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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以深度回应发展需求、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广泛、切入到项目合作中去，成为当代全球最大的发展工程。《巴黎协定》下的全球低碳转型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新要求，后疫情时代全球绿色复苏为低碳转型带来了时间窗口，全球能源变革客观上为大国合作增强了可能性。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要动员发达國家参与其中，推进项目建设与所在国低碳目标相衔接，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推广以及“双碳”目标与绿色“一带一路”相关联。未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存在美欧仍置身事外、中美欧联动、中国和美欧构成平行体系三种格局。鉴于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固有认知，目前看形成中美欧联动困难较大，但美欧本着良性竞争的态度，真正落实所承担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责任，也是对全球低碳转型的贡献。
关键词：绿色“一带一路”全球低碳转型巴黎协定新格局
作者简介：
徐占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部长、“一带一路”研究所负责人、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研究》（项目批准号：19VDL020）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7VDL014）的中期成果。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政府始终将绿色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多方面进展。“一带一路”作为最具开放性的全球发展工程，从最初的64国已扩大到当前包括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地区。截至2021年1月，中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可以说“一带一路”已形成巨大的全球共建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经过各方共同努力，2015年终于达成《巴黎协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后，2021年初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给国际社会注入了新的积极力量。当前如何正确看待绿色“一带一路”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减退的当下和后疫情时代，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同全球绿色复苏结合起来？如何推动形成各方有效参与的系统化机制设计和治理体系？成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在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上
已形成一批很好的实践范例
中国政府把绿色作为“一带一路”的底色。一是加强绿色“一带一路”顶层设计。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共同推出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助推“一带一路”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2019年4月，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2017年和2019年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均将阻止地球退化作为合作目标列入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之中。
二是开展了一大批清洁能源项目。2014—2018年，中国以股权投资形式在南亚、东南亚参与的风电项目装机总量为397.5兆瓦（MW），在建或规划中的装机总量达1362兆瓦。2017年11月，南非德阿风电项目正式投产。作为南非最大的风电项目，该项目每年可稳定提供7.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相当于节约21.58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CO2）61.99万吨。
朱妍：《清洁能源成“一带一路”合作热点》，《中国能源报》2020年12月7日。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孟加拉、阿富汗、越南和巴基斯坦已投资及计划投资的光伏装机总量超过了这些国家自主光伏装机总量的30%。赞比亚政府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支持下，成功在全国10个省建设1583个太阳能磨坊厂，推进当地粮食价格下降超过30%，提供了近5000个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共同提供银团货款，项目建成后可满足巴国内200多万个普通家庭年度用电需求，减少CO2排放量270万吨。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青年课题组：《以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3月25日A11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额同比下降54%，但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由2019年的38%上升到2020年的57%，风能、太阳能和水电首次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热点。
Christoph Nedopil Wang：《2020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报告：新冠疫情下的一年》，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研究报告，2021年1月。
三是推进煤炭项目节能降耗减排。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炭项目投资自2015年峰值以来一直呈平稳下降趋势，但2020年煤炭投资占比确实有所提高。从投资目的国来看，中国的煤炭投资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几个人口多、能源供给缺口大的国家。以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胡布电厂为例。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受能源短缺困扰，2009—2017年更是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全国用电短缺量平均为6000MW～7500MW，约占全国需求的40%，供求缺口巨大导致家庭平均每天减少供电8～10个小时，很多行业因缺电被迫停工停产。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与当地发电商胡布公司（Hubco）合资开发了中电胡布2×660MW燃煤发电项目。整个项目投资19亿美元，项目造价中约有10%用于污染物防控，其排放远优于巴基斯坦NEQS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并且保留了进一步进行超洁净排放改造的空间。2台660MW机组日常运行期间，氮氧化物排放低于300 mg/Nm3，硫化物低于20 mg/Nm3，粉尘低于4 mg/Nm3;根据巴基斯坦政府网站官方数据显示， 巴基斯坦原有200MW～300MW的老旧燃油机组排放值，氮氧化物高达2000 mg/Nm3，硫化物高达2030 mg/Nm3，PM10高达110 mg/Nm3。
二、绿色“一带一路”与全球气候治理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形势下推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有必要与以《巴黎协定》为代表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目标结合起来。从绿色“一带一路”角度来说，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来说，共同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多得的切入口和抓手。
（一）“一带一路”自身特点及绿色“一带一路”现有框架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局限性
“一带一路”倡议初期与全球气候治理无直接关系。但是过去的8年，“一带一路”参与范围持续扩展，各方合作深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出现了深刻变化。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提出“预期国家自主贡献”，2014年“利马气候行动倡议”为巴黎气候谈判奠定基础，2015年《巴黎协定》确立了21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升2摄氏度（℃）或1.5℃的温控目标，2017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2018年《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基本达成，2021年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提出的全球合作发展倡议，体现了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国际治理体系公正、平等、开放、包容的追求。“一带一路”走的不是通常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高水平的制度性一体化”路子。这类机制一般参与主体、范围相对固定，针对特定问题各方经协商或正式谈判，形成具有较强约束力的条约或协议;同时，对于没有履行或者违反协议的成员方，设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一带一路”走的是“尊重差异性的共同性整合”的道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国际社会的“大合唱”。
“一带一路”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兼容性、成长性特征。从开放性来说，“一带一路”不是少数国家封闭的小圈子，而是面向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开放性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设定特殊的利益惠及对象，不搞强制性利益分配、转移和补偿。从平等性来说，“一带一路”不搞自上而下的设定服从和制裁机制，不是一部分国家对另一部分国家的主动与被动、施予与接受关系，更不附加任何条件。从包容性来说，“一带一路”尊重各方历史和现实差异，不预设时间表，不搞短期行为，不搞人为划线，更不会出现一国的利益因其他国家加入而减损。兼容性则指，“一带一路”不是现有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的替代方案，与现有各类国际治理机制是兼容并存的关系，是要努力打通与现有各类国际机制的对接通道。就成长性来说，“一带一路”不是强规则式的一步到位，而是坚持增量思维和务实的渐进路线，推进规则与发展同步适应性成长。“一带一路”把发展作为最大公约数，不是试图制定好规则来实现发展，而是通过发展逐步形成最适合的规则。通过提升伙伴间的联通度、合理内容的丰富度、各方目标的整合度来确保持续性，推动实现共同成长。“一带一路”把“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处理各方关系基本原则。“共商”就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大家事大家商量着办，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共建”就是相关国家广泛参加，发挥各自优势和潜力，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共享”即共同分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转型，而共建“一带一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全球涉及范围最广、各国参与程度最深、对未来影响最大的发展性工程。毋庸置疑，随着中国和相关国家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领域上不断推进，中国和东道国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可以影响和引领所在国绿色发展及低碳转型进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全球温室气候减排和绿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是，中国是在充分尊重所在国发展意愿基础之上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这些国家的自主贡献目标只能由其按各自意愿及要求来设定和推动。
