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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从“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三个层次构建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利用“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土地流转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在农户土地流转认知中的作用。研究证实：不同农户认知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流转认知偏好，“无文化的老农民”相对于“有文化的年轻职业者”在土地流转认知中更加保守；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普遍偏向土地的资产属性和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流转具备内在动力；然而，出于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农户不会因为其家庭生产方式和经济来源明显脱离土地而产生强烈的土地转出愿意，农户的家庭生计条件及“土地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流转；村镇干部“取信于民”是农户获得“安全感”，克服风险规避心理促进土地流转认知的最重要因素；流转价格是对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物质与精神“双重损失”的资金补偿，两者的匹配程度对农户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得出要规范流转程序、健全流转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加快推进和支持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和农业经营扶持机制等政策启示。
关键词 土地流转；分布式认知；农户意愿；结构方程模型；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9-0062-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9.008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土地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着当下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中，土地流转被认为是解决我国目前耕地撂荒及细碎化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与途径，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地集约高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今，土地流转被喻为“中国农村第二次革命”，已经成为国家资源整合中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和政策模式。党的十七届、十八届三中全会先后定调了“推进农村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与方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了历史性节点。国家在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顶层设计，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环境不断坚实，从政策层面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截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已有28.8%（3.8亿亩）的农村承包耕地实现流转（全球经济数据http：∥www.qqjjsj.com/zglssj/40404.html.），这一比例相比1990年的2.53%虽有一定的提高，但仍处于初级水平，土地流转仍未摆脱“低水平困局”。
土地流转需要政府支持与政策推动，但最终取决于农户的行为决策，农户的态度与行为对土地流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户作为土地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者，其任何形式的决策都体现了对流转前后收益与风险的一定考量，其所持的态度直接影响土地流转效率，更关系到流转后农村的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年来，国内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验证了众多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存在影响，影响因素的外延涵盖了农户个体因素、农户家庭因素、区域社会经济因素、政策制度因素、流转模式与市场环境因素等多个方面。
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不同，在土地流转影响因素选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大多缺乏成套完整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也局限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研究結论也不尽相同。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人的信念决定其偏好，进一步又决定其决策和行为；从发生学角度，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知在决策之前。因此，理清农户的认知过程对于了解其参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农户分布式认知的角度，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土地流转的主要制约因素。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分布式认知理论概述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一种对内、外表征进行处理与加工的活动；是一个包括认知主体和环境的系统，是一个涵盖了全部参与认知事物的分析单元。对于分布式认知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众多，其中，哈奇（Hatch）和加德纳（Gardner）根据分布式认知理论，提出了一个教室中认知活动的同心圆模型。同心圆模型从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三个层次来概括所有对分布式认知有影响的因素，三种力用三个同心圆表示（见图1）。最内圈层表示个人力，为分布式认知的核心因素圈层，表示个人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即认知个体在一个特定的本地情境（指一些典型场所如家、教室及工作场所等）中的倾向及经验；中间圈层表示地域力，是分布式认知最关注的因素圈层，它对认知活动具有直接影响，表示本地情境中的资源条件限制以及能够直接影响到个体行为的人物对认知的影响；最外围的圈层表示文化力，表示活动、惯例及信仰等因素对认知的影响，它超越了认知的本地情境，对个体的认知活动产生间接影响。这几种力之间互相依赖，缺一不可。总之，在分布式认知中，个体的智力、经验和偏好等是跟朋友同伴、家庭成员以及老师等人物的交流来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受到本地情境所提供的资源的约束，还受到期望和文化价值等因素的影响。
1.2土地流转分布式认知假说
