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镇，集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回荡。“打倒臭乞丐！”一声嘹亮的口号停滞了集市的喧哗与吵杂，之后便是叽叽喳喳地议论。只见，一群红卫兵抬着一副尸骨，敲着锣，高喊着口号，迎面而来。穿过大街，他们把尸骨抬到柳林镇北门外的一个小土窑前，用铁锤把尸骨砸烂了。 这个被挖出来砸碎的尸骨就是武训。
　　
　　文盲受辱
　　
　　
　　武训生于道光十八年。十八岁那年，武训和大地主李老辫，签了三年的“劳动合同”。
　　头一年腊月底，地主请秀才写了春联，拿回来后对武训说：“武七，贴上”。领了任务后，武训刷糨糊，踩凳子，一顿狂贴：只见午门上的一副对子是“牛似南山虎，马如北海龙”（本该贴在牲口圈的），还有的春联竟然贴倒了。看着这些“倒立”的方块儿字，李老辫将武训一顿毒打。
　　合同期满的时候，武训向李老辫要工钱。李老辫拿出一个账本，边翻边说：某年某月，武训支取工钱5吊，某日，武训洒了猪食，扣工钱两吊……算到最后，武训不但没有拿到一分钱，反而要倒赔给东家钱，他气愤不过，和李老辫理论，但又不识字，只能出手泄愤，结果被李老辨打倒在破庙里。气地武训“口吐白沫”、“昏睡三日”。醒来后，目不识丁的武训有些疯疯癫癫，竟能出口成章。
　　
　　受了刺激，武训产生了一个念头：办义学，让像自己一样的穷孩子读书识字。据说，武训年幼时就有读书的愿望，他曾哀求过母亲，让他上学，但母亲说：“书不是咱穷人念的。”没有得到家庭支持的武训，每天跑到学堂窗外，听人家念书，有一次，被地主家的孩子侮辱戏弄了一番，以后再也没有勇气去“旁听”了。
　　童年的遗憾加上今天的被欺，坚定了武训办义学的决心。但是他再也不想做长工了，他选择了讨饭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扛活教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于是他背着褡子，拿着铜勺子，戴着破帽子，穿着烂棉袄，开始了乞讨。
　　
　　花样行乞
　　
　　有时，他像一个江湖卖艺的，表演吞食蛇蝎、瓦块儿、扛大鼎等节目，甚至还让人毒打泄愤。学马让人骑，还很乐观地边爬边唱：“爬一遭，一吊钱，爬十遭，十吊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他会把自己扮成戏里的小丑：头发剃光，只在额角留下一小块儿短发，剃了左边的，就留着右边的，剃了右边的，就留着左边的。自己还唱着“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右边留，左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
　　有一次，一个财主跟他说：“豆沫儿，如果你吃一个马粪蛋儿，我的这匹马就给你了。”一听这话，武训抓起一个粪蛋儿就塞进嘴里，眼睛一翻，就咽了下去。然后，牵着马就走。
　　除了乞讨、卖艺外，武训还做各种苦工。推磨、锄草、拉车、拉砘、挑担，只要是能赚钱的活儿，他都去做。晚上，他把破布废缕拈成线绳或缠成线蛋，第二天拿去换钱。边拈绳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要来的好点的食物武训都要拿去卖了，自己吃些破碎的饼、发霉的菜根、芋尾等，边吃边美滋滋地唱歌，“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武训就这样，边要饭边佣工，足迹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经过多年的流浪辛劳，忍辱负重，武训终于有了一笔可观的钱。
　　
　　
　　多种经营
　　 和一般的乞丐不同，武训非常有经营头脑。他知道行乞、做短工、卖艺得来的钱实在是太少，也太难，光靠这些，不可能办起义学，于是，他开始想赚更多钱的办法。
　　“存本钱，生利钱，办义学，没心烦”、“穷的使，富的保，办个义学错不了”。武训办学资金大部分是放债赚来的。
　　他听说有人把钱存到武进士娄峻岭那里生息，于是，武训也去找娄峻岭。但是他是乞丐，娄峻岭根本不见他。武训就在娄家大门外，直直跪了一天一夜。娄峻岭磨不过武训，就答应代他放债生息。存在娄峻岭那里的钱，只是武训家当的一部分，他把另一部分钱存到了举人杨树坊那里。就这样，武训把行乞得来的钱存入“私人银行”，本利来回滚，滚了二十多年。
　　还有一个融资渠道，那就是典买土地，然后租出去，这样钱就越来越多了。在《武训地亩账》中详细记录了他典买土地的时间和数目。此时的武训，虽然继续行乞，但是已经是个拥有百亩良田的乞丐，凿凿实实一个地主。也正因此，死后的他被刨坟挖尸，游街碎骨，被说成封建文化的宣扬者、剥削阶级的卫道士。如果真的晋身成剥削阶级了，武训还会继续要饭吗？难道在一个不知炒作为何物的年代，他会用“苦行”宣传自己吗？
　　此外，武训创办了“婚介所”，为人做媒红，当信史，来获谢礼和佣钱。他还办了“房产中介”，到处包办田房交易，从中牟取“中介费”。此时的武训，又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商人。
　　
　　跪式办学
　　
　　武训把所有典买的二百三十多亩地，两千八百多串钱和旧有的武家宅房，一起交给杨树坊管理，筹备在柳林镇创建义学。第二年春天，地主郭芬捐了一亩八分七厘地，由杨树坊开始修筑义学。一年后，义学的房屋终于修成了，一共建了20间瓦房，一座大门，一座二门，四周的墙也都修齐了，义学定名“崇贤义塾”。建筑费除了武训的钱外，其余的都是当地乡绅捐助的。所以，“崇贤义塾”并不是武训一人之力。武训又亲自跑到寿张县，聘请名儒崔隼作教师。当时，有50多名学生，分成经蒙两班，制定了严肃的学规纪律。这是武训30年牛马生活换来的第一个义学院。
　　
　　开学那天武训宴请老师，还请了几位乡绅作陪，自己却侍立在阶下，专等着磕头进菜。席中，人请他入座，他坚决不肯，他说自己是乞丐，不识字，不敢同桌吃饭，等宴席结束他吃些残羹冷饭。
　　有一次，老师午睡，一下子睡过了头，武训一声不响地跪在老师的床前，教师醒来，大吃一惊，觉得非常羞愧，从此，更加认真教书，不敢有丝毫怠慢。武训要是在学塾里看见学生嬉戏，或遇见学生旷课，他就跪在学生的面前，涕泪横流地劝说：“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读书不用心，回家无脸见母亲。”学生经过他这样的规劝，丝毫不敢懒惰。
　　讨饭时，武训用“一跪”换取过别人的同情和施舍，极力渲染自己的卑微；求人办事时，他用“一跪”表达自己的真诚；面对知识，他还是用“一跪”，表达自己的敬重。他的跪有卑微的跪，更有尊贵的跪。但这是我们的理解，也许在武训那里，跪是很单一的，就是最打动人的方式。
　　第二所义学杨二庄义学院，其实是和尚了证建的，武训资助了三百吊钱。临清第三处义学院，建筑费基本是靠募捐，临清乡绅施善政、刘辉堂站出来协助武训。
　　后来，武训得了重病，没有一个亲人的他，在临清御史巷义学的屋檐下，他静静地躺着。他不肯吃饭，也不肯吃药，每天只喝几口井水。只要听到学生们的读书声，他嘴角就会轻轻一动。这年的四月，一代乞丐武训辞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