（二）《巴黎协定》设定的“国家自主贡献+五年盘点”打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僵局，其所秉承的精神与共建“一带一路”有相通性
全球气候变化是特定时期内，自然内部变化或者外部环境所迫，尤其是人类活动持续性影响作用下大气成分的改变，具有公共性、非排他性和不可逆转等特点。气候变化会导致灾害性气候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气候变化不仅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实质上包括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人类活动。不同于一般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纯公共性的问题，一般的生态环境问题从长期看尽管有全球性影响，但主要还是表现为区域或局部公共性问题。
不同于《京都议定书》采取的强规定性、“自上而下”的减排方式，《巴黎协定》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最大程度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形成了更为有力的国际社会动员能力。《巴黎协定》所确立的以“国家自主贡献”代替原来的总体减排目标，将减排决定权交由各国自主确定，实际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在“共同”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履行温室气候减排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和能力“有区别”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在得到支持情况下可能行动更有力度、做得更好。但是，完全自愿或自主决定式的“自下而上”模式，尽管可以动员和促成最大多数行为体参与，实施效果却始终是个问题。
为解决“国家自主贡献”可能存在的总体“雄心”不足或执行不力问题。《巴黎协定》辅之以五年定期更新和盘点机制，规定对国家自主贡献每五年进行一次通报并进行全球总结，要求所有缔约国家自主贡献要逐步增加力度并反映其尽最大可能的力度，所有缔约方至少每两年提交一次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清单以及执行和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取得的进展。同时要求发达国家要公布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情况的信息。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项最具全球性的现实挑战，面对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性思维来解决。《巴黎协定》从一个侧面表明，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形成的集团式对抗性思维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是行不通的。《巴黎协定》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二者对多元化和差异性的认同。如前文所述，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其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兼容性、成长性等特性，体现了对多元性和差异性最大程度的认同，这也是“一带一路”能取得如此成绩的原因。
（三）气候变化治理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平台深入到具体国家建设和发展环节中，有利于其低碳发展转型和全球减排目标实现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强度高，人均碳排放水平低，发展愿意强烈。当然，对于实现全球低碳发展的可作为空间也大。有学者对“一带一路”有关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及在《巴黎协定》温升2℃目标下低碳发展进行了情景分析和展望。
柴麒敏、傅莎、温新元：《基于BRIAM模型的“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能源发展情景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10期，第1～11页。研究表明，要最终实现全球2℃的温升目标，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和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形成新的发展路径，未来这些国家将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长源，这对《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是个巨大的挑战。
“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全球未来排放的可能增量，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是其发展大趋势，但这些国家减排潜力巨大。傅京燕等
傅京燕、司秀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与潜力》，《热带地理》2017年第1期，第1～9页。对“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1992—2011年碳排放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国家总体上碳排放强度呈下降态势，但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始终在全球碳排放强度的2倍以上，并且是“一带一路”之外的其他国家碳排放强度的4倍以上。从主要驱动因素看，人口规模增长对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增长贡献很大，人口绝对数量增长直接催生了生活能源消费需求量和社会发展能源需求量的增长，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半数以上国家人口城市化水平不到50%，有1/3国家不到35%，总体上处于城市化初级阶段。城市化速度提升较快会带来对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需求的增长，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是其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当代全球产业分工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很多初级产业加工环节具有高耗能、高排放的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总体较低，由于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对化石能源消耗大，也造成这些国家碳排放量的增长。
可以说，能否实现《巴黎协定》全球减排目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能否实现低碳发展关系重大。对于发达国家和能源发展较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在能源供给量和获得性已得到保证的条件下，低碳发展主要要求更多的是以提高清洁能源占比并逐步实现替代的问题。而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基本能源供给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经济、技术水平来说，其在高碳和低碳之间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如果这些国家继续采用当前的碳排放发展模式，未来20年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会急剧上升，造成全球碳排放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如果现在不着手转型这些国家的低碳化发展路径，在强大的趋同和收敛效应作用下，未来全球排放总量控制也将十分困难。因此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说，一个重要途径是要共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低碳发展道路。
三、全球低碳转型和绿色“一带一路”中的多重目标结构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空间尺度的极化和社会层面的收益分化，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表现为发展不公平，缺乏应有包容，其实质是气候正义问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都有义务履行《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行动目标。基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打造有发达国家参与的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绿色伙伴关系。
（一）全球气候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
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工業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累积的结果。因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差别巨大。如以1870年为起点计算，目前几个主要经济体累积温室排放量占比为，美国25%、欧盟22%、中国13%、印度4%。如以1990年为起点，美国20%、中国20%、欧盟14%、印度5%。
Global Carbon Project.Global Carbon budget 2019.http：//www.globalcarbonproject.org/carbonbudget.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发达国家是受害者，广大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能力脆弱，所受到的伤害和损失更大。
非洲国家碳排放约占全球2%，但近年受极端干旱、蝗灾等气候变化影响巨大。受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和经济社会水平限制，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利益让位于本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解决电的有无问题应该是比电的清洁问题更为紧迫和必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层次问题。一些国家由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实现，个别国家连基本生活用电都无法保证（见表1），其实已成为最基本的人权问题。
近一个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建设燃煤电厂意见比较集中。从目前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来说，燃煤电厂完全退出恐怕还需时间，简单“一刀切”停建燃煤电厂不符合能源紧缺、财力有限和整个供电稳定性的实际。燃煤电厂退出的确是大趋势，但这一进程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合作所带来的清洁能源对现有煤等化石能源的替代进程。实现全球气候整体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平衡，必须通过推进全球包容性发展来解决。可以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好日子”，就没有发达国家和全球共同的“好日子”。 （二）绿色“一带一路”规则的主要特点
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了多样化合作，涉及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燃煤电厂、清洁能源、工业园区等各类项目。这些项目本身与东道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有关系，但一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设定和实现，说到底是东道国的内部事务。目前绿色“一带一路”从规则的普适性、强制性、精准性、授权性四个维度来说，存在着执行上的弱点。从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债务与融资、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透明与反腐败等方面的对比分析看，绿色发展领域的规则同其他方面相比确有其特殊性（见表2）。
