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言及收藏，则先修其身，华夏文明历数千年，个中有太多传奇与菁华，需为藏者所探、所研。昔时珍宝，如今或长眠地下，或散落世间，它们被悉心珍藏的同时，也为我们解读先祖的文明打开了一扇窗。
随着近代文博体系的输入，博物馆肩负起保存、展示、传播文明古国文化精髓的重任，并为藏家、学者以及艺术爱好者建立科学、权威的学术指导。法国作家曾说：“所谓千古不朽的艺术作品，特点就在不论时尚怎么改变，它总是有办法满足任何时尚中的任何人。”博物馆的存在，正是保存这些千古不朽的艺术结晶，满足我们这些“任何人”。博物馆的珍藏总有太多的故事与传奇，它们或许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流传之旅，抑或是一次摄人心魂的惊世发现，甚至是千百年前古老年代中一次惊天变革的岁月见证……本期开始，我们携手全国各大博物馆，推出特别“馆藏珍品”栏目。每期奉送一家地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并装帧一页精美的藏画拉页，国宝天颜，尽在眼前。不管是惊天的稀世珍宝，还是动人的传世佳作，关于它们的故事，我们都将为您娓娓道来。
唐朝，这个具有永恒魅力和引人无限遐想的王朝，她带给我们多少惊喜，就带给我们多少神秘。这个创造并留传奇迹的时代用她无与伦比的辉煌与壮丽谱写了华夏脉络的盛世繁华，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
惊世宝藏再现盛唐辉煌
提起彰显这盛世唐朝宴强安康、文化交融、歌舞升平的明证，则数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无二。1970年10月，西安城南何家村，历史上的唐长安城兴化坊所在地，建筑施工时发现了埋在地下、盛满珍贵器物的两瓮罐。惊世发现自此横空出世，一个深埋地底上千年的秘密跃于眼前：1000余件工艺精湛、大气典雅、器型独特、富丽堂皇的金、银、玉、水晶、玛瑙、琉璃器皿历经了千年的时光流转又进八了我们的眼帘。这些器皿，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外域风格，令人啧啧称奇，惊叹不已。经专家确认，这处唐代窖藏共出土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板9副，玉镯2副，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其价值在唐代相当于150万男丁一年向唐政府缴纳的租粟或约合3830万钱（制作金银器的加工费与各种宝石、药物的价值尚未计入）。由此，大唐珍宝的贵重与珍稀可见一斑。
这批珍贵的窖藏出土文物玉润华光、金银璀璨、荟萃中外，从文化、经济、风俗等方面反映出盛世大唐的时代风貌。有考古学家称其为“何家村遗宝”，与西方著名的考古发现“阿姆河遗宝”相对应，也有权威考古机构称其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无论如何，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都被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隋唐考古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唐人留下了稀世珍宝，也留下了不解谜团：这批宝物源于何处？所属何人？为何掩埋于此？至今莫哀一是、众说纷纭，这就又为何家村珍宝增添了一道神秘的光芒。
众所周知，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数量多，种类全，品位高，价值广，周、秦、汉、唐文物集全国之精华，精彩绝伦。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进行评鉴、定级，共有762件（组）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其中18件（组）被评定为国宝级，居全国博物馆前列。这18件国宝涵盖了古代壁画、金银器、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各大类别，并以其珍贵而独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而蜚声海内外，堪称镇馆之宝。而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与镶金兽首玛瑙杯，则占据其二；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千余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中，精选出含两件国宝在内的三百余件（套）高等级的金、银、玉器集中展示，创办常设专题陈列《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将“历史的馈赠”精心打磨为“历史的珍藏”，该展于2011年荣获第九届（2009-201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自此，大唐遗宝的观赏性和吸引力可想而知。
舞马献寿重温昔日繁华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造型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马镫的综合形状，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重549克。扁圆形的壶身由一整块银版捶打成形，在壶身两侧模压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壶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小口，壶盖为锤揲成形的覆莲瓣，项中心铆一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银链和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弓状提梁。银壶制作精湛、图案生动，整体造型浑圆大气，充分体现出唐代金银器的堂皇奢华，提梁、盖及舞马纹饰均鎏金，灿灿金色与灼灼银光交相辉映，色调分外和谐富丽，光彩倍增。
