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池田大作：没有一个人能自己一个人活。同时可以说，被人际关系烦恼、左右是人生之常。有明确的目的地活，认真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幸福的条件。
王蒙先生在《我的人生哲学》中写道：“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人与人的关系。”
确实，与所谓个人主义不同，自古中国有很多在人与人的互相关联中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道德规范。
王蒙：我从经验学来的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勤勉的人，靠自己的努力，事事要求自己做到最好，而不是老盯着旁人。这样，用不着费心思去搞好人际关系，自然就会有较好的人际关系。
池田大作：就是说，自己努力活得好，就能建构互相向上的关系性，对吧？正因为是越过了人生的逆境，留下了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王蒙先生说的，我觉得格外有分量。
这里，我想谈谈王蒙先生的名作《蝴蝶》，在思考人际关系上富有启迪。
《蝴蝶》的主人公是北京市领导张思远吧。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地位，被强制到山村生活。
当初主人公害怕下台，他的想法是“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重要”。
失去了领导职务时，主人公才发觉，大家的尊敬不是对于张思远这个人，失去了位置就失去全部人际关系。
后来主人公在山村作为赤条条的“白丁”，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为人们作贡献。人们深深信任作为人的主人公，因为他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不，即使没有地位、财产等，在拚命活着的平民百姓当中，就能建构心心相连的“人的纽带”。
主人公终于重新回到首都的行政要职后，再次来到山村，向在那里为农民治病的女医生秋文求婚，希望她和自己一起来，支持他。
秋文回答：“官儿大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
“您连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您可以离开北京，离开您的官职，到我身边来，做我的参谋，我的后台，我的友人。”
一位自立的女性形象在闪光。而且教给主人公一个巨大的转变：克服自己身上盘踞的“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站到对方的角度思考。
王蒙先生在《我的人生哲学》里也洞察“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助人者人恒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
人际关系由互相的关系性建立，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一条路跑下去就行了。必须看到这个严峻的现实。
重视对方的尊严就会使自己的尊严闪光。严于律己，包容他人，做出奉献，将丰富自己的人生。
我心里铭刻托尔斯泰的话，意味深长：“出生于世时你哭了，但周围的人都很高兴。告别人世时大家哭，只有你露出微笑。”
对他人做出烙印在他心中难忘的贡献的人生，最后会被人惋惜，感谢。这里有生前人际关系的集大成。
王蒙：人际关系有多种方式。密友、盟友、结拜兄弟，如三国时期的刘、关、张。但我不觉得（那样的关系）有多么好。
而且我想到了先人的说法，君子“卓尔不群”，“朋而不党”。
伯牙摔琴谢知音（见《列子》）也稍稍矫情了一些。一个琴师的琴，普天之下只有一个知音，与其说是人际关系问题不如说是音乐创作问题。当然，如果只看作不无夸张的文学传奇，这个故事还是催人泪下的。
相反，我觉得人际关系需要提倡的是正常的交流。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诤友，是和而不同，是互相保持独立，同时正常地互助、交流。
当然，人际关系中最恶劣的是互相利用，互相抬举吹捧，或者互相猜忌，互相陷害。
这里需要孔子提倡的君子之道：“周而不比”，“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君子靠的是自己的品德与风度，自己的温良恭俭让，自己的学问与智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最要命、最不堪的是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虽然不学无术，但是偏偏会投靠某个有一定专长的人，制造矛盾，挑拨是非，充当打手，然后也捞上点残羹剩饭。
“君子”宁可自己吃点亏，绝对不卷入宗派斗争中去。
