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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有个社会调查材料显示：“最受社会尊敬的职业”中，“科学家”位列榜首，其次是“大学教授”。社会上炒得很热闹的“企业家”、“演艺”工作位列二十开外。作为一个在大学工作的教师，对这个结果自然感到高兴。我想，社会上对科学家的尊敬，首先是因为意识到科学工作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其次是觉得科学工作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们换取到的酬劳往往同他们的劳动并不相称，有时甚至过于微薄。显然，这些理由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以为，当代的科学家（包括中外）尚不足以受到如此尊敬——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而是在社会良知和勇气方面有所不足。我总是不能忘记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中的下面一段话：
在我看来，科学的惟一目的，在于减轻人类的艰辛。倘若科学家慑于自私的当权派的淫威，满足于为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有可能被弄成畸形儿，你们的新机器很可能意味着新的苦难……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是这种的情形，最多只能希望出现一代可以被雇用来干任何事情的侏儒发明家。（《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卷，129页）
把最受尊敬的发明家（此处可视为与“科学家”同义）同被鄙视的“侏儒”连在一起，不由得让我感到震撼。科学意味着不承认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现成的结论，不畏任何强权，惟一承认的是事实的证明和不移的证据。因此，科学应该同勇敢与无畏连在一起，而不是相反。但侏儒却意味着卑怯、委琐和背弃。科学和侏儒是不应该连在一起的。科学家自然也不应该同这个龌龊的词连在一起。
伽利略是一位对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家。伽达默尔说：“不论关于现代性发生年代和缘起有多少争议，这一概念还是由科学和方法的一种新观念的出现而得到界定。它最初由伽利略在局部的研究领域中形成，由笛卡儿首次哲学地奠定。”（《科学时代的理性》，台北结构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八○年版，6—7页）
但是，《伽利略传》从第一场起，就让我们看到，在伽利略这个伟大的名字后面尾随着一种可称之为“委琐”的阴影。他是那么兴奋地用苹果做比喻向他的学生——女仆的儿子安德雷亚解释哥白尼的“地动说”，以致安德雷亚卖掉了冬天穿的仅有的外衣，要向他所见到的人们宣传这一伟大真理。但就在这个时候，伽利略接到了来自“学监”的警告。伽利略立即改了口，向刚卖掉外衣的安德雷亚说，不要再对别人讲了。安德雷亚很惊讶，问为什么，伽利略说：“官府禁止它！”安德雷亚不解地问：“这不是真理吗？”伽利略回答说：“可是官府禁止它。”对于官府的恐惧已经微露端倪，最后的“背叛”也在此埋下了伏笔。但是，伽利略终究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当他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破晓，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生活充满乐趣的伟大时代”时，他是注定要沿着已经开始的路径走下去的，哪怕前面是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他无法抵御“证据”的诱惑：“证明的诱惑力太大了，大多数人都要被这种力量所折服，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都将如此。”“证明的力量”就是同旧式的形而上的宇宙观相对立的科学宇宙观的核心。在伽利略时代，这种新生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具有无比的魅力。伽利略正是沿着它的呼唤发明了望远镜，并用它来观察天体，使“地动说”由假设变为科学，而他自己则成为物理学科学方法的奠基人。
由此可见，科学可以吸引一个人为它献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能给他一个完整的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科学的证明只能限于它所涉及的那个领域，不管这个领域是何等广阔（例如伽利略所观察的天体），对于整个宇宙和人生而言它只是一个局部，而局部是永远无法囊括整体的：“‘科学世界观’用以摧毁旧有价值观念的主要工具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按照这种方法论原则，一切不能通过实验验证的知识都是‘伪知识’，是形而上学的迷信。然而，‘科学世界观’无法摆脱它自身的形而上学特性和整体论的方式。