皮囊或马镫式壶，是契丹族墓葬或窖藏中的常见物，在京城长安则比较少见。这种壶无论是在日常使用，还是外出骑行狩猎中均便于携带，很是实用。契丹民族在唐代是东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与唐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皮囊壶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这件独具匠心的皮囊式银壶正是汉族与契丹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
唐代贵族权臣，多喜豪宴，宴会用器极尽奢华之能事，无一不讲究，这件形制特别、纹饰华美的银壶就是当时宴会上盛酒的容器，栩栩如生的“舞马衔杯”这一纹饰便是唐玄宗时期舞马衔杯祝寿盛况的真实写照。唐代盛行养马，以马为题材的唐代文物也在全国各地大量出土，但以舞马形象出现的文物则少之又少。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宫中驯养着数百匹舞马，皆从外国进献的资质优良的贡马中精选而出，玄宗经常观看舞马并亲自训练，每匹马还被冠以“某家宠”、“某娇”的大名。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即千秋节）时，玄宗在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下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宴会后的游艺会上就有斗鸡和舞马表演助兴。舞马披金戴银，着华丽锦绣、绑五彩绶带，在《倾杯乐》等乐曲中，翩翩起舞，时而步履急促、时而姿态优雅，像马戏团表演一样凸显着惊险与奇妙。一曲终了，领头的舞马衔着地上乘满酒的酒杯跪行至皇帝面前祝寿，这一难得的瞬间便留在了这银壶上。银壶上的舞马衔杯是当时祝寿情景的真实再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信。 只见这舞马颈系绶带，前腿直立后腿弯曲半跪，不正印证着唐朝诗句“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与“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中描画舞马衔杯祝寿的歌舞升平场景吗？好一派欣欣向荣、昂扬自信之盛景，纵观中国上下史诗长卷，历朝历代无出其右。然再看“谁能载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绣筵”与“凤凰尊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这些描绘权贵宴饮之豪华场面的诗句，不难想到当时冠盖云集、醉生梦死的骄奢淫逸之社会风气与纸醉金迷之生活场景，这盛衰一线由此而始。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贵妃仓皇出逃，舞马流落民间，辗转颠沛，传说有两匹舞马落入安禄山部将田承嗣军中，闻乐起舞，士兵却以为马中了妖术，挥鞭令停，殊不知舞马是在鞭下驯化而出，马以为舞蹈不合要求，舞个不休，直至被鞭挞至死，舞马也最终消亡。而今我们对舞马以及关于它们那些动人的故事就只能在这“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中一窥究竟了。
玛瑙角杯凸显中外交流
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是一件极其珍罕的古玉雕艺术品，也是迄今考古发现唐代俏色玉雕的孤例，更是世界同类器物中最为精美的一件。玛瑙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熠熠生辉。造型静中有动、技艺巧夺天工，极富艺术感染力。
玛瑙杯用罕见的以红色为主调，中间又夹一层橙黄、乳白色夹心的缠丝玛瑙制成，层次分明，浓淡相宜，晶莹鲜润。制作采用圆雕技法，造型生动优美。工匠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态“取势造型，依形布局”、“依色取巧、随形变化”，将玛瑙小端雕琢成兽首，巧用俏色技巧将眼睛刻画得黑白分明、炯炯有神，真正达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兽颈上下的肌肉，寥寥数刀就刻画得十分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而纹理竖直的粗端雕成杯口，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纹，线条流畅自然，杯体打磨光滑。
兽首造型似牛非牛，有学者认为造型应以中亚高鼻羚羊为原型。兽首为装饰重点：上有两只弯曲且粗壮的羚羊角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从前往后伸向上翘的杯口。兽似牛，却生两只弯曲的羚角，装饰奇特，却不造作，有浑然天成之感。兽首口鼻有流，为不规则扁圆形，流口外部有金盖帽，金盖帽后面有金管堵住流口，使杯中液体无法流出。金光闪闪的金盖帽使玛瑙增加了明快的色泽，既凸显了兽首造型的完美，又提升了整体价值。
中国以玛瑙制器由来已久，玛瑙品种繁多，有“千种玛瑙”之说。但中国所产玛瑙以白、黄、淡青者居多，红色甚是少见。据文献记载，此种红色夹心玛瑙多产自中亚、西亚地区。该杯一经出土即刻引发中西亚各国的广泛关注，关于此玛瑙杯的产地及年代争议不止。有的学者认为是7世纪之前的外来物品，也有学者认为是八世纪唐人吸收外来文化制作而成。由于缠丝玛瑙多产于西域，又《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728年）大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地区）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因而有西域赠品一说，它可能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了中国。因此，这尊玛瑙杯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种弧形的酒杯酷似兽角，亦称“角杯”。我国制作和使用角杯的历史悠久，但底部设流口及兽首装饰的角杯却非我国传统，而起源于西方，由古希腊、波斯、中亚地区渐次传来，称之“来通”，漏斗状，可注酒。当时人们相信“来通”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后广泛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十分常见。
