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云南财贸学院主办，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和《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承办的2005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29～30日在昆明召开。参会代表就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一、关于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叫做城镇化是比较适当的，可以说城镇化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蕴含了我们对小城镇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和农村城镇化共同发展的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做到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在城市化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解决好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持“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观点认为，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群能够创造比发展小城镇高得多的经济效率。但也不能否定，发展好的小城镇也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率。小城镇具有同大中城市互补性强、联结广大农村、建设成本和商务成本低廉的优势，特别是在现代交通通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更大的后发优势。在我国三大组团式大城市群，即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环渤海城市群，不但大城市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这些城市群中的小城镇发展更引人注目。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分布在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不超过50％，一些大城市连绵区分布在大城市主城区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少，而市域内的小城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走的是一条主要发展小城镇经济的道路，形成发达的小城镇经济连绵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既成就了较大规模的大城市体系，又造就了大规模的小城镇和农村发展体系，离开这些小城镇，这两个城市群的大城市将失去基本空间的支撑。可以这样说，这两个组团式城市城镇群的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一个缩影，是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程必定研究员提出了中国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形态有两种模式，或者两种发展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必然地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即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并非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对我国而言，由于工业化的道路已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开始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而且中国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更需要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种强调结构转换的城市化，称之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空间联系加深，城市产业向区域或农村产业的辐射或传递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加大，区域或农村地区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产业亦即城需型产业得到新的发展，城乡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导致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城市与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从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最重要的是发挥城市的主导作用，通过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扩大城市的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地区如能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民随之实现了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劳动者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实现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因为产业结构的另一面是就业结构，两者具有同向变动关系，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必然会导致区域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步演变为城乡融合的一体化空间结构。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有两种空间开发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城市，依靠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来带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二是通过发展小城镇，依靠小城镇拉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将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有机结合，走农村突变式的逆向开发模式与城市带动式的顺向开发模式相结合的双向开发模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与观念的城市化转型，缩小农村与城市“二元文化”结构的差距，提升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准，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途径。
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平量教授和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认为，城市化就是在一个国家实现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为主体、农村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向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农经济（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城市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和要求：（1）农村人口向市民身份的转化。（2）农业劳动力向城市产业转化。（3）农村传统的物质文明向现代城市物质文明的转化。（4）农村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向城市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化。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葛金田教授认为，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从人口密度、发展效率、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服务业成长以及国土利用效率等要求来统筹考虑；既要放眼未来发展和世界趋势，更要考虑中国现实；要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奉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模式。
二、关于农村城市化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根据新型城市化的含义，农村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即农村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文化与农民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这四个方面城市化转型的共同作用在农村地区的空间实现，必然是村镇化（即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镇化）、镇市化（即镇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叶裕民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罗宏翔研究员认为，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农村城市化的概念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农村人口进入原有城市、农村农用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即农村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城市化；其二是村庄变为城市，即随着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村庄变为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其三是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和普及，使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村城市化就是城市化。但城市化概念的外延要比农村城市化更广，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不仅包含农村城市化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问题，而且包含有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为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城市现代化及城乡一体化等内容。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
