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两极分化趋势和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对过低(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只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的情况，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富裕的更加富裕，贫困的更加贫困，社会公平日渐突出的问题已充分体现在收入分配上。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以及大量的低收入者存在的结果导致了消费倾向降低、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结构断层、持续发展受阻，同时还会造成社会的畸形分层，致使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当前出现的仇官、仇警、仇富等诸多问题就是明显的反映。现在，对收入分配问题中央高度重视，十六大报告就已正式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改变目前的金字塔型分配格局，努力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从近期来看，它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可以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
　　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包括政策层面、市场层面、地域层面、人的层面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从政策性因素来看，市场经济中的政策性缺陷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增长，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中存在着很多暴富的机会，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方法改善这种局面，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肯定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应该看到，部分地区和行业竞争的初始机会是不均等的，如电力、通信、邮政等垄断行业的存在导致宏观、中观层面收入分配差距拉开。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包括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使这个差距不断加大。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中各种问题的综合表现。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他们往往把收入分配的问题归结为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这些方面，人们更加关注收入分配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把现有收入分配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分配制度政策性的缺陷。因此，真正地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就必须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为突破口，必须解决政策层面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否则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相关问题
　　
　　只要是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差异化与收入途径的多元化就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市场经济仍然有由不完全竞争与要素和物品差异带来的收入分配的社会不公，如：产品与要素的非同质化带来的不公正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机制，生产经营中的公平竞争机制和合理的价格机制。保证要素贡献与要素分配相符合的分配机制的正常运行，使各个行业和劳动者的应有收益得到体现。应完善人力资本培育的合理制度，建立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稳定机制。现在，技术、管理等要素成为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要使低收入者收入持续而有保证的增加，必须增加其人力资本的竞争力，必须对现有的人力资本培育制度进行变革，促进各项制度的完善，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政府应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改变因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这种不公状况与市场化的分配制度也是背道而驰的。这就要规范教育的平等机制，保证所有新生劳动力都能接受平等有效的培育，加大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多种形式的物质支持。还要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和升级机制。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对市场的运作从内因和源头上调节收入分配。如在宏观财政和货币等政策方面，加大对中小城镇建设的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选择上，倾斜于经济薄弱地区和西部地区，形成多个发展极。另外，还要重视市场法制化建设，加强对非法收入的监控打击力度。
　　
　　二、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和管理
　　
　　行政垄断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这些行业中的员工，不用担心企业的亏损，无论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都可以享受垄断利润，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而其他企业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只能获得市场竞争后的正常利润，员工也只能得到正常的收入水平。这就导致行政垄断行业的员工和其他企业的员工，在收入分配之初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非市场化的因素是其收入差异的主导。针对行政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政府只有不断消除对非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才能打破垄断，使所有人处在相同的收入分配起点。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虽然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市场机制来完成，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并对垄断行业进行监管。一是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二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三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四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五是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六是创造同等条件促进符合这些行业要求的劳动力合理流入。
　　
　　三、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通过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使中等收入阶层在这些产业中发展壮大，让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这样就会出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上升现象。而这种从业人数的重新整合，就会出现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从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一个以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的社会。这样就实现了社会职业结构的转换，即由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成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产业政策要做到城乡有别：在城市，大力发展包括商业、饮食、服务、旅游、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在农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进一步推动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拓宽普通劳动者就业门路。通过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吸纳大量人员就业，避免就业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要放宽市场准入，改变歧视政策，实现公平竞争。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是改 变地方面貌、增强地方实力的重要依托，也是藏富于民、扩展就业途径的有效选择。
　　
　　四、税收调节
　　
　　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处理好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既维护高收入者的正当利益，又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会增加起来，在整体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二次分配，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种有效方法。在个人税收方面，应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并加强征缴，将过高收入调下来。它主要表现在对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遗产赠予税、物业税、存款利息税、特别消费税等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节体系的运用上。政府要完善以税收为主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税负机制，保证纳税比率与人们的实际收入挂钩。目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仍是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占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不利于收入差距的合理调节。今后应注重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总体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通过拓宽对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来调低过高的收入。还要加强审计和监督力度，严肃税收法制，防止各种方式的偷税漏税，保证税收调节可以真正的改善低收入者现状，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五、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高收入者可以将收入转化为各种享受型消费，而低收入者甚至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因而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促进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全社会都要关注弱势群体，要强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对个人收入差距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可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对低收入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可以促使人们互助互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促进实现公平目标。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起步建立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都很不完善，资金的筹集方法也十分单一，发放的范围也不尽合理，对劳动者的覆盖率比较低，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现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日益增多以及农村贫困人口还大量存在，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该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完善“低保”制度，使所有低收入者都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这些人生活情况恶化。还要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鼓励通过社会集资或其他途径，建立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救助机构。
　　总之，政策性因素是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需要采取若干切实有效措施。只有这样，这一情况才能得到根本改变，社会公平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