在全球低碳发展大环境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规则的要求是总体呈变强趋势。《巴黎协定》规则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具有普适性和一定的强制性，但精准性和授权性低。各方要为规则实行和目标实现创造条件，多方参与、增进合作是正途。
（三）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在目标上存在差异
2021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含义》，报告虽不得不承认“一带一路”对全球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但通篇都是对抗性思维。一直以来，美国从所谓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和争夺全球影响力出发，单纯地将“一带一路”作为大国竞争的工具，不断试图搞所谓战略对冲，不时抛出各种说法来污名和抹黑“一带一路”。欧洲一些国家尽管与美国有所不同，愿意并希望在“一带一路”领域同中国开展合作，但也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全球影响力角度来看待，近几年在美方不断挑唆和诱逼下，对“一带一路”立场也有负面转向。
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领域，中国与有关发达国家合作主要是开展“第三方合作”。尽管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原则、方式、目的进行了清晰阐释和说明，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全球影响力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一带一路”，短时间难以改变。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总有质疑甚至是批评的声音，有些批评是善意的;但通过污名和蓄意抹黑，利用自身強势话语权误导国际舆论，则需要予以坚决回击。
（四）东道国政府和“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公众之间的目标差异
“一带一路”个别项目出现了东道国政府积极推动，但受到本国和项目所在地公众巨大阻力的情况，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有东道国国内特殊政治制度原因（如政党轮替），也有的是东道国政府对公众的宣介阐释工作欠缺，还有项目设计建设中对所涉及到的个别群体切身利益关注不够的问题。
综上分析，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考虑和着手解决当下复杂的主体目标及利益结构。当前要着力解决三重困境，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水准仍偏低的困境，发展中国家追求自身发展以及其工业化、城市化面临的困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上的援助不落实的困境。推进全球绿色发展，有必要依托和落实在与各国联系最多、最切实、最广泛的实体性机制上面，“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众多，关涉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需求，所力推的重大国家项目是当前推进全球绿色发展和低碳减排不可多得的切入点。
只有在全球发展层面，尽早打通早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集团化”对立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共同发展的格局。下一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着力推动三个“衔接”。即：一是从全球共同利益出发，发达国家应积极参与到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上提供帮助，使其与所在国绿色“一带一路”目标相衔接。二是在项目合作和建设中，帮助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国与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衔接。三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
四、全球低碳转型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
正如前文所述，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赋予绿色“一带一路”新要求和新内涵。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既要以不伤害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为前提，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又要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倒逼形势下，切实推进和落实各方减排责任。为此，需要处理好多重利益的协调、平衡，进行全球层面系统化设计。当前形势发展创造了形成系统化机制设计的条件。
（一）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了宝贵的绿色转型时间窗口
新冠肺炎疫情对绿色发展是“双刃剑”：一方面为全球适时调整发展路径创造了机会窗口;同时由于各国应对疫情的需要，也会带来在绿色低碳发展上的投入减少。从目前看，由于缺乏系统的机制化跟进，这一于绿色发展有利的时间窗口可能稍纵即逝。根据牛津大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有关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纾困、经济复苏投入分析，全球50个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经济复苏支出14.6万亿美元，其中只有3680亿美元符合“绿色”标准，仅约占18%的支出属于绿色项目。
UNEP.Are We Building Back Better？Evidence from 2020 and Pathways for Inclusive Green Recovery Spending.https：//www.unep.org/resources/publication/are-we-building-back-better-evidence-2020-and-pathways-inclusive-green.2021-3-10.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能源需求下降，全球CO2排放估计减少了4%～7%。即使在疫情这样极端条件下，也没有达到温升2℃下年均减排不低于7%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2021年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紧急情况下成败攸关的一年，呼吁应对气候变化减排长期承诺必须与立即行动相辅相成，启动人类和地球迫切需要的“十年转型期”。2021年将举办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和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各方应该把握当前难得的良好势头和机遇，对全球层面的系统性设计进行讨论和推动。 （二）全球能源变革为低碳转型创造了条件
长期以来，原油一直作为塑造全球大国关系、地缘格局以及金融体系的主导性要素。传统能源富集于特定地域（如波斯湾地区），决定了其勘探、开采、生产、运输、加工制造及销售都与特定的地域分不开，围绕其投资与开发涉及的所有权、通道运输安全及定价权之争形成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随着人类未来对化石能源依赖度下降，传统上基于大国石油获取和保供的地缘政治竞争，将向以清洁能源生产、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的治理结构转变。清洁能源不同于以石油、天然气、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具有明显的去地缘化特征。清洁能源具有更强的技术依赖性，风机、太阳能光板及储能入网需要强大的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支撑。
从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化石能源为主向更多依赖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是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性转变，需要全球大国间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深度合作。未来全球能源系统向低碳化、电气化、数字化、分布式转型是总体趋势，能源生产和需求更少受地理局限，而更多地是一个技术创新应用和政策选择过程。清洁能源系统更多地依赖开采流量而不是开采存量，清洁能源系统在地理上分布更均匀。这客观上将降低了控制新能源的地缘政治动机，为大国增加合作创造了新空间和可能性。
（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过程中没有理由缺席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关注排放大国减排的同时，同样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问题。推进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目标，推进发展中国家尽快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势在必行。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能源低碳转型关键不在于消费端，而在于生产端。从生产端来说，不仅在于现有的能源生产方式，更在于未来需求不断扩大后的能源生产方式，最终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足量、清洁、稳定、高效的能源供给。
2014年全球煤炭产量和投资加速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持续上升。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装机容量的34.7%，在全球净发电增量中所占的比例为72%，其中90%来自太阳能和风能。
田慧芳：《國际碳中和的进展、趋势及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第23期，第72～75页。从目前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来说，燃煤电厂退出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合作所带来的清洁能源对煤等化石能源的替代进程。
曹翔
曹翔、滕聪波、张继军：《“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第12期，第116～125页。等人以“一带一路”为准自然实验，以2013年作为事件冲击的时间节点，基于2015—2017年数据对“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沿线55个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相较于基础环境质量较高的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对基础环境质量较低的沿线国家环境改善效应更大。这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撑作用。此研究对有关环境改善的机制分析还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但目前看能源结构效应（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产业结构效应（第二产业改造，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工业绿色化）和规模效应（通过影响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规模、提高集约程度，降低对环境质量的损害）对沿线国家环境改善不明显。由于沿线国家自身经济体量和规模不同，“一带一路”现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影响程度仍很有限，但是未来这些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也为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减排事业创造了空间。
