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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记，我们早已熟悉;而对于传记教学，我们依然陌生。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也许是因为尚未真正把握传记的本质，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就将传记当作散文、小说甚至历史来教，却忽视了传记这一文类本身的特点。
传记有自身的体式，传记教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传记究竟是什么文类？传记到底有哪些特征？如何选择传记的教学内容？本文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中的《美丽的颜色》为例，管窥蠡测，以见教于大方之家。
一、探源
探源就是探究传记的历史源流。从大的方面看，教材中的课文可分为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两类。虚构作品主要是指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童话、寓言等，非虚构作品包括传记、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调查报告、思想评论、文学评论等。其中，非虚构作品的主力军是传记。传记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谱系，大体可以分为传记与亚传记。传记包括自传、他传等，亚传记包括日记、书信、忏悔录、回忆录、谈话录、人物剪影、人物随笔等。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传”“传记”“传记文学”三个概念的关系。
“传”是记载一人生平的文体。汪祖荣说：“传之义多矣。左氏传述经旨，贤人之书也，无与一人之始终。纪一人始终，肇自史迁。”自此，“传”逐渐成为中国古典传记的文体名称，并沿用至今。
《辞海》（1936年版）释“传记”为专指记述个人事迹之文字。1979年版释“传记”就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传记”一词表示文体意义，比“传”要迟很多，到了隋唐宋时期，其文体意义渐为明晰，到了明清时期则更为明确。《四库全书总目》之“史部”有“传记类”案云：“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考虑到“传”“记”可以互训，而且古代汉语的双音节词逐渐过渡到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现代汉语中“传记”一词的内涵显然等同于古代汉语中的“传”。
而“传记文学”出现得最晚，胡适最早使用这一名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对“传记”与“传记文学”进行了阐释，“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也就是说，“传记文学”是“传记”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分支。为此，王成军先生为“传记文学”下了一个定义：传记文学是艺术地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形式。
可见，“传”与“传记”是同一关系，“传记”与“传记文学”并非同一关系，而是种属关系。虽然西方没有“传记文学”一说，只是把传记宽泛地定义为“真实生活的记录”，但是因为艾芙-居里的《美丽的颜色》本身具有的艺术性，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史”和“文”的双重特征，是典型的传记文学。
二、明体
明体就是明确传记的结构关系。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传记以传记事实、自传事实、历史事实为基础，以记载传主事迹为旨归。何谓传记事实？传记事实就是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伍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何谓自传事实？自传事实就是用来建构自我发展的事实。自传事实，更多地表现在对外在的事实的经验化，赋予外在的事实以特别的意义，从而带上自传作家的个人色彩。何谓历史事实？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也许我们持辩证的看法更为中允：历史事实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显然，传记事实指向传主，自传事实指向作家，历史事实指向实际。传记事实以个性为焦点，自传事实以自我为轴心，历史事实以真实为基石，它们共同服务于传主。
传主是传记的灵魂所在。传主不仅是作家叙写的对象，而且是完成生命旅程的主体。传主与作家总是难解难分，如果是自传，作家与传主合二为一;如果是他传，作家与传主也是联体共生的。因为“为别人作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难怪传记作家霍尔罗伊德把他与传主的关系称为“隔世合作”。其实，一切传记都是作家在自传，是借传主来袒露自己心迹的场所。
