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乃甫，男，汉族，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书法家，新华社高级编辑，陕西省米脂县姬家石沟村人。1964年本科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作，曾任国内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副社长。1995年出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现兼任首都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
　　
　　人人平等，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是难以做到的。以我之见，内中隐含着难以言表的玄机。
　　美国的总统和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站到一起，哪怕自己是个矮子，也觉得比别人高；中国的一位省长和中国的一位县长站到一起，哪怕别人是个巨人，也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村长和村民、老板和雇员，乃至于夫妻之间，都无绝对的平等可言。上学的娃娃如果自己的老子是个穷光蛋，跟有钱人家的娃娃在一起，在那幼小的心灵里，自己就觉得比人家矮半截。
　　上上个世纪出生的我的爷爷，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小的时候对我说，一个城里人要管3个乡下人。我问他老人家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城里人不种地就有饭吃，而且比种地的乡下人吃得还好。
　　小孩子问话总有一连串的为什么，我又问他老人家城里人为什么不种地就有饭吃，他说因为城里人比乡下人聪明。
　　爷爷说，一担大粪他们小时候能卖2个铜钱，聪明的城里人就在街道两旁修厕所。城里人有文化，给这臭烘烘的茅坑，起一个很美很美的名字，叫“五凤（粪）楼”，让赶集来的乡下人如厕，然后再把大粪卖给乡下人。
　　按道理说，当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城里人和乡下人应当平等了吧，其实远非如此。中央电视台播过一条新闻，说的是一个农村来的打工妹，和一个城里姑娘一起走在大街上同时被车撞了，法院判给城里姑娘的赔偿却比那位农村姑娘的多。那位农村姑娘不服去告，法院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他们也没办法。你能想得到吗？原来，我们的法律就规定城里人和乡下人不能平等。再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那就是高考录取分数线北京的要比外地的低。我们常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岂不是公开骗人？
　　我们过去说的社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那句话，在现实中大打折扣。我“分工”是高干，你“分工”当我的司机，我半夜要找情妇用车，你就得给我出车，哪怕你肚子疼也不敢不去。我“分工”当老板，你“分工”当我的雇员，我看你不顺眼，一句话就能把你开了。
　　我年轻的时候，一家4口人住一间房子。机关分房我去要，人家说没我的份儿，因为我不是官。分房是按官大小分的，只要是官，哪怕你就一个人，也可以分到四五间。后来我也当了官，分了我四间房，心想还是当官好。
　　还有一句值得磋商的话，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两个小子一起去嫖娼，正碰上扫黄，而且是“严打”，被警察逮了个正着，顶风作案，这还得了。但是，其中一个小子说他爸爸是部长，公安局就给他老子的单位打电话，问他老子是不是部长，对方说是，又问是不是正部长，也说是，于是就把这小子给放了，而另一个小子则被关起来了。
　　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老祖宗那句话对，刑不上大夫，因为刑就掌握在大夫们手里，不服不行。
　　有一位老革命，自然是高官了。他儿子犯了法，本该杀头，却判了个有期徒刑。这已是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但这位老革命还不知足，跳高曰：“老子当年把脑袋别在裤腰上打江山，如今革命成功了，却连个儿子也保不住，这算哪门子法律。” 这要是搁在平顶子百姓身上，准会感激得爬下磕3个响头，忙不迭连喊谢恩呢。
　　没官有钱也行，贪赃枉法的例子太多太多，说多了怕把你的肺气炸，不说了。
　　有人对平等就是想不通，老子有权有钱，怎么能和你一个无权无钱的小子平等呢？
　　这就是社会。其实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长得一般高，一是不可能，二是没必要，否则世界就太平淡了，也太难看了。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做到人人平等。哪怕你是特级历史学家，也找不出真正能够做到人人平等的社会。这就是存在，而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就决定人的意识。
　　这样说来，不平等岂不成了一件好事？你别说，没准还真是这样呢。你想，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赛场，由于永恒驱动力——利益的驱动，滚滚向前，无可阻挡。人们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从来没有停息过，为的就是能够出人头地，高人一等。
　　当然，所有的社会变动，打的旗号当中都有一面上头写着“平等”二字。但成功之后，旗子也好，口号也好，就都偃旗息鼓了，当官的当官，伺候人的还照常伺候人；发财的发财，穷光蛋还照常穷光蛋。如果你让这些当官的和发财的，和老百姓、穷光蛋平起平坐，他不把你灭了才怪呢。
　　不平等的根子是权和钱，人们求官求钱的心理，是一种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听起来这是一句十足的谬论，但只要你睁开眼看看上下五千年，你就会觉得这是事实，是铁定的规律。
　　当然，我们追求平等的这句口号，还是不能不要，尽管无法做到，但比不要还是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