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个体认知决定了其行为，进而会直接影响到个体之间的协调关系。农户之间不同的行为决策根本上是由其认知差异引起的，而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作为其在认知“加工”后的最终结果，不同农户的意愿差异根本上是由认知影响因素差异所决定。在此基础上，用“土地流转意愿”来衡量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农民作为认知主体，其判断在土地流转认知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外部环境因素诸如家庭条件、文化价值、社会环境等都会对农民认知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分布式认知的视角，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一（H1）：“个人力”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个人力在认知中的作用是分布式认知的核心，表示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倾向及经验，该偏好与经验主要受到认知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在土地流转中，不同的农民由于其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来源、社会政治地位等个体特征差异，必然在土地价值的认识上产生差异，从而表现出对土地产权的不同偏好，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直接影响。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对土地流转认知产生影响的农民自身特征主要有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地位、文化程度、职业（兼业程度）等几个方面。
假说二（H2）：“地域力”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地域力直接影响个体认知活动，是分布式认知最关注的因素圈层，表示本地情境中的资源条件限制以及能够直接影响到个体行为的人物对认知的影响。就土地流转认知而言，最核心的本地情境是农户的家庭，农民个体的认知活动受到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各种资源禀赋的约束与限制，这些约束与限制直接影响农民个体的认知活动。换言之，农户家庭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会对农民的认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影响土地流转认知的家庭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禀赋”、“收入与经济条件禀赋”、“土地资源禀赋”等方面。衡量“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禀赋”常用指标主要有家庭人口数、劳动力人数、外出务工人数、家庭平均年龄等；衡量“收入与经济条件禀赋”常用指标主要有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年人均净收入、非农收入占比等；衡量“土地资源禀赋”常用指标主要有家庭承包地规模、土地分散程度等。
假说三（H3）：“文化力”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文化力代表活动、惯例及信仰等因素对认知的影响，它超越了认知的本地情境，对个体的认知活动产生间接影响。相比个人力与地域力，文化力是一个更加抽象的内涵。在传统农民的思想观念中，土地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同时也是人生全部希冀之所在，是农民关于情感、传统、文化、信仰以及尊严的寄托。因此，“土地情节”可能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文化力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生存方式的原因传统农民普遍存在风险规避心理，对其而言土地流转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其在土地流转中对政府和集体有较大的依赖性，在土地流转中政府和集体的可信度是农户获得的“安全感”的基本前提。因此，农户对政府和集体的信任度可能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另一个文化力因素。此外，基于补偿原理，土地流转价格应当是对农户转出土地使用价值损失、感情伤害损失以及流转风险承担损失的补偿，农户对土地流转价值认知也可能是一个文化力因素。
1.3变量选取与量表设计
在分布式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的指标选择与量表设计成果，同时结合调研区域的实际情况，设计了19个题项，采取李克特5点量表和实际数据相结合的采集方式，以测量流转认知、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4个变量（见表1）。
2研究方法与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EM）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拓展模型，属于多变量高等统计学范畴，它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整合起来，可以同时对模型中的潜在变量、观测变量以及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SEM包括结构模型与测量模型这两个基本模型。结构模型一般由多个潜在变量构成，是潜在变量间因果关系模型的说明；测量模型一般由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构成，表示潜在变量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多个观测变量共同组成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就数学定义而言，测量模型是一组观测变量的线性函数。观测变量是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或者量表等测量工具采集所得的指标数据，潜在变量表示一种潛在现象或抽象构念，此潜在现象或抽象构念无法直接测量，需要由多个观测变量采集的指标数据共同来反映。
3数据来源与样本检验
3.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市为中心，覆盖周边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共八个大中型城市的城市群，也称“1+8城市圈”。行政区域虽然不足湖北省面积三分之一，却集中了湖北省超半数的人口、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我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武汉、鄂州两市是武汉城市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先驱，两市率先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成立了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中心），土地流转市场较为活跃，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累积了大量宝贵经验，是“1+8城市圈”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平台搭建的基础。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7月针对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区域涉及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五里界镇，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梁子湖区涂垴镇共计26村，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7份，问卷有效率为95.67%，其中转出土地、转入土地，未发生流转样本数分别为253份、15份、19份。考虑到不同类型样本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作用的差异性，加之样本数量的局限，未将转入土地和未发生流转样本纳入研究范围，最终所用数据为253份土地转出样本。研究样本区域如图3a-c，样本来源情况如表2，样本基本情况如表3。