2019年清华大学发布的《支持“一带一路”低碳发展的绿色金融路线图》报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长前景及其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分行业的定量分析。研究显示，基于历史上的投资模式和增长预测，若不改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有的碳排放趋势，即使全球其他国家都实现2℃温升情景所实现的减排，到2050年全球温度仍有可能处于未来上升近3℃的发展路径。
清华大学与Vivid Economics课题组：《支持“一带一路”低碳发展的绿色金融路线图》，《金融论坛》2020年第7期，第3～5页。虽然从消费端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资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从生产端而言，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耗以及碳排放量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从现实性来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端人均消费量缺口与消费端人均排放量过大的矛盾，真正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提供支持。能源生产和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部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先从能源供给端合作入手，其关键在于促使发展中国家避免走老路，直接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
欧美等发达国家有必要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这有利于全球气候利益，也是其履行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重要方式。2015年《巴黎协定》第四条明确提出21世纪下半叶要实现温室气体人为排放和清除之间的平衡。发达国家有必要通过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直接参与到发展中国家涉及碳排放的项目中，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实现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解决民生和发展需求，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全人类共同过上“好日子”（最大程度减少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全球低碳转型下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出路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讲过：“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全球应把中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努力、欧盟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雄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展示出的合作精神进一步整合起来，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改变个别国家长期以来的集团化对抗式思维，努力实现各方行动联动、利益相通。美国等发达国家如能抛弃成见，真正“躬身入局”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将会实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密结合。这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创新之举，也符合各方根本利益。 （一）美欧置身事外：中国+“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中意大利已参加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前美国拜登政府大搞“联友抗中”，国际大环境给中欧关系带来很大影响。若美欧不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也会按遵守自身的主张和国际要求，与东道国一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绿色低碳化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民众满意、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截至2019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中国对外承诺的碳减排2020年目标提前完成。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超过9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第二大投资国美国的2倍多。
REN21，Renewables 2020 Global Status Report，https：//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GSR2021_Full_Report.pdf.近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溢出方面的贡献超过任何国家为全球公认。
Barbara A.Finamore.Clean Tech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Oxford Energy Forum，February 2021.
目前中国拥有42.5万辆电动公共汽车，占全球在运电动公共汽车总量的99%。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交通》，2020年4月。中国已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明确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没有欧美发达国家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中国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3项（SDG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作为“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总遵循。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对合作项目的绿色化建设和管理，对标国际最佳绿色项目实践，实行严格的绿色标准。在尊重项目所在国规则基础上，实行高标准原则，如实施主体为中国企业，项目所在国绿色发展标准低于中国标准的，则选择中国标准。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经验的交流，把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化平台。“一带一路”项目选择上要充分考虑所在国减排目标，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标准同中国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衔接，逐步形成规范化、强制性、透明可操作的制度体系。
（二）美欧躬身入局：中国+美欧+“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一带一路”为开展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和全球气候治理相融合是走出当下困境的一条大道。“一带一路”要形成多重绿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双边、多边、区域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形成包括中国、美国、欧盟等在内的全球性绿色伙伴关系。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各方共同参与协力落实《巴黎协定》的国际合作大平台。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和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曾有过很好的合作。在拜登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合作务实推进，共同推进后京都时代气候谈判，创立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新能源领域合作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合作的亮点。2021年2月，中欧领导人通过视频方式举行首次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欧盟一直以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积极态度，致力于维护和落实《巴黎协定》取得的成果。
发达国家有技术、资金等多方面优势，也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减緩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义务。目前美国、欧盟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存储、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建设、碳的利用和存储等领域已获专利占主导地位。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已形成非常好的基础，中国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这里的根本障碍是理性缺乏和意愿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欧美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相关东道国如能形成共同参与的绿色发展格局，于各方都有好处，这不仅不会减损，相反会增加美国的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这有利于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推动形成全球最高层级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这也应该是通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条大道。
（三）平行竞争：中国与美欧形成各自体系
世界各国对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普遍表示赞同，美国也初步转变了特朗普时期气候变化领域不负责任的国际形象。目前美国还是把重返《巴黎协定》作为争夺气候变化领域领导权的手段，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总体仍沿袭特朗普的路线，美国缺乏把参加绿色“一带一路”作为选项的可能性。
美国可能与欧洲一些国家一起寻找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在全球绿色发展领域与一些地区和国家展开同“一带一路”的竞争与对冲。
据彭博社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将推出针对“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清洁绿色计划”，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战略框架。对此有待继续观察。鉴于全球巨大的转型压力和资金需求，美欧方案如能够在经验、技术、资金等方面切实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所乐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绿色“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积极成果。美欧的方案未来效果如何有待观察，当然不排除未来探索绿色“一带一路”与美欧的全球绿色发展计划合作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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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acob J.Lew，Gary Roughead.China’s Belt and Road：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79，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21-03.
