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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汪丁丁 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先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曹正汉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冯克利 知名政治学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一个一点收入差距都没有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这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励。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对差距的愤怒和不满，所有的东西都凝聚在了一起。
整理|林夏生 鸣谢|世纪文景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从另一方面看，收入分配不均、权力不受制衡、传统文化丢失、社会道德感普遍下滑等诸多问题随之而生。人们不仅要问，这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当下这个看似不甚协调的中国究竟将迎来怎样的未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获得生在中国的幸福感？
种种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已非单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解释，它们勾连纠缠、环环相扣，只有整合多学科视域，通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乃至哲学、历史学的协作合力，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新政治经济学，一个用整体逻辑与思考方式展开的学科，恰合了这样一个时下的思考需要。汪丁丁、陆铭、周濂、冯克利等著名学者在内的十来位编委，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在《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中探讨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这些原本存在于象牙塔内的学理式讨论，被摆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语境之中。
而因为与社会民生问题的密切联系，新政治经济学也拥有了一个被理解的机会，进入每一个关心中国、愿意思考中国未来的普通读者的视野。
这十来位编委队伍中，有经济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政治学学者，甚至也有哲学学者，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每一个都是业内的标杆性人物。通过他们跨学科式的思维模式，以及他们对社会民生问题的碰撞式对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诸多社会现状有了不同的解读，也有了更多解决的方法论，而中国的未来也得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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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三十年前的世界各国，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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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过去几个月，亚马逊英文网站卖得很火的一本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汤姆斯·皮克提，这本书通过扎实的论证表述了一个陈词滥调的结论，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加大而不是缩小贫富差距，引发人们对社会不公的种种考量。虽然皮克提讨论的是西方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有很强的映射。收入不公、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公正议题，同样是当下中国必须要面临和回答的问题。
汪丁丁：收入分配的敏感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怎么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及其程度呢，新的更客观的指标在学术界得到公认之前，基尼系数是唯一的参考值。基尼系数的上限是0.61，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指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是在1998年以后，持续在0.5以上，大概已经有十年了（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果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高于0.5，就相当可怕了。但我们要看到，基尼系数有自己的缺陷，它不能够反映收入分配，尤其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陆铭：收入分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里面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对于老百姓而言，基尼系数的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强调今天的基尼系数度量出来有多高。一个一点收入差距都没有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这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励。看三十年前的世界各国，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我的一个研究里面就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它是可以用数量的方法去估计的。如何区分收入差距呢？一个收入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一个则是跟你是谁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研究利用了中国的微观数据，去测量了每一个城市里的这两个收入差距。我们利用了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城市里的人区分为本地人和居住在这里的外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测出来两个收入差距：一个收入差距，是这个城市所有人在一起的收入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收入差距，是去区分城市里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收入比例，这跟你属于哪个组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研究最终发现了什么呢？跟你是谁没有关系的那个收入差距，对我们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快乐感、幸福感是起正向作用的；但是后者，那个跟你是谁有关系的收入差距就让你不高兴了。另一方面看，如果“我”属于社会上比较强势的组、户籍制度下比较强的组，也就是城里人，照理说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有益于“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当“我”处于优势的组别，一方面这个制度对你有好处，但是由于不公正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意，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大家都怨声载道，可能产生社会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也会对身处优势群体的人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下来，我们发现对城里人也是产生负面影响的。