四川省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过杰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罗宏翔研究员提出，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审视小城镇建设，应该摆脱小生产方式的狭隘眼界，走出“乡村型”的传统城镇，建设现代“城市型”的城镇。而实现传统城镇向现代城镇的转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镇性质从农商型向工商型的转变。二是城镇功能从行政中心向发展中心的转变。三是运行机制从行政实施向市场运作的转变。四是管理体制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张锋教授介绍了江苏沿江市区农村的现状特点，即农村空间结构存在乡村直接转城（市）型、城乡结合型、基本或传统乡村型、现代农村型四种基本形态，造成村镇用地、人口的性质和规模构成复杂多样，内部空间形态和功能与周围环境反差强烈，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存在混淆和疏漏，对农村发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认为在类似地区要进一步理清农村城市化的基本思路；以科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为先导，统筹城乡发展；以改革为动力，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制定配套政策，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才能进一步协调好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市区农村城市化。
三、关于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也正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叶裕民教授和罗宏翔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走向空前繁荣，与此相应，小城镇则成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中国城市化表现为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即走了一条分散型的人口城镇化道路。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却限制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难以形成新时期新型工业化的空间依托。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要实现一系列的战略性结构转型： 第一，形成以高档耐用消费品和现代装备机械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二，建立以现代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第三，形成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企业结构；第四，形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的市场结构，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要由低端市场为主体向中高端市场转化；第五，形成以大都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主要发展依托的空间结构。如果说以中小规模、中低档技术、日用消费品和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乡镇企业是与小城镇相对应的，那么以大中型企业或产业集群、高档耐用消费品、现代装备机械、现代技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特征新型工业则要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因此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从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向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之路转型。
四、关于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重光研究员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历史和起步不同、城市化的环境和现状不同、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不同、城市化的质量和形态不同、城市化的水平和目标不同，城市化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目前我国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忽视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的倾向：一是城市化的指标化，即单纯以城市化率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城市化的大城市化。城市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合理的城市体系的建立过程，个别人鼓吹只有让农民进入大城市，才能实现城市化，特别是要让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直接进入大城市。这是脱离中国国情，不懂协调发展的言论。三是城市化的唯集中化。城市化应该有不同的形态，该集中的集中，该分散的分散，要有分有合，两者结合。四是城市化的流动化。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充其量是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五是城市化的两栖化。多数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流行“一家两地、一家两制”。这严重影响中国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六是城市化的表层化。追求表面的形象工程和政府的政绩，而不是真心实意地促进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进城农民工从实质上转化为城市居民。增加了城市化的成本，降低了城市化的效益，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七是城市化的行政化。不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地促进城市化，而是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规定城市化的指标，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八是城市化的对立化。认为城市化只是发展城市，没有认识到城市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要求，因此脱离农村和农业孤立发展城市，仍然采取对农村的剥夺和剥削来发展城市。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同我们忽视城市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追求全国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而不考虑地区的具体条件和要求，脱离民族的实际和特点。
五、关于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空间结构调整的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现代化的突出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关联发展，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未来中国现代城乡空间布局的基本情况将是：（1）由国际化大都市、若干发达的城市群、若干大中城市组成的现代城市体系；（2）由若干小城市、县城、众多小城镇组成的现代小城镇体系；（3）由经过集中化组合整治的现代化农村体系，即形成三级城乡现代体系，三者有机合成缺一不可。全国大多数散乱、不具备生活条件的自然村、居民点都要走适当集中的道路。由此看来，中国城乡全面现代化是三路并进，一路是城市现代化，一路是小城镇发展及其现代化，另一路是农村发展及其现代化。
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绵康教授介绍了上海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实施“三个集中”、优化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实践情况。他说，上海结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实际，提出了“三个集中”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要求，即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中心城和郊区的联动发展，优化市域人口、城镇、产业布局，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土地集约的要求，提高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各类要素的聚集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提高郊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具体做法是：（1）优化郊区城镇体系，按照“体系呈梯度、布局成组团、城镇成规模、发展有重点”的原则，规划郊区“新城、新市镇和居民新村”三级城郊居住体系。（2）通过村镇合并、农民集中居住和农村宅基地置换推动郊区人口向城镇集中。（3）按照增量向工业园区特别是向市级以上工业园区集中，存量主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逐步加快消化的原则，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以重大产业为支撑，以郊区各区县原有工业区为补充，调整归并区以下零星工业点。在此项工作中，上海市的主要支柱产业先后在郊区形成聚集。截至2004年末，全市产业向市级以上工业区集中度达到47％。（4）以组织化、科技化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郊区农业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销组织化程度，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上海实施“三个集中”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邓玲教授和钟海燕博士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落脚到城市，就是要建立和谐城市。要建立和谐城市，中国的城市普遍面临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态的转变。她们引入新城市主义、新区域主义等新的区域经济理论，从区域、城市、社区三个层面上，提出了重构21世纪和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她们认为“新城市主义”强调和谐性，主张推动城市空间向一种亲和的、相对密集的社区型空间转变，而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从强调区域之间竞争的旧的区域主义转到强调区域之间的合作，目的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城市空间，一是要构建和谐区域，二是要构建和谐城市，三是要构建和谐社区。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黄璜和叶裕民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而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六、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