池田大作：利己的算计或攸关得失的人际关系以及只是被社会立场或义务所规定的人际关系不会长久，不可靠。出于彼此真心流露的人际关系才纯粹，随着时间越来越牢固。
法国思想家卢梭抵抗社会秩序把同样的人分等级加以歧视的现状，诉求永远自然表露的共鸣、友情、诚实、人类之爱。
还记得和恩师户田先生谈论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啊，要有人性。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义务。对于所有阶级的人，对于所有年龄的人，对于和人并非无关的万物，都要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你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智慧吗？”
时代、社会不同，但对于现代人也很有启示。现代的人生活也离不开什么社会、组织。或许“人啊，要有人性”这句话反倒是如今人們才应该留意。
“共鸣”“友情”“感谢”“诚实”把平常的人际关系加深为更像人的信赖纽带。有良友是其人心丰富的证明，是幸福的支柱。
在王蒙先生的《蝴蝶》中，主人公疼爱年幼的儿子，读来真让人欣慰。
但随着那个孩子成长，表现出对父亲的强烈反抗。
父辈是社会建设的先导者，下一代是继承者，反抗这种定规，自己就是自己，也要成为先导者，构筑新的社会。
这也是世代之间的继承与各自世代的独自性问题。
王蒙：我有三个孩子。我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同时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把我的一切看法告诉他们，都只是供他们参考，他们理应对自己负责。
一代有一代的环境和思路，想（让另一代）复制自己那一代，必然以失败告终。同时，世代之间又具有继承与同一性。
但是，我也不喜欢过分地强调代际差别，把人分成“70后”“80后”“90后”等等。真理是不会过时的，艺术是不会过时的，佛法是不会过时的，《诗经》上的诗歌到现在仍然生动。时间永远是最可靠的审判员，一种拙劣，一种愚蠢，一种狂热歇斯底里，可以闹腾十年，但是存活不到十一年，可以闹腾二十年，但是存活不到二十一年。越浅薄，才越是没有超越代际因素的自信与判断力。 中国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经常处于剧烈动荡与迅速变化之中，代代的变迁也相当显著。当今我们指望社会安定地发展变化，世代之间的距离变小。世间诸事最终是与时俱进，这也是历久不变的一面。
池田大作：完全明白您说的意思。
文化有随时间被改革而发展的创造性，因为文化的生命也在向活在今天的人和社会扩大共鸣之中。另一方面，文化具有应该被继承的核心，不因时而变。
我联想到周恩来总理说的：“新旧共存，新脱胎于旧。”这是他在历史性美中和解的准备谈判中对我也熟识的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的话。当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建交震惊世界。
基辛格博士和我对谈也涉及美中谈判。
博士谈到对周总理的印象：“谈哲学，回想过去，或者做历史分析也好，完全没有不拿手的。”“简直像此外就没有合理的方法一样，涉及美中新关系的真髓。”
看看今天中国的大发展，我也再次感到美中和解这件事是大大改变时代、使之前进的伟业。
总之，不是对传统文化加以破坏，而是要继承，要发展、改革。
传统文化与新的文化的不同可能很多时候被比喻为最亲近的父与子的对立关系。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也描写了这种世代之间的纠葛。
孩子绝不是父母的所有物。如王蒙先生所言，把孩子作为一个人格来尊重，帮助他成长，这样做很重要。我接触来自未来的使者——男女少年时也这么注意。
说一点我父亲的事。他长年在东京湾以养殖、制造紫菜为业，左邻右舍说他“老顽固”。父亲人品很好，老实厚道，所以顽固。
我少年时代在家附近捕蜻蜓，曾掉进旁边的池塘里，拚命挣扎，父亲听见伙伴呼救跑过来，用粗壮的手臂像起重机一样一下子把我捞起来。父亲的有力，而且慈爱，我至今不忘。
遭到猛烈的台风袭击，家里的窗玻璃破碎时，父亲喊“不用担心！”“别怕！”那毅然的声音和保护家庭的姿态，我记忆犹新。
王蒙池田大作
和平友好的新果实无论社会地位怎样，无论想法有何不同，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那里必然有作为父子、作为人互相沟通的东西。
一家和睦是幸福的基础。形态因时代或国家而有所不同，这是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
王蒙：新旧共存是世界的常态，历史的常态。同时新与旧并不是价值所在。例如我们绝对无法说出今天的诗人哪个比李白与杜甫写得更好。北京修起了许多大楼，这是好事，如今的北京人口比起七十年前，增加了十余倍，用传统的四合院来容纳两千多万人口，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也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思成、侯仁之教授为保护北京历史古城面貌所做出的感天动地的努力，不能不为例如北京城墙的被毁而感到遗憾。同时，我们又会感到庆幸，即使在“文革”的非正常思维非理性主导年代，仍然有务实的战略，有合情合理的调整，有惊人的改弦更张的魄力，例如与美国的建交，同时重视与日本的关系的正面发展前途。