这个研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讨论收入差距问题的时候，还是得严格区分，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收入差距不是一个好东西。收入差距的过大或者缩小，不见得就决定着结果的好坏，而是要区分是哪一种收入差距。研究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某一个制度，是把人区分为两类或者更多类，这个制度下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是歧视和不公正的，在社会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收入流动性。这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穷人可以变成富人，富人可以变成穷人，收入流动性越大，对社会的经济和发展的影响越小——美国梦的本质就是流动性高，所以它虽然比欧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大，但是美国却可以相对比较好地容忍收入差距。经济学家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结论发现，中国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收入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很高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流动性在逐年下降，更通俗一点地说，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调身份，就像我们现在讲你拼爹，用官二代或者农二代的身份来定义你，这都在提醒我们，社会中穷人变成富人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这句话得从两个方面看，好的乐观的方面是说，到现在我们跟别的国家相比而言，流动性还挺好，平民也可以当总理；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确不乐观，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我们今天应该花大力气去除一些阻碍穷人变成富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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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身份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政治领域的垄断，如果这些垄断不能消除的话，穷人变成富人确实有很多障碍，收入的差距就很难存在于我们理解的公平范围内，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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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海：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当中是下降的，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通俗地讲，整个国民收入当中，一块是政府方，一块是资本方，一块是劳动者，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政府收入和资本方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而劳动力收入却在下降。这个走势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国际上有一个SS定理，即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定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伴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本国丰裕要素回报是上升的。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特别丰富的国家，伴随着对外贸易程度的提高，劳动要素回报理应是不断上升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背离了这个理论，劳动力占比在下降。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背离经典理论、背离主流社会发展的现象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几年伴随着改革发展，中国在要素投入结构当中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中国的技术进步都是劳动集约型的，通过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出现少用劳动、多用机器的现象。再通俗点说，中国目前出现的现象，叫做机器换人，用机器替代劳动者，这样的话劳动者的地位就被机器所威胁。
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判断，在中国，过度的资本投入，反而侵蚀了劳动力本身的利益，而且这种技术选择本身还有其制度背景。我们发现，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发挥空间很大，但是一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典型的大量的资本深化，大量所谓的技术进步在替代劳动力。这背后是有一个制度在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劳动收入分配会不断下降的一个解读。
曹正汉：在中国，往往把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归结为市场化的改革，这是误导。中国收入差距很大，这是事实，但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吗？据我的判断，它是由垄断导致的——垄断不仅仅是指对市场上产品的垄断，垄断充斥着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包括政治的垄断、社会的垄断。举个例子，首先，我们观察到收入差距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就福利而言，体制内的收入明显高于体制外的，这是一个垄断，因为体制是不开放的；第二个，我们明显观察到，国有企业的职工人均收入明显高于私营企业，这既包括市场的垄断，也包括其他的要素资源的垄断。我们是一个扭曲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为什么能有基于劳动的技术进步，因为它可以拿到很便宜的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拿到资金的价格比国有企业高很多，所以国有企业会大量丢资金来替代劳动，更新设备。
我们还可以明显观察到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它是身份的垄断。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但是不可以享受市民的身份，他的能力就受到抑制了。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作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这种分配上的差距在拉大，说明在分配当中资本的份额在增加，劳动力的份额在下降，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也跟垄断有关。
这可以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但显然，仅仅靠市场改革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身份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政治领域的垄断，如果这些垄断不能消除的话，穷人变成富人确实有很多障碍，收入的差距就很难存在于我们理解的公平范围内，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处在转型之中，处在改革进程之中，要想建立大家基本都认同的立于公平原则上的能够接受的收入差距，那些垄断都是需要努力去消除的。
叶航：我想从所谓的神经元经济学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学察觉到一个特别大的悖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全球的收入都有极大的提高，但是当我们调查人的幸福感的时候，却普遍的出现了收入提高幸福感没有同步的提高，甚至出现了悖论，收入增加了，反而人们的社会满意度和幸福感下降了。所以又有调查认为，收入的增加和不公平的出现，严重影响人的幸福感。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不公平现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一般的解读，是“羡慕嫉妒恨”，是嫉妒吗？实际上从神经元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
陆铭的实证调查表明，强势组和弱势组的人面对不公平现象的时候都会感到不满意。神经元经济学一个基本的研究就是当人类产生不公平感时，强势组和弱势组调动的神经是否不一样。研究表明，不管你处在弱势组还是强势组，都会有不满意的时候。比尔·盖茨、巴菲特老是讲捐多少财产出去，其实这种不公平感并不仅仅产生在弱势组里。