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高云虹和华中师范大学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曾菊新提出，城乡网络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他们认为巨大的城乡二元差距和单向的要素流动状况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的主要特点，若任其自然，失衡的城乡关系必将进一步加剧，不仅无法兼顾社会公平，而且必然对经济效率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城乡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也是调整我国现阶段失衡的城乡关系、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迫切要求。传统的城市化和城乡发展理论不适用于指导我国的城乡发展过程，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落到实处，必须进行城乡发展模式的创新。他们进而提出了城乡网络化模式。所谓城乡网络化发展，指的是使城乡之间多种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互动系统和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最大化的空间组织效应，其内涵反映的是城乡发展的关联性和组织性。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旨在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更完备，产业的内在联系更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正视我国现已存在的二元结构，通过统筹的方式协调和处理城乡关系，以实现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的平等发展。城乡网络化模式强调提高城镇网络化水平、强化基础设施网络化功能、加快产业网络化进程、健全市场网络化体系，这有助于统筹处理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发展小城镇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之间社会的协调发展、统筹处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要素之间高效互动的关系，因而可以作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可选模式。
广东省委党校王冰教授认为，中国的城乡统筹战略是在农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提出的，城乡统筹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小农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城乡统筹的载体，因为分散的、庞大的小农经济组织会造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执行中过大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过大会使这项制度难以为继；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是变异质的城乡二元生产方式为同质的一元生产方式。在这一变革中，政府是变革农村落后生产方式的关键。
七、关于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张学英博士认为，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与城市化发展滞后之间相互制约，城市化水平低制约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制约了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004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也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有关。它按照城市化途径将农民分成三类，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苏州大学商学院孙永正教授认为，农民工已成为当今中国制造企业一线员工的主力，他们在企业工作的满意度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工作的满意度，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和加快城市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共同迫切要求。
厦门市委党校黄爱东副教授认为，当前出现的局部性“民工荒”，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应当说是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恶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群体，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城镇化形式，已演变到某种临界点，正日益暴露其局限性。在现行的制度设置下，农民工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之间，横着难于逾越的鸿沟。一方面，工业化的进程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支撑，一方面，体制性的障碍又使农民难以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工人。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限度，就会演变为“民工荒”。一个国家不可能依靠农民工来长久支撑工业化，没有一定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队伍，产业的持续发展乃至转型就会落空。因此，解决“民工荒”固然可以有许多权宜之计，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农民转化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城镇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
（作者系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研究员）
一、关于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叫做城镇化是比较适当的，可以说城镇化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蕴含了我们对小城镇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和农村城镇化共同发展的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做到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在城市化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解决好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持“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观点认为，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群能够创造比发展小城镇高得多的经济效率。但也不能否定，发展好的小城镇也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率。小城镇具有同大中城市互补性强、联结广大农村、建设成本和商务成本低廉的优势，特别是在现代交通通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更大的后发优势。在我国三大组团式大城市群，即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环渤海城市群，不但大城市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这些城市群中的小城镇发展更引人注目。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分布在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不超过50％，一些大城市连绵区分布在大城市主城区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少，而市域内的小城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走的是一条主要发展小城镇经济的道路，形成发达的小城镇经济连绵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既成就了较大规模的大城市体系，又造就了大规模的小城镇和农村发展体系，离开这些小城镇，这两个城市群的大城市将失去基本空间的支撑。可以这样说，这两个组团式城市城镇群的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一个缩影，是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程必定研究员提出了中国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形态有两种模式，或者两种发展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必然地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即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并非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在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对我国而言，由于工业化的道路已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开始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而且中国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更需要在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加快推进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这种强调结构转换的城市化，称之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空间联系加深，城市产业向区域或农村产业的辐射或传递的范围和力度逐渐加大，区域或农村地区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产业亦即城需型产业得到新的发展，城乡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导致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联动调整，城市与区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从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最重要的是发挥城市的主导作用，通过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扩大城市的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地区如能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民随之实现了劳动条件和劳动收入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劳动者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实现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因为产业结构的另一面是就业结构，两者具有同向变动关系，区域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必然会导致区域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步演变为城乡融合的一体化空间结构。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有两种空间开发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城市，依靠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来带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二是通过发展小城镇，依靠小城镇拉动农村发展的空间开发。将这两种空间开发模式有机结合，走农村突变式的逆向开发模式与城市带动式的顺向开发模式相结合的双向开发模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进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与观念的城市化转型，缩小农村与城市“二元文化”结构的差距，提升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准，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是新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途径。
