房KTV。生活的列车，就这么隆隆地碾过了刻骨铭心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