我们不妨以《美丽的颜色》为例来说明传记的结构关系。《美丽的颜色》节选自《居里夫人传》，传记作家艾芙·居里根据传主居里夫人的信札与日记，加上自己的理解与想象，重现了居里夫妇提取镭的过程。传记作家的理解与想象，成了传记事实;而居里夫人的信札与日记，成了历史事实。《居里夫人传》的特别之处在于，艾芙·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儿，她在叙述过程中自然也带上了自我的色彩，特别是传记中撷取的几段话，源自《居里夫人自传》，是居里夫人探索科学真理的反映，又成为《居里夫人自传》中的自传事实。《居里夫人传》就是如此特殊的传记二重奏。
如果说历史事实追求“真”，传记事实、自传事实追求“美”，那么传主就要追求道德的高度、伦理的高度、精神的高度。居里夫人就是这样的典型，其工作精神和处世态度令人敬仰，诚如译者左明彻在《前言》写的那样：“居里夫人说过：‘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然而在这二十世纪原子时代，镭的父母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刻苦精神和崇高品质有许多地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爱因斯坦同样给予居里夫人以很高的评价：“在所有的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居里夫人完全不为外物所移，纯出自然，值得作传。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文学是“真”“善”“美”的统一体。
三、辨形
辨形就是辨析传记的本质属性。传记文学具有一种整合性，也就是跨学科的特点。就传记文学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臻于文的叙述，是文与史的融合体。也就是说，传记文学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郭久麟教授说得好，“写作传记文学不像写小说那样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它要求作者花大力气搜集传主的大量材料，而后又在此基础上來构思、选材、描写，注意细节、材料的准确，达到人物的历史的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传记文学写作要求作者既要有学者的治学方法，又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还要有文学家的写人叙事的艺术技巧和想象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记文学是文学艺术形式中难度较大、受限制较多的一种！”这段话把对传记文学属性的理性分析与作者的写作经验融为一体，是我们了解作者的传记文学观的点睛之笔。 但是，传记却不同于历史，也不同于小说。传记文学与历史有什么区别？从写作对象看，传记文学再现的对象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历史事件自然离不开它的扮演者——人，但历史中的人是一根红线，其作用常常是用来串起事件之珠，而大写的人是隐而不见的。爱德蒙·高斯说：“历史处理大量事件的片段，它总是开始得很突兀，进展到一半就草草收场;它必定不能全面地描述大量的人物。传记严格地限定在两个事件之内：出生到死亡。它的画布中心只有一个人物，其他人物不管他们多么伟大，必须永远是传主的陪衬。”n们从写作目的看，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通古今之变”，而传记作家则专注于“变幻如虹”的个性。在历史著作中，我们读到的多半是时间的回旋递进、事件的来龙去脉、朝代的更迭兴衰，逐渐地领悟到历史车轮何以滚滚向前的内在逻辑。相反，传记不是这种鸟瞰式俯视而抓其经脉，而是特写式聚焦。
传记与小说有什么区别？从价值追求看，传记文学追求再现真实，传记作家追求的是不遗余力地贴近真实，“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而历史小说追求“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传记文学不能对事实进行“三分虚构”。从写作手段看，与小说只是叙述故事不同，传记文学不但叙述事实，而且阐释事实。传记之所以具有“叙述”与“阐释”的双重功能，与传记的文类特征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小说作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作为一位传记作家，不妨说他是在戴着锁链写作。小说家甚至以真人真事为依据也可以编造内容，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处理这些内容。传记作家给定了内容，他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
传记与散文有什么区别？从价值取向看，传记以再现历史为旨归，“情”的因素退居二线，而散文以抒发情感为旨归，“史”的成分可以忽略不计。从写作意图看，虽然萨特说“传主不需要传记作家，是传记作家想逃避自己的生活”，但是在传记中，传主至多只是蕴含着作家的某种希望而已，本身是某种精神的承载，而不是作家情感的寄托。而在散文中，写作对象就是作家情感的承载者、寄托者，特别是回忆性散文，作家对“人”的怀念、眷恋、回想都是借助具体的生活情境来展现的。
传记与小说、散文的区别，可列表于下：
四、定点