一方面，‘科学世界观’对变革力量和新制度的合法性的论证需要整体论的论述方式，另一方面，‘科学世界观’用以摧毁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实证方法也构成了对自身的整体论观念的挑战：前者需要宇宙论、本体论信仰的支持，而后者却否定任何终极基础和统一原则的存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著，三联书店二○○四年版,1404页）也就是说，有限永远不能囊括无限；科学可以回答一系列的关于物质世界奥秘的具体难题，却不可能给人们以关于宇宙、世界、历史和人生的统一的总体观念和价值观念。如果迷信科学方法，其结果就是陷入机械论、形而上学和某种鄙琐的人生理念。现代科学家中的不少人，在科学上表现出探索和发现的智慧和勇气，但在处理人生和社会问题时却表现出愚昧和鄙琐。这种分裂现象显示了“科学宇宙观”统治的时代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早在伽利略时代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剧本中教皇和审判官准备审判伽利略时，料定他必然屈服：
审判官：实际上用不着对他太厉害。他是个肉做的人，马上就会屈服的。
教皇：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懂得享受。他从感性出发思考问题。他不拒绝陈年葡萄酒，也不拒绝新思想。……最多教他看看刑具。
审判官：这也就够了，教皇陛下。伽利略先生是精通各种器械的。
事实果然如此。在第十三场中，被关押了二十三天的伽利略签署了“悔过书”，承认自己关于天体的科学见解都是谬误和邪说。伽利略的背叛，给予了当时还很柔弱的科学信念以沉重的打击。在剧中，安德雷亚曾试图为伽利略的行为辩护。他的辩护的理论被伽利略概括为“新的伦理学”即“考虑到种种障碍，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可能是一条曲线”。安德雷亚说，由于签了悔过书，“您赢得了闲暇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的灵光中了此一生，人家就是胜利者了”。
如果说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还有一点精神上的光亮的话，就是他没有接受这种自欺欺人的“新的伦理学”。一个科学家，在他所不熟悉的领域里略有闪失是不足怪的，因为他在那个领域中没有权威性，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在涉及公众利益和自己安身立命的专业领域里有所背弃，是不可原谅的。伽利略何以对自己如此苛刻？原因之一是他听到了安德雷亚说，由于他的倒戈在科学工作者中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安德雷亚告诉他，由于他的“悔过”导致有的研究者重新回到了教会；笛卡儿把他的论光的科学论文塞进了抽屉；还有的人放弃了研究干活挣钱去了。他听后深感羞愧：科学家的使命是发现和阐扬真理。附和科学上的谬误是科学家最不能容忍的品质。越是负有声望的大科学家，在他享有权威的领域里附逆，他所带来的影响越坏。剧中的伽利略在屈服之后检讨说:“假如我坚决顶住，假如自然科学家也能发出像医生所遵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坚持把他们的知识只用于为人类谋幸福的公约，那该多好！……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见容于科学家的行列的。”
在剧本的第十四场有一段伽利略的长篇自忏。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他坦然地承认签署悔过书是“因为我害怕皮肉受苦”。也就是说，自己写悔过书并不是一种保护科研成果的“策略”，而是面对宗教裁判所的刑具而产生恐惧和畏缩的结果。作为当时已经负有盛名的大科学家，有几个人敢于如此赤裸裸地承认内心的鄙琐？他为什么不声称自己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保存自己？安德雷亚继续为自己的老师辩护说：“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照我看来，伽利略可以接受安德雷亚的这一观点，原谅自己的胆怯。但是，他却说：“科学贡献我是做出了。我在阴沟里受到欢迎，我是科学的亲兄弟，叛卖的堂兄弟！你吃鱼吗？我有鱼。臭气熏天的不是我的鱼，而是我自己。”
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自判为“侏儒科学家”。但在最后的一幕，他还是冒着危险把写就的《对话录》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安德雷亚，让他设法逃过检查带到荷兰去发表。正是这部《对话录》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旧形而上学，阐明了新的物理学的方法，从而成为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在吩咐安德雷亚要小心谨慎的时候，伽利略式的卑怯还是不免流露出来——如果万一被检查出来不要说是由伽利略这里得到的。如果我们说，伽利略是个侏儒科学家的话，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个不甘于做侏儒的人。
当然，上面所说的伽利略，都是作为布莱希特笔下的一个艺术形象，而不是科学史上的伽利略。W.C.丹尼尔在他的《科学史》一书中认为后来人普遍夸大了教会对伽利略的迫害，他引用怀特海的话：“在发生三十年战争和荷兰的阿尔法事件的那三十年中，科学家的最坏遭遇就是，伽利略在平安地死在病榻上以前，受到体面的软禁与轻微的申斥。”（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版，175—176页）那么，布莱希特何以把这段历史做如上的渲染呢（或称“陌生化”）？