池田大作：王蒙先生指出：“中华文化极其重视‘和’的思想，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有重大意义。”而且列举了《国语》的“慈和”、“和协辑睦”以及《礼记》的“致中和”等古代关于“和”的很多智慧。
在工作方面，现代也是进一步分工、个人完成一切不如由团队留下创造性业绩的时代。
现代又是严酷的竞争社会。怎样使人们和谐，建构共生的社会，已成为一大课题。
王蒙：竞争挑战人，激励人，激励进步与精益求精。和谐则通过妥协与谦让来维护各自的尊严与利益。二者都不可少，不能只保留一个方面。相反相成，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这是长久以来的人类经验与中國经验。
今天多强调一下和谐，这也很好理解吧。科技的发展使世界变小，竞争加剧，如果再不说说和谐，人类也有可能毁灭在一味的竞争里。
池田大作：全球化社会，竞争也扩展到全球。但是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中，竞争的胜利建筑在他人的牺牲或自然的破坏之上，那反而很可能是人类社会走向失败。
互相关联性在现代格外扩大。放长眼光来看，不可能有唯独自己或本国的幸福或发展，也不会有唯独他人或别国的不幸或衰亡。
正因为如此，不要忘记自律与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注意共存共荣，结果也带来自身的长久繁荣。
把古代《礼记》中的“大同世界”作为理想的近代中国之父孙中山说过：“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由此也能看出今天所指向的“共赢社会”的必然性。中国近年强调“和谐社会”，从身边的家庭、社区扩大到社会，为“相互扶助”，您认为哪一点重要呢？
王蒙：中国近百余年来，内外矛盾纠结十分严重，不但缺少“和”，也缺少起码的正常生活、太平与秩序。近十余年，社会上奏响了“和”的赞美诗，这是一个大事情。
在激烈的阶级、民族斗争中，人们往往只认两分法。黑与白，敌与友，善与恶，强与弱，只有这两种选择。“和”不成立。
与此相对，“和”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的多种中间状态，同意不同的东西互相转化，相信仇敌变为朋友，黑夜也有曙光出现的可能性。考虑善也有不足之处，恶也可能未完全泯灭良心。考虑强者越强越应该有所约束自己，好自为之；弱者越弱越要维护好自己的尊严。
“和”离不开妥协。没有起码的妥协，即使相爱的恋人们也未必能好好地相处几小时。恋人、朋友、夫妻，你想吃这道菜，对方想吃那道菜；你想去钓鱼，对方想去购物，这种时候不能毫不妥协吧。
“和”是文明，也是普世价值。今天提出“和”，这是大好事。
也许更重要的，和谐是跟自己妥协，与自身和谐，是内心的和谐。“和”是一种药。当你不能一帆风顺的时候，当你得不到你以为你应该获得的一切时，你只好跟自己和解。 池田大作：竞争有促进创造的一面，人本来不就是寻求和谐的存在吗？
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的翁格尔院长洞察：“人与精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三角形和谐，人的存在才安定。
人也好，自然也好，万物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形成现象世界。
知道社会、自然、宇宙和自身的关系，而且深深自觉生命的尊严性，发现无法替代的自身的存在意识，即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而生，这里就有宗教性。
翁格尔院长强调：“宗教带来的‘自我价值再确认’将成为今后千年共生的基础。”进而对旨在实现“心的和平”、“社会、人类的和平”、“自然、生态系统的和平”的佛教思想共鸣。
王蒙先生说，2008年发生“四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之际，大大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力量。
这种力量第一是“抗逆能力与抗逆风格”，第二是“凝聚力”，第三是“仁爱之心”。
日本2011年也发生“东日本大震灾”，遭受莫大损失。今年（2016）4月又发生“熊本地震”。很多我认识的友人遭灾，他们挺身而起，“绝不损坏心财”，“决不屈服”，拚命为社区的复兴尽力，互相鼓励着前进。
中国等世界各国给予种种鼓励、支援，使我们获得巨大力量。
不消说，衣食住、工作的安定、环境的整备很重要，但遭遇灾害的苦难时，重要的是心的纽带，心的复兴。
王蒙：中国这个国家很大，很古老，一直是多灾多难。旱涝、地震、战祸、瘟疫、暴政、侵略、邪教、社会混乱……什么坏事都经历了。