责任编辑：谷岳
关键词：绿色“一带一路”全球低碳转型巴黎协定新格局
作者简介：
徐占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部长、“一带一路”研究所负责人、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研究》（项目批准号：19VDL020）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7VDL014）的中期成果。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政府始终将绿色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多方面进展。“一带一路”作为最具开放性的全球发展工程，从最初的64国已扩大到当前包括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地区。截至2021年1月，中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可以说“一带一路”已形成巨大的全球共建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经过各方共同努力，2015年终于达成《巴黎协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后，2021年初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给国际社会注入了新的积极力量。当前如何正确看待绿色“一带一路”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减退的当下和后疫情时代，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同全球绿色复苏结合起来？如何推动形成各方有效参与的系统化机制设计和治理体系？成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在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上
已形成一批很好的实践范例
中国政府把绿色作为“一带一路”的底色。一是加强绿色“一带一路”顶层设计。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共同推出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助推“一带一路”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2019年4月，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2017年和2019年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均将阻止地球退化作为合作目标列入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之中。
二是开展了一大批清洁能源项目。2014—2018年，中国以股权投资形式在南亚、东南亚参与的风电项目装机总量为397.5兆瓦（MW），在建或规划中的装机总量达1362兆瓦。2017年11月，南非德阿风电项目正式投产。作为南非最大的风电项目，该项目每年可稳定提供7.6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相当于节约21.58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CO2）61.99万吨。
朱妍：《清洁能源成“一带一路”合作热点》，《中国能源报》2020年12月7日。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孟加拉、阿富汗、越南和巴基斯坦已投资及计划投资的光伏装机总量超过了这些国家自主光伏装机总量的30%。赞比亚政府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支持下，成功在全国10个省建设1583个太阳能磨坊厂，推进当地粮食价格下降超过30%，提供了近5000个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共同提供银团货款，项目建成后可满足巴国内200多万个普通家庭年度用电需求，减少CO2排放量270万吨。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青年课题组：《以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3月25日A11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额同比下降54%，但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由2019年的38%上升到2020年的57%，风能、太阳能和水电首次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热点。
Christoph Nedopil Wang：《2020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报告：新冠疫情下的一年》，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研究报告，2021年1月。
三是推进煤炭项目节能降耗减排。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炭项目投资自2015年峰值以来一直呈平稳下降趋势，但2020年煤炭投资占比确实有所提高。从投资目的国来看，中国的煤炭投资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几个人口多、能源供给缺口大的国家。以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胡布电厂为例。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受能源短缺困扰，2009—2017年更是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全国用电短缺量平均为6000MW～7500MW，约占全国需求的40%，供求缺口巨大导致家庭平均每天减少供电8～10个小时，很多行业因缺电被迫停工停产。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与当地发电商胡布公司（Hubco）合资开发了中电胡布2×660MW燃煤发电项目。整个项目投资19亿美元，项目造价中约有10%用于污染物防控，其排放远优于巴基斯坦NEQS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并且保留了进一步进行超洁净排放改造的空间。2台660MW机组日常运行期间，氮氧化物排放低于300 mg/Nm3，硫化物低于20 mg/Nm3，粉尘低于4 mg/Nm3;根据巴基斯坦政府网站官方数据显示， 巴基斯坦原有200MW～300MW的老旧燃油机组排放值，氮氧化物高达2000 mg/Nm3，硫化物高达2030 mg/Nm3，PM10高达110 mg/Nm3。
二、绿色“一带一路”与全球气候治理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形势下推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有必要与以《巴黎协定》为代表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目标结合起来。从绿色“一带一路”角度来说，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来说，共同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多得的切入口和抓手。
（一）“一带一路”自身特点及绿色“一带一路”现有框架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局限性
“一带一路”倡议初期与全球气候治理无直接关系。但是过去的8年，“一带一路”参与范围持续扩展，各方合作深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出现了深刻变化。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提出“预期国家自主贡献”，2014年“利马气候行动倡议”为巴黎气候谈判奠定基础，2015年《巴黎协定》确立了21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升2摄氏度（℃）或1.5℃的温控目标，2017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2018年《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基本达成，2021年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提出的全球合作发展倡议，体现了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国际治理体系公正、平等、开放、包容的追求。“一带一路”走的不是通常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高水平的制度性一体化”路子。这类机制一般参与主体、范围相对固定，针对特定问题各方经协商或正式谈判，形成具有较强约束力的条约或协议;同时，对于没有履行或者违反协议的成员方，设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一带一路”走的是“尊重差异性的共同性整合”的道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国际社会的“大合唱”。
“一带一路”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兼容性、成长性特征。从开放性来说，“一带一路”不是少数国家封闭的小圈子，而是面向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开放性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设定特殊的利益惠及对象，不搞强制性利益分配、转移和补偿。从平等性来说，“一带一路”不搞自上而下的设定服从和制裁机制，不是一部分国家对另一部分国家的主动与被动、施予与接受关系，更不附加任何条件。从包容性来说，“一带一路”尊重各方历史和现实差异，不预设时间表，不搞短期行为，不搞人为划线，更不会出现一国的利益因其他国家加入而减损。兼容性则指，“一带一路”不是现有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的替代方案，与现有各类国际治理机制是兼容并存的关系，是要努力打通与现有各类国际机制的对接通道。就成长性来说，“一带一路”不是强规则式的一步到位，而是坚持增量思维和务实的渐进路线，推进规则与发展同步适应性成长。“一带一路”把发展作为最大公约数，不是试图制定好规则来实现发展，而是通过发展逐步形成最适合的规则。通过提升伙伴间的联通度、合理内容的丰富度、各方目标的整合度来确保持续性，推动实现共同成长。“一带一路”把“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处理各方关系基本原则。“共商”就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大家事大家商量着办，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共建”就是相关国家广泛参加，发挥各自优势和潜力，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共享”即共同分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转型，而共建“一带一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全球涉及范围最广、各国参与程度最深、对未来影响最大的发展性工程。毋庸置疑，随着中国和相关国家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领域上不断推进，中国和东道国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可以影响和引领所在国绿色发展及低碳转型进程，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全球温室气候减排和绿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是，中国是在充分尊重所在国发展意愿基础之上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这些国家的自主贡献目标只能由其按各自意愿及要求来设定和推动。
（二）《巴黎协定》设定的“国家自主贡献+五年盘点”打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僵局，其所秉承的精神与共建“一带一路”有相通性
全球气候变化是特定时期内，自然内部变化或者外部环境所迫，尤其是人类活动持续性影响作用下大气成分的改变，具有公共性、非排他性和不可逆转等特点。气候变化会导致灾害性气候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气候变化不仅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实质上包括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人类活动。不同于一般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纯公共性的问题，一般的生态环境问题从长期看尽管有全球性影响，但主要还是表现为区域或局部公共性问题。