熟悉《伽利略传》写作过程的人都知道，在该剧的第一稿中，伽利略与其说是“叛徒”，莫如说是一个“地下抵抗战士”。而第二稿中伽利略的形象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呢？布莱希特的第二稿产生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前后。其时，最让布莱希特震撼的是德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对纳粹所采取的屈从态度。这些科学家并不声明拥护纳粹，但却“有保留”地为它服务。事实上，他们远不如那些拒绝同纳粹合作的流亡文学家，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影响极坏。恩斯特·舒马赫在一篇研究伽利略的论文中说：“当布莱希特把现实事件放入历史当中去的时候，他想借《伽利略转》把什么陌生化呢？根本问题大概是真理被曲解为谬误，谬误则被确立为崭新的、决定性的努力，给流亡的作家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因此他们一定要为（我想称之为）重建真理而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因此，布莱希特决心修改伽利略的形象：“鉴于这种‘持保留态度的服务’对于卷入战争的人民群众的可怕影响，必须给这类科学家的原型——伽利略以社会叛徒的评价。”（《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185页）
令科学家感到羞耻的这段历史已成过去。但是，由于政治的不适当的干预，把谬误当成真理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生活还是时常会发生的。科学家屈从于某种权力的需要而“有限度地”附和谬误的例子也并不是没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上马之争，如果出于科学技术上的不同见解而赞成修建三门峡水库，这并不该受到责备。因为科学技术工作者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而失误是毫不足怪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明明知道不应该修建这一工程而考虑到某种政治方面的“意向”而放弃自己的意见，则是不能容忍的。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今天，三门峡上马的错误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有专家居然站出来说：“当初我也是反对上马的。”那说话的口气不是自惭而是自诩。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反对，何以不能像黄万里先生那样坚持，反而要站出来批判黄万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人解释，好像这是一个人人自明、无需解释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在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走走曲线”，放弃自己的科学主张，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这种屈从需要有人负责的话，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决策人。科学家完全无需对此负责或做自我忏悔。
如果说，伽利略是一个不甘于做侏儒的人；那么，上述那些自诩者就是甘于做侏儒而不自知的侏儒科学家。
前些年看到一个电视剧，写某地发生矿难死亡数十人而矿主凭借市政府的后台隐匿不报。矿上负责安全生产的一名技术人员在被记者问到实情时，他只是拿出一整套技术文件说明矿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他的责任，而不肯透露死亡真相。看到这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技术知识分子的“公众意识”的失落，并责备这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但是，这位技术人员最后承认他不敢说出真相是“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比上述的自诩者有一点要强：他敢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和自私，承认自己是一个侏儒式的知识分子。就像伽利略承认自己的屈服是害怕皮肉受苦一样。
现在，由于科学争论而受到政治权力的压迫的事愈益减少，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的压迫正在逼近，这就是金钱。有关部门宣布，当前媒体上关于性病、肝病和美容的广告中百分之九十七属于“过度宣传”和“欺骗宣传”。而其中有相当部分虚假广告是由“著名医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领衔支持的。有的“专家”还在电视媒体上公开露面，道貌岸然，吹牛撒谎不脸红。这些人，已非侏儒二字可以概括。伽利略说，科学界因缺乏自己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导致科学家的堕落。但是，拥有“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学界又如何呢？科学并没有给科学家的灵魂披上金盔铁甲，因此难于抵御金钱大炮的轰击。在以科学宇宙观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化社会”中，如何让科学家保持为人类谋幸福的信仰和高洁的品格，乃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二○○五年八月清华园