由表3可知，调查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农业生产经验的中年男性普通村民。农户的基本特征符合研究的需要，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样本检验
3.2.1样本数据正态性检验
3.2.2样本数据多重共线性检验
3.2.3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用来评估问卷的会聚有效性。利用AMOS17.0对通过检验保留于模型中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0.75，在统计上具有高度显著性。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值计算出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以判断模型内在质量，通常组合系数均大于0.6表明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较佳，计算结果显示4个潜在变量的组合系数均大于0.6的标准，表明模型内在质量较佳。 4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借鉴吴明隆评价指标基础上，根据AMOS17.0计算结果所呈现的拟合指标，绝对拟合优度指标选取卡方值显著性概率（P）、良适性适配指数（GFI）、调整后良性适配指数（AGFI）、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增值拟合优度指标选取规准适配指数（NFI）、相对适配指数（RFI），精简拟合优度指标选取简约适配度指数（PGFI）、简约调整后的规准适配指数（PGFI）等来评价模型拟合优度。上述指标的标准及模型的实际拟合结果见表4。依表4所示，各项拟合指标均满足阈值条件，表明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拟合效果较好，模型稳健性通过检验。
图4所示的估计显示，标准化系数没有超过0.95的阈值，方差的估计值没有出现负的数值，全部方差估计值均达到0.01显著水平，表示因果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3个外因潜在变量间的协方差估计值分别为-0.32、-0.18和0.25，达到5%的显著水平。另外，模型的所有观察变量与其对应的潜在变量间的系数均达到1%显著水平，说明该模型各观测变量能够充分反映其对应的潜变量的情况。
根据表4、表5和图4，我们发现：
（1）从假说证实整体情况看：①在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三个因素圈层共同构成了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影响因素体系，三者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假说H1-H3均得到证实；②三个因素圈层对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4、0.58、0.81，表明“文化力”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圈层，对农民的流转认知具有决定作用，“地域力”对农民的流转认知具有关键作用，“个人力”对农民的流转认知具有重要作用。
5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详细分析了农户在土地流转认知上的影响因素构成与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土地流转分布式认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变量关系图，并利用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土地流转调查数据，对各影响因素在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从改善农地流转的内外部制度环境，促进农地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增长角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规范流转程序、健全流转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农民是土地流转中的弱势群体，“安全感”缺乏成为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最主要障碍。土地流转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和政策模式，农户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村镇干部在土地流转中是否会切实有效保护农民利益成为农户关注的焦点。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流转价格是否合适是农户关注的重点，现实中，土地流转政策制度所表达的内涵与实际执行上的脱节，村镇干部出卖农民利益，凭借自身独特条件获取大量土地流转利益，成为土地流转的“食利阶层”的现象客观存在，农户根本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引起农户对土地流转的不满，使得农户对土地流转风险的认知与规避意识更加深刻与明显。因此，推动农地流转，应规范市场行为，加强流转监督。
（2）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农民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是限制其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需求不会因为非农收入比重的增加而显著大幅下降。研究表明，土地对农民养老、就业等基本保障的功能价值为其直接产出价值的4倍，對农户而言，土地的社会保障效用比其直接产出效用更加重要，农户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是其离不开土地的核心原因。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还不够完善，还不足以取代土地的农民就业、养老、基本生活等保障功能，农村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农民转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需要新的社会保障方式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实现货币化，逐步实现农民获得同等的市民权利，以提高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3）加快推进和支持农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利于增强农民的非农经济活动能力，有助于农民从土地外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降低其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依赖，促进土地的流转和农村的发展。同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劳动力市场需要大批量的技术工人，因此，发挥职业技能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4）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和农业经营的扶持机制。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土地高效流转的前提与基础，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具备内在动力，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财产性质仍不明确，承包经营权能否被视为农民的一项财产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土地产权没有被固化在农民手中，导致了土地流转的内生机制仍然不成熟。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对大部分农民而言仍然是安身立命之本，要让农民自主选择流转农地，首先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得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利，以激发土地流转的内生机制。其次，建立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机制。对于真正从事农业，特别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经营主体，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扩大扶持的资金规模，并综合运用货币和财税政策工具，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分散规模经营风险。同时，政府还可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专项资金补助和企业化经营辅导，定期为管理者提供各种企业经营管理培训、专家咨询服务等，提高经营主体自身水平。
