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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的任务。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年度减贫目标，亦被视为立下“军令状”。
如今时间过半，扶贫工作进展如何，减贫任务能否如期完成？扶贫机制应如何创新？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近期专访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
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的任务，围绕这个目标当前有哪些工作部署？
刘永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任重道远。根据我国的扶贫标准，全国农村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仍严重滞后。部分刚刚越过温饱线的群众，因病、因灾返贫问题很突出。同时，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工作机制、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作重点需要进一步突出。
去年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5号文件），提出了扶贫工作6项机制改革，10项重点工作。汪洋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时强调，2014年要抓好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坚决完成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的目标，任务要分解到省，责任落实到人；二是中央对地方的支持力度要与减贫效果挂钩，对扶真贫、真扶贫、真减贫的地方，要加大支持力度；三是在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和完善退出机制的同时，要研究建立约束机制，坚决制止有些县一边享受贫困县政策、一边过富裕县日子的现象。
如果到2020年还有众多的贫困县和大量的贫困人口，就没有也不能宣布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扶贫工作进入到补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的特殊时间段，我们必须坚决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攻坚战。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再减贫1000万人，难度在哪里？
刘永富：这个任务很艰巨。影响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按照减贫规律，一个新的扶贫标准确定后，随后几年的年度减贫数量是递减的，越往后越难，因为剩下的都是啃硬骨头。二是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贫困农户就业、增收面临更大的挑战，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也会偏紧，对扶贫的支持力度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影响。
目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已将减贫目标分解到各省，就确保完成任务也作出了全面部署。但是最后能否完成任务，并不以县里、省里自己上报的数据为依据，而是以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方法得出的数据为依据，这是我们国家农村贫困监测的权威数据。
减贫任务分解下去后，各地各部门确实是在真抓实干。最近我到几个省调研，很高兴地看到许多县委书记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工作上。在河北涞水县，县委书记把小额信贷作为推动扶贫工作的抓手，通过财政贴息、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等办法，把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搞到四亿规模，推进了全县扶贫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贫困农户增收。如果全国都做起来就是几千亿，贫困农户发展就插上了起飞的翅膀。所以我有信心，只要措施到位，只要真干，艰巨的任务可以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25号文件提出创新扶贫机制，具体有哪些措施？
刘永富：25号文件提出从六个方面创新扶贫工作机制，这些任务要逐项落实。一是抓好建档立卡工作，主要是摸清底数，这是后续各项工作的基础，扶贫办把这项工作作为精准扶贫的第一战役，列为今年的一号工程。二是认真落实好干部驻村帮扶制度，上半年争取派驻到位，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三是改进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完善信息披露、项目公告公示、资金竞争性分配、政府购买扶贫公共服务等相关制度，坚决把漏洞堵住堵死，严厉监管，确保扶贫资金真正惠及扶贫对象。四是丰富金融扶贫形式和产品，建立完善机制，把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一步引导信贷、保险等金融资源到贫困地区去。五是在继续发挥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引领作用的同时，广泛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扶贫。六是全面落实重点工作和片区规划，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创造有利于“造血式”扶贫的大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实施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和驻村工作队这两个基础是关键，驻村工作队主要做什么？
