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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大师级人物。二人虽然所处时代和文学主张都有所不同，但都曾有居住于上海的经历，并对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有所反思。本文将尝试把鲁迅的《理水》和张爱玲《封锁》两篇小说作一比较，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对无聊的表现，展示出鲁迅和张爱玲对现代都市文明的不同关照。
关键词：《理水》；《封锁》；无聊；都市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2
鲁迅晚年居于上海，并在上海创作了大量作品。作为鲁迅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于1936年出版，其中的小说《理水》写于1935年。从《理水》以古喻今的“油滑”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当时上海社会的种种影射。而张爱玲于1943年发表的《封锁》，则是直接以战时的上海为故事背景。两篇小说都写到了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背景下人生活生命的无聊，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都表现出孤寂苍凉的悲剧意识。而试作比较，又可以发现鲁迅与张爱玲二人都对都市文明语境下的人性和人生存处境的关照有各自不同的角度。
一、《理水》中的无聊
《理水》从形式上看，是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最终指向现代的上海社会，是因为“油滑”和“戏拟”策略的使用。学者冯光廉指出，鲁迅的“油滑”，是“用饱含笑料的喜剧性手法来讽刺现实中的假、恶、丑”，是一种“诙谐的戏弄和调侃，意在创造一种轻松的嬉笑氛围。这时鲁迅是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事实材料直接插入作品，用以戏弄被否定的人物。”学者郑家建则指出，“戏拟”是《故事新编》重要的语言形式，也是作者连接古今的重要手段。《故事新编》“把‘他者’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来加以戏拟。对于这种类型的戏拟语言，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在效仿或师法某个人或某一特殊风格类型的语言。” 因此《理水》中的“油滑”与“戏拟”，显然意在社会现实材料的引入，于是成了文本打通“古”与“今”的桥梁。小说以调侃的笔调，重点讽刺了社会中各色人等的“无聊”。而在这些讽刺中，不难见到30年代上海社会的影子。
首先是对一帮学者（知识分子）的讽刺。当洪水肆虐之时，学者们聚集在“文化山”上，无所事事还要装模作样。禹在理水时，他们吃着奇肱国飞车运来的粮食，讲英语，大谈莎士比亚与遗传学说。鸟头教授甚至专门考证了禹是一条虫，看其论证要收费，为捍卫自己的理论还要与人打官司。再者是对官员的讽刺，一干官员下去本是体察民生，结果却带回许多“民食”鉴赏，“争论得几乎打架”，还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讽刺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如英语和莎士比亚显然指向“新月派”，整个“文化山”是讽刺1932年建议当局将北平设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北平文化界，鸟头先生用法律和知识权吓唬老百姓是在影射顾颉刚，一干大员们讽刺的明显是当时大发国难财的腐败官员。而诸学者的崇洋媚外、吹捧互夸、精英意识，又与上海文化界的风气十分相近。需要注意的是，鲁迅讽刺的锋芒不仅指向上流社会，也指向一般民众。接到“上进民食”的命令后，“所有居民就同时忙碌起来，洗叶子，切树皮，捞青苔，乱作一团”，尽是一派闹哄哄的奴才帮闲嘴脸。而被派去见官的平民代表本来满腹不愿意，回来之后却根据大员的评价，骄傲满满地向学者求提“老实堂”匾额。其实，鲁迅笔下人物的种种无聊丑态，都是指向其精神的平庸；在表面的无聊背后，是国民性格里的冷漠、封闭、自私自利，实际上是“看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注意到，所有的无聊人都是处在一种旁观理水而自我陶醉的状态。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他们非但没有共赴时艰辅佐禹治水，反而在自我享受和自我麻痹的封闭圈子里进行生命的自我损耗；对于付出行动的禹，他们却又指指点点、冷嘲热讽甚至加以否定。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看客心理。鲁迅通过展示他们以丑为美的自炫，传递出一种荒谬感，并以此种方式展开批判的锋芒。因此《理水》一文依然涉及到鲁迅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
二、《封锁》中的无聊