这两件罕见珍宝不仅反映出唐代贵族器物巧妙精湛的制作工艺与富丽华贵的艺术特征，还凝聚了代王朝的文化风貌，更是盛唐国力昌盛与对外交流融合的缩影。让我们一同观其美、品其蕴、思其华，通过两件国宝遥想昔日大唐的繁华气象与富足安康，梦回那开放强盛、尊贵典雅的盛世王朝……
随着近代文博体系的输入，博物馆肩负起保存、展示、传播文明古国文化精髓的重任，并为藏家、学者以及艺术爱好者建立科学、权威的学术指导。法国作家曾说：“所谓千古不朽的艺术作品，特点就在不论时尚怎么改变，它总是有办法满足任何时尚中的任何人。”博物馆的存在，正是保存这些千古不朽的艺术结晶，满足我们这些“任何人”。博物馆的珍藏总有太多的故事与传奇，它们或许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流传之旅，抑或是一次摄人心魂的惊世发现，甚至是千百年前古老年代中一次惊天变革的岁月见证……本期开始，我们携手全国各大博物馆，推出特别“馆藏珍品”栏目。每期奉送一家地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并装帧一页精美的藏画拉页，国宝天颜，尽在眼前。不管是惊天的稀世珍宝，还是动人的传世佳作，关于它们的故事，我们都将为您娓娓道来。
唐朝，这个具有永恒魅力和引人无限遐想的王朝，她带给我们多少惊喜，就带给我们多少神秘。这个创造并留传奇迹的时代用她无与伦比的辉煌与壮丽谱写了华夏脉络的盛世繁华，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
惊世宝藏再现盛唐辉煌
提起彰显这盛世唐朝宴强安康、文化交融、歌舞升平的明证，则数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无二。1970年10月，西安城南何家村，历史上的唐长安城兴化坊所在地，建筑施工时发现了埋在地下、盛满珍贵器物的两瓮罐。惊世发现自此横空出世，一个深埋地底上千年的秘密跃于眼前：1000余件工艺精湛、大气典雅、器型独特、富丽堂皇的金、银、玉、水晶、玛瑙、琉璃器皿历经了千年的时光流转又进八了我们的眼帘。这些器皿，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外域风格，令人啧啧称奇，惊叹不已。经专家确认，这处唐代窖藏共出土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板9副，玉镯2副，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其价值在唐代相当于150万男丁一年向唐政府缴纳的租粟或约合3830万钱（制作金银器的加工费与各种宝石、药物的价值尚未计入）。由此，大唐珍宝的贵重与珍稀可见一斑。
这批珍贵的窖藏出土文物玉润华光、金银璀璨、荟萃中外，从文化、经济、风俗等方面反映出盛世大唐的时代风貌。有考古学家称其为“何家村遗宝”，与西方著名的考古发现“阿姆河遗宝”相对应，也有权威考古机构称其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无论如何，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都被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隋唐考古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唐人留下了稀世珍宝，也留下了不解谜团：这批宝物源于何处？所属何人？为何掩埋于此？至今莫哀一是、众说纷纭，这就又为何家村珍宝增添了一道神秘的光芒。
众所周知，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数量多，种类全，品位高，价值广，周、秦、汉、唐文物集全国之精华，精彩绝伦。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进行评鉴、定级，共有762件（组）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其中18件（组）被评定为国宝级，居全国博物馆前列。这18件国宝涵盖了古代壁画、金银器、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各大类别，并以其珍贵而独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而蜚声海内外，堪称镇馆之宝。而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与镶金兽首玛瑙杯，则占据其二；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千余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中，精选出含两件国宝在内的三百余件（套）高等级的金、银、玉器集中展示，创办常设专题陈列《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将“历史的馈赠”精心打磨为“历史的珍藏”，该展于2011年荣获第九届（2009-201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自此，大唐遗宝的观赏性和吸引力可想而知。
舞马献寿重温昔日繁华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造型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马镫的综合形状，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重549克。扁圆形的壶身由一整块银版捶打成形，在壶身两侧模压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壶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小口，壶盖为锤揲成形的覆莲瓣，项中心铆一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银链和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弓状提梁。银壶制作精湛、图案生动，整体造型浑圆大气，充分体现出唐代金银器的堂皇奢华，提梁、盖及舞马纹饰均鎏金，灿灿金色与灼灼银光交相辉映，色调分外和谐富丽，光彩倍增。
皮囊或马镫式壶，是契丹族墓葬或窖藏中的常见物，在京城长安则比较少见。这种壶无论是在日常使用，还是外出骑行狩猎中均便于携带，很是实用。契丹民族在唐代是东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与唐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皮囊壶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这件独具匠心的皮囊式银壶正是汉族与契丹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