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公平厌恶不仅仅在人类，在人类相似的灵长类中都有。早期在人类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候，往往是合作生产，在食物非常有限的环境下，一个原始群体当中一旦出现一点点的不公平，比如食物的分配不均，对一个群体来说都是致命的。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在人类的大脑神经中已经积累下对这种不公平的天生厌恶。我们必须承认，几百万年演化的过程在我们大脑当中刻下的烙印很难去掉。而作为政府，它必须首先要考虑到人们对不公平有非常大的心理厌恶。很多西方国家现在都在反思战后的财政政策，并花费很大的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府依然必须面对这种巨大的不公平对整个民族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负面效应到一定时候，肯定会对我们的效率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
3 有的人对不平等得出的结论，不是为了追求更平等的关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让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无可厚非，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像这样改变平等关系的欲望，可能对这个社会进步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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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用反向思维想一想，如果社会收入分配没有差异的话，人的天赋被否定掉了，人的积极性被否定掉了，这个社会就没有经济效益。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差距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是被认为公正的，是让我心服口服的？现在的社会，有富二代和官二代。人被撞死了，首先看你开的是什么车，如果是好车，那你就是富二代。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制度原因。现在的“太子党”概念，反映的是上一代的职位和权势对下一代影响的程度。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对差距的愤怒和不满，所有的东西都凝聚在了一起。垄断问题、官本位问题确实都存在，但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可接受的收入差距又是多少？
张静：有很多舆论认为，之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不平等，是因为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但如果回头看在市场经济开始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你会发现，人们的自由程度增加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住所，改变自己的职业，包括你可以选择要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期望从事于什么样的职业，所有这些的自由程度都增加了。
社会学有一个词汇叫做“机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只有干部拥有比较通畅的机会结构，因为那是一个分配的体制，如果你不进入到干部的阶梯里面，你一生都不会有大的变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机会结构大大发生了变化，有很多原来从不具机会的，比如说农民、手工业者，或是普通的民众，都开始有了机会。
他们有的变为富人，有的变为成功商人，进入到社会其他各个非常成功的行业和领域。随着这个自由度的增加，在别的方面的发展也开始出现。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这个社会好像只在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这种自主性和自由度的增加，可选择性的增加，换句话说，是机会结构迅速的开放，导致的其他方面变化的开始。
社会学以前做过一个针对普通民众的数据性调研。我们设计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你愿意生活在一个竞争性比较强但是有较多选择机会、收入差距可能拉大、社会保障也无法确定的社会，还是说愿意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大家的收入都比较低、保障比较强、没有什么竞争、但是你也没有什么选择性的社会？我原本以为在选择方面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比如说低收入群体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成功人士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令我吃惊的是，80%以上来自所有阶层的民众都愿意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这是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的。这就说明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变化中受益的。
通过这个调查，我们还想要了解中国人的公平观究竟是什么。调查发现，有很多人愿意忍受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我们曾经问过民众，篮球运动员姚明的收入多得不得了，你认为这公平吗？每个人都说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姚明那么会打篮球，没有他的能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回答的。但是有一种成功却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收入不是依靠他的能力，而是依靠他的权力、他的关系，依靠自由竞争之外的一些东西，依靠不平等的制度，就是所谓的身份体制所给予他的权力，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不接受这种收入。
冯克利：周濂一开始说的那本书《21世纪资本论》，说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与制度安排内在的规律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本回报高于劳动回报，高于企业实业的回报，是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波浪式的发展。作者皮克提认为，资本的回报现在处在一个高峰期，就统计数字来看，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所以他对趋势的改变也不乐观。这就涉及一个历史决定论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又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中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它里面有一个决定论的问题。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好像不能看一时，得从长时段来看。这是一个很容易扰动人民情绪的话题。很多人本来是安于自己所得的，但经过学者一分析，反而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这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现象。我们的不公平感，并不取决于差距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这种差距的认识。
有的人觉得他比我收入高，是因为他的特权，因为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所享有我没法利用的社会资源、制度资源、权力资源，所以造成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感，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但是有的人对不平等得出的结论，不是为了追求更平等的关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让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无可厚非，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像这样改变平等关系的欲望，可能对这个社会进步毫无意义。中国现在很多人对于不平等现象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制度所造成，可能和很多人的心理有关。他知道不平等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和不平等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关系，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一点，这依然会变成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汪丁丁 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先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曹正汉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冯克利 知名政治学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一个一点收入差距都没有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这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励。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对差距的愤怒和不满，所有的东西都凝聚在了一起。