相较于鲁迅，《封锁》中张爱玲对“无聊”的描写则显得不动声色，而且没有鲁迅那样强烈的主观感情倾向性。《封锁》中的无聊，主要通过细节表现出来。文章第一句，“开电车的人开电车”，酷似鲁迅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显出一种无聊以及无奈。紧接着把铁轨比喻成黄鳝，“没有完，没有完……”，更显一种充满压迫感的无聊。随后就写到司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一下子就写到无聊、无奈压迫中的人的境遇了——这是《封锁》的核心之一。封锁开始后，电车里一位医科学生修改人体骨骼简图，“大家闲着没事干”，纷纷聚来评论一番，结果说的话都驴唇不对马嘴——大家都误以为他在画速写。而主干故事的发生，也与“无聊”紧密相关：吕宗桢最初调情，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心怀鬼胎的表侄的无聊纠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解无聊（只要看他从粘了字的包子皮上读报纸一段，便知他是忍受着怎样的无聊）；而吴翠远之所以会坠入爱河，正是因为她内心的寂寞——这是无聊的高级形态。而造成其寂寞的原因，是其家庭的庸碌卑琐——这又是无聊的另一表现形态，同时也是“无聊”入侵家庭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封锁》整篇小说写的就是都市市民生存状态的无聊，或者说无聊感压迫之下的人的生存状态。而“无聊”是一种生命内容的匮乏，再发展下去就是“无意义”，因此《封锁》是一篇 “反宏大叙事”也是“反英雄”的小说（让我们联想到萨克雷《名利场》一语双关的题词：a novel without a hero），于是有了这一句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封锁期间，两个人为了解脱无聊而碰撞出的颇显得不同凡响的艳遇，到头来竟相当于“没有发生”，只是封锁这一特殊语境下一个“不近情理的梦”。封锁解除，每个人的生活又像铁轨上的电车一样按照既有的习惯向前行去。事实上，主人公是从小的封锁里解脱，又进入了生活的大的“封锁”；从特殊境遇下的无聊里解脱，又进入了常态人生中的无聊；故而，“等于没有发生”的不仅是一段艳遇，而竟然是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小说最后“乌壳虫”意象造成的莫名悲剧感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张爱玲通过“无聊”的展示，把都市中人生存意义的匮乏也一并展示了出来。
三、无聊与孤独
郑家建指出，“《故事新编》的创作显示了鲁迅晚年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鲁迅感受到生存的荒诞。”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烘炉上面，能燥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可见，惯以启蒙者自居的鲁迅在上海都市环境下感受到的生存荒诞感和压迫感，是《理水》中孤独感的来源。在《理水》中，最大的孤独者是禹。禹的孤独，恰类似五四一代启蒙者的孤独，在于其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禹是理水的中心人物，但是到第三部分才出场。出场时形同乞丐：“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他们的去路。”卫兵交戈阻拦的一幕，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形象地展示出了禹不合时宜的孤独。禹和诸位“看客”相反，他是一个实实在在行动型的人物，显然这是寄托了鲁迅对国民性的理想的。然而在巨大的“无聊”空气中，禹处处感受到来自看客们的阻力，以致不能不委曲求全——“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唯一不无聊的人，仿佛处处都被当作异类，并且时时遭受误解。甚至直到最后，当治水成功之后，禹依然是孤独的：他非但没有摆脱无聊的纠缠，反而越来越深地陷于其中。小说的结尾处，禹治水成功，成了英雄，被立作了天下的法度：“于是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退朝之后，他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然而这样，非但不是真正弘扬了禹的精神，反而是在神龛中隔离了禹的精神；这一个“神化”的过程，在文本中反而变成了“去神圣化”的描写，禹的精神被消解了，到最后竟形成了新的无聊：“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于是，禹以其绝望的反抗战胜了洪水，却无法使自己在无处不在的无聊中免于被吞噬。鲁迅想表现的，其实正是这样一种英雄在庸众中被消解的悲剧；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无聊依然是看客式的无聊，则鲁迅笔下的孤独也依旧是启蒙者的孤独。无聊的肆虐导致了启蒙者的孤独，并且最终吞噬了孤独者。这与《药》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在《封锁》中，孤独是人物无聊的深层动因，也是一种比无聊更加本质的生存状态。吕宗桢被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他的衣食是无忧的，但他的生命被生活紧紧纠缠着；他疲于奔命，心灵上却找不到一处依托。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小说最后“乌壳虫”的意象，这是男主人公对自己生命状态的一种朦胧却无能为力的觉悟，胡兰成这样评论：“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了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对他的孤独，作者是寄予了同情的。