不同于《京都议定书》采取的强规定性、“自上而下”的减排方式，《巴黎协定》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最大程度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形成了更为有力的国际社会动员能力。《巴黎协定》所确立的以“国家自主贡献”代替原来的总体减排目标，将减排决定权交由各国自主确定，实际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在“共同”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履行温室气候减排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和能力“有区别”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在得到支持情况下可能行动更有力度、做得更好。但是，完全自愿或自主决定式的“自下而上”模式，尽管可以动员和促成最大多数行为体参与，实施效果却始终是个问题。
为解决“国家自主贡献”可能存在的总体“雄心”不足或执行不力问题。《巴黎协定》辅之以五年定期更新和盘点机制，规定对国家自主贡献每五年进行一次通报并进行全球总结，要求所有缔约国家自主贡献要逐步增加力度并反映其尽最大可能的力度，所有缔约方至少每两年提交一次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清单以及执行和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取得的进展。同时要求发达国家要公布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情况的信息。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项最具全球性的现实挑战，面对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性思维来解决。《巴黎协定》从一个侧面表明，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形成的集团式对抗性思维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是行不通的。《巴黎协定》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二者对多元化和差异性的认同。如前文所述，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其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兼容性、成长性等特性，体现了对多元性和差异性最大程度的认同，这也是“一带一路”能取得如此成绩的原因。
（三）气候变化治理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平台深入到具体国家建设和发展环节中，有利于其低碳发展转型和全球减排目标实现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强度高，人均碳排放水平低，发展愿意强烈。当然，对于实现全球低碳发展的可作为空间也大。有学者对“一带一路”有关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及在《巴黎协定》温升2℃目标下低碳发展进行了情景分析和展望。
柴麒敏、傅莎、温新元：《基于BRIAM模型的“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能源发展情景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10期，第1～11页。研究表明，要最终实现全球2℃的温升目标，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和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形成新的发展路径，未来这些国家将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长源，这对《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是个巨大的挑战。
“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全球未来排放的可能增量，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是其发展大趋势，但这些国家减排潜力巨大。傅京燕等
傅京燕、司秀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与潜力》，《热带地理》2017年第1期，第1～9页。对“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1992—2011年碳排放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国家总体上碳排放强度呈下降态势，但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始终在全球碳排放强度的2倍以上，并且是“一带一路”之外的其他国家碳排放强度的4倍以上。从主要驱动因素看，人口规模增长对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增长贡献很大，人口绝对数量增长直接催生了生活能源消费需求量和社会发展能源需求量的增长，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半数以上国家人口城市化水平不到50%，有1/3国家不到35%，总体上处于城市化初级阶段。城市化速度提升较快会带来对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需求的增长，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是其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当代全球产业分工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很多初级产业加工环节具有高耗能、高排放的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总体较低，由于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对化石能源消耗大，也造成这些国家碳排放量的增长。
可以说，能否实现《巴黎协定》全球减排目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能否实现低碳发展关系重大。对于发达国家和能源发展较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在能源供给量和获得性已得到保证的条件下，低碳发展主要要求更多的是以提高清洁能源占比并逐步实现替代的问题。而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基本能源供给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经济、技术水平来说，其在高碳和低碳之间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如果这些国家继续采用当前的碳排放发展模式，未来20年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会急剧上升，造成全球碳排放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如果现在不着手转型这些国家的低碳化发展路径，在强大的趋同和收敛效应作用下，未来全球排放总量控制也将十分困难。因此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说，一个重要途径是要共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低碳发展道路。
三、全球低碳转型和绿色“一带一路”中的多重目标结构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空间尺度的极化和社会层面的收益分化，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表现为发展不公平，缺乏应有包容，其实质是气候正义问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都有义务履行《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行动目标。基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打造有发达国家参与的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绿色伙伴关系。
（一）全球气候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
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工業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累积的结果。因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差别巨大。如以1870年为起点计算，目前几个主要经济体累积温室排放量占比为，美国25%、欧盟22%、中国13%、印度4%。如以1990年为起点，美国20%、中国20%、欧盟14%、印度5%。
Global Carbon Project.Global Carbon budget 2019.http：//www.globalcarbonproject.org/carbonbudget.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发达国家是受害者，广大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能力脆弱，所受到的伤害和损失更大。
非洲国家碳排放约占全球2%，但近年受极端干旱、蝗灾等气候变化影响巨大。受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和经济社会水平限制，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利益让位于本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解决电的有无问题应该是比电的清洁问题更为紧迫和必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层次问题。一些国家由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实现，个别国家连基本生活用电都无法保证（见表1），其实已成为最基本的人权问题。
近一个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建设燃煤电厂意见比较集中。从目前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来说，燃煤电厂完全退出恐怕还需时间，简单“一刀切”停建燃煤电厂不符合能源紧缺、财力有限和整个供电稳定性的实际。燃煤电厂退出的确是大趋势，但这一进程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合作所带来的清洁能源对现有煤等化石能源的替代进程。实现全球气候整体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平衡，必须通过推进全球包容性发展来解决。可以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好日子”，就没有发达国家和全球共同的“好日子”。 （二）绿色“一带一路”规则的主要特点
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了多样化合作，涉及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燃煤电厂、清洁能源、工业园区等各类项目。这些项目本身与东道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有关系，但一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设定和实现，说到底是东道国的内部事务。目前绿色“一带一路”从规则的普适性、强制性、精准性、授权性四个维度来说，存在着执行上的弱点。从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债务与融资、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透明与反腐败等方面的对比分析看，绿色发展领域的规则同其他方面相比确有其特殊性（见表2）。
在全球低碳发展大环境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规则的要求是总体呈变强趋势。《巴黎协定》规则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具有普适性和一定的强制性，但精准性和授权性低。各方要为规则实行和目标实现创造条件，多方参与、增进合作是正途。
（三）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在目标上存在差异
2021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含义》，报告虽不得不承认“一带一路”对全球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好处，但通篇都是对抗性思维。一直以来，美国从所谓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和争夺全球影响力出发，单纯地将“一带一路”作为大国竞争的工具，不断试图搞所谓战略对冲，不时抛出各种说法来污名和抹黑“一带一路”。欧洲一些国家尽管与美国有所不同，愿意并希望在“一带一路”领域同中国开展合作，但也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全球影响力角度来看待，近几年在美方不断挑唆和诱逼下，对“一带一路”立场也有负面转向。