（编辑：于杰）
关键词 土地流转；分布式认知；农户意愿；结构方程模型；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9-0062-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9.008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土地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着当下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中，土地流转被认为是解决我国目前耕地撂荒及细碎化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与途径，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地集约高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今，土地流转被喻为“中国农村第二次革命”，已经成为国家资源整合中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和政策模式。党的十七届、十八届三中全会先后定调了“推进农村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与方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了历史性节点。国家在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顶层设计，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环境不断坚实，从政策层面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截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已有28.8%（3.8亿亩）的农村承包耕地实现流转（全球经济数据http：∥www.qqjjsj.com/zglssj/40404.html.），这一比例相比1990年的2.53%虽有一定的提高，但仍处于初级水平，土地流转仍未摆脱“低水平困局”。
土地流转需要政府支持与政策推动，但最终取决于农户的行为决策，农户的态度与行为对土地流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户作为土地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者，其任何形式的决策都体现了对流转前后收益与风险的一定考量，其所持的态度直接影响土地流转效率，更关系到流转后农村的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年来，国内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验证了众多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存在影响，影响因素的外延涵盖了农户个体因素、农户家庭因素、区域社会经济因素、政策制度因素、流转模式与市场环境因素等多个方面。
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不同，在土地流转影响因素选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大多缺乏成套完整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也局限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研究結论也不尽相同。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人的信念决定其偏好，进一步又决定其决策和行为；从发生学角度，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知在决策之前。因此，理清农户的认知过程对于了解其参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农户分布式认知的角度，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土地流转的主要制约因素。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分布式认知理论概述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一种对内、外表征进行处理与加工的活动；是一个包括认知主体和环境的系统，是一个涵盖了全部参与认知事物的分析单元。对于分布式认知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众多，其中，哈奇（Hatch）和加德纳（Gardner）根据分布式认知理论，提出了一个教室中认知活动的同心圆模型。同心圆模型从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三个层次来概括所有对分布式认知有影响的因素，三种力用三个同心圆表示（见图1）。最内圈层表示个人力，为分布式认知的核心因素圈层，表示个人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即认知个体在一个特定的本地情境（指一些典型场所如家、教室及工作场所等）中的倾向及经验；中间圈层表示地域力，是分布式认知最关注的因素圈层，它对认知活动具有直接影响，表示本地情境中的资源条件限制以及能够直接影响到个体行为的人物对认知的影响；最外围的圈层表示文化力，表示活动、惯例及信仰等因素对认知的影响，它超越了认知的本地情境，对个体的认知活动产生间接影响。这几种力之间互相依赖，缺一不可。总之，在分布式认知中，个体的智力、经验和偏好等是跟朋友同伴、家庭成员以及老师等人物的交流来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受到本地情境所提供的资源的约束，还受到期望和文化价值等因素的影响。
1.2土地流转分布式认知假说
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个体认知决定了其行为，进而会直接影响到个体之间的协调关系。农户之间不同的行为决策根本上是由其认知差异引起的，而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作为其在认知“加工”后的最终结果，不同农户的意愿差异根本上是由认知影响因素差异所决定。在此基础上，用“土地流转意愿”来衡量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农民作为认知主体，其判断在土地流转认知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外部环境因素诸如家庭条件、文化价值、社会环境等都会对农民认知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分布式认知的视角，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一（H1）：“个人力”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个人力在认知中的作用是分布式认知的核心，表示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倾向及经验，该偏好与经验主要受到认知主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在土地流转中，不同的农民由于其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来源、社会政治地位等个体特征差异，必然在土地价值的认识上产生差异，从而表现出对土地产权的不同偏好，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直接影响。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对土地流转认知产生影响的农民自身特征主要有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地位、文化程度、职业（兼业程度）等几个方面。