定点就是确定传记的教学内容。确定《美丽的颜色》这篇传记的教学内容，首先要看《居里夫人》在传记谱系中的位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传记就有不同的分法：如果从作者身份来分，可以分为自传或他传;如果从传主情况来分，可以分为单传或合传，名人传或凡人传;如果从作品的知识形态分，可以分为一般性传记或特殊性传记;如果从作品的文献资料的性质分，可以分为正式传记或非正式传记;如果从作品的篇幅分，可以分为长篇传记、短篇传记或微型传记。艾芙·居里的《居里夫人传》是一部伟大科学家的以叙述科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用文学笔法写下的他传性质的长篇正式传记。既然如此，在确定教学内容的时候，重点应该在玛丽·居里（居里夫人）身上，而不是皮埃尔·居里，尽管提取镭这件大事是居里夫妇一起完成的。
居里夫人是大科学家，《美丽的颜色》都是围绕着这一身份展开的。在这篇传记中，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婚姻生活是第二位的。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读者的身份认同必须一致，这是确定传记教学内容的前提。
其次，要看传记中“史”与“文”的配合。先看《美丽的颜色》中的“史”，传记中出现的居里夫人所写的五段话，均源自居里夫人所写的《皮埃尔·居里传》。这些按照时间排序的日记片段，是居里夫人心灵的证据。如此多的资料放在传记中，不仅没有动摇传记的真实性，反而强化了传记的真实性。
传记是传记作家纵横组合的结果。纵的一方，把历史事实组成一个发展链，让读者看到自我的演进过程。横的一面，把历史事实周围的动机和盘托出，使读者从意义中领悟到经验。
如果说《美丽的颜色》中的“史”主要体现在传记的前半部分的话，那么《美丽的颜色》中的“文”主要体现在后半部分。其实，《美丽的颜色》是一篇非连续性文本，文中的省略号既是一条明显的界线，也是一个神秘的密码。在原著中，这个省略号还包含着26个自然段。前后两部分之所以连接得天衣无缝，不留斧凿之痕，全赖“美丽的颜色”这个短语。
在后半部分，艾芙·居里加入了很多细节，这种想象和虚构强化了传记的文学性。但是，传记里的虚构本质上是一种“死象之骨”式还原。从事实的真实出发，传记作家没有权利增减象骨，更没有权利替换象骨。他不能“因文生事”，但叙述的真实却要求他“以文运事”。传记作家如何“以文运事”，恰是传记教学的重点所在。
“史”的内容照亮了历史事实，“文”的部分折射了传记事实，可以这样说，传记事实是传记的生命线，历史事实是传记的基本盘。对于历史事实，更多的是描述而非塑造。因为对传记这一文类来说，描述符合其精神，而塑造则动摇了其历史根基。
再其次，要看传记的文本特质。散文有文眼，诗有诗眼，传记也有传眼。从《美丽的颜色》的内容看，这篇传记的传眼应该是第13自然段中的“反自然”，而这种“反自然”的生活方式与第1自然段中“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艰苦不仅表现在环境之恶劣、设备之简陋，还表现在工作之辛苦、发现之艰难，然而居里夫人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却丝毫没有退缩，他们始终表现出钻研的勇气和发现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仅表现在提炼出镭之前的征程中，居里夫妇在一种独特的专心景况中过日子，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的快乐，而且表现在分离出镭之后的幸福里，居里夫妇以特有的柔情揭开镭的神秘面纱，看到镭闪烁着的奇光异彩的欣喜和激动。可以说，这种快乐是贯穿始终的。而条件之艰苦更反衬了快乐之艰难，这是一种艺术的张力。
传记教學内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传主，二是历史事实，三是传记事实。面对传主的经历，我们认为传记教学必须两条腿走路，就是所谓“双轨”思路，一方面要教传记的历史事实，即传主的“心灵的证据”;另一方面要教传记的传记事实，即“身份的寓言”。因此，《美丽的颜色》的教学内容有三：一是感知传记的传眼，二是感悟传记如何“以文运事”，三是感受传主居里夫人从事科学的艰辛和独特的个性气质。 五、选径
选径就是选择呈现传记教学内容的路径。虽然《美丽的颜色》在统编教材中是一篇自读课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教出传记的特征。
传记教学的关键在于要显现出“这一个”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传眼”，感知传主的性格特征，感悟传主行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感受本传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特色，以帮助学生对传记作品进行审美感知、领悟与理解。
根据学习任务的特征，笔者设计了如下的教学简案：
【序幕】居里家族共有5人4次获得诺贝尔奖，你知道其中的奥秘吗？请阅读《居里夫人传》。
【任务】皮埃尔·居里22岁时在日记中写道：“女人比我们更喜欢为生活而生活。天才的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当我们被某种神秘的爱情所驱使，想要进入某种反自然的道路时，当我们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时，我们往往就与社会相隔绝，我们就常常要与女人去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几乎永远不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女人会以生活和本能的名义扯住我们的后腿。”自读《美丽的颜色》，想一想：传主玛丽是不是皮埃尔心目中的“天才的女人”？他们的生活是否“反自然”？这里的“我们”与课文中的“我们”是否一致？“美丽的颜色”仅仅是指镭的荧光的颜色吗？与同学们交流一下。
