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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汶川地震灾难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大自然的生态体系中存在着至少三类人类居住区,即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人类居住环境危险区和人类居住环境不适宜区。人口的合理分布必须考虑到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如果我们能依据生态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原则的双重考量,根据历史资料的文献记载和环境科学综合评估,建立起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人居环境评价体系,分出三类人居地区,从而有助于我们做出科学的人口居住规划。
首先,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一方面,人类人口的分布和集聚不会遭遇到严重的环境制约和潜在的环境威胁,如地震等地质灾害、水旱灾害、飓风等;另一方面,人类要在一定的文化和管理下实现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活动方式。历史上长期风调雨顺、没有灾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桃花源”。
其次,人类居住环境危险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生态敏感脆弱带的人类活动提出环境警告,同时需要将人口适当疏散、外迁到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如,四川青川县在本次地震中受到了重创,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无法妥善安置全县所有受灾群众,县委决定动迁三万人。但由于这种环境难民式的人口迁移是政府组织的,因此带有引导性甚至强制性,需要在充分了解民情、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开展,高度关注这种特殊移民的环境与文化适应性问题,才能达到维护好民权和生态的双赢目标。另一方面,我们要对无法外迁的人口实现“新安居工程”。过去通常所说的安居工程是指解决住房难问题,实现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新安居工程还必须考虑人居的环境安全,实现“居者有其屋,居者固其屋”。这次最让人痛心的是,很多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地震,而是亡于危楼。那些被巨大悲痛包围的家长们痛心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据报道,吸取我国汶川大地震血的教训,日本打算花费5亿日元加固中小学校校舍,使之成为避难所。中国将来还会发生大地震,然而我们准备好了吗?杨东平曾说,全国农村“普九”欠债高达500亿元,那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全国中小学还有多少危房危楼让人提心吊胆?!
再次,人类居住环境不适宜区。在理论上,我们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环境监测预警;在人口对策上,最好的选择是实施“零人口分布”。例如,面积广大、处于高寒的可可西里地区历史上一直就是无人区,但却是我国珍稀动物藏羚羊的天堂。由于藏羚羊的皮毛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因此导致了一些反生态人口(盗猎分子为主体)的侵入。坚决实施“零人口分布”是维护脆弱生态系统中资源环境自我平衡的正确选择。在地质灾害频乃、生态系统脆弱、环境需要维系原生态的情况下,规划“零人口分布”,阻断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的扰动,恢复自然的原生风貌和再生能力,应该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汶川大地震产生了一些次生灾害,如在四川灾区形成了30多处堰塞湖,一旦溃决,产生的次生灾害将非常严重。所以,提前迁移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本次地震灾难引发我们思考的第二个人口问题就是大批计划生育家庭的结构损伤问题。笔者曾经提出计划生育家庭四分类的观点,即计划生育家庭包括了至少有一个男孩的强势家庭、双女户弱势家庭、独生子女风险家庭以及父母或者孩子伤病残缺的残破家庭,后两类家庭的风险和困难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根据目前的数据,四川省遇难的师生人数约占本次地震遇难人数的12%,其中遇难的学生中不少是独生子女,这再一次以残酷的事实证明了笔者于2004年提出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这一判断。亲人的离去和伤残,是地震带来的难以言表的伤痛。在聚源中学,人们听见一位妈妈在责备死去的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样突然走了?!你怎么可以让我们孤孤单单变老?”