刘永富：建档立卡事关精准扶贫大计，马虎不得。以前也搞过摸底，都是地方报上来什么就是什么，不同程度存在数字不准和扶贫对象不实的问题。
这次搞贫困户摸底，我们要求必须准确、严格履行程序，结果要经得起各方面检验，直观说就是要经得起“告状”、经得起纪检、经得起上访。贫困村的认定必须要经历村申请，乡审核，县审定这个程序，并做到一公示一公告；贫困户的认定则必须经过农户自己申请、村民代表大会评定，乡核定县审定，然后两公示一公告。
按照各地的初步认定，全国大概有12万个贫困村。每个贫困村都要派驻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要有帮扶的责任人。12万个贫困村，假如每个工作队3人，那就接近40万人，常年驻村，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
驻村工作队里有大学生村官，还有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扶贫协调员等人员，如何把任务规范，真正能够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搞形式，确实是个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流于形式，不仅坏了名声，影响了工作开展，而且给老百姓添了负担，给基层添了负担。
首先要把人选好。我们要求对驻村工作队人员的选调，要选有能力、有感情，懂农民的人。现在有一些机关的同志到农村去不会说话，不会和群众打交道，不会动员，不会做群众工作，久而久之和群众产生了隔阂，甚至搞瞎指挥，劳民伤财。 另外要定规则，谁来派，怎么管，做什么，这些都要有相对统一的规定规范。我们的基本想法是，驻村工作队坚决不搞形式主义，不摆架子，不搞官僚主义。杜绝那些走一走，晃一晃，架子挺大，不干活还要专人陪着，搞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非但不帮忙反而帮倒忙的现象。此外，对驻村工作队也有个考核的问题，要加强监督，谁出问题就问谁的责。
中国新闻周刊：不久前，全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谈及金融扶贫的重要性，当前农村金融扶贫工作的现状与难点是什么？
刘永富：农村贷款难，贫困村、贫困户贷款更难，这是世界难题。有关金融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做得很好，尽管地方分支机构少，但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帮助很大。地方金融机构中，农信社做得很好，80%以上的支持三农信贷靠农信社，农发行和农行也做了不少工作。今年4月，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但是总的看，金融扶贫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每年也就400个亿，摊到1亿贫困人口，平均每人400块钱。即使算上交通、水利、教育、卫生、产业等综合扶贫资金，每年大约4000亿，也仅相当于一人4000块钱。按照广东的脱贫经验数据，人均需要两万块钱，4400块钱明显不够。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去年财政扶贫贴息贷款到户的只有430亿元，贫困村互助资金只有49.6亿元。
尽管现在农村生产经营环境有所改善，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贫困人口就更难贷着钱了。按照经济规律，金融资本的逐利属性决定了哪赚钱往哪走，这无可厚非。民生的事，扶贫的事，是政府该干的事，在金融扶贫方面，就是要政策引导，提供贴息，防范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金融机构参与扶贫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刘永富：很大，尤其是地方金融机构。三中全会决定要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就是你该享受的你要享受到。但对贫困人口而言，普惠金融是不够的，按照市场规则，还需要有选择、有竞争、可持续的特惠金融。
下一步，我们将配合金融部门，在实施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金融政策。我们建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扶贫小额信贷，即贫困户申请5万元以下、三年以内的贷款，金融机构按国家基准利率放贷，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保险，开展贫困户信用评级，实行“免担保、免抵押”的办法，支持其发展产业、增加收入、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富。贷款发放严格履行本人申请、村里审核、乡里审查、县里汇总、银行审批程序，金融机构按照基准利率收取利息。金融机构虽然少赚一点，但保证不赔。政府补点，农民好用贷款但要真正干活。这样，商业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就放心了，也解决了贫困户的信贷难题。
这意味着要改善涉农金融环境，一要给政策，二要政府贴息，三要降低进入门槛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容忍度。此外，要给足够的额度，还要建立风险化解机制。
今年扶贫办要打造贷款到村到户的新平台，营造金融扶贫大环境。配合金融部门在贫困地区建立贫困村、贫困户诚信体系，健全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防控金融风险，特别是要组织做好项目论证，努力形成“贷得出、用得好、还得上”的良性机制。
对于有的观点认为可以成立专业的扶贫银行在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支持，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再搞扶贫银行，目前地方金融机构完全可以胜任。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社会对争抢贫困县帽子颇有微词，对于贫困县摘帽退出机制，你有何考虑？如何打破“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
刘永富：这实际上是说扶贫精准管理机制与退出机制，贫困县经过帮扶发展了，富裕了，该退出的时候就应该退出。现在为什么没有退出来，一方面是绝大多数没有真正脱贫，另一方面确实贫困帽子的政策含金量比较高，和非贫困县比有几个亿资金支持的差距，吸引力比较大。