同时，自古以来就有抗逆与耐逆的教导。“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的这一段话至今教育着鼓励着我们。
我相信日本人民也有许多类似的坚毅、互助的美德。对于日本人遇到地震、海啸等灾难时表现的美德，我十分敬佩。
正是在灾难中我们能看清命运的共同性。世上有各种争拗，但我们更有共同的命运。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狼与狼的关系，应该是友善的共享与互助的关系。
池田大作：对于灾害，个人或家属的“自助”、社区的“共助”、政府的“公助”很好地结合很重要。现在尤其强调“共助”的作用。
近年在研究如何防止受灾的扩大，怎么推进复兴，如何提高社会恢复力。
巨大灾害时，本人也受伤，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被置于极限状态。这时鼓励人们，帮助人们，推进此后长期的重建，这多么不得了啊。
平时在社区中彼此很了解，经常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紧要关头才能大家携手发挥力量吧。
我也认为，这种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人们的心心相连，宗教应负担更重的使命。
在日本东北部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团体承担了“共助”的任务。到今年（2016年）“东日本大震灾”已过五年，但灾后重建仍在中途，尤其不可缺少的是为心的复兴的鼓励。有这样的呼声：物的复兴只要花时间就可以，而心的复兴指望创价学会。
一位因海啸失去家的妇女记住日莲大圣人说的“为人点火，明在我前”这句话，一直在进行鼓励行动：必将和社区的人们一起迎来希望的春天。我们决心进一步支援！
人们常指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努力加深人的精神性，加强心的纽带尤为重要。
王蒙：人关心自身的物质需要，饿了要吃食物，冷了要加衣裳。同时，人们也关心自身的精神要求。
我们想知道许多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希望自己的感情更丰富，更纯净。通过阅读来补充自己的见识，希望看到更美好的世界，看到世界的更美好的一面。渴望自己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好些。希望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主心骨。希望发展自己的智力与其他精神能力，能明辨真伪与是非，愉悦自己与他人，预见并防止风险。希望自己和他人能取得平衡而安心。
最好我们能体验到满足精神需要的幸福，能体验到寻求精神高峰的激动，能体验到发育精神能力的满足，能体验精神生活的阔大与丰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池田大作：王蒙先生在这里谈的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和从中培养的宝贵的智慧话语令我感动。
这次对谈暂告结束，能够以“赠给未来的人生哲学”为题，围绕文学与人，和王蒙先生一同从各种视点交谈，深为感谢。其中触及中国文化的真髓，使我得以学习，将成为我的宝贵历史。
在世界历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的日本和中国长久友好的基底，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通过面向未来的文学与艺术进行对话与交流越来越重要。
我坚信，精通中国文学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也会为我和王蒙先生的对谈无比欣慰。
总之，这个对谈如能在今后日本和中国的青年们、世界的青年们缔结新友谊、度过胜利与幸福的人生上成为希望的路标，精神的食粮，则不胜欣幸。衷心祝愿王蒙先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文学，健康长寿。
王蒙：1987年，二十八年前，我与池田名誉会长在东京首次见面，进行了印象深刻的交谈，并荣幸地获得了“SGI和平与文化奖”。
二十八年后，在香港《明报月刊》与香港SGI（创价学会）机构的推动与协助下，我荣幸地开始了与池田名誉会长的对谈《赠给未来的人生哲学——凝视文学与人》。
池田先生的博学、清明、正道、坚守与亲和使我深受教益。池田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知之深、爱之切、述之详也使我受到感动。我赞美在一个充满利益竞争的时代的对于精神价值的提倡与努力。我们谈了文化、文学、青年、老年、宗教、生死、竞争、传统、新知、励志、仁政、尚文诸方面的问题，比起谈话以前，我的思路也有发展与长进，我的自信与使命意识也有加强。感谢池田先生，感谢创价学会与其香港分支机构，感谢香港《明报月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希望我们的谈话能播下善良与信念的种子，有益于读者，有益于世道，有益于人。