人口学理论指出,在传统社会,为了应对高死亡率,需要有高出生率来平衡,也就是说,需要补偿性生育,这是人口转变早期阶段的高位均衡机制。以“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面前显示了自身固有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前进的道路上铺陈着种种危难和风险。在面貌万端的突发性灾难面前,独生子女家庭是最不堪打击的脆弱家庭,其风险性就在于惟一性。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可以在一瞬间变成悲苦的残破家庭。
结合中国国情,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家庭和国家的人口损失,我们必须通过必要的生育储备来建构人口安全发展的政策机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口发展所遭遇的地震灾难再次提醒我们,生育储备战略对于民族的繁荣、家庭的发展来说都完全必要。少生不等于独生。如何事先规避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成长风险,必须在生育政策的完善上寻求突破的契机。地震等风险事件再次提醒国人和政府,包含了人口安全诉求的“男女性别平等,城乡统开二胎”的政策取向,才是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本质的人口发展道路。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汶川地震灾难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大自然的生态体系中存在着至少三类人类居住区,即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人类居住环境危险区和人类居住环境不适宜区。人口的合理分布必须考虑到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如果我们能依据生态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原则的双重考量,根据历史资料的文献记载和环境科学综合评估,建立起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人居环境评价体系,分出三类人居地区,从而有助于我们做出科学的人口居住规划。
首先,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一方面,人类人口的分布和集聚不会遭遇到严重的环境制约和潜在的环境威胁,如地震等地质灾害、水旱灾害、飓风等;另一方面,人类要在一定的文化和管理下实现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活动方式。历史上长期风调雨顺、没有灾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桃花源”。
其次,人类居住环境危险区。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生态敏感脆弱带的人类活动提出环境警告,同时需要将人口适当疏散、外迁到人类居住环境适宜区。如,四川青川县在本次地震中受到了重创,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无法妥善安置全县所有受灾群众,县委决定动迁三万人。但由于这种环境难民式的人口迁移是政府组织的,因此带有引导性甚至强制性,需要在充分了解民情、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开展,高度关注这种特殊移民的环境与文化适应性问题,才能达到维护好民权和生态的双赢目标。另一方面,我们要对无法外迁的人口实现“新安居工程”。过去通常所说的安居工程是指解决住房难问题,实现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新安居工程还必须考虑人居的环境安全,实现“居者有其屋,居者固其屋”。这次最让人痛心的是,很多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地震,而是亡于危楼。那些被巨大悲痛包围的家长们痛心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据报道,吸取我国汶川大地震血的教训,日本打算花费5亿日元加固中小学校校舍,使之成为避难所。中国将来还会发生大地震,然而我们准备好了吗?杨东平曾说,全国农村“普九”欠债高达500亿元,那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全国中小学还有多少危房危楼让人提心吊胆?!
再次,人类居住环境不适宜区。在理论上,我们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环境监测预警;在人口对策上,最好的选择是实施“零人口分布”。例如,面积广大、处于高寒的可可西里地区历史上一直就是无人区,但却是我国珍稀动物藏羚羊的天堂。由于藏羚羊的皮毛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因此导致了一些反生态人口(盗猎分子为主体)的侵入。坚决实施“零人口分布”是维护脆弱生态系统中资源环境自我平衡的正确选择。在地质灾害频乃、生态系统脆弱、环境需要维系原生态的情况下,规划“零人口分布”,阻断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的扰动,恢复自然的原生风貌和再生能力,应该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汶川大地震产生了一些次生灾害,如在四川灾区形成了30多处堰塞湖,一旦溃决,产生的次生灾害将非常严重。所以,提前迁移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本次地震灾难引发我们思考的第二个人口问题就是大批计划生育家庭的结构损伤问题。笔者曾经提出计划生育家庭四分类的观点,即计划生育家庭包括了至少有一个男孩的强势家庭、双女户弱势家庭、独生子女风险家庭以及父母或者孩子伤病残缺的残破家庭,后两类家庭的风险和困难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根据目前的数据,四川省遇难的师生人数约占本次地震遇难人数的12%,其中遇难的学生中不少是独生子女,这再一次以残酷的事实证明了笔者于2004年提出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这一判断。亲人的离去和伤残,是地震带来的难以言表的伤痛。在聚源中学,人们听见一位妈妈在责备死去的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样突然走了?!你怎么可以让我们孤孤单单变老?”
人口学理论指出,在传统社会,为了应对高死亡率,需要有高出生率来平衡,也就是说,需要补偿性生育,这是人口转变早期阶段的高位均衡机制。以“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面前显示了自身固有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前进的道路上铺陈着种种危难和风险。在面貌万端的突发性灾难面前,独生子女家庭是最不堪打击的脆弱家庭,其风险性就在于惟一性。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可以在一瞬间变成悲苦的残破家庭。
结合中国国情,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家庭和国家的人口损失,我们必须通过必要的生育储备来建构人口安全发展的政策机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口发展所遭遇的地震灾难再次提醒我们,生育储备战略对于民族的繁荣、家庭的发展来说都完全必要。少生不等于独生。如何事先规避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成长风险,必须在生育政策的完善上寻求突破的契机。地震等风险事件再次提醒国人和政府,包含了人口安全诉求的“男女性别平等,城乡统开二胎”的政策取向,才是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本质的人口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