社会上对贫困县有看法可以理解，但贫困县并不是说没有退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先后调整过3次，只是我们宣传不够，社会上不了解。第一次是在1994年，第二次是2001年，第三次是在2011年。其中，2011年那次调出了38个重点县，调进了38个更贫困的县。
扶贫工作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是脱贫致富，二是国家的支持政策真正惠及到穷人身上，惠及到基层，不是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把钱花到最穷的人的身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富裕了的县摘掉贫困帽子，不是愿不愿意退的问题，而是该不该退的问题。
此外，社会上的“年年扶贫年年贫，越扶越贫”的说法不够严谨。返贫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脱贫。原因主要是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第一年风调雨顺，帮扶一下就脱贫了，第二年年景不好，又返贫了，说明贫困区域的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相当脆弱，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因天灾人祸的返贫，但这只是少数，实际上没有那么高的返贫率。
中国新闻周刊：你谈到目前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还很有限，在你看来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该如何突破？
刘永富：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的趋势是，社会力量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富裕阶层也愿意承担帮扶责任。但问题在于动员引导不够，缺乏平台。
此外，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担心捐助的钱用的不公开不透明，使用效率不好。而且参与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政策上来看，企业家捐了一个亿，还要缴税，就觉得憋气，本来是做好事帮助穷人，你一收税他就积极性不高了。
政府对社会扶贫的作用就是要倡导、鼓励、引导，绝对不要搞摊派，搞强迫命令，要创造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的氛围，要逐步做，不能过于理想化。国家要出台政策，给予荣誉和足够的尊重。
我希望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支持扶贫，理解扶贫，多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着想。我认为，唤起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意识，营造扶贫的氛围，比简单地募集一点钱更重要。
如今时间过半，扶贫工作进展如何，减贫任务能否如期完成？扶贫机制应如何创新？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近期专访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
创造有利于“造血式”扶贫的大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的任务，围绕这个目标当前有哪些工作部署？
刘永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任重道远。根据我国的扶贫标准，全国农村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仍严重滞后。部分刚刚越过温饱线的群众，因病、因灾返贫问题很突出。同时，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工作机制、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作重点需要进一步突出。
去年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5号文件），提出了扶贫工作6项机制改革，10项重点工作。汪洋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时强调，2014年要抓好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坚决完成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的目标，任务要分解到省，责任落实到人；二是中央对地方的支持力度要与减贫效果挂钩，对扶真贫、真扶贫、真减贫的地方，要加大支持力度；三是在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和完善退出机制的同时，要研究建立约束机制，坚决制止有些县一边享受贫困县政策、一边过富裕县日子的现象。
如果到2020年还有众多的贫困县和大量的贫困人口，就没有也不能宣布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扶贫工作进入到补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的特殊时间段，我们必须坚决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攻坚战。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再减贫1000万人，难度在哪里？
刘永富：这个任务很艰巨。影响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按照减贫规律，一个新的扶贫标准确定后，随后几年的年度减贫数量是递减的，越往后越难，因为剩下的都是啃硬骨头。二是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贫困农户就业、增收面临更大的挑战，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也会偏紧，对扶贫的支持力度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影响。