孤独感更强烈地体现在女主人公吴翠远身上。吴翠远行为的本意就是对无聊和无意义的反抗。她向往真，厌恶空洞和虚假。她给一个言辞激进的男生打了A，只是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她热烈地渴望着爱情，是因为她渴望冲破她所在的压抑无聊的生活，冲破其家庭所期许的那种实用却缺少灵魂的庸碌生活模式。但是，“好人总比真人多”，吴翠远始终渴望“真人”而不得，偶遇的“奇迹般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个“不近情理的梦”。吴翠远在内心里是抗拒无聊的，却不得不长久地圉于庸碌无意义的生存状态中。在整个生存环境的无聊中，个体的生命力始终无法遁逃，因而只能在压抑中长久地孤独下去。这更加深化了都市文明里个体生命对荒凉和空漠的体验。因此，这种生命的孤独，本由无意义而生，此时又反过来强调了都市语境下人生意义的匮乏。
通过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鲁迅在《理水》中对无聊的表现，虽然直接指向上海都市文明的种种习气、弊病甚至时事，但其落脚点依然在对“看客”心理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此种环境中启蒙者的孤独，因此仍属于启蒙话语的范畴，在本质上与《呐喊》《彷徨》的思想一脉相承。而张爱玲的《封锁》，则更多地关注一般市民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无聊感，亦即其生命意义的缺失及生存状态的荒漠；作者关照的视角在于都市文明中的人性，关注的是“都市中的民间世界”（陈思和语）。按照陈平原的观点，鲁迅代表的是一种“旷野写作”，而张爱玲是“密室写作”；也许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即鲁迅代表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即启蒙话语写作，而张爱玲对城市人群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的剖析和感受，则始终游离于新文学“启蒙”、“革命”的强大主潮之外自成一流。从这个角度深入，也许我们对鲁、张二人的思想价值以及文学史意义会有更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光廉著鲁迅小说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2]郑家建著.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张爱玲的风[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梁云.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J].社会科学辑刊,1997,(6).
[5]胡亭亭,杨庆茹.封锁:对生存困境的言说[J].学术交流,2009,(2).
关键词：《理水》；《封锁》；无聊；都市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2
鲁迅晚年居于上海，并在上海创作了大量作品。作为鲁迅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于1936年出版，其中的小说《理水》写于1935年。从《理水》以古喻今的“油滑”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当时上海社会的种种影射。而张爱玲于1943年发表的《封锁》，则是直接以战时的上海为故事背景。两篇小说都写到了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背景下人生活生命的无聊，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都表现出孤寂苍凉的悲剧意识。而试作比较，又可以发现鲁迅与张爱玲二人都对都市文明语境下的人性和人生存处境的关照有各自不同的角度。
一、《理水》中的无聊
《理水》从形式上看，是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最终指向现代的上海社会，是因为“油滑”和“戏拟”策略的使用。学者冯光廉指出，鲁迅的“油滑”，是“用饱含笑料的喜剧性手法来讽刺现实中的假、恶、丑”，是一种“诙谐的戏弄和调侃，意在创造一种轻松的嬉笑氛围。这时鲁迅是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事实材料直接插入作品，用以戏弄被否定的人物。”学者郑家建则指出，“戏拟”是《故事新编》重要的语言形式，也是作者连接古今的重要手段。《故事新编》“把‘他者’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来加以戏拟。对于这种类型的戏拟语言，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在效仿或师法某个人或某一特殊风格类型的语言。” 因此《理水》中的“油滑”与“戏拟”，显然意在社会现实材料的引入，于是成了文本打通“古”与“今”的桥梁。小说以调侃的笔调，重点讽刺了社会中各色人等的“无聊”。而在这些讽刺中，不难见到30年代上海社会的影子。