【尾声】你知道“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吗？请搜集相关资料，看看吴健雄与居里夫人有何相似之处，给吴健雄写一篇小传。
要完成这个学习任务，首先要明白居里夫人的生平事迹，因此第一步要阅读《居里夫人传》，这也是课后阅读提示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课文要求学生课外阅读《居里夫人传》是在学习课文后附带的作业，而在这个学习任务中，閱读《居里夫人传》却是前提条件。如果要详细地展开，至少可以分解为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序幕”中的课外阅读，即阅读《居里夫人传》，这个任务至少要一个月之前布置。教师应该挑选版本、规划时间、布置任务、掌握进程等。《居里夫人传》的版本很多，建议读艾芙·居里著、左明彻译的。《居里夫人传》总共有三卷，第一周读第一卷，第二周与第三周读第二卷，第四周读第三卷。其中第二卷是重点，“镭的发现”就在此卷，学生要找出《美丽的颜色》在书中的位置，并比较课文与原著之区别。
第二件事就是“任务”中的课内自读。上课之前，还得留出时间给学生自读，但课内自读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适当的问题还是必要的，但是问题应该让学生自己来解决，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教师是不出场的。把思考、回答甚至质疑、追问的权利交给学生，这正是自读课的要义。第一问“传主玛丽是不是皮埃尔心目中的‘天才的女人”’，答案是很显然的，关键在于要说出理由。理由可以从《美丽的颜色》中找，也可以从《居里夫人传》中找。不管从哪里找，都要围绕玛丽的聪慧特质以及她与居里的和谐关系来回答。第二问“他们的生活是否‘反自然”’紧承第一问而来，此时应该关注传眼“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从环境、设备、工作等方面还原历史的细节，感受他们的忙碌、艰辛、专注，从他们“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与社会相隔绝”来理解科学研究者的生活常态，从而建立起课外的“反自然”与课内的“反自然”的内在联系。第三问“这里的‘我们’与课文中的‘我们’是否一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日记里的“我们”是以男性的口吻说的，是站在喜欢生活的女人的对立面而言的，而课文中的“我们”是居里夫人代表居里夫妇所说的，其内涵与外延都不同。而真正有探讨价值的是传记中“我们”与“他们”的使用，“我们”代表历史真实，这是居里夫人的亲自讲述，“他们”代表传记真实，意味着这是从传记作家的角度看待父母的经历，这样就将历史真实与传记真实相互融合，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事实经验化笔法。因为传记作家叙述的不是事实，而是经验。第四问是“‘美丽的颜色’仅仅是指镭的荧光的颜色吗？”此问主要是针对课文中最具文学性的部分。这部分充满梦幻色彩，作者想象的成分比较多。在静谧的夜晚，安顿好孩子之后，夫妻俩来到实验室，为的是看“美丽的颜色”，这“美丽的颜色”只在夜晚才能看见，仿佛神话里神灯的光芒。若从编辑的角度看，“美丽的颜色”还暗指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传》的前言就说“她家境贫寒，姿容美丽”，她在艰苦的条件下专注于科学的研究，始终温和、坚决、好奇，这是“美丽的颜色”。虽然传记作家在历史的细节与叙述的真实之间不能厚此薄彼，不能通过放大历史的细节达到美化的目的，但是作为一部纪念性传记，作家关注的不是读者眼里的客观存在，而是她心目中的理想。
第三件事就是“尾声”里的写作任务。这个写作任务既是对本课教学的拓展，也是对单元写作的呼应。与居里夫人一样，吴健雄也是在异国从事科学研究，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与居里夫人一样，虽然她们聪慧异常，但是都在大学里难觅物理学教授的席位。与居里夫人不同的是，居里夫人一生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吴健雄通过实验发现了规律却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直到老年，各种荣誉和地位才来到她们身边。
需要注意的是，传记不能完全成为作家自我的传声筒。对于传记的移情性参与，艾达尔分析的结论是：“当一位传记作家与他的传主认同时，他的情感势必极其强烈，结果会导致一种理想化的盲视。”所以，他建议“传记作家必须多一点同情，少一点移情”。这不仅是对传记作家的建议，也是对语文教师的忠告。传记教学的对象不是形象，而是事实，而事实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其作出正确的阐释。可见适当的移情是必要的，但是理性是更为重要的。
总之，传记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走极端，或者过于重视再现客体（传主），或者过于重视表现主体（传记家的自我）。因此，理性的态度是走第三条道路，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兼顾传记的两翼：认识的全面性与艺术的完整性。如果认识的全面性过强，则传记就变成了历史的演绎;如果艺术的完整性过强，则传记就变成了文学的重复。只有双管齐下，左右兼顾，才能真正把准传记教学的准星。