整理|林夏生 鸣谢|世纪文景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从另一方面看，收入分配不均、权力不受制衡、传统文化丢失、社会道德感普遍下滑等诸多问题随之而生。人们不仅要问，这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当下这个看似不甚协调的中国究竟将迎来怎样的未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获得生在中国的幸福感？
种种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已非单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解释，它们勾连纠缠、环环相扣，只有整合多学科视域，通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乃至哲学、历史学的协作合力，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新政治经济学，一个用整体逻辑与思考方式展开的学科，恰合了这样一个时下的思考需要。汪丁丁、陆铭、周濂、冯克利等著名学者在内的十来位编委，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在《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中探讨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这些原本存在于象牙塔内的学理式讨论，被摆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语境之中。
而因为与社会民生问题的密切联系，新政治经济学也拥有了一个被理解的机会，进入每一个关心中国、愿意思考中国未来的普通读者的视野。
这十来位编委队伍中，有经济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政治学学者，甚至也有哲学学者，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每一个都是业内的标杆性人物。通过他们跨学科式的思维模式，以及他们对社会民生问题的碰撞式对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诸多社会现状有了不同的解读，也有了更多解决的方法论，而中国的未来也得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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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三十年前的世界各国，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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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过去几个月，亚马逊英文网站卖得很火的一本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汤姆斯·皮克提，这本书通过扎实的论证表述了一个陈词滥调的结论，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加大而不是缩小贫富差距，引发人们对社会不公的种种考量。虽然皮克提讨论的是西方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有很强的映射。收入不公、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公正议题，同样是当下中国必须要面临和回答的问题。
汪丁丁：收入分配的敏感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怎么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及其程度呢，新的更客观的指标在学术界得到公认之前，基尼系数是唯一的参考值。基尼系数的上限是0.61，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指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是在1998年以后，持续在0.5以上，大概已经有十年了（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果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高于0.5，就相当可怕了。但我们要看到，基尼系数有自己的缺陷，它不能够反映收入分配，尤其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陆铭：收入分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里面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对于老百姓而言，基尼系数的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强调今天的基尼系数度量出来有多高。一个一点收入差距都没有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这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励。看三十年前的世界各国，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我的一个研究里面就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它是可以用数量的方法去估计的。如何区分收入差距呢？一个收入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一个则是跟你是谁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研究利用了中国的微观数据，去测量了每一个城市里的这两个收入差距。我们利用了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城市里的人区分为本地人和居住在这里的外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测出来两个收入差距：一个收入差距，是这个城市所有人在一起的收入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收入差距，是去区分城市里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收入比例，这跟你属于哪个组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研究最终发现了什么呢？跟你是谁没有关系的那个收入差距，对我们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快乐感、幸福感是起正向作用的；但是后者，那个跟你是谁有关系的收入差距就让你不高兴了。另一方面看，如果“我”属于社会上比较强势的组、户籍制度下比较强的组，也就是城里人，照理说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有益于“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当“我”处于优势的组别，一方面这个制度对你有好处，但是由于不公正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意，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大家都怨声载道，可能产生社会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也会对身处优势群体的人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下来，我们发现对城里人也是产生负面影响的。