首先是对一帮学者（知识分子）的讽刺。当洪水肆虐之时，学者们聚集在“文化山”上，无所事事还要装模作样。禹在理水时，他们吃着奇肱国飞车运来的粮食，讲英语，大谈莎士比亚与遗传学说。鸟头教授甚至专门考证了禹是一条虫，看其论证要收费，为捍卫自己的理论还要与人打官司。再者是对官员的讽刺，一干官员下去本是体察民生，结果却带回许多“民食”鉴赏，“争论得几乎打架”，还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讽刺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如英语和莎士比亚显然指向“新月派”，整个“文化山”是讽刺1932年建议当局将北平设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北平文化界，鸟头先生用法律和知识权吓唬老百姓是在影射顾颉刚，一干大员们讽刺的明显是当时大发国难财的腐败官员。而诸学者的崇洋媚外、吹捧互夸、精英意识，又与上海文化界的风气十分相近。需要注意的是，鲁迅讽刺的锋芒不仅指向上流社会，也指向一般民众。接到“上进民食”的命令后，“所有居民就同时忙碌起来，洗叶子，切树皮，捞青苔，乱作一团”，尽是一派闹哄哄的奴才帮闲嘴脸。而被派去见官的平民代表本来满腹不愿意，回来之后却根据大员的评价，骄傲满满地向学者求提“老实堂”匾额。其实，鲁迅笔下人物的种种无聊丑态，都是指向其精神的平庸；在表面的无聊背后，是国民性格里的冷漠、封闭、自私自利，实际上是“看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注意到，所有的无聊人都是处在一种旁观理水而自我陶醉的状态。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他们非但没有共赴时艰辅佐禹治水，反而在自我享受和自我麻痹的封闭圈子里进行生命的自我损耗；对于付出行动的禹，他们却又指指点点、冷嘲热讽甚至加以否定。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看客心理。鲁迅通过展示他们以丑为美的自炫，传递出一种荒谬感，并以此种方式展开批判的锋芒。因此《理水》一文依然涉及到鲁迅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
二、《封锁》中的无聊
相较于鲁迅，《封锁》中张爱玲对“无聊”的描写则显得不动声色，而且没有鲁迅那样强烈的主观感情倾向性。《封锁》中的无聊，主要通过细节表现出来。文章第一句，“开电车的人开电车”，酷似鲁迅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显出一种无聊以及无奈。紧接着把铁轨比喻成黄鳝，“没有完，没有完……”，更显一种充满压迫感的无聊。随后就写到司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一下子就写到无聊、无奈压迫中的人的境遇了——这是《封锁》的核心之一。封锁开始后，电车里一位医科学生修改人体骨骼简图，“大家闲着没事干”，纷纷聚来评论一番，结果说的话都驴唇不对马嘴——大家都误以为他在画速写。而主干故事的发生，也与“无聊”紧密相关：吕宗桢最初调情，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心怀鬼胎的表侄的无聊纠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解无聊（只要看他从粘了字的包子皮上读报纸一段，便知他是忍受着怎样的无聊）；而吴翠远之所以会坠入爱河，正是因为她内心的寂寞——这是无聊的高级形态。而造成其寂寞的原因，是其家庭的庸碌卑琐——这又是无聊的另一表现形态，同时也是“无聊”入侵家庭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封锁》整篇小说写的就是都市市民生存状态的无聊，或者说无聊感压迫之下的人的生存状态。而“无聊”是一种生命内容的匮乏，再发展下去就是“无意义”，因此《封锁》是一篇 “反宏大叙事”也是“反英雄”的小说（让我们联想到萨克雷《名利场》一语双关的题词：a novel without a hero），于是有了这一句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封锁期间，两个人为了解脱无聊而碰撞出的颇显得不同凡响的艳遇，到头来竟相当于“没有发生”，只是封锁这一特殊语境下一个“不近情理的梦”。封锁解除，每个人的生活又像铁轨上的电车一样按照既有的习惯向前行去。事实上，主人公是从小的封锁里解脱，又进入了生活的大的“封锁”；从特殊境遇下的无聊里解脱，又进入了常态人生中的无聊；故而，“等于没有发生”的不仅是一段艳遇，而竟然是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小说最后“乌壳虫”意象造成的莫名悲剧感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张爱玲通过“无聊”的展示，把都市中人生存意义的匮乏也一并展示了出来。
三、无聊与孤独
郑家建指出，“《故事新编》的创作显示了鲁迅晚年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鲁迅感受到生存的荒诞。”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烘炉上面，能燥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可见，惯以启蒙者自居的鲁迅在上海都市环境下感受到的生存荒诞感和压迫感，是《理水》中孤独感的来源。在《理水》中，最大的孤独者是禹。禹的孤独，恰类似五四一代启蒙者的孤独，在于其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禹是理水的中心人物，但是到第三部分才出场。出场时形同乞丐：“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他们的去路。”