目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已将减贫目标分解到各省，就确保完成任务也作出了全面部署。但是最后能否完成任务，并不以县里、省里自己上报的数据为依据，而是以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方法得出的数据为依据，这是我们国家农村贫困监测的权威数据。
减贫任务分解下去后，各地各部门确实是在真抓实干。最近我到几个省调研，很高兴地看到许多县委书记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工作上。在河北涞水县，县委书记把小额信贷作为推动扶贫工作的抓手，通过财政贴息、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等办法，把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搞到四亿规模，推进了全县扶贫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贫困农户增收。如果全国都做起来就是几千亿，贫困农户发展就插上了起飞的翅膀。所以我有信心，只要措施到位，只要真干，艰巨的任务可以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25号文件提出创新扶贫机制，具体有哪些措施？
刘永富：25号文件提出从六个方面创新扶贫工作机制，这些任务要逐项落实。一是抓好建档立卡工作，主要是摸清底数，这是后续各项工作的基础，扶贫办把这项工作作为精准扶贫的第一战役，列为今年的一号工程。二是认真落实好干部驻村帮扶制度，上半年争取派驻到位，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三是改进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完善信息披露、项目公告公示、资金竞争性分配、政府购买扶贫公共服务等相关制度，坚决把漏洞堵住堵死，严厉监管，确保扶贫资金真正惠及扶贫对象。四是丰富金融扶贫形式和产品，建立完善机制，把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一步引导信贷、保险等金融资源到贫困地区去。五是在继续发挥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引领作用的同时，广泛动员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扶贫。六是全面落实重点工作和片区规划，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创造有利于“造血式”扶贫的大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实施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和驻村工作队这两个基础是关键，驻村工作队主要做什么？
刘永富：建档立卡事关精准扶贫大计，马虎不得。以前也搞过摸底，都是地方报上来什么就是什么，不同程度存在数字不准和扶贫对象不实的问题。
这次搞贫困户摸底，我们要求必须准确、严格履行程序，结果要经得起各方面检验，直观说就是要经得起“告状”、经得起纪检、经得起上访。贫困村的认定必须要经历村申请，乡审核，县审定这个程序，并做到一公示一公告；贫困户的认定则必须经过农户自己申请、村民代表大会评定，乡核定县审定，然后两公示一公告。
按照各地的初步认定，全国大概有12万个贫困村。每个贫困村都要派驻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要有帮扶的责任人。12万个贫困村，假如每个工作队3人，那就接近40万人，常年驻村，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
驻村工作队里有大学生村官，还有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扶贫协调员等人员，如何把任务规范，真正能够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搞形式，确实是个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流于形式，不仅坏了名声，影响了工作开展，而且给老百姓添了负担，给基层添了负担。
首先要把人选好。我们要求对驻村工作队人员的选调，要选有能力、有感情，懂农民的人。现在有一些机关的同志到农村去不会说话，不会和群众打交道，不会动员，不会做群众工作，久而久之和群众产生了隔阂，甚至搞瞎指挥，劳民伤财。 另外要定规则，谁来派，怎么管，做什么，这些都要有相对统一的规定规范。我们的基本想法是，驻村工作队坚决不搞形式主义，不摆架子，不搞官僚主义。杜绝那些走一走，晃一晃，架子挺大，不干活还要专人陪着，搞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非但不帮忙反而帮倒忙的现象。此外，对驻村工作队也有个考核的问题，要加强监督，谁出问题就问谁的责。
要唤起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意识
中国新闻周刊：不久前，全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谈及金融扶贫的重要性，当前农村金融扶贫工作的现状与难点是什么？
刘永富：农村贷款难，贫困村、贫困户贷款更难，这是世界难题。有关金融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做得很好，尽管地方分支机构少，但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帮助很大。地方金融机构中，农信社做得很好，80%以上的支持三农信贷靠农信社，农发行和农行也做了不少工作。今年4月，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但是总的看，金融扶贫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每年也就400个亿，摊到1亿贫困人口，平均每人400块钱。即使算上交通、水利、教育、卫生、产业等综合扶贫资金，每年大约4000亿，也仅相当于一人4000块钱。按照广东的脱贫经验数据，人均需要两万块钱，4400块钱明显不够。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去年财政扶贫贴息贷款到户的只有430亿元，贫困村互助资金只有49.6亿元。