这个研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讨论收入差距问题的时候，还是得严格区分，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收入差距不是一个好东西。收入差距的过大或者缩小，不见得就决定着结果的好坏，而是要区分是哪一种收入差距。研究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某一个制度，是把人区分为两类或者更多类，这个制度下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是歧视和不公正的，在社会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收入流动性。这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穷人可以变成富人，富人可以变成穷人，收入流动性越大，对社会的经济和发展的影响越小——美国梦的本质就是流动性高，所以它虽然比欧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大，但是美国却可以相对比较好地容忍收入差距。经济学家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结论发现，中国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收入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很高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流动性在逐年下降，更通俗一点地说，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调身份，就像我们现在讲你拼爹，用官二代或者农二代的身份来定义你，这都在提醒我们，社会中穷人变成富人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这句话得从两个方面看，好的乐观的方面是说，到现在我们跟别的国家相比而言，流动性还挺好，平民也可以当总理；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确不乐观，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我们今天应该花大力气去除一些阻碍穷人变成富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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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身份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政治领域的垄断，如果这些垄断不能消除的话，穷人变成富人确实有很多障碍，收入的差距就很难存在于我们理解的公平范围内，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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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海：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当中是下降的，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通俗地讲，整个国民收入当中，一块是政府方，一块是资本方，一块是劳动者，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政府收入和资本方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而劳动力收入却在下降。这个走势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国际上有一个SS定理，即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定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伴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本国丰裕要素回报是上升的。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特别丰富的国家，伴随着对外贸易程度的提高，劳动要素回报理应是不断上升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背离了这个理论，劳动力占比在下降。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背离经典理论、背离主流社会发展的现象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几年伴随着改革发展，中国在要素投入结构当中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中国的技术进步都是劳动集约型的，通过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出现少用劳动、多用机器的现象。再通俗点说，中国目前出现的现象，叫做机器换人，用机器替代劳动者，这样的话劳动者的地位就被机器所威胁。
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判断，在中国，过度的资本投入，反而侵蚀了劳动力本身的利益，而且这种技术选择本身还有其制度背景。我们发现，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发挥空间很大，但是一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典型的大量的资本深化，大量所谓的技术进步在替代劳动力。这背后是有一个制度在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劳动收入分配会不断下降的一个解读。
曹正汉：在中国，往往把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归结为市场化的改革，这是误导。中国收入差距很大，这是事实，但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吗？据我的判断，它是由垄断导致的——垄断不仅仅是指对市场上产品的垄断，垄断充斥着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包括政治的垄断、社会的垄断。举个例子，首先，我们观察到收入差距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就福利而言，体制内的收入明显高于体制外的，这是一个垄断，因为体制是不开放的；第二个，我们明显观察到，国有企业的职工人均收入明显高于私营企业，这既包括市场的垄断，也包括其他的要素资源的垄断。我们是一个扭曲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为什么能有基于劳动的技术进步，因为它可以拿到很便宜的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拿到资金的价格比国有企业高很多，所以国有企业会大量丢资金来替代劳动，更新设备。
我们还可以明显观察到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它是身份的垄断。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但是不可以享受市民的身份，他的能力就受到抑制了。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作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这种分配上的差距在拉大，说明在分配当中资本的份额在增加，劳动力的份额在下降，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也跟垄断有关。
这可以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但显然，仅仅靠市场改革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身份的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政治领域的垄断，如果这些垄断不能消除的话，穷人变成富人确实有很多障碍，收入的差距就很难存在于我们理解的公平范围内，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处在转型之中，处在改革进程之中，要想建立大家基本都认同的立于公平原则上的能够接受的收入差距，那些垄断都是需要努力去消除的。
叶航：我想从所谓的神经元经济学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学察觉到一个特别大的悖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全球的收入都有极大的提高，但是当我们调查人的幸福感的时候，却普遍的出现了收入提高幸福感没有同步的提高，甚至出现了悖论，收入增加了，反而人们的社会满意度和幸福感下降了。所以又有调查认为，收入的增加和不公平的出现，严重影响人的幸福感。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不公平现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一般的解读，是“羡慕嫉妒恨”，是嫉妒吗？实际上从神经元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
陆铭的实证调查表明，强势组和弱势组的人面对不公平现象的时候都会感到不满意。神经元经济学一个基本的研究就是当人类产生不公平感时，强势组和弱势组调动的神经是否不一样。研究表明，不管你处在弱势组还是强势组，都会有不满意的时候。比尔·盖茨、巴菲特老是讲捐多少财产出去，其实这种不公平感并不仅仅产生在弱势组里。