唐代贵族权臣，多喜豪宴，宴会用器极尽奢华之能事，无一不讲究，这件形制特别、纹饰华美的银壶就是当时宴会上盛酒的容器，栩栩如生的“舞马衔杯”这一纹饰便是唐玄宗时期舞马衔杯祝寿盛况的真实写照。唐代盛行养马，以马为题材的唐代文物也在全国各地大量出土，但以舞马形象出现的文物则少之又少。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宫中驯养着数百匹舞马，皆从外国进献的资质优良的贡马中精选而出，玄宗经常观看舞马并亲自训练，每匹马还被冠以“某家宠”、“某娇”的大名。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即千秋节）时，玄宗在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下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宴会后的游艺会上就有斗鸡和舞马表演助兴。舞马披金戴银，着华丽锦绣、绑五彩绶带，在《倾杯乐》等乐曲中，翩翩起舞，时而步履急促、时而姿态优雅，像马戏团表演一样凸显着惊险与奇妙。一曲终了，领头的舞马衔着地上乘满酒的酒杯跪行至皇帝面前祝寿，这一难得的瞬间便留在了这银壶上。银壶上的舞马衔杯是当时祝寿情景的真实再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信。 只见这舞马颈系绶带，前腿直立后腿弯曲半跪，不正印证着唐朝诗句“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与“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中描画舞马衔杯祝寿的歌舞升平场景吗？好一派欣欣向荣、昂扬自信之盛景，纵观中国上下史诗长卷，历朝历代无出其右。然再看“谁能载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绣筵”与“凤凰尊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这些描绘权贵宴饮之豪华场面的诗句，不难想到当时冠盖云集、醉生梦死的骄奢淫逸之社会风气与纸醉金迷之生活场景，这盛衰一线由此而始。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贵妃仓皇出逃，舞马流落民间，辗转颠沛，传说有两匹舞马落入安禄山部将田承嗣军中，闻乐起舞，士兵却以为马中了妖术，挥鞭令停，殊不知舞马是在鞭下驯化而出，马以为舞蹈不合要求，舞个不休，直至被鞭挞至死，舞马也最终消亡。而今我们对舞马以及关于它们那些动人的故事就只能在这“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中一窥究竟了。
玛瑙角杯凸显中外交流
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是一件极其珍罕的古玉雕艺术品，也是迄今考古发现唐代俏色玉雕的孤例，更是世界同类器物中最为精美的一件。玛瑙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熠熠生辉。造型静中有动、技艺巧夺天工，极富艺术感染力。
玛瑙杯用罕见的以红色为主调，中间又夹一层橙黄、乳白色夹心的缠丝玛瑙制成，层次分明，浓淡相宜，晶莹鲜润。制作采用圆雕技法，造型生动优美。工匠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态“取势造型，依形布局”、“依色取巧、随形变化”，将玛瑙小端雕琢成兽首，巧用俏色技巧将眼睛刻画得黑白分明、炯炯有神，真正达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兽颈上下的肌肉，寥寥数刀就刻画得十分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而纹理竖直的粗端雕成杯口，杯口沿下又恰到好处地装饰有两条圆凸弦纹，线条流畅自然，杯体打磨光滑。
兽首造型似牛非牛，有学者认为造型应以中亚高鼻羚羊为原型。兽首为装饰重点：上有两只弯曲且粗壮的羚羊角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从前往后伸向上翘的杯口。兽似牛，却生两只弯曲的羚角，装饰奇特，却不造作，有浑然天成之感。兽首口鼻有流，为不规则扁圆形，流口外部有金盖帽，金盖帽后面有金管堵住流口，使杯中液体无法流出。金光闪闪的金盖帽使玛瑙增加了明快的色泽，既凸显了兽首造型的完美，又提升了整体价值。
中国以玛瑙制器由来已久，玛瑙品种繁多，有“千种玛瑙”之说。但中国所产玛瑙以白、黄、淡青者居多，红色甚是少见。据文献记载，此种红色夹心玛瑙多产自中亚、西亚地区。该杯一经出土即刻引发中西亚各国的广泛关注，关于此玛瑙杯的产地及年代争议不止。有的学者认为是7世纪之前的外来物品，也有学者认为是八世纪唐人吸收外来文化制作而成。由于缠丝玛瑙多产于西域，又《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728年）大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地区）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因而有西域赠品一说，它可能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了中国。因此，这尊玛瑙杯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种弧形的酒杯酷似兽角，亦称“角杯”。我国制作和使用角杯的历史悠久，但底部设流口及兽首装饰的角杯却非我国传统，而起源于西方，由古希腊、波斯、中亚地区渐次传来，称之“来通”，漏斗状，可注酒。当时人们相信“来通”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后广泛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十分常见。
这两件罕见珍宝不仅反映出唐代贵族器物巧妙精湛的制作工艺与富丽华贵的艺术特征，还凝聚了代王朝的文化风貌，更是盛唐国力昌盛与对外交流融合的缩影。让我们一同观其美、品其蕴、思其华，通过两件国宝遥想昔日大唐的繁华气象与富足安康，梦回那开放强盛、尊贵典雅的盛世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