传记有自身的体式，传记教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传记究竟是什么文类？传记到底有哪些特征？如何选择传记的教学内容？本文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中的《美丽的颜色》为例，管窥蠡测，以见教于大方之家。
一、探源
探源就是探究传记的历史源流。从大的方面看，教材中的课文可分为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两类。虚构作品主要是指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童话、寓言等，非虚构作品包括传记、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调查报告、思想评论、文学评论等。其中，非虚构作品的主力军是传记。传记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谱系，大体可以分为传记与亚传记。传记包括自传、他传等，亚传记包括日记、书信、忏悔录、回忆录、谈话录、人物剪影、人物随笔等。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传”“传记”“传记文学”三个概念的关系。
“传”是记载一人生平的文体。汪祖荣说：“传之义多矣。左氏传述经旨，贤人之书也，无与一人之始终。纪一人始终，肇自史迁。”自此，“传”逐渐成为中国古典传记的文体名称，并沿用至今。
《辞海》（1936年版）释“传记”为专指记述个人事迹之文字。1979年版释“传记”就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传记”一词表示文体意义，比“传”要迟很多，到了隋唐宋时期，其文体意义渐为明晰，到了明清时期则更为明确。《四库全书总目》之“史部”有“传记类”案云：“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考虑到“传”“记”可以互训，而且古代汉语的双音节词逐渐过渡到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现代汉语中“传记”一词的内涵显然等同于古代汉语中的“传”。
而“传记文学”出现得最晚，胡适最早使用这一名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对“传记”与“传记文学”进行了阐释，“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也就是说，“传记文学”是“传记”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分支。为此，王成军先生为“传记文学”下了一个定义：传记文学是艺术地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形式。
可见，“传”与“传记”是同一关系，“传记”与“传记文学”并非同一关系，而是种属关系。虽然西方没有“传记文学”一说，只是把传记宽泛地定义为“真实生活的记录”，但是因为艾芙-居里的《美丽的颜色》本身具有的艺术性，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史”和“文”的双重特征，是典型的传记文学。
二、明体
明体就是明确传记的结构关系。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传记以传记事实、自传事实、历史事实为基础，以记载传主事迹为旨归。何谓传记事实？传记事实就是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伍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何谓自传事实？自传事实就是用来建构自我发展的事实。自传事实，更多地表现在对外在的事实的经验化，赋予外在的事实以特别的意义，从而带上自传作家的个人色彩。何谓历史事实？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也许我们持辩证的看法更为中允：历史事实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显然，传记事实指向传主，自传事实指向作家，历史事实指向实际。传记事实以个性为焦点，自传事实以自我为轴心，历史事实以真实为基石，它们共同服务于传主。
传主是传记的灵魂所在。传主不仅是作家叙写的对象，而且是完成生命旅程的主体。传主与作家总是难解难分，如果是自传，作家与传主合二为一;如果是他传，作家与传主也是联体共生的。因为“为别人作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难怪传记作家霍尔罗伊德把他与传主的关系称为“隔世合作”。其实，一切传记都是作家在自传，是借传主来袒露自己心迹的场所。
我们不妨以《美丽的颜色》为例来说明传记的结构关系。《美丽的颜色》节选自《居里夫人传》，传记作家艾芙·居里根据传主居里夫人的信札与日记，加上自己的理解与想象，重现了居里夫妇提取镭的过程。传记作家的理解与想象，成了传记事实;而居里夫人的信札与日记，成了历史事实。《居里夫人传》的特别之处在于，艾芙·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儿，她在叙述过程中自然也带上了自我的色彩，特别是传记中撷取的几段话，源自《居里夫人自传》，是居里夫人探索科学真理的反映，又成为《居里夫人自传》中的自传事实。《居里夫人传》就是如此特殊的传记二重奏。