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领域，中国与有关发达国家合作主要是开展“第三方合作”。尽管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原则、方式、目的进行了清晰阐释和说明，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全球影响力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一带一路”，短时间难以改变。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总有质疑甚至是批评的声音，有些批评是善意的;但通过污名和蓄意抹黑，利用自身強势话语权误导国际舆论，则需要予以坚决回击。
（四）东道国政府和“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公众之间的目标差异
“一带一路”个别项目出现了东道国政府积极推动，但受到本国和项目所在地公众巨大阻力的情况，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有东道国国内特殊政治制度原因（如政党轮替），也有的是东道国政府对公众的宣介阐释工作欠缺，还有项目设计建设中对所涉及到的个别群体切身利益关注不够的问题。
综上分析，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考虑和着手解决当下复杂的主体目标及利益结构。当前要着力解决三重困境，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水准仍偏低的困境，发展中国家追求自身发展以及其工业化、城市化面临的困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上的援助不落实的困境。推进全球绿色发展，有必要依托和落实在与各国联系最多、最切实、最广泛的实体性机制上面，“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众多，关涉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需求，所力推的重大国家项目是当前推进全球绿色发展和低碳减排不可多得的切入点。
只有在全球发展层面，尽早打通早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集团化”对立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共同发展的格局。下一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着力推动三个“衔接”。即：一是从全球共同利益出发，发达国家应积极参与到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上提供帮助，使其与所在国绿色“一带一路”目标相衔接。二是在项目合作和建设中，帮助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国与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衔接。三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
四、全球低碳转型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
正如前文所述，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赋予绿色“一带一路”新要求和新内涵。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既要以不伤害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为前提，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又要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倒逼形势下，切实推进和落实各方减排责任。为此，需要处理好多重利益的协调、平衡，进行全球层面系统化设计。当前形势发展创造了形成系统化机制设计的条件。
（一）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了宝贵的绿色转型时间窗口
新冠肺炎疫情对绿色发展是“双刃剑”：一方面为全球适时调整发展路径创造了机会窗口;同时由于各国应对疫情的需要，也会带来在绿色低碳发展上的投入减少。从目前看，由于缺乏系统的机制化跟进，这一于绿色发展有利的时间窗口可能稍纵即逝。根据牛津大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有关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纾困、经济复苏投入分析，全球50个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经济复苏支出14.6万亿美元，其中只有3680亿美元符合“绿色”标准，仅约占18%的支出属于绿色项目。
UNEP.Are We Building Back Better？Evidence from 2020 and Pathways for Inclusive Green Recovery Spending.https：//www.unep.org/resources/publication/are-we-building-back-better-evidence-2020-and-pathways-inclusive-green.2021-3-10.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能源需求下降，全球CO2排放估计减少了4%～7%。即使在疫情这样极端条件下，也没有达到温升2℃下年均减排不低于7%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2021年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紧急情况下成败攸关的一年，呼吁应对气候变化减排长期承诺必须与立即行动相辅相成，启动人类和地球迫切需要的“十年转型期”。2021年将举办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和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各方应该把握当前难得的良好势头和机遇，对全球层面的系统性设计进行讨论和推动。 （二）全球能源变革为低碳转型创造了条件
长期以来，原油一直作为塑造全球大国关系、地缘格局以及金融体系的主导性要素。传统能源富集于特定地域（如波斯湾地区），决定了其勘探、开采、生产、运输、加工制造及销售都与特定的地域分不开，围绕其投资与开发涉及的所有权、通道运输安全及定价权之争形成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随着人类未来对化石能源依赖度下降，传统上基于大国石油获取和保供的地缘政治竞争，将向以清洁能源生产、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的治理结构转变。清洁能源不同于以石油、天然气、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具有明显的去地缘化特征。清洁能源具有更强的技术依赖性，风机、太阳能光板及储能入网需要强大的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支撑。
从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化石能源为主向更多依赖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是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性转变，需要全球大国间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深度合作。未来全球能源系统向低碳化、电气化、数字化、分布式转型是总体趋势，能源生产和需求更少受地理局限，而更多地是一个技术创新应用和政策选择过程。清洁能源系统更多地依赖开采流量而不是开采存量，清洁能源系统在地理上分布更均匀。这客观上将降低了控制新能源的地缘政治动机，为大国增加合作创造了新空间和可能性。
（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过程中没有理由缺席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关注排放大国减排的同时，同样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问题。推进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目标，推进发展中国家尽快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势在必行。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能源低碳转型关键不在于消费端，而在于生产端。从生产端来说，不仅在于现有的能源生产方式，更在于未来需求不断扩大后的能源生产方式，最终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足量、清洁、稳定、高效的能源供给。
2014年全球煤炭产量和投资加速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持续上升。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装机容量的34.7%，在全球净发电增量中所占的比例为72%，其中90%来自太阳能和风能。
田慧芳：《國际碳中和的进展、趋势及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第23期，第72～75页。从目前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来说，燃煤电厂退出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合作所带来的清洁能源对煤等化石能源的替代进程。
曹翔
曹翔、滕聪波、张继军：《“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第12期，第116～125页。等人以“一带一路”为准自然实验，以2013年作为事件冲击的时间节点，基于2015—2017年数据对“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沿线55个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相较于基础环境质量较高的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对基础环境质量较低的沿线国家环境改善效应更大。这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撑作用。此研究对有关环境改善的机制分析还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但目前看能源结构效应（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产业结构效应（第二产业改造，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工业绿色化）和规模效应（通过影响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规模、提高集约程度，降低对环境质量的损害）对沿线国家环境改善不明显。由于沿线国家自身经济体量和规模不同，“一带一路”现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影响程度仍很有限，但是未来这些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也为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减排事业创造了空间。
2019年清华大学发布的《支持“一带一路”低碳发展的绿色金融路线图》报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增长前景及其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分行业的定量分析。研究显示，基于历史上的投资模式和增长预测，若不改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有的碳排放趋势，即使全球其他国家都实现2℃温升情景所实现的减排，到2050年全球温度仍有可能处于未来上升近3℃的发展路径。
清华大学与Vivid Economics课题组：《支持“一带一路”低碳发展的绿色金融路线图》，《金融论坛》2020年第7期，第3～5页。虽然从消费端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资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从生产端而言，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耗以及碳排放量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从现实性来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端人均消费量缺口与消费端人均排放量过大的矛盾，真正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提供支持。能源生产和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部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先从能源供给端合作入手，其关键在于促使发展中国家避免走老路，直接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