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公平厌恶不仅仅在人类，在人类相似的灵长类中都有。早期在人类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候，往往是合作生产，在食物非常有限的环境下，一个原始群体当中一旦出现一点点的不公平，比如食物的分配不均，对一个群体来说都是致命的。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在人类的大脑神经中已经积累下对这种不公平的天生厌恶。我们必须承认，几百万年演化的过程在我们大脑当中刻下的烙印很难去掉。而作为政府，它必须首先要考虑到人们对不公平有非常大的心理厌恶。很多西方国家现在都在反思战后的财政政策，并花费很大的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府依然必须面对这种巨大的不公平对整个民族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负面效应到一定时候，肯定会对我们的效率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
3 有的人对不平等得出的结论，不是为了追求更平等的关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让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无可厚非，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像这样改变平等关系的欲望，可能对这个社会进步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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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用反向思维想一想，如果社会收入分配没有差异的话，人的天赋被否定掉了，人的积极性被否定掉了，这个社会就没有经济效益。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差距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是被认为公正的，是让我心服口服的？现在的社会，有富二代和官二代。人被撞死了，首先看你开的是什么车，如果是好车，那你就是富二代。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是制度原因。现在的“太子党”概念，反映的是上一代的职位和权势对下一代影响的程度。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浮躁和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对差距的愤怒和不满，所有的东西都凝聚在了一起。垄断问题、官本位问题确实都存在，但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可接受的收入差距又是多少？
张静：有很多舆论认为，之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不平等，是因为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但如果回头看在市场经济开始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你会发现，人们的自由程度增加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住所，改变自己的职业，包括你可以选择要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期望从事于什么样的职业，所有这些的自由程度都增加了。
社会学有一个词汇叫做“机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只有干部拥有比较通畅的机会结构，因为那是一个分配的体制，如果你不进入到干部的阶梯里面，你一生都不会有大的变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机会结构大大发生了变化，有很多原来从不具机会的，比如说农民、手工业者，或是普通的民众，都开始有了机会。
他们有的变为富人，有的变为成功商人，进入到社会其他各个非常成功的行业和领域。随着这个自由度的增加，在别的方面的发展也开始出现。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这个社会好像只在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这种自主性和自由度的增加，可选择性的增加，换句话说，是机会结构迅速的开放，导致的其他方面变化的开始。
社会学以前做过一个针对普通民众的数据性调研。我们设计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你愿意生活在一个竞争性比较强但是有较多选择机会、收入差距可能拉大、社会保障也无法确定的社会，还是说愿意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大家的收入都比较低、保障比较强、没有什么竞争、但是你也没有什么选择性的社会？我原本以为在选择方面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比如说低收入群体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成功人士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令我吃惊的是，80%以上来自所有阶层的民众都愿意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这是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的。这就说明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变化中受益的。
通过这个调查，我们还想要了解中国人的公平观究竟是什么。调查发现，有很多人愿意忍受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我们曾经问过民众，篮球运动员姚明的收入多得不得了，你认为这公平吗？每个人都说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姚明那么会打篮球，没有他的能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回答的。但是有一种成功却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收入不是依靠他的能力，而是依靠他的权力、他的关系，依靠自由竞争之外的一些东西，依靠不平等的制度，就是所谓的身份体制所给予他的权力，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不接受这种收入。
冯克利：周濂一开始说的那本书《21世纪资本论》，说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与制度安排内在的规律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本回报高于劳动回报，高于企业实业的回报，是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波浪式的发展。作者皮克提认为，资本的回报现在处在一个高峰期，就统计数字来看，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所以他对趋势的改变也不乐观。这就涉及一个历史决定论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又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中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它里面有一个决定论的问题。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好像不能看一时，得从长时段来看。这是一个很容易扰动人民情绪的话题。很多人本来是安于自己所得的，但经过学者一分析，反而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这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现象。我们的不公平感，并不取决于差距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这种差距的认识。
有的人觉得他比我收入高，是因为他的特权，因为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所享有我没法利用的社会资源、制度资源、权力资源，所以造成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感，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但是有的人对不平等得出的结论，不是为了追求更平等的关系，而是“吾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到他的位置上去，让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无可厚非，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像这样改变平等关系的欲望，可能对这个社会进步毫无意义。中国现在很多人对于不平等现象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制度所造成，可能和很多人的心理有关。他知道不平等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和不平等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关系，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一点，这依然会变成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