（《布莱希特戏剧选》［上、下］，［德］布莱希特著，潘子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2.40元）
在我看来，科学的惟一目的，在于减轻人类的艰辛。倘若科学家慑于自私的当权派的淫威，满足于为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有可能被弄成畸形儿，你们的新机器很可能意味着新的苦难……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是这种的情形，最多只能希望出现一代可以被雇用来干任何事情的侏儒发明家。（《伽利略传》，《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卷，129页）
把最受尊敬的发明家（此处可视为与“科学家”同义）同被鄙视的“侏儒”连在一起，不由得让我感到震撼。科学意味着不承认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现成的结论，不畏任何强权，惟一承认的是事实的证明和不移的证据。因此，科学应该同勇敢与无畏连在一起，而不是相反。但侏儒却意味着卑怯、委琐和背弃。科学和侏儒是不应该连在一起的。科学家自然也不应该同这个龌龊的词连在一起。
伽利略是一位对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家。伽达默尔说：“不论关于现代性发生年代和缘起有多少争议，这一概念还是由科学和方法的一种新观念的出现而得到界定。它最初由伽利略在局部的研究领域中形成，由笛卡儿首次哲学地奠定。”（《科学时代的理性》，台北结构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八○年版，6—7页）
但是，《伽利略传》从第一场起，就让我们看到，在伽利略这个伟大的名字后面尾随着一种可称之为“委琐”的阴影。他是那么兴奋地用苹果做比喻向他的学生——女仆的儿子安德雷亚解释哥白尼的“地动说”，以致安德雷亚卖掉了冬天穿的仅有的外衣，要向他所见到的人们宣传这一伟大真理。但就在这个时候，伽利略接到了来自“学监”的警告。伽利略立即改了口，向刚卖掉外衣的安德雷亚说，不要再对别人讲了。安德雷亚很惊讶，问为什么，伽利略说：“官府禁止它！”安德雷亚不解地问：“这不是真理吗？”伽利略回答说：“可是官府禁止它。”对于官府的恐惧已经微露端倪，最后的“背叛”也在此埋下了伏笔。但是，伽利略终究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当他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破晓，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生活充满乐趣的伟大时代”时，他是注定要沿着已经开始的路径走下去的，哪怕前面是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他无法抵御“证据”的诱惑：“证明的诱惑力太大了，大多数人都要被这种力量所折服，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都将如此。”“证明的力量”就是同旧式的形而上的宇宙观相对立的科学宇宙观的核心。在伽利略时代，这种新生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具有无比的魅力。伽利略正是沿着它的呼唤发明了望远镜，并用它来观察天体，使“地动说”由假设变为科学，而他自己则成为物理学科学方法的奠基人。
由此可见，科学可以吸引一个人为它献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能给他一个完整的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科学的证明只能限于它所涉及的那个领域，不管这个领域是何等广阔（例如伽利略所观察的天体），对于整个宇宙和人生而言它只是一个局部，而局部是永远无法囊括整体的：“‘科学世界观’用以摧毁旧有价值观念的主要工具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按照这种方法论原则，一切不能通过实验验证的知识都是‘伪知识’，是形而上学的迷信。然而，‘科学世界观’无法摆脱它自身的形而上学特性和整体论的方式。一方面，‘科学世界观’对变革力量和新制度的合法性的论证需要整体论的论述方式，另一方面，‘科学世界观’用以摧毁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实证方法也构成了对自身的整体论观念的挑战：前者需要宇宙论、本体论信仰的支持，而后者却否定任何终极基础和统一原则的存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著，三联书店二○○四年版,1404页）也就是说，有限永远不能囊括无限；科学可以回答一系列的关于物质世界奥秘的具体难题，却不可能给人们以关于宇宙、世界、历史和人生的统一的总体观念和价值观念。如果迷信科学方法，其结果就是陷入机械论、形而上学和某种鄙琐的人生理念。现代科学家中的不少人，在科学上表现出探索和发现的智慧和勇气，但在处理人生和社会问题时却表现出愚昧和鄙琐。这种分裂现象显示了“科学宇宙观”统治的时代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早在伽利略时代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剧本中教皇和审判官准备审判伽利略时，料定他必然屈服：