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平量教授和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认为，城市化就是在一个国家实现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为主体、农村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向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农经济（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城市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和要求：（1）农村人口向市民身份的转化。（2）农业劳动力向城市产业转化。（3）农村传统的物质文明向现代城市物质文明的转化。（4）农村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向城市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化。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葛金田教授认为，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从人口密度、发展效率、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服务业成长以及国土利用效率等要求来统筹考虑；既要放眼未来发展和世界趋势，更要考虑中国现实；要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奉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模式。
二、关于农村城市化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根据新型城市化的含义，农村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即农村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农村文化与农民观念的城市化转型。这四个方面城市化转型的共同作用在农村地区的空间实现，必然是村镇化（即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镇化）、镇市化（即镇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叶裕民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罗宏翔研究员认为，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农村城市化的概念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是农村人口进入原有城市、农村农用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即农村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城市化；其二是村庄变为城市，即随着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村庄变为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其三是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和普及，使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城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村城市化就是城市化。但城市化概念的外延要比农村城市化更广，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不仅包含农村城市化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问题，而且包含有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为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城市现代化及城乡一体化等内容。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
四川省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过杰教授和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罗宏翔研究员提出，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审视小城镇建设，应该摆脱小生产方式的狭隘眼界，走出“乡村型”的传统城镇，建设现代“城市型”的城镇。而实现传统城镇向现代城镇的转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城镇性质从农商型向工商型的转变。二是城镇功能从行政中心向发展中心的转变。三是运行机制从行政实施向市场运作的转变。四是管理体制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张锋教授介绍了江苏沿江市区农村的现状特点，即农村空间结构存在乡村直接转城（市）型、城乡结合型、基本或传统乡村型、现代农村型四种基本形态，造成村镇用地、人口的性质和规模构成复杂多样，内部空间形态和功能与周围环境反差强烈，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存在混淆和疏漏，对农村发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认为在类似地区要进一步理清农村城市化的基本思路；以科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为先导，统筹城乡发展；以改革为动力，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制定配套政策，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才能进一步协调好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市区农村城市化。
三、关于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问题
程必定研究员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也正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叶裕民教授和罗宏翔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走向空前繁荣，与此相应，小城镇则成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中国城市化表现为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即走了一条分散型的人口城镇化道路。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却限制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难以形成新时期新型工业化的空间依托。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要实现一系列的战略性结构转型： 第一，形成以高档耐用消费品和现代装备机械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二，建立以现代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第三，形成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企业结构；第四，形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的市场结构，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要由低端市场为主体向中高端市场转化；第五，形成以大都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主要发展依托的空间结构。如果说以中小规模、中低档技术、日用消费品和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乡镇企业是与小城镇相对应的，那么以大中型企业或产业集群、高档耐用消费品、现代装备机械、现代技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特征新型工业则要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因此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从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向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之路转型。
四、关于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重光研究员认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历史和起步不同、城市化的环境和现状不同、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不同、城市化的质量和形态不同、城市化的水平和目标不同，城市化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目前我国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忽视城市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的倾向：一是城市化的指标化，即单纯以城市化率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城市化的大城市化。城市化的实现过程也是合理的城市体系的建立过程，个别人鼓吹只有让农民进入大城市，才能实现城市化，特别是要让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直接进入大城市。这是脱离中国国情，不懂协调发展的言论。三是城市化的唯集中化。城市化应该有不同的形态，该集中的集中，该分散的分散，要有分有合，两者结合。四是城市化的流动化。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充其量是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五是城市化的两栖化。多数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流行“一家两地、一家两制”。这严重影响中国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六是城市化的表层化。追求表面的形象工程和政府的政绩，而不是真心实意地促进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进城农民工从实质上转化为城市居民。增加了城市化的成本，降低了城市化的效益，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七是城市化的行政化。不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地促进城市化，而是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规定城市化的指标，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八是城市化的对立化。认为城市化只是发展城市，没有认识到城市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要求，因此脱离农村和农业孤立发展城市，仍然采取对农村的剥夺和剥削来发展城市。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同我们忽视城市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有关，追求全国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而不考虑地区的具体条件和要求，脱离民族的实际和特点。