假说二（H2）：“地域力”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地域力直接影响个体认知活动，是分布式认知最关注的因素圈层，表示本地情境中的资源条件限制以及能够直接影响到个体行为的人物对认知的影响。就土地流转认知而言，最核心的本地情境是农户的家庭，农民个体的认知活动受到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各种资源禀赋的约束与限制，这些约束与限制直接影响农民个体的认知活动。换言之，农户家庭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会对农民的认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影响土地流转认知的家庭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禀赋”、“收入与经济条件禀赋”、“土地资源禀赋”等方面。衡量“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禀赋”常用指标主要有家庭人口数、劳动力人数、外出务工人数、家庭平均年龄等；衡量“收入与经济条件禀赋”常用指标主要有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年人均净收入、非农收入占比等；衡量“土地资源禀赋”常用指标主要有家庭承包地规模、土地分散程度等。
假说三（H3）：“文化力”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认知。
文化力代表活动、惯例及信仰等因素对认知的影响，它超越了认知的本地情境，对个体的认知活动产生间接影响。相比个人力与地域力，文化力是一个更加抽象的内涵。在传统农民的思想观念中，土地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同时也是人生全部希冀之所在，是农民关于情感、传统、文化、信仰以及尊严的寄托。因此，“土地情节”可能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文化力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生存方式的原因传统农民普遍存在风险规避心理，对其而言土地流转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其在土地流转中对政府和集体有较大的依赖性，在土地流转中政府和集体的可信度是农户获得的“安全感”的基本前提。因此，农户对政府和集体的信任度可能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另一个文化力因素。此外，基于补偿原理，土地流转价格应当是对农户转出土地使用价值损失、感情伤害损失以及流转风险承担损失的补偿，农户对土地流转价值认知也可能是一个文化力因素。
1.3变量选取与量表设计
在分布式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的指标选择与量表设计成果，同时结合调研区域的实际情况，设计了19个题项，采取李克特5点量表和实际数据相结合的采集方式，以测量流转认知、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4个变量（见表1）。
2研究方法与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EM）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拓展模型，属于多变量高等统计学范畴，它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整合起来，可以同时对模型中的潜在变量、观测变量以及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SEM包括结构模型与测量模型这两个基本模型。结构模型一般由多个潜在变量构成，是潜在变量间因果关系模型的说明；测量模型一般由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构成，表示潜在变量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多个观测变量共同组成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就数学定义而言，测量模型是一组观测变量的线性函数。观测变量是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或者量表等测量工具采集所得的指标数据，潜在变量表示一种潛在现象或抽象构念，此潜在现象或抽象构念无法直接测量，需要由多个观测变量采集的指标数据共同来反映。
3数据来源与样本检验
3.1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市为中心，覆盖周边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共八个大中型城市的城市群，也称“1+8城市圈”。行政区域虽然不足湖北省面积三分之一，却集中了湖北省超半数的人口、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我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武汉、鄂州两市是武汉城市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先驱，两市率先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成立了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中心），土地流转市场较为活跃，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累积了大量宝贵经验，是“1+8城市圈”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平台搭建的基础。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7月针对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区域涉及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五里界镇，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梁子湖区涂垴镇共计26村，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7份，问卷有效率为95.67%，其中转出土地、转入土地，未发生流转样本数分别为253份、15份、19份。考虑到不同类型样本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作用的差异性，加之样本数量的局限，未将转入土地和未发生流转样本纳入研究范围，最终所用数据为253份土地转出样本。研究样本区域如图3a-c，样本来源情况如表2，样本基本情况如表3。
由表3可知，调查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农业生产经验的中年男性普通村民。农户的基本特征符合研究的需要，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样本检验
3.2.1样本数据正态性检验
3.2.2样本数据多重共线性检验