审判官：实际上用不着对他太厉害。他是个肉做的人，马上就会屈服的。
教皇：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懂得享受。他从感性出发思考问题。他不拒绝陈年葡萄酒，也不拒绝新思想。……最多教他看看刑具。
审判官：这也就够了，教皇陛下。伽利略先生是精通各种器械的。
事实果然如此。在第十三场中，被关押了二十三天的伽利略签署了“悔过书”，承认自己关于天体的科学见解都是谬误和邪说。伽利略的背叛，给予了当时还很柔弱的科学信念以沉重的打击。在剧中，安德雷亚曾试图为伽利略的行为辩护。他的辩护的理论被伽利略概括为“新的伦理学”即“考虑到种种障碍，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可能是一条曲线”。安德雷亚说，由于签了悔过书，“您赢得了闲暇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的灵光中了此一生，人家就是胜利者了”。
如果说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还有一点精神上的光亮的话，就是他没有接受这种自欺欺人的“新的伦理学”。一个科学家，在他所不熟悉的领域里略有闪失是不足怪的，因为他在那个领域中没有权威性，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在涉及公众利益和自己安身立命的专业领域里有所背弃，是不可原谅的。伽利略何以对自己如此苛刻？原因之一是他听到了安德雷亚说，由于他的倒戈在科学工作者中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安德雷亚告诉他，由于他的“悔过”导致有的研究者重新回到了教会；笛卡儿把他的论光的科学论文塞进了抽屉；还有的人放弃了研究干活挣钱去了。他听后深感羞愧：科学家的使命是发现和阐扬真理。附和科学上的谬误是科学家最不能容忍的品质。越是负有声望的大科学家，在他享有权威的领域里附逆，他所带来的影响越坏。剧中的伽利略在屈服之后检讨说:“假如我坚决顶住，假如自然科学家也能发出像医生所遵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坚持把他们的知识只用于为人类谋幸福的公约，那该多好！……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见容于科学家的行列的。”
在剧本的第十四场有一段伽利略的长篇自忏。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他坦然地承认签署悔过书是“因为我害怕皮肉受苦”。也就是说，自己写悔过书并不是一种保护科研成果的“策略”，而是面对宗教裁判所的刑具而产生恐惧和畏缩的结果。作为当时已经负有盛名的大科学家，有几个人敢于如此赤裸裸地承认内心的鄙琐？他为什么不声称自己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保存自己？安德雷亚继续为自己的老师辩护说：“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照我看来，伽利略可以接受安德雷亚的这一观点，原谅自己的胆怯。但是，他却说：“科学贡献我是做出了。我在阴沟里受到欢迎，我是科学的亲兄弟，叛卖的堂兄弟！你吃鱼吗？我有鱼。臭气熏天的不是我的鱼，而是我自己。”
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自判为“侏儒科学家”。但在最后的一幕，他还是冒着危险把写就的《对话录》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安德雷亚，让他设法逃过检查带到荷兰去发表。正是这部《对话录》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旧形而上学，阐明了新的物理学的方法，从而成为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在吩咐安德雷亚要小心谨慎的时候，伽利略式的卑怯还是不免流露出来——如果万一被检查出来不要说是由伽利略这里得到的。如果我们说，伽利略是个侏儒科学家的话，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个不甘于做侏儒的人。
当然，上面所说的伽利略，都是作为布莱希特笔下的一个艺术形象，而不是科学史上的伽利略。W.C.丹尼尔在他的《科学史》一书中认为后来人普遍夸大了教会对伽利略的迫害，他引用怀特海的话：“在发生三十年战争和荷兰的阿尔法事件的那三十年中，科学家的最坏遭遇就是，伽利略在平安地死在病榻上以前，受到体面的软禁与轻微的申斥。”（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版，175—176页）那么，布莱希特何以把这段历史做如上的渲染呢（或称“陌生化”）？