欧美等发达国家有必要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这有利于全球气候利益，也是其履行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重要方式。2015年《巴黎协定》第四条明确提出21世纪下半叶要实现温室气体人为排放和清除之间的平衡。发达国家有必要通过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直接参与到发展中国家涉及碳排放的项目中，借助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实现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解决民生和发展需求，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全人类共同过上“好日子”（最大程度减少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全球低碳转型下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出路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讲过：“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全球应把中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努力、欧盟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雄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展示出的合作精神进一步整合起来，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改变个别国家长期以来的集团化对抗式思维，努力实现各方行动联动、利益相通。美国等发达国家如能抛弃成见，真正“躬身入局”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将会实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密结合。这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创新之举，也符合各方根本利益。 （一）美欧置身事外：中国+“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中意大利已参加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前美国拜登政府大搞“联友抗中”，国际大环境给中欧关系带来很大影响。若美欧不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也会按遵守自身的主张和国际要求，与东道国一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绿色低碳化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民众满意、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截至2019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中国对外承诺的碳减排2020年目标提前完成。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超过9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第二大投资国美国的2倍多。
REN21，Renewables 2020 Global Status Report，https：//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GSR2021_Full_Report.pdf.近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溢出方面的贡献超过任何国家为全球公认。
Barbara A.Finamore.Clean Tech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Oxford Energy Forum，February 2021.
目前中国拥有42.5万辆电动公共汽车，占全球在运电动公共汽车总量的99%。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交通》，2020年4月。中国已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明确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在没有欧美发达国家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中国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3项（SDG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作为“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总遵循。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对合作项目的绿色化建设和管理，对标国际最佳绿色项目实践，实行严格的绿色标准。在尊重项目所在国规则基础上，实行高标准原则，如实施主体为中国企业，项目所在国绿色发展标准低于中国标准的，则选择中国标准。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经验的交流，把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化平台。“一带一路”项目选择上要充分考虑所在国减排目标，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标准同中国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衔接，逐步形成规范化、强制性、透明可操作的制度体系。
（二）美欧躬身入局：中国+美欧+“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一带一路”为开展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和全球气候治理相融合是走出当下困境的一条大道。“一带一路”要形成多重绿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双边、多边、区域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形成包括中国、美国、欧盟等在内的全球性绿色伙伴关系。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各方共同参与协力落实《巴黎协定》的国际合作大平台。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和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曾有过很好的合作。在拜登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合作务实推进，共同推进后京都时代气候谈判，创立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新能源领域合作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合作的亮点。2021年2月，中欧领导人通过视频方式举行首次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欧盟一直以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积极态度，致力于维护和落实《巴黎协定》取得的成果。
发达国家有技术、资金等多方面优势，也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减緩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义务。目前美国、欧盟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存储、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建设、碳的利用和存储等领域已获专利占主导地位。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已形成非常好的基础，中国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这里的根本障碍是理性缺乏和意愿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欧美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相关东道国如能形成共同参与的绿色发展格局，于各方都有好处，这不仅不会减损，相反会增加美国的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这有利于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推动形成全球最高层级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这也应该是通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条大道。
（三）平行竞争：中国与美欧形成各自体系
世界各国对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普遍表示赞同，美国也初步转变了特朗普时期气候变化领域不负责任的国际形象。目前美国还是把重返《巴黎协定》作为争夺气候变化领域领导权的手段，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总体仍沿袭特朗普的路线，美国缺乏把参加绿色“一带一路”作为选项的可能性。
美国可能与欧洲一些国家一起寻找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在全球绿色发展领域与一些地区和国家展开同“一带一路”的竞争与对冲。
据彭博社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将推出针对“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清洁绿色计划”，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战略框架。对此有待继续观察。鉴于全球巨大的转型压力和资金需求，美欧方案如能够在经验、技术、资金等方面切实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所乐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绿色“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积极成果。美欧的方案未来效果如何有待观察，当然不排除未来探索绿色“一带一路”与美欧的全球绿色发展计划合作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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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翔、滕聪波、张继军：《“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12期。
5.清华大学与Vivid Economics课题组：《支持“一带一路”低碳发展的绿色金融路线图》，《金融论坛》2020年第7期。
6.Barbara A.Finamore.Clean Tech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Oxford Energy Forum，February 2021.
7.Daniel Bodansky，Lavanya Rajamani.The 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Architecturs of the Climate Regime.In Detlef Sprinz and Urs Luterbach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Climate Change：New Perspectives.MIT Press，2016.
8.Jacob J.Lew，Gary Roughead.China’s Belt and Road：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79，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21-03.
责任编辑：谷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