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是天生的好老师。个子不高，年纪不大，蒙曼却有着指挥十万雄兵的气场。
　　不试讲四遍不上台
　　蒙曼不讲“无意义”的话，要讲就讲“要害”。蒙曼研究历史的观点，要有大眼光，有“笼罩性”看法。而她在讲台上的自信，则自称是“练”出来的。
　　2002年，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后，蒙曼回到她读本科和硕士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第一学期学校排了三门课，蒙曼每天备课到凌晨两点。“我在教案上精心标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什么话学生们爱听，那个地方要说一个什么笑话大家会笑。”她甚至给同宿舍非历史专业的朋友试讲，“看见她笑了，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成了。”对蒙曼来说，在教室里讲课和在电视上讲课并无实质的不同。最初上《百家讲坛》，她每一集都要先在父母面前排练，哪怕录制前夜才写好教案，也要赶在早晨四五点钟先给父母试讲三四遍，然后“才敢出门”。
　　第一次上《百家讲坛》，蒙曼32岁，是这个栏目最年轻的讲师。“我并不比别人强，事实上人家先天会觉得你不如人，而你不能坐实这种想象，必须要超出他们的预期。因为介意，所以努力。”蒙曼喜欢讲台上的自己看上去自信而轻松，就像她的爸爸。他因为热爱文学，从教英语转到教语文，上古文课从来不拿课本，因为“全部都背下来了”。只有家人知道他潇洒的背后下了多大的功夫。蒙曼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教学风格。
　　在她的家乡河北省平泉县，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除了县城中学有英语课，乡下的中学是没有英语教师的，这意味着当地学生高考要比外地学生少一门课的分数。蒙曼的父母被紧急抽调出来培训乡村英语教师。蒙曼记得那些年妈妈身体不好，但总不肯去医院。有一次牙疼，就在教室里放了两只大水桶，一只装凉水，疼的时候漱口，相当于冰镇，然后吐到另一只桶里。每天回到家，妈妈累得只能躺在床上。学生离开的时候，总是哭得呜呜的，说舍不得老师。“我们县的英语师资就是从这些人开始的，他们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多年后，他们是各个岗位的佼佼者。有时候想，真应该给我们家老太太树碑立传，但她不图这个。”
　　妈妈备课的认真程度让蒙曼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妈妈又接到培训乡下教师学习大学英语的任务，她认为自己大学毕业不足以教大学课程，就找来各种英语广播教材天天学习不断提高。
　　这样的家庭教育对蒙曼影响至深。有段日子，蒙曼在《魅力中国城》做嘉宾，尽管她只需做文化方面的点评，却将各个城市的全部信息包括旅游、生态乃至水文都了解了个遍;即便如此，她仍然认为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赶不上父母那一代人”。
　　最易被人品高贵的人打动
　　蒙曼喜欢与认真严谨的人共事，更易被人品高贵的人打动。当她还是一个提前两年上学的一年级小学生的，有一天放学下大雨，老师脱下自己的蓝外套披在她的头上，然后把她抱回家。“老师淋得湿透，厚重的褂子把我遮得严严实实啥事没有。”那件蓝外套，温暖蒙曼到今天。在她后来的人生中，类似的温暖始终伴随左右。
　　她刚回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时，学校条件艰苦，年轻教师只能以工棚为宿舍，“耗子在房间里窜来窜去，冬天夜里在桌上放一杯水，早晨起来是冻上的。”她的硕士生导师徐庭云教授有一次去她宿舍，很心疼，说“这里不行啊，你到我家去住吧”，竟把她和她的室友双双接到了自己家，一住就是两年半，直到姑娘们各自买房才搬出去。多年以后想起来，她们能那么坦然地把老师家当自己家，实在是因为老师太宽容，不曾给过她们一点儿脸色，以至于她很久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脸色这回事”。“徐老师人品高贵！”“人品高贵”也是蒙曼择友的第一原则。
　　她考北大博士時觉得自己英语答得不理想，担心考不上。她的硕士生导师建议说：“你可以报考民族大学，牟钟鉴先生今年要招一个哲学思想史的博士。”蒙曼的室友正是牟先生的硕士，也在备考牟先生的博士，蒙曼对她讲：“我导师把我推荐给了你导师，咱俩公平竞争吧。”没想到室友回答：“你是学历史的，考哲学可不容易，我有笔记，咱俩一块看，我考不上没关系，可以回老家，你不是不想回去吗？咱俩要分数一样，你上就得了。”蒙曼大吃一惊，“这个人不得了！”后来，英语成绩出来了，她的分数还挺高，如愿上了北大，室友也顺利考上了牟先生的博士。蒙曼也因此得一知己。“我觉得她是最靠得住的，她也觉得我是最靠得住的。她出国后，国内的第一联系人填的都是我的名字。”这样的一对朋友，性格却大相径庭。一个慢性子，难以做决定，讲一件小事，“描述性的解释铺天盖地”;另一个干脆利落一针见血，喜欢一句话把事情说清楚。
　　朋友工作以后没有宿舍，蒙曼一直劝她买房，还陪着到处去看。看一处不满意，看两处不满意，看三处还是不满意。看到第四处的时候，蒙曼说：“够了，就买这个！”朋友回答：“再看看吧。”蒙曼急了，“你买我也买，我跟你住邻居！”她现场交了两万元首付，朋友这才跟着把房子买了。背道而驰的性格并不影响友谊。“古人讲，君子和而不同，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越到后来越发现不同是一件多好的事情，鸟和鱼相同了，这个世界不就没有多样性了吗，那多没意思。”
　　读书让人敢于孤独
　　蒙曼把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归功于读书。读书让她敢于“孤独”，不跟潮流，不凑热闹。小时候流行歌曲走红大陆，人人热衷于抄歌本，从小熟读古诗词的蒙曼觉得那些歌词“很啰嗦很差，一点都不美”，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当人家讨论歌星的时候，她一句也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嘴，宁可拉开距离。“我从小就不喜欢逆着自己的天性做事，别人觉得怎样，与我有什么相干。”她生在一个崇尚读书的年代，又非常幸运地生在一个读书人家。连新华书店的人都知道这家人肯买书，“书店迸了新书，会直接拿着书单到我们家让我父母勾选，然后把书送来。”书是那个年代“最不可思议的东西”。
　　直到今天，她的父母依然书不离手。退休后，老两口来到北京，住在离蒙曼不远的地方，见面总要跟她探讨“学术问题”。最近妈妈在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同时还在读企业家冯仑的书。“格非的书字非常小，我妈妈七十好几了，戴着老花镜，可读的速度特别快，还老跟我交流她的观点。”
　　至于爸爸，不仅读纸质书，也读电子书，还动不动就看通宵。蒙曼总是强调，家长自己多读点书比什么都重要。“老靠社会去引导孩子，还不是人云亦云，你怎么知道社会引导一定就是对的？只有你自己注重看书了，慢慢才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你的孩子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