3.2.3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用来评估问卷的会聚有效性。利用AMOS17.0对通过检验保留于模型中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0.75，在统计上具有高度显著性。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值计算出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以判断模型内在质量，通常组合系数均大于0.6表明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较佳，计算结果显示4个潜在变量的组合系数均大于0.6的标准，表明模型内在质量较佳。 4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借鉴吴明隆评价指标基础上，根据AMOS17.0计算结果所呈现的拟合指标，绝对拟合优度指标选取卡方值显著性概率（P）、良适性适配指数（GFI）、调整后良性适配指数（AGFI）、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增值拟合优度指标选取规准适配指数（NFI）、相对适配指数（RFI），精简拟合优度指标选取简约适配度指数（PGFI）、简约调整后的规准适配指数（PGFI）等来评价模型拟合优度。上述指标的标准及模型的实际拟合结果见表4。依表4所示，各项拟合指标均满足阈值条件，表明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拟合效果较好，模型稳健性通过检验。
图4所示的估计显示，标准化系数没有超过0.95的阈值，方差的估计值没有出现负的数值，全部方差估计值均达到0.01显著水平，表示因果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3个外因潜在变量间的协方差估计值分别为-0.32、-0.18和0.25，达到5%的显著水平。另外，模型的所有观察变量与其对应的潜在变量间的系数均达到1%显著水平，说明该模型各观测变量能够充分反映其对应的潜变量的情况。
根据表4、表5和图4，我们发现：
（1）从假说证实整体情况看：①在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三个因素圈层共同构成了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影响因素体系，三者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假说H1-H3均得到证实；②三个因素圈层对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4、0.58、0.81，表明“文化力”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圈层，对农民的流转认知具有决定作用，“地域力”对农民的流转认知具有关键作用，“个人力”对农民的流转认知具有重要作用。
5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详细分析了农户在土地流转认知上的影响因素构成与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土地流转分布式认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变量关系图，并利用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土地流转调查数据，对各影响因素在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从改善农地流转的内外部制度环境，促进农地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增长角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规范流转程序、健全流转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农民是土地流转中的弱势群体，“安全感”缺乏成为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最主要障碍。土地流转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和政策模式，农户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村镇干部在土地流转中是否会切实有效保护农民利益成为农户关注的焦点。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流转价格是否合适是农户关注的重点，现实中，土地流转政策制度所表达的内涵与实际执行上的脱节，村镇干部出卖农民利益，凭借自身独特条件获取大量土地流转利益，成为土地流转的“食利阶层”的现象客观存在，农户根本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引起农户对土地流转的不满，使得农户对土地流转风险的认知与规避意识更加深刻与明显。因此，推动农地流转，应规范市场行为，加强流转监督。
（2）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农民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是限制其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需求不会因为非农收入比重的增加而显著大幅下降。研究表明，土地对农民养老、就业等基本保障的功能价值为其直接产出价值的4倍，對农户而言，土地的社会保障效用比其直接产出效用更加重要，农户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是其离不开土地的核心原因。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还不够完善，还不足以取代土地的农民就业、养老、基本生活等保障功能，农村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农民转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需要新的社会保障方式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实现货币化，逐步实现农民获得同等的市民权利，以提高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
（3）加快推进和支持农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利于增强农民的非农经济活动能力，有助于农民从土地外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降低其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依赖，促进土地的流转和农村的发展。同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劳动力市场需要大批量的技术工人，因此，发挥职业技能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4）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和农业经营的扶持机制。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土地高效流转的前提与基础，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具备内在动力，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财产性质仍不明确，承包经营权能否被视为农民的一项财产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土地产权没有被固化在农民手中，导致了土地流转的内生机制仍然不成熟。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对大部分农民而言仍然是安身立命之本，要让农民自主选择流转农地，首先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得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利，以激发土地流转的内生机制。其次，建立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机制。对于真正从事农业，特别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经营主体，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扩大扶持的资金规模，并综合运用货币和财税政策工具，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分散规模经营风险。同时，政府还可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专项资金补助和企业化经营辅导，定期为管理者提供各种企业经营管理培训、专家咨询服务等，提高经营主体自身水平。
（编辑：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