卫兵交戈阻拦的一幕，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形象地展示出了禹不合时宜的孤独。禹和诸位“看客”相反，他是一个实实在在行动型的人物，显然这是寄托了鲁迅对国民性的理想的。然而在巨大的“无聊”空气中，禹处处感受到来自看客们的阻力，以致不能不委曲求全——“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唯一不无聊的人，仿佛处处都被当作异类，并且时时遭受误解。甚至直到最后，当治水成功之后，禹依然是孤独的：他非但没有摆脱无聊的纠缠，反而越来越深地陷于其中。小说的结尾处，禹治水成功，成了英雄，被立作了天下的法度：“于是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退朝之后，他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然而这样，非但不是真正弘扬了禹的精神，反而是在神龛中隔离了禹的精神；这一个“神化”的过程，在文本中反而变成了“去神圣化”的描写，禹的精神被消解了，到最后竟形成了新的无聊：“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于是，禹以其绝望的反抗战胜了洪水，却无法使自己在无处不在的无聊中免于被吞噬。鲁迅想表现的，其实正是这样一种英雄在庸众中被消解的悲剧；如果说鲁迅笔下的无聊依然是看客式的无聊，则鲁迅笔下的孤独也依旧是启蒙者的孤独。无聊的肆虐导致了启蒙者的孤独，并且最终吞噬了孤独者。这与《药》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在《封锁》中，孤独是人物无聊的深层动因，也是一种比无聊更加本质的生存状态。吕宗桢被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他的衣食是无忧的，但他的生命被生活紧紧纠缠着；他疲于奔命，心灵上却找不到一处依托。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小说最后“乌壳虫”的意象，这是男主人公对自己生命状态的一种朦胧却无能为力的觉悟，胡兰成这样评论：“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了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对他的孤独，作者是寄予了同情的。孤独感更强烈地体现在女主人公吴翠远身上。吴翠远行为的本意就是对无聊和无意义的反抗。她向往真，厌恶空洞和虚假。她给一个言辞激进的男生打了A，只是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她热烈地渴望着爱情，是因为她渴望冲破她所在的压抑无聊的生活，冲破其家庭所期许的那种实用却缺少灵魂的庸碌生活模式。但是，“好人总比真人多”，吴翠远始终渴望“真人”而不得，偶遇的“奇迹般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个“不近情理的梦”。吴翠远在内心里是抗拒无聊的，却不得不长久地圉于庸碌无意义的生存状态中。在整个生存环境的无聊中，个体的生命力始终无法遁逃，因而只能在压抑中长久地孤独下去。这更加深化了都市文明里个体生命对荒凉和空漠的体验。因此，这种生命的孤独，本由无意义而生，此时又反过来强调了都市语境下人生意义的匮乏。
通过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鲁迅在《理水》中对无聊的表现，虽然直接指向上海都市文明的种种习气、弊病甚至时事，但其落脚点依然在对“看客”心理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此种环境中启蒙者的孤独，因此仍属于启蒙话语的范畴，在本质上与《呐喊》《彷徨》的思想一脉相承。而张爱玲的《封锁》，则更多地关注一般市民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无聊感，亦即其生命意义的缺失及生存状态的荒漠；作者关照的视角在于都市文明中的人性，关注的是“都市中的民间世界”（陈思和语）。按照陈平原的观点，鲁迅代表的是一种“旷野写作”，而张爱玲是“密室写作”；也许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即鲁迅代表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即启蒙话语写作，而张爱玲对城市人群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的剖析和感受，则始终游离于新文学“启蒙”、“革命”的强大主潮之外自成一流。从这个角度深入，也许我们对鲁、张二人的思想价值以及文学史意义会有更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光廉著鲁迅小说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2]郑家建著.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张爱玲的风[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梁云.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J].社会科学辑刊,1997,(6).
[5]胡亭亭,杨庆茹.封锁:对生存困境的言说[J].学术交流,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