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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不是一句空话。文学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过去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下也是一面镜子。如何面对历史？如何书写当下？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历史叙事的一次探索
作家、评论家房伟在一篇题为《打造历史英雄的“心灵史”》的文章中写道：“追求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心灵史’的塑造，有利于我们纠正在纯文学创作领域之中，以‘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之名义出现的某些偏颇。简单而言，就是将过去正面的塑造成负面的，对过去被我们否定和批判的东西，打着追求‘纯文学的复杂性’的旗号予以简单鼓吹。人类的心灵是复杂的，历史英雄的精神更是复杂的，又岂能是欲望叙事所能简单涵盖的？”
在理论上思考的同时，房伟还亲自上阵，写出了一批以抗战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广受好评。
从《中国野人》开始，《地狱影里的水源清》《指南》《红龙》《猎舌师》……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短则七八千字，长则两万字，一个个虚虚实实的命运共同体，在大历史的漩涡里游荡。房伟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小说宽广的厚度，许多人也惊异于他创造的新奇世界，一个个孤独的野人、日本兵、厨子、军统、失忆者，超脱于简单的宏大叙事，他用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剖开战争的庄严和残酷，把人性血淋淋的味道呈现在文字中。
其实，为这些系列小说进行的准备工作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2007年，他就出版过一本历史普及读物《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对历史的思考早已经在他的视野内展开。对民国以来文学发展历程的不断梳理和研究，也为他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而具体到小说领域，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无疑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里程碑，他用一部作品向王小波致敬，并延续了王氏小说的现代性脉络。
如何才能找到当代人喜欢的历史叙事呢？他想起了尤瑟纳尔与井上靖。对比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井上靖的《敦煌》、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库切的《等待野蛮人》，房伟道出了自己对历史小说的理解：“应是阔大神秘，又真实可感，能将人带入特定历史逻辑和情境，显现历史的荒诞、悲情、无奈，也表达历史的乐观、雍容与想象力，应是‘力’与‘美’的强大组合。同时，这种历史感，又必须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充满生命细节，表达独特审美魅力与价值观。”
“沂蒙精神”的书写与传承
如何书写当下？40年前，作家李存葆用一篇小说直面当下。
1979年春，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在前线，他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
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得到了张的支持。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來，火速赶写，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高山下的花环》轰动一时，还出现了连环画、电影、电视剧、舞剧等众多版本，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从《红嫂》到《高山下的花环》，以及不断出现的一系列作品，“沂蒙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诠释，不断丰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诞生于沂蒙老区，发展于齐鲁大地的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新时代传播和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创新技术手段、创新表现形式、创新传播方式，用更富有时代性的新话语、新形式、新载体讲好红色故事、传承沂蒙精神。大型民族歌剧《沂蒙山》，自2018年12月首演以来，已在北京、福州、沈阳等地和省内演出40多场，广受好评。
歌剧《沂蒙山》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真实历史创作而成，将真实事例进行艺术提炼，把人间大义大爱浓墨重彩地描绘成了一台史诗化的精彩华章，生动刻画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民舍生取义、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艺术展现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和丰富内涵，把沂蒙山精神的丰碑浓缩在舞台上，着实让人耳目一新，血气为之动荡。
“在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济与文化都有层层级差的中国，如何看待发展不平衡问题，光靠一点小敏感，小同情心是远远不够的。”作家阿来说，“我们的心胸要向时代潮流敞开。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先生当年写下这样的诗句是愤激之语，他的写作并没有采取逃避时代的态度。而了解一个时代，首先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更需要持续的激情。”
以弘扬“沂蒙精神”为背景，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当下中国，书写乡村和书写当下，形成一股洪流。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从来就不分彼此，紧密相连。
历史叙事的一次探索
作家、评论家房伟在一篇题为《打造历史英雄的“心灵史”》的文章中写道：“追求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心灵史’的塑造，有利于我们纠正在纯文学创作领域之中，以‘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之名义出现的某些偏颇。简单而言，就是将过去正面的塑造成负面的，对过去被我们否定和批判的东西，打着追求‘纯文学的复杂性’的旗号予以简单鼓吹。人类的心灵是复杂的，历史英雄的精神更是复杂的，又岂能是欲望叙事所能简单涵盖的？”
在理论上思考的同时，房伟还亲自上阵，写出了一批以抗战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广受好评。
从《中国野人》开始，《地狱影里的水源清》《指南》《红龙》《猎舌师》……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短则七八千字，长则两万字，一个个虚虚实实的命运共同体，在大历史的漩涡里游荡。房伟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小说宽广的厚度，许多人也惊异于他创造的新奇世界，一个个孤独的野人、日本兵、厨子、军统、失忆者，超脱于简单的宏大叙事，他用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剖开战争的庄严和残酷，把人性血淋淋的味道呈现在文字中。
其实，为这些系列小说进行的准备工作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2007年，他就出版过一本历史普及读物《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对历史的思考早已经在他的视野内展开。对民国以来文学发展历程的不断梳理和研究，也为他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而具体到小说领域，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无疑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里程碑，他用一部作品向王小波致敬，并延续了王氏小说的现代性脉络。
如何才能找到当代人喜欢的历史叙事呢？他想起了尤瑟纳尔与井上靖。对比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井上靖的《敦煌》、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库切的《等待野蛮人》，房伟道出了自己对历史小说的理解：“应是阔大神秘，又真实可感，能将人带入特定历史逻辑和情境，显现历史的荒诞、悲情、无奈，也表达历史的乐观、雍容与想象力，应是‘力’与‘美’的强大组合。同时，这种历史感，又必须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充满生命细节，表达独特审美魅力与价值观。”
“沂蒙精神”的书写与传承
如何书写当下？40年前，作家李存葆用一篇小说直面当下。
1979年春，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在前线，他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
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得到了张的支持。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來，火速赶写，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高山下的花环》轰动一时，还出现了连环画、电影、电视剧、舞剧等众多版本，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从《红嫂》到《高山下的花环》，以及不断出现的一系列作品，“沂蒙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诠释，不断丰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诞生于沂蒙老区，发展于齐鲁大地的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新时代传播和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创新技术手段、创新表现形式、创新传播方式，用更富有时代性的新话语、新形式、新载体讲好红色故事、传承沂蒙精神。大型民族歌剧《沂蒙山》，自2018年12月首演以来，已在北京、福州、沈阳等地和省内演出40多场，广受好评。
歌剧《沂蒙山》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真实历史创作而成，将真实事例进行艺术提炼，把人间大义大爱浓墨重彩地描绘成了一台史诗化的精彩华章，生动刻画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民舍生取义、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艺术展现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和丰富内涵，把沂蒙山精神的丰碑浓缩在舞台上，着实让人耳目一新，血气为之动荡。
“在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济与文化都有层层级差的中国，如何看待发展不平衡问题，光靠一点小敏感，小同情心是远远不够的。”作家阿来说，“我们的心胸要向时代潮流敞开。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先生当年写下这样的诗句是愤激之语，他的写作并没有采取逃避时代的态度。而了解一个时代，首先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更需要持续的激情。”
以弘扬“沂蒙精神”为背景，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当下中国，书写乡村和书写当下，形成一股洪流。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从来就不分彼此，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