如果说历史事实追求“真”，传记事实、自传事实追求“美”，那么传主就要追求道德的高度、伦理的高度、精神的高度。居里夫人就是这样的典型，其工作精神和处世态度令人敬仰，诚如译者左明彻在《前言》写的那样：“居里夫人说过：‘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然而在这二十世纪原子时代，镭的父母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刻苦精神和崇高品质有许多地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爱因斯坦同样给予居里夫人以很高的评价：“在所有的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居里夫人完全不为外物所移，纯出自然，值得作传。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文学是“真”“善”“美”的统一体。
三、辨形
辨形就是辨析传记的本质属性。传记文学具有一种整合性，也就是跨学科的特点。就传记文学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臻于文的叙述，是文与史的融合体。也就是说，传记文学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郭久麟教授说得好，“写作传记文学不像写小说那样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它要求作者花大力气搜集传主的大量材料，而后又在此基础上來构思、选材、描写，注意细节、材料的准确，达到人物的历史的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传记文学写作要求作者既要有学者的治学方法，又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还要有文学家的写人叙事的艺术技巧和想象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记文学是文学艺术形式中难度较大、受限制较多的一种！”这段话把对传记文学属性的理性分析与作者的写作经验融为一体，是我们了解作者的传记文学观的点睛之笔。 但是，传记却不同于历史，也不同于小说。传记文学与历史有什么区别？从写作对象看，传记文学再现的对象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历史事件自然离不开它的扮演者——人，但历史中的人是一根红线，其作用常常是用来串起事件之珠，而大写的人是隐而不见的。爱德蒙·高斯说：“历史处理大量事件的片段，它总是开始得很突兀，进展到一半就草草收场;它必定不能全面地描述大量的人物。传记严格地限定在两个事件之内：出生到死亡。它的画布中心只有一个人物，其他人物不管他们多么伟大，必须永远是传主的陪衬。”n们从写作目的看，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通古今之变”，而传记作家则专注于“变幻如虹”的个性。在历史著作中，我们读到的多半是时间的回旋递进、事件的来龙去脉、朝代的更迭兴衰，逐渐地领悟到历史车轮何以滚滚向前的内在逻辑。相反，传记不是这种鸟瞰式俯视而抓其经脉，而是特写式聚焦。
传记与小说有什么区别？从价值追求看，传记文学追求再现真实，传记作家追求的是不遗余力地贴近真实，“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而历史小说追求“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传记文学不能对事实进行“三分虚构”。从写作手段看，与小说只是叙述故事不同，传记文学不但叙述事实，而且阐释事实。传记之所以具有“叙述”与“阐释”的双重功能，与传记的文类特征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小说作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作为一位传记作家，不妨说他是在戴着锁链写作。小说家甚至以真人真事为依据也可以编造内容，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处理这些内容。传记作家给定了内容，他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
传记与散文有什么区别？从价值取向看，传记以再现历史为旨归，“情”的因素退居二线，而散文以抒发情感为旨归，“史”的成分可以忽略不计。从写作意图看，虽然萨特说“传主不需要传记作家，是传记作家想逃避自己的生活”，但是在传记中，传主至多只是蕴含着作家的某种希望而已，本身是某种精神的承载，而不是作家情感的寄托。而在散文中，写作对象就是作家情感的承载者、寄托者，特别是回忆性散文，作家对“人”的怀念、眷恋、回想都是借助具体的生活情境来展现的。
传记与小说、散文的区别，可列表于下：
四、定点
定点就是确定传记的教学内容。确定《美丽的颜色》这篇传记的教学内容，首先要看《居里夫人》在传记谱系中的位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传记就有不同的分法：如果从作者身份来分，可以分为自传或他传;如果从传主情况来分，可以分为单传或合传，名人传或凡人传;如果从作品的知识形态分，可以分为一般性传记或特殊性传记;如果从作品的文献资料的性质分，可以分为正式传记或非正式传记;如果从作品的篇幅分，可以分为长篇传记、短篇传记或微型传记。艾芙·居里的《居里夫人传》是一部伟大科学家的以叙述科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用文学笔法写下的他传性质的长篇正式传记。既然如此，在确定教学内容的时候，重点应该在玛丽·居里（居里夫人）身上，而不是皮埃尔·居里，尽管提取镭这件大事是居里夫妇一起完成的。
