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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课题。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演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代表了当代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向。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文化 演进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96-04
16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一脉多流、曲折坎坷、跌宕起伏。从经典社会主义的遗憾到传统社会主义的困惑，从苏联模式的求解到中国特色的探索，前进与曲折、继承与超越贯穿全程，经验与教训、胜利和失败交织其间。20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为摆脱现代性的困境而探索一条制度文化现代化新路的努力。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实现了历史转变。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观念和制度冲突与博弈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的根本原因和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敏锐把握、适时推动和科学决断，形成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世俗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良性互动，生成了以现代化制度为核心和要求的制度生态。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形成领导、文化、制度、模式协调运行的新型制度模式和治理文化。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演进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经验教训和难得的历史启迪。
一、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进。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体制改革是其中一个必经的发展环节，是我们时代提出的前沿性历史课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保持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重要命题。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往往遭到重大挫折，就集中表现为其发展历程中价值理念与制度建设的脱节，没有形成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出来的制度文化体系。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就闪现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阐明了社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阐发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理念：人的个性全面发展、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追寻的社会主义理想由于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制度设计和共产主义的展望。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制度文化研究的真正开创者，是制度文化理论的“精神接生术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作了思想理论准备。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态的异化、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批判，发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价值内涵：包括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国家逐步消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他们将制度文化置于人类社会政治变迁的总过程加以考察，认为制度变迁是以生产力为基础和动力的矛盾运动，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性社会的总体性过程。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社会主义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经过头脑从生产的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这种制度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地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这里讲的“现实的基础”，是指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特殊规律。恩格斯在1890年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遗憾的是，经典社会主义只论述了社会主义理念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没有实现这种意义的制度保障，留下了未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求解之谜。
如何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普遍性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实践、不断求索、不断验证的时代命题。列宁和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别领导俄国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继续求解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实现的胜利之途。这是一个漫长曲折、充满困惑的进程。列宁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则“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着急“直接过渡”是不可能的，“现实说明我们错了”。错的不是列宁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忽视了保障这种理念实现的制度建设。晚年列宁更多地关注制度文化建设，在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论文和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指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他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健全的制度体系，改革党政关系、监察制度、国家机构等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但在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专制、普遍的委任制、缺乏健全的监督制，导致官僚特权阶层形成。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遭受困厄。斯大林模式的实质是制度异化和制度乌托邦，这种不考虑制度成本和操作可能性、超越历史阶段的制度文化，最终使社会主义大厦功亏一篑、解体倒塌。“斯大林模式”的最大教训在于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一种“制度拜物教”，体制吞噬了文化，权力出现了异化。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失去了意义，恰恰是因为在实践中没有一个能够保障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制度设计，即没有从制度上提供人民享有平等、民主、自由、富裕的保障模式。
文化和制度的失衡、理想和现实的背离，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永恒困惑。现实社会主义如何矫正经典社会主义的遗憾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困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动态和谐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二、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
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国家更快地发展起来，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接着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发展中国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所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应当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要发展中国，照搬苏联模式是不行的，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道路。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他“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但是，他晚年关注的只是制度性质变不变的问题，对党内现实作出了“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错误判断，在指导思想上始终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方法上又采取“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上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结果南辕北辙，与斯大林的做法基本上是殊途同归。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过程，列宁和毛泽东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实现了社会主义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折过程。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和主要任务，是革剥削“制度”的命、争取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而在新时期，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和主要任务，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革传统的僵化“体制”的命，即通过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完善基本制度，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这种体制性的革命是其制度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过去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公式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了。邓小平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总结并反思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这个转折开始了。30年的改革开放，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气盎然地前行。
在20世纪最后1／4的时间内，世界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苏东剧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尽管新经济政策有不少合理之处，但后来中断并陷于僵化，苏联模式也以失败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与苏联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极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对垄断模式的抛弃和对特色道路的追求。如果说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唯苏联马首是瞻，那么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高举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是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资本主义模式的超越。这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为世界瞩目，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
三、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之谜的求解与启示