熟悉《伽利略传》写作过程的人都知道，在该剧的第一稿中，伽利略与其说是“叛徒”，莫如说是一个“地下抵抗战士”。而第二稿中伽利略的形象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呢？布莱希特的第二稿产生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前后。其时，最让布莱希特震撼的是德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对纳粹所采取的屈从态度。这些科学家并不声明拥护纳粹，但却“有保留”地为它服务。事实上，他们远不如那些拒绝同纳粹合作的流亡文学家，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影响极坏。恩斯特·舒马赫在一篇研究伽利略的论文中说：“当布莱希特把现实事件放入历史当中去的时候，他想借《伽利略转》把什么陌生化呢？根本问题大概是真理被曲解为谬误，谬误则被确立为崭新的、决定性的努力，给流亡的作家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因此他们一定要为（我想称之为）重建真理而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因此，布莱希特决心修改伽利略的形象：“鉴于这种‘持保留态度的服务’对于卷入战争的人民群众的可怕影响，必须给这类科学家的原型——伽利略以社会叛徒的评价。”（《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185页）
令科学家感到羞耻的这段历史已成过去。但是，由于政治的不适当的干预，把谬误当成真理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生活还是时常会发生的。科学家屈从于某种权力的需要而“有限度地”附和谬误的例子也并不是没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上马之争，如果出于科学技术上的不同见解而赞成修建三门峡水库，这并不该受到责备。因为科学技术工作者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而失误是毫不足怪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明明知道不应该修建这一工程而考虑到某种政治方面的“意向”而放弃自己的意见，则是不能容忍的。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今天，三门峡上马的错误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有专家居然站出来说：“当初我也是反对上马的。”那说话的口气不是自惭而是自诩。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反对，何以不能像黄万里先生那样坚持，反而要站出来批判黄万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人解释，好像这是一个人人自明、无需解释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在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走走曲线”，放弃自己的科学主张，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这种屈从需要有人负责的话，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决策人。科学家完全无需对此负责或做自我忏悔。
如果说，伽利略是一个不甘于做侏儒的人；那么，上述那些自诩者就是甘于做侏儒而不自知的侏儒科学家。
前些年看到一个电视剧，写某地发生矿难死亡数十人而矿主凭借市政府的后台隐匿不报。矿上负责安全生产的一名技术人员在被记者问到实情时，他只是拿出一整套技术文件说明矿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他的责任，而不肯透露死亡真相。看到这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技术知识分子的“公众意识”的失落，并责备这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但是，这位技术人员最后承认他不敢说出真相是“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比上述的自诩者有一点要强：他敢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和自私，承认自己是一个侏儒式的知识分子。就像伽利略承认自己的屈服是害怕皮肉受苦一样。
现在，由于科学争论而受到政治权力的压迫的事愈益减少，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的压迫正在逼近，这就是金钱。有关部门宣布，当前媒体上关于性病、肝病和美容的广告中百分之九十七属于“过度宣传”和“欺骗宣传”。而其中有相当部分虚假广告是由“著名医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领衔支持的。有的“专家”还在电视媒体上公开露面，道貌岸然，吹牛撒谎不脸红。这些人，已非侏儒二字可以概括。伽利略说，科学界因缺乏自己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导致科学家的堕落。但是，拥有“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学界又如何呢？科学并没有给科学家的灵魂披上金盔铁甲，因此难于抵御金钱大炮的轰击。在以科学宇宙观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化社会”中，如何让科学家保持为人类谋幸福的信仰和高洁的品格，乃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二○○五年八月清华园
（《布莱希特戏剧选》［上、下］，［德］布莱希特著，潘子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2.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