居里夫人是大科学家，《美丽的颜色》都是围绕着这一身份展开的。在这篇传记中，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婚姻生活是第二位的。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读者的身份认同必须一致，这是确定传记教学内容的前提。
其次，要看传记中“史”与“文”的配合。先看《美丽的颜色》中的“史”，传记中出现的居里夫人所写的五段话，均源自居里夫人所写的《皮埃尔·居里传》。这些按照时间排序的日记片段，是居里夫人心灵的证据。如此多的资料放在传记中，不仅没有动摇传记的真实性，反而强化了传记的真实性。
传记是传记作家纵横组合的结果。纵的一方，把历史事实组成一个发展链，让读者看到自我的演进过程。横的一面，把历史事实周围的动机和盘托出，使读者从意义中领悟到经验。
如果说《美丽的颜色》中的“史”主要体现在传记的前半部分的话，那么《美丽的颜色》中的“文”主要体现在后半部分。其实，《美丽的颜色》是一篇非连续性文本，文中的省略号既是一条明显的界线，也是一个神秘的密码。在原著中，这个省略号还包含着26个自然段。前后两部分之所以连接得天衣无缝，不留斧凿之痕，全赖“美丽的颜色”这个短语。
在后半部分，艾芙·居里加入了很多细节，这种想象和虚构强化了传记的文学性。但是，传记里的虚构本质上是一种“死象之骨”式还原。从事实的真实出发，传记作家没有权利增减象骨，更没有权利替换象骨。他不能“因文生事”，但叙述的真实却要求他“以文运事”。传记作家如何“以文运事”，恰是传记教学的重点所在。
“史”的内容照亮了历史事实，“文”的部分折射了传记事实，可以这样说，传记事实是传记的生命线，历史事实是传记的基本盘。对于历史事实，更多的是描述而非塑造。因为对传记这一文类来说，描述符合其精神，而塑造则动摇了其历史根基。
再其次，要看传记的文本特质。散文有文眼，诗有诗眼，传记也有传眼。从《美丽的颜色》的内容看，这篇传记的传眼应该是第13自然段中的“反自然”，而这种“反自然”的生活方式与第1自然段中“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艰苦不仅表现在环境之恶劣、设备之简陋，还表现在工作之辛苦、发现之艰难，然而居里夫人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却丝毫没有退缩，他们始终表现出钻研的勇气和发现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仅表现在提炼出镭之前的征程中，居里夫妇在一种独特的专心景况中过日子，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的快乐，而且表现在分离出镭之后的幸福里，居里夫妇以特有的柔情揭开镭的神秘面纱，看到镭闪烁着的奇光异彩的欣喜和激动。可以说，这种快乐是贯穿始终的。而条件之艰苦更反衬了快乐之艰难，这是一种艺术的张力。
传记教學内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传主，二是历史事实，三是传记事实。面对传主的经历，我们认为传记教学必须两条腿走路，就是所谓“双轨”思路，一方面要教传记的历史事实，即传主的“心灵的证据”;另一方面要教传记的传记事实，即“身份的寓言”。因此，《美丽的颜色》的教学内容有三：一是感知传记的传眼，二是感悟传记如何“以文运事”，三是感受传主居里夫人从事科学的艰辛和独特的个性气质。 五、选径
选径就是选择呈现传记教学内容的路径。虽然《美丽的颜色》在统编教材中是一篇自读课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教出传记的特征。
传记教学的关键在于要显现出“这一个”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传眼”，感知传主的性格特征，感悟传主行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感受本传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特色，以帮助学生对传记作品进行审美感知、领悟与理解。
根据学习任务的特征，笔者设计了如下的教学简案：
【序幕】居里家族共有5人4次获得诺贝尔奖，你知道其中的奥秘吗？请阅读《居里夫人传》。
【任务】皮埃尔·居里22岁时在日记中写道：“女人比我们更喜欢为生活而生活。天才的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当我们被某种神秘的爱情所驱使，想要进入某种反自然的道路时，当我们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时，我们往往就与社会相隔绝，我们就常常要与女人去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几乎永远不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女人会以生活和本能的名义扯住我们的后腿。”自读《美丽的颜色》，想一想：传主玛丽是不是皮埃尔心目中的“天才的女人”？他们的生活是否“反自然”？这里的“我们”与课文中的“我们”是否一致？“美丽的颜色”仅仅是指镭的荧光的颜色吗？与同学们交流一下。