五、关于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空间结构调整的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认为，现代化的突出表现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关联发展，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未来中国现代城乡空间布局的基本情况将是：（1）由国际化大都市、若干发达的城市群、若干大中城市组成的现代城市体系；（2）由若干小城市、县城、众多小城镇组成的现代小城镇体系；（3）由经过集中化组合整治的现代化农村体系，即形成三级城乡现代体系，三者有机合成缺一不可。全国大多数散乱、不具备生活条件的自然村、居民点都要走适当集中的道路。由此看来，中国城乡全面现代化是三路并进，一路是城市现代化，一路是小城镇发展及其现代化，另一路是农村发展及其现代化。
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绵康教授介绍了上海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实施“三个集中”、优化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实践情况。他说，上海结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实际，提出了“三个集中”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要求，即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中心城和郊区的联动发展，优化市域人口、城镇、产业布局，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土地集约的要求，提高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各类要素的聚集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提高郊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具体做法是：（1）优化郊区城镇体系，按照“体系呈梯度、布局成组团、城镇成规模、发展有重点”的原则，规划郊区“新城、新市镇和居民新村”三级城郊居住体系。（2）通过村镇合并、农民集中居住和农村宅基地置换推动郊区人口向城镇集中。（3）按照增量向工业园区特别是向市级以上工业园区集中，存量主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逐步加快消化的原则，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以重大产业为支撑，以郊区各区县原有工业区为补充，调整归并区以下零星工业点。在此项工作中，上海市的主要支柱产业先后在郊区形成聚集。截至2004年末，全市产业向市级以上工业区集中度达到47％。（4）以组织化、科技化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郊区农业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销组织化程度，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上海实施“三个集中”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邓玲教授和钟海燕博士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落脚到城市，就是要建立和谐城市。要建立和谐城市，中国的城市普遍面临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形态的转变。她们引入新城市主义、新区域主义等新的区域经济理论，从区域、城市、社区三个层面上，提出了重构21世纪和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她们认为“新城市主义”强调和谐性，主张推动城市空间向一种亲和的、相对密集的社区型空间转变，而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从强调区域之间竞争的旧的区域主义转到强调区域之间的合作，目的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城市空间，一是要构建和谐区域，二是要构建和谐城市，三是要构建和谐社区。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黄璜和叶裕民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而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六、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
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高云虹和华中师范大学城乡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曾菊新提出，城乡网络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他们认为巨大的城乡二元差距和单向的要素流动状况是现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的主要特点，若任其自然，失衡的城乡关系必将进一步加剧，不仅无法兼顾社会公平，而且必然对经济效率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城乡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也是调整我国现阶段失衡的城乡关系、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迫切要求。传统的城市化和城乡发展理论不适用于指导我国的城乡发展过程，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落到实处，必须进行城乡发展模式的创新。他们进而提出了城乡网络化模式。所谓城乡网络化发展，指的是使城乡之间多种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互动系统和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最大化的空间组织效应，其内涵反映的是城乡发展的关联性和组织性。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旨在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更完备，产业的内在联系更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正视我国现已存在的二元结构，通过统筹的方式协调和处理城乡关系，以实现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的平等发展。城乡网络化模式强调提高城镇网络化水平、强化基础设施网络化功能、加快产业网络化进程、健全市场网络化体系，这有助于统筹处理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发展小城镇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之间社会的协调发展、统筹处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统筹处理城乡要素之间高效互动的关系，因而可以作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可选模式。
广东省委党校王冰教授认为，中国的城乡统筹战略是在农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提出的，城乡统筹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小农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城乡统筹的载体，因为分散的、庞大的小农经济组织会造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执行中过大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过大会使这项制度难以为继；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是变异质的城乡二元生产方式为同质的一元生产方式。在这一变革中，政府是变革农村落后生产方式的关键。
七、关于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张学英博士认为，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与城市化发展滞后之间相互制约，城市化水平低制约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制约了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004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也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有关。它按照城市化途径将农民分成三类，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苏州大学商学院孙永正教授认为，农民工已成为当今中国制造企业一线员工的主力，他们在企业工作的满意度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工作的满意度，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和加快城市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共同迫切要求。
厦门市委党校黄爱东副教授认为，当前出现的局部性“民工荒”，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应当说是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恶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群体，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城镇化形式，已演变到某种临界点，正日益暴露其局限性。在现行的制度设置下，农民工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之间，横着难于逾越的鸿沟。一方面，工业化的进程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支撑，一方面，体制性的障碍又使农民难以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工人。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限度，就会演变为“民工荒”。一个国家不可能依靠农民工来长久支撑工业化，没有一定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队伍，产业的持续发展乃至转型就会落空。因此，解决“民工荒”固然可以有许多权宜之计，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农民转化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城镇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
（作者系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