王蒙先生在《我的人生哲学》中写道：“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人与人的关系。”
确实，与所谓个人主义不同，自古中国有很多在人与人的互相关联中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道德规范。
王蒙：我从经验学来的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勤勉的人，靠自己的努力，事事要求自己做到最好，而不是老盯着旁人。这样，用不着费心思去搞好人际关系，自然就会有较好的人际关系。
池田大作：就是说，自己努力活得好，就能建构互相向上的关系性，对吧？正因为是越过了人生的逆境，留下了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王蒙先生说的，我觉得格外有分量。
这里，我想谈谈王蒙先生的名作《蝴蝶》，在思考人际关系上富有启迪。
《蝴蝶》的主人公是北京市领导张思远吧。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地位，被强制到山村生活。
当初主人公害怕下台，他的想法是“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重要”。
失去了领导职务时，主人公才发觉，大家的尊敬不是对于张思远这个人，失去了位置就失去全部人际关系。
后来主人公在山村作为赤条条的“白丁”，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为人们作贡献。人们深深信任作为人的主人公，因为他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不，即使没有地位、财产等，在拚命活着的平民百姓当中，就能建构心心相连的“人的纽带”。
主人公终于重新回到首都的行政要职后，再次来到山村，向在那里为农民治病的女医生秋文求婚，希望她和自己一起来，支持他。
秋文回答：“官儿大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
“您连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您可以离开北京，离开您的官职，到我身边来，做我的参谋，我的后台，我的友人。”
一位自立的女性形象在闪光。而且教给主人公一个巨大的转变：克服自己身上盘踞的“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站到对方的角度思考。
王蒙先生在《我的人生哲学》里也洞察“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助人者人恒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
人际关系由互相的关系性建立，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一条路跑下去就行了。必须看到这个严峻的现实。
重视对方的尊严就会使自己的尊严闪光。严于律己，包容他人，做出奉献，将丰富自己的人生。
我心里铭刻托尔斯泰的话，意味深长：“出生于世时你哭了，但周围的人都很高兴。告别人世时大家哭，只有你露出微笑。”
对他人做出烙印在他心中难忘的贡献的人生，最后会被人惋惜，感谢。这里有生前人际关系的集大成。
王蒙：人际关系有多种方式。密友、盟友、结拜兄弟，如三国时期的刘、关、张。但我不觉得（那样的关系）有多么好。
而且我想到了先人的说法，君子“卓尔不群”，“朋而不党”。
伯牙摔琴谢知音（见《列子》）也稍稍矫情了一些。一个琴师的琴，普天之下只有一个知音，与其说是人际关系问题不如说是音乐创作问题。当然，如果只看作不无夸张的文学传奇，这个故事还是催人泪下的。
相反，我觉得人际关系需要提倡的是正常的交流。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诤友，是和而不同，是互相保持独立，同时正常地互助、交流。
当然，人际关系中最恶劣的是互相利用，互相抬举吹捧，或者互相猜忌，互相陷害。
这里需要孔子提倡的君子之道：“周而不比”，“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君子靠的是自己的品德与风度，自己的温良恭俭让，自己的学问与智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最要命、最不堪的是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虽然不学无术，但是偏偏会投靠某个有一定专长的人，制造矛盾，挑拨是非，充当打手，然后也捞上点残羹剩饭。
“君子”宁可自己吃点亏，绝对不卷入宗派斗争中去。
池田大作：利己的算计或攸关得失的人际关系以及只是被社会立场或义务所规定的人际关系不会长久，不可靠。出于彼此真心流露的人际关系才纯粹，随着时间越来越牢固。
法国思想家卢梭抵抗社会秩序把同样的人分等级加以歧视的现状，诉求永远自然表露的共鸣、友情、诚实、人类之爱。