【尾声】你知道“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吗？请搜集相关资料，看看吴健雄与居里夫人有何相似之处，给吴健雄写一篇小传。
要完成这个学习任务，首先要明白居里夫人的生平事迹，因此第一步要阅读《居里夫人传》，这也是课后阅读提示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课文要求学生课外阅读《居里夫人传》是在学习课文后附带的作业，而在这个学习任务中，閱读《居里夫人传》却是前提条件。如果要详细地展开，至少可以分解为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序幕”中的课外阅读，即阅读《居里夫人传》，这个任务至少要一个月之前布置。教师应该挑选版本、规划时间、布置任务、掌握进程等。《居里夫人传》的版本很多，建议读艾芙·居里著、左明彻译的。《居里夫人传》总共有三卷，第一周读第一卷，第二周与第三周读第二卷，第四周读第三卷。其中第二卷是重点，“镭的发现”就在此卷，学生要找出《美丽的颜色》在书中的位置，并比较课文与原著之区别。
第二件事就是“任务”中的课内自读。上课之前，还得留出时间给学生自读，但课内自读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适当的问题还是必要的，但是问题应该让学生自己来解决，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教师是不出场的。把思考、回答甚至质疑、追问的权利交给学生，这正是自读课的要义。第一问“传主玛丽是不是皮埃尔心目中的‘天才的女人”’，答案是很显然的，关键在于要说出理由。理由可以从《美丽的颜色》中找，也可以从《居里夫人传》中找。不管从哪里找，都要围绕玛丽的聪慧特质以及她与居里的和谐关系来回答。第二问“他们的生活是否‘反自然”’紧承第一问而来，此时应该关注传眼“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从环境、设备、工作等方面还原历史的细节，感受他们的忙碌、艰辛、专注，从他们“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与社会相隔绝”来理解科学研究者的生活常态，从而建立起课外的“反自然”与课内的“反自然”的内在联系。第三问“这里的‘我们’与课文中的‘我们’是否一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日记里的“我们”是以男性的口吻说的，是站在喜欢生活的女人的对立面而言的，而课文中的“我们”是居里夫人代表居里夫妇所说的，其内涵与外延都不同。而真正有探讨价值的是传记中“我们”与“他们”的使用，“我们”代表历史真实，这是居里夫人的亲自讲述，“他们”代表传记真实，意味着这是从传记作家的角度看待父母的经历，这样就将历史真实与传记真实相互融合，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事实经验化笔法。因为传记作家叙述的不是事实，而是经验。第四问是“‘美丽的颜色’仅仅是指镭的荧光的颜色吗？”此问主要是针对课文中最具文学性的部分。这部分充满梦幻色彩，作者想象的成分比较多。在静谧的夜晚，安顿好孩子之后，夫妻俩来到实验室，为的是看“美丽的颜色”，这“美丽的颜色”只在夜晚才能看见，仿佛神话里神灯的光芒。若从编辑的角度看，“美丽的颜色”还暗指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传》的前言就说“她家境贫寒，姿容美丽”，她在艰苦的条件下专注于科学的研究，始终温和、坚决、好奇，这是“美丽的颜色”。虽然传记作家在历史的细节与叙述的真实之间不能厚此薄彼，不能通过放大历史的细节达到美化的目的，但是作为一部纪念性传记，作家关注的不是读者眼里的客观存在，而是她心目中的理想。
第三件事就是“尾声”里的写作任务。这个写作任务既是对本课教学的拓展，也是对单元写作的呼应。与居里夫人一样，吴健雄也是在异国从事科学研究，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与居里夫人一样，虽然她们聪慧异常，但是都在大学里难觅物理学教授的席位。与居里夫人不同的是，居里夫人一生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吴健雄通过实验发现了规律却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直到老年，各种荣誉和地位才来到她们身边。
需要注意的是，传记不能完全成为作家自我的传声筒。对于传记的移情性参与，艾达尔分析的结论是：“当一位传记作家与他的传主认同时，他的情感势必极其强烈，结果会导致一种理想化的盲视。”所以，他建议“传记作家必须多一点同情，少一点移情”。这不仅是对传记作家的建议，也是对语文教师的忠告。传记教学的对象不是形象，而是事实，而事实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其作出正确的阐释。可见适当的移情是必要的，但是理性是更为重要的。
总之，传记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走极端，或者过于重视再现客体（传主），或者过于重视表现主体（传记家的自我）。因此，理性的态度是走第三条道路，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兼顾传记的两翼：认识的全面性与艺术的完整性。如果认识的全面性过强，则传记就变成了历史的演绎;如果艺术的完整性过强，则传记就变成了文学的重复。只有双管齐下，左右兼顾，才能真正把准传记教学的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