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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九十岁老人的去世,还是带给人们意外,足以说明这个生命的重要。2015年底,干了一辈子摄影工作的陈勃,毫无征兆地在与他有着许多牵连的黄山脚下溘然倒下。
陈勃给人的感觉永远是衣着整洁,精神矍铄,即使到了晚年,那一头白发也掩盖不了他年轻的心性。
30年前,我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不久便见到了陈勃老师,那时他的样子不过50岁上下,在我眼里,后来的几十年他的外形似乎一直没变。陈老师是前辈、领导,自然与他的关系并非紧密,但因工作关系,还是有过不少的接触,和蔼与儒雅是他留给我的全部印象。
最后一次与陈勃老师共事,是2011年秋天。某日,陈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一些1950年代拍摄的文化名人照片,问我《中国摄影》杂志是否有兴趣刊登?我答,题材很好,又是历史照片,我们很有兴趣。几天后,陈老师托人送来一张电脑光盘和一片半张A4大的纸,上面工整地写着详细的图片说明,照片上人物的名字、职务,就连他们的生卒年份都标写得极为清楚,当时我就慨叹,不愧是位专业、严谨的老编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张纸至今我还留存着。
陈老师的这组照片,大多是1958年随同艺术家下乡时拍摄的,现场感极强,张张可谓佳作,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更平添了几多价值与厚重。配合这些照片,我写了一篇名为《陈勃:为大家造像》的小文,刊发在2011年12期《中国摄影》杂志。稿子引来了大家的关注,颇有影响的《读者欣赏》杂志很快就转载了这些图片。
陈老师打电话说要买几本杂志留作资料并与朋友们分享,他是我们的老领导,又是《中国摄影》的老主编,哪有买的道理。第二天我就带上十几本杂志送到陈老师家里。他和老伴丁补天老师,像以往一样热情地招呼我,又是沏茶又是洗水果。临别时还要坚持把我送到电梯口,电梯缓缓关门,两张笑脸定格在我心里,这是我迄今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不曾想,却也是与陈老师的诀别。
1945年,20岁的陈勃在张家口第一次拿起了照相机,此后的70年就再也没有放下。他从当报社记者、编创杂志,到摄影组织的创建和领导者,一路而行,拍摄不断,他拍摄过建国之前的毛主席、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大跃进”等多位重要人物和国家重大事件,这些照片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
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中国摄影学会成立,陈勃当选学会副秘书长;翌年5月,《中国摄影》杂志创刊,陈勃兼任杂志副主编。陈勃回忆:杂志创刊号确定了至今未变的方形12开本,暂定为季刊,1959年请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杂志一问世,便受到广大影友的欢迎,初版刊印了6000多本,几天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再加印5000本。鲜为人知的是,196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时说:“你们出的《中国摄影》我每期都看··”。
1966年因“文革”导致《中国摄影》停刊,11年后复刊,陈勃与袁毅平、佟树珩一起主持杂志工作。陈勃先后主持杂志工作十几年,为杂志的创办和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如今更加成熟壮大的《中国摄影》,无不烙印着像陈勃这样的前辈的智慧与光辉。
为纪念陈勃逝世,《中国摄影》杂志2016年第一期封面,选择了陈勃最有影响的作品《雨越大干劲越大》。该作是他1958年夏天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得,“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拍照,忽然天空乌云密布,顷刻间下了瓢泼大雨,我赶紧把相机贴身藏在衬衣下面保护好,呼喊近处的同伴杨子颐去附近的帐篷避雨。猛然一回头,看到不远处的许多民工,他们不但没有避雨,反而披起随身携带的雨衣,叫着比雨声更响的劳动号子,挑着沉重的沙石,一个个向前奔跑,好像在同大雨比赛。这个场面一下子让我惊呆了,当时也忘了大雨的冲刷,径自向人群跑去,选取了一个逆光角度,突出落下的雨点和奋战的人群,从衬衣内掏出相机,在滂沱大雨中按下了快门。”
这幅拍自雨中的作品,当年发表在《中国摄影》,后来在国外举行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影赛中获得第一名,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摄影工作者在国际影赛中获得的第一块金牌。这张底片一直保存在国家级档案馆新华照片档案馆。
在不断坚持拍摄的同时,陈勃注意加强理论学习,并撰写有关文章特别是摄影普及知识,1956年他撰写的《简明摄影知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几年间15次印刷,共发行了惊人的200万册。
陈勃去世后,摄影界不论长幼,许多人撰写纪念文章,回忆他所留下的美好,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我们作为他曾经的同事,他的后辈,更是有太多温暖的话要诉说,但我们更有责任把《中国摄影》办得愈加精彩,或许,这才是告慰老主编最真诚的行动。
陈勃自己编纂的《陈勃摄影年表》停留在2015年9月:“作为抗战老战士,接受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9月3日应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隆重的阅兵观礼。