尽管现在农村生产经营环境有所改善，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贫困人口就更难贷着钱了。按照经济规律，金融资本的逐利属性决定了哪赚钱往哪走，这无可厚非。民生的事，扶贫的事，是政府该干的事，在金融扶贫方面，就是要政策引导，提供贴息，防范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金融机构参与扶贫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刘永富：很大，尤其是地方金融机构。三中全会决定要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就是你该享受的你要享受到。但对贫困人口而言，普惠金融是不够的，按照市场规则，还需要有选择、有竞争、可持续的特惠金融。
下一步，我们将配合金融部门，在实施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金融政策。我们建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扶贫小额信贷，即贫困户申请5万元以下、三年以内的贷款，金融机构按国家基准利率放贷，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保险，开展贫困户信用评级，实行“免担保、免抵押”的办法，支持其发展产业、增加收入、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富。贷款发放严格履行本人申请、村里审核、乡里审查、县里汇总、银行审批程序，金融机构按照基准利率收取利息。金融机构虽然少赚一点，但保证不赔。政府补点，农民好用贷款但要真正干活。这样，商业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就放心了，也解决了贫困户的信贷难题。
这意味着要改善涉农金融环境，一要给政策，二要政府贴息，三要降低进入门槛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容忍度。此外，要给足够的额度，还要建立风险化解机制。
今年扶贫办要打造贷款到村到户的新平台，营造金融扶贫大环境。配合金融部门在贫困地区建立贫困村、贫困户诚信体系，健全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防控金融风险，特别是要组织做好项目论证，努力形成“贷得出、用得好、还得上”的良性机制。
对于有的观点认为可以成立专业的扶贫银行在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支持，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再搞扶贫银行，目前地方金融机构完全可以胜任。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社会对争抢贫困县帽子颇有微词，对于贫困县摘帽退出机制，你有何考虑？如何打破“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
刘永富：这实际上是说扶贫精准管理机制与退出机制，贫困县经过帮扶发展了，富裕了，该退出的时候就应该退出。现在为什么没有退出来，一方面是绝大多数没有真正脱贫，另一方面确实贫困帽子的政策含金量比较高，和非贫困县比有几个亿资金支持的差距，吸引力比较大。
社会上对贫困县有看法可以理解，但贫困县并不是说没有退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先后调整过3次，只是我们宣传不够，社会上不了解。第一次是在1994年，第二次是2001年，第三次是在2011年。其中，2011年那次调出了38个重点县，调进了38个更贫困的县。
扶贫工作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是脱贫致富，二是国家的支持政策真正惠及到穷人身上，惠及到基层，不是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把钱花到最穷的人的身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富裕了的县摘掉贫困帽子，不是愿不愿意退的问题，而是该不该退的问题。
此外，社会上的“年年扶贫年年贫，越扶越贫”的说法不够严谨。返贫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脱贫。原因主要是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第一年风调雨顺，帮扶一下就脱贫了，第二年年景不好，又返贫了，说明贫困区域的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相当脆弱，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因天灾人祸的返贫，但这只是少数，实际上没有那么高的返贫率。
中国新闻周刊：你谈到目前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还很有限，在你看来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该如何突破？
刘永富：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的趋势是，社会力量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富裕阶层也愿意承担帮扶责任。但问题在于动员引导不够，缺乏平台。
此外，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担心捐助的钱用的不公开不透明，使用效率不好。而且参与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政策上来看，企业家捐了一个亿，还要缴税，就觉得憋气，本来是做好事帮助穷人，你一收税他就积极性不高了。
政府对社会扶贫的作用就是要倡导、鼓励、引导，绝对不要搞摊派，搞强迫命令，要创造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的氛围，要逐步做，不能过于理想化。国家要出台政策，给予荣誉和足够的尊重。
我希望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支持扶贫，理解扶贫，多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着想。我认为，唤起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意识，营造扶贫的氛围，比简单地募集一点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