还记得和恩师户田先生谈论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啊，要有人性。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义务。对于所有阶级的人，对于所有年龄的人，对于和人并非无关的万物，都要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你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智慧吗？”
时代、社会不同，但对于现代人也很有启示。现代的人生活也离不开什么社会、组织。或许“人啊，要有人性”这句话反倒是如今人們才应该留意。
“共鸣”“友情”“感谢”“诚实”把平常的人际关系加深为更像人的信赖纽带。有良友是其人心丰富的证明，是幸福的支柱。
在王蒙先生的《蝴蝶》中，主人公疼爱年幼的儿子，读来真让人欣慰。
但随着那个孩子成长，表现出对父亲的强烈反抗。
父辈是社会建设的先导者，下一代是继承者，反抗这种定规，自己就是自己，也要成为先导者，构筑新的社会。
这也是世代之间的继承与各自世代的独自性问题。
王蒙：我有三个孩子。我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同时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把我的一切看法告诉他们，都只是供他们参考，他们理应对自己负责。
一代有一代的环境和思路，想（让另一代）复制自己那一代，必然以失败告终。同时，世代之间又具有继承与同一性。
但是，我也不喜欢过分地强调代际差别，把人分成“70后”“80后”“90后”等等。真理是不会过时的，艺术是不会过时的，佛法是不会过时的，《诗经》上的诗歌到现在仍然生动。时间永远是最可靠的审判员，一种拙劣，一种愚蠢，一种狂热歇斯底里，可以闹腾十年，但是存活不到十一年，可以闹腾二十年，但是存活不到二十一年。越浅薄，才越是没有超越代际因素的自信与判断力。 中国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经常处于剧烈动荡与迅速变化之中，代代的变迁也相当显著。当今我们指望社会安定地发展变化，世代之间的距离变小。世间诸事最终是与时俱进，这也是历久不变的一面。
池田大作：完全明白您说的意思。
文化有随时间被改革而发展的创造性，因为文化的生命也在向活在今天的人和社会扩大共鸣之中。另一方面，文化具有应该被继承的核心，不因时而变。
我联想到周恩来总理说的：“新旧共存，新脱胎于旧。”这是他在历史性美中和解的准备谈判中对我也熟识的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的话。当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建交震惊世界。
基辛格博士和我对谈也涉及美中谈判。
博士谈到对周总理的印象：“谈哲学，回想过去，或者做历史分析也好，完全没有不拿手的。”“简直像此外就没有合理的方法一样，涉及美中新关系的真髓。”
看看今天中国的大发展，我也再次感到美中和解这件事是大大改变时代、使之前进的伟业。
总之，不是对传统文化加以破坏，而是要继承，要发展、改革。
传统文化与新的文化的不同可能很多时候被比喻为最亲近的父与子的对立关系。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也描写了这种世代之间的纠葛。
孩子绝不是父母的所有物。如王蒙先生所言，把孩子作为一个人格来尊重，帮助他成长，这样做很重要。我接触来自未来的使者——男女少年时也这么注意。
说一点我父亲的事。他长年在东京湾以养殖、制造紫菜为业，左邻右舍说他“老顽固”。父亲人品很好，老实厚道，所以顽固。
我少年时代在家附近捕蜻蜓，曾掉进旁边的池塘里，拚命挣扎，父亲听见伙伴呼救跑过来，用粗壮的手臂像起重机一样一下子把我捞起来。父亲的有力，而且慈爱，我至今不忘。
遭到猛烈的台风袭击，家里的窗玻璃破碎时，父亲喊“不用担心！”“别怕！”那毅然的声音和保护家庭的姿态，我记忆犹新。
王蒙池田大作
和平友好的新果实无论社会地位怎样，无论想法有何不同，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那里必然有作为父子、作为人互相沟通的东西。
一家和睦是幸福的基础。形态因时代或国家而有所不同，这是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
王蒙：新旧共存是世界的常态，历史的常态。同时新与旧并不是价值所在。例如我们绝对无法说出今天的诗人哪个比李白与杜甫写得更好。北京修起了许多大楼，这是好事，如今的北京人口比起七十年前，增加了十余倍，用传统的四合院来容纳两千多万人口，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也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思成、侯仁之教授为保护北京历史古城面貌所做出的感天动地的努力，不能不为例如北京城墙的被毁而感到遗憾。同时，我们又会感到庆幸，即使在“文革”的非正常思维非理性主导年代，仍然有务实的战略，有合情合理的调整，有惊人的改弦更张的魄力，例如与美国的建交，同时重视与日本的关系的正面发展前途。