2015年12月26日,在与陈勃最后的告别时刻,《中国摄影》杂志郑重地献上了花圈,挽联上写着:
痛痛痛,难忘陈陈往事教诲;悼悼悼,共享勃勃生机未来。
陈勃给人的感觉永远是衣着整洁,精神矍铄,即使到了晚年,那一头白发也掩盖不了他年轻的心性。
30年前,我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不久便见到了陈勃老师,那时他的样子不过50岁上下,在我眼里,后来的几十年他的外形似乎一直没变。陈老师是前辈、领导,自然与他的关系并非紧密,但因工作关系,还是有过不少的接触,和蔼与儒雅是他留给我的全部印象。
最后一次与陈勃老师共事,是2011年秋天。某日,陈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一些1950年代拍摄的文化名人照片,问我《中国摄影》杂志是否有兴趣刊登?我答,题材很好,又是历史照片,我们很有兴趣。几天后,陈老师托人送来一张电脑光盘和一片半张A4大的纸,上面工整地写着详细的图片说明,照片上人物的名字、职务,就连他们的生卒年份都标写得极为清楚,当时我就慨叹,不愧是位专业、严谨的老编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张纸至今我还留存着。
陈老师的这组照片,大多是1958年随同艺术家下乡时拍摄的,现场感极强,张张可谓佳作,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更平添了几多价值与厚重。配合这些照片,我写了一篇名为《陈勃:为大家造像》的小文,刊发在2011年12期《中国摄影》杂志。稿子引来了大家的关注,颇有影响的《读者欣赏》杂志很快就转载了这些图片。
陈老师打电话说要买几本杂志留作资料并与朋友们分享,他是我们的老领导,又是《中国摄影》的老主编,哪有买的道理。第二天我就带上十几本杂志送到陈老师家里。他和老伴丁补天老师,像以往一样热情地招呼我,又是沏茶又是洗水果。临别时还要坚持把我送到电梯口,电梯缓缓关门,两张笑脸定格在我心里,这是我迄今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不曾想,却也是与陈老师的诀别。
1945年,20岁的陈勃在张家口第一次拿起了照相机,此后的70年就再也没有放下。他从当报社记者、编创杂志,到摄影组织的创建和领导者,一路而行,拍摄不断,他拍摄过建国之前的毛主席、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大跃进”等多位重要人物和国家重大事件,这些照片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
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中国摄影学会成立,陈勃当选学会副秘书长;翌年5月,《中国摄影》杂志创刊,陈勃兼任杂志副主编。陈勃回忆:杂志创刊号确定了至今未变的方形12开本,暂定为季刊,1959年请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杂志一问世,便受到广大影友的欢迎,初版刊印了6000多本,几天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再加印5000本。鲜为人知的是,196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时说:“你们出的《中国摄影》我每期都看··”。
1966年因“文革”导致《中国摄影》停刊,11年后复刊,陈勃与袁毅平、佟树珩一起主持杂志工作。陈勃先后主持杂志工作十几年,为杂志的创办和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如今更加成熟壮大的《中国摄影》,无不烙印着像陈勃这样的前辈的智慧与光辉。
为纪念陈勃逝世,《中国摄影》杂志2016年第一期封面,选择了陈勃最有影响的作品《雨越大干劲越大》。该作是他1958年夏天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得,“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拍照,忽然天空乌云密布,顷刻间下了瓢泼大雨,我赶紧把相机贴身藏在衬衣下面保护好,呼喊近处的同伴杨子颐去附近的帐篷避雨。猛然一回头,看到不远处的许多民工,他们不但没有避雨,反而披起随身携带的雨衣,叫着比雨声更响的劳动号子,挑着沉重的沙石,一个个向前奔跑,好像在同大雨比赛。这个场面一下子让我惊呆了,当时也忘了大雨的冲刷,径自向人群跑去,选取了一个逆光角度,突出落下的雨点和奋战的人群,从衬衣内掏出相机,在滂沱大雨中按下了快门。”
这幅拍自雨中的作品,当年发表在《中国摄影》,后来在国外举行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影赛中获得第一名,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摄影工作者在国际影赛中获得的第一块金牌。这张底片一直保存在国家级档案馆新华照片档案馆。
在不断坚持拍摄的同时,陈勃注意加强理论学习,并撰写有关文章特别是摄影普及知识,1956年他撰写的《简明摄影知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几年间15次印刷,共发行了惊人的200万册。
陈勃去世后,摄影界不论长幼,许多人撰写纪念文章,回忆他所留下的美好,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我们作为他曾经的同事,他的后辈,更是有太多温暖的话要诉说,但我们更有责任把《中国摄影》办得愈加精彩,或许,这才是告慰老主编最真诚的行动。
陈勃自己编纂的《陈勃摄影年表》停留在2015年9月:“作为抗战老战士,接受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9月3日应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隆重的阅兵观礼。
2015年12月26日,在与陈勃最后的告别时刻,《中国摄影》杂志郑重地献上了花圈,挽联上写着:
痛痛痛,难忘陈陈往事教诲;悼悼悼,共享勃勃生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