池田大作：王蒙先生指出：“中华文化极其重视‘和’的思想，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有重大意义。”而且列举了《国语》的“慈和”、“和协辑睦”以及《礼记》的“致中和”等古代关于“和”的很多智慧。
在工作方面，现代也是进一步分工、个人完成一切不如由团队留下创造性业绩的时代。
现代又是严酷的竞争社会。怎样使人们和谐，建构共生的社会，已成为一大课题。
王蒙：竞争挑战人，激励人，激励进步与精益求精。和谐则通过妥协与谦让来维护各自的尊严与利益。二者都不可少，不能只保留一个方面。相反相成，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这是长久以来的人类经验与中國经验。
今天多强调一下和谐，这也很好理解吧。科技的发展使世界变小，竞争加剧，如果再不说说和谐，人类也有可能毁灭在一味的竞争里。
池田大作：全球化社会，竞争也扩展到全球。但是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中，竞争的胜利建筑在他人的牺牲或自然的破坏之上，那反而很可能是人类社会走向失败。
互相关联性在现代格外扩大。放长眼光来看，不可能有唯独自己或本国的幸福或发展，也不会有唯独他人或别国的不幸或衰亡。
正因为如此，不要忘记自律与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注意共存共荣，结果也带来自身的长久繁荣。
把古代《礼记》中的“大同世界”作为理想的近代中国之父孙中山说过：“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由此也能看出今天所指向的“共赢社会”的必然性。中国近年强调“和谐社会”，从身边的家庭、社区扩大到社会，为“相互扶助”，您认为哪一点重要呢？
王蒙：中国近百余年来，内外矛盾纠结十分严重，不但缺少“和”，也缺少起码的正常生活、太平与秩序。近十余年，社会上奏响了“和”的赞美诗，这是一个大事情。
在激烈的阶级、民族斗争中，人们往往只认两分法。黑与白，敌与友，善与恶，强与弱，只有这两种选择。“和”不成立。
与此相对，“和”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的多种中间状态，同意不同的东西互相转化，相信仇敌变为朋友，黑夜也有曙光出现的可能性。考虑善也有不足之处，恶也可能未完全泯灭良心。考虑强者越强越应该有所约束自己，好自为之；弱者越弱越要维护好自己的尊严。
“和”离不开妥协。没有起码的妥协，即使相爱的恋人们也未必能好好地相处几小时。恋人、朋友、夫妻，你想吃这道菜，对方想吃那道菜；你想去钓鱼，对方想去购物，这种时候不能毫不妥协吧。
“和”是文明，也是普世价值。今天提出“和”，这是大好事。
也许更重要的，和谐是跟自己妥协，与自身和谐，是内心的和谐。“和”是一种药。当你不能一帆风顺的时候，当你得不到你以为你应该获得的一切时，你只好跟自己和解。 池田大作：竞争有促进创造的一面，人本来不就是寻求和谐的存在吗？
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的翁格尔院长洞察：“人与精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三角形和谐，人的存在才安定。
人也好，自然也好，万物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形成现象世界。
知道社会、自然、宇宙和自身的关系，而且深深自觉生命的尊严性，发现无法替代的自身的存在意识，即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而生，这里就有宗教性。
翁格尔院长强调：“宗教带来的‘自我价值再确认’将成为今后千年共生的基础。”进而对旨在实现“心的和平”、“社会、人类的和平”、“自然、生态系统的和平”的佛教思想共鸣。
王蒙先生说，2008年发生“四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之际，大大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力量。
这种力量第一是“抗逆能力与抗逆风格”，第二是“凝聚力”，第三是“仁爱之心”。
日本2011年也发生“东日本大震灾”，遭受莫大损失。今年（2016）4月又发生“熊本地震”。很多我认识的友人遭灾，他们挺身而起，“绝不损坏心财”，“决不屈服”，拚命为社区的复兴尽力，互相鼓励着前进。
中国等世界各国给予种种鼓励、支援，使我们获得巨大力量。
不消说，衣食住、工作的安定、环境的整备很重要，但遭遇灾害的苦难时，重要的是心的纽带，心的复兴。
王蒙：中国这个国家很大，很古老，一直是多灾多难。旱涝、地震、战祸、瘟疫、暴政、侵略、邪教、社会混乱……什么坏事都经历了。
同时，自古以来就有抗逆与耐逆的教导。“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的这一段话至今教育着鼓励着我们。
我相信日本人民也有许多类似的坚毅、互助的美德。对于日本人遇到地震、海啸等灾难时表现的美德，我十分敬佩。
正是在灾难中我们能看清命运的共同性。世上有各种争拗，但我们更有共同的命运。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狼与狼的关系，应该是友善的共享与互助的关系。
池田大作：对于灾害，个人或家属的“自助”、社区的“共助”、政府的“公助”很好地结合很重要。现在尤其强调“共助”的作用。
近年在研究如何防止受灾的扩大，怎么推进复兴，如何提高社会恢复力。
巨大灾害时，本人也受伤，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被置于极限状态。这时鼓励人们，帮助人们，推进此后长期的重建，这多么不得了啊。
平时在社区中彼此很了解，经常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紧要关头才能大家携手发挥力量吧。
我也认为，这种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人们的心心相连，宗教应负担更重的使命。
在日本东北部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团体承担了“共助”的任务。到今年（2016年）“东日本大震灾”已过五年，但灾后重建仍在中途，尤其不可缺少的是为心的复兴的鼓励。有这样的呼声：物的复兴只要花时间就可以，而心的复兴指望创价学会。
一位因海啸失去家的妇女记住日莲大圣人说的“为人点火，明在我前”这句话，一直在进行鼓励行动：必将和社区的人们一起迎来希望的春天。我们决心进一步支援！
人们常指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努力加深人的精神性，加强心的纽带尤为重要。
王蒙：人关心自身的物质需要，饿了要吃食物，冷了要加衣裳。同时，人们也关心自身的精神要求。
我们想知道许多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希望自己的感情更丰富，更纯净。通过阅读来补充自己的见识，希望看到更美好的世界，看到世界的更美好的一面。渴望自己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好些。希望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主心骨。希望发展自己的智力与其他精神能力，能明辨真伪与是非，愉悦自己与他人，预见并防止风险。希望自己和他人能取得平衡而安心。
最好我们能体验到满足精神需要的幸福，能体验到寻求精神高峰的激动，能体验到发育精神能力的满足，能体验精神生活的阔大与丰富。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池田大作：王蒙先生在这里谈的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和从中培养的宝贵的智慧话语令我感动。
这次对谈暂告结束，能够以“赠给未来的人生哲学”为题，围绕文学与人，和王蒙先生一同从各种视点交谈，深为感谢。其中触及中国文化的真髓，使我得以学习，将成为我的宝贵历史。
在世界历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的日本和中国长久友好的基底，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通过面向未来的文学与艺术进行对话与交流越来越重要。
我坚信，精通中国文学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也会为我和王蒙先生的对谈无比欣慰。
总之，这个对谈如能在今后日本和中国的青年们、世界的青年们缔结新友谊、度过胜利与幸福的人生上成为希望的路标，精神的食粮，则不胜欣幸。衷心祝愿王蒙先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文学，健康长寿。
王蒙：1987年，二十八年前，我与池田名誉会长在东京首次见面，进行了印象深刻的交谈，并荣幸地获得了“SGI和平与文化奖”。
二十八年后，在香港《明报月刊》与香港SGI（创价学会）机构的推动与协助下，我荣幸地开始了与池田名誉会长的对谈《赠给未来的人生哲学——凝视文学与人》。
池田先生的博学、清明、正道、坚守与亲和使我深受教益。池田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知之深、爱之切、述之详也使我受到感动。我赞美在一个充满利益竞争的时代的对于精神价值的提倡与努力。我们谈了文化、文学、青年、老年、宗教、生死、竞争、传统、新知、励志、仁政、尚文诸方面的问题，比起谈话以前，我的思路也有发展与长进，我的自信与使命意识也有加强。感谢池田先生，感谢创价学会与其香港分支机构，感谢香港《明报月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希望我们的谈话能播下善良与信念的种子，有益于读者，有益于世道，有益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