有学者提出，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有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第三个30年，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总结“社会主义三个30年”制度文化选择与创新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制度文明演进的一元与多样的统一，是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文明建构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社会形态的递进为标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类社会递进的五种形态仍然是社会制度文明演进的载体；但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文明并非只有几种固定的模式，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制度文明体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可以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模式。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始终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的一种新型社会制度。它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新型制度模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
第二，不同制度文化的交流、融会、对话，是进行制度文化建设、创新制度文明的“常识”和共识。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已成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制度的多元性固然会引发不同文明的冲突，但我们应该走出“唯对立、唯冲突”的传统思维，坚持世界发展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开始 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江泽民反复强调的世界多样性、多彩性，胡锦涛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举措，都深刻体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辩证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社会主义困厄的现代性追求。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性和民族文化主体性相统一，批判、学习和继承共存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的永恒的现代性课题。传统现代二分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曾经阻碍过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应学会在异中求同、在对立中共学的共处观、共赢观。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谁战胜谁的取代关系，如何防范风险，如何保证执政安全，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时刻要注意的问题。有人把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界定为“普世价值”，主张中国应把这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走向必然与西方制度模式接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事实证明，民主不是万能的，它不必然带来稳定和发展，盲目照搬只会适得其反；只有适合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要求并且能促进这种发展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任何制度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都应当随着时代不断完善发展，也应该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现实作不同的分析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工业化时代的挑战，把古代社会的“和合文化”、“小康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新突破、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它与原创性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不仅是继承性的，而且带有与中国国情相伴的独创性。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当代制度文化现代化演进的科学路向。20世纪是人类现代化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世纪。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阶级、各阶层围绕着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曾展开过长期的争论和激烈斗争。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制，都没有搞成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的现实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封闭僵化之路，就不可能发挥中国特殊的制度、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势。所谓教条主义地对马克思主义，即不顾两种文化的差异，生搬硬套，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的理论和僵化的教义，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所谓庸俗主义的倾向，集中表现为宗派主义、家长意识、小农劣根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渗透，把貌似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附会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之下。对这种误读、失真的正本清源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中国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下才能实现。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文化 演进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96-04
16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一脉多流、曲折坎坷、跌宕起伏。从经典社会主义的遗憾到传统社会主义的困惑，从苏联模式的求解到中国特色的探索，前进与曲折、继承与超越贯穿全程，经验与教训、胜利和失败交织其间。20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为摆脱现代性的困境而探索一条制度文化现代化新路的努力。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实现了历史转变。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观念和制度冲突与博弈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的根本原因和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敏锐把握、适时推动和科学决断，形成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世俗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良性互动，生成了以现代化制度为核心和要求的制度生态。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形成领导、文化、制度、模式协调运行的新型制度模式和治理文化。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演进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经验教训和难得的历史启迪。
一、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进。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体制改革是其中一个必经的发展环节，是我们时代提出的前沿性历史课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保持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重要命题。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往往遭到重大挫折，就集中表现为其发展历程中价值理念与制度建设的脱节，没有形成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出来的制度文化体系。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就闪现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阐明了社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阐发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理念：人的个性全面发展、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追寻的社会主义理想由于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注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制度设计和共产主义的展望。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制度文化研究的真正开创者，是制度文化理论的“精神接生术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作了思想理论准备。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态的异化、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批判，发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价值内涵：包括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国家逐步消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他们将制度文化置于人类社会政治变迁的总过程加以考察，认为制度变迁是以生产力为基础和动力的矛盾运动，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性社会的总体性过程。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社会主义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经过头脑从生产的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这种制度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地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这里讲的“现实的基础”，是指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特殊规律。恩格斯在1890年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遗憾的是，经典社会主义只论述了社会主义理念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没有实现这种意义的制度保障，留下了未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求解之谜。
如何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普遍性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实践、不断求索、不断验证的时代命题。列宁和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别领导俄国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继续求解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实现的胜利之途。这是一个漫长曲折、充满困惑的进程。列宁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则“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着急“直接过渡”是不可能的，“现实说明我们错了”。错的不是列宁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念，而是忽视了保障这种理念实现的制度建设。晚年列宁更多地关注制度文化建设，在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论文和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指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他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健全的制度体系，改革党政关系、监察制度、国家机构等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但在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专制、普遍的委任制、缺乏健全的监督制，导致官僚特权阶层形成。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遭受困厄。斯大林模式的实质是制度异化和制度乌托邦，这种不考虑制度成本和操作可能性、超越历史阶段的制度文化，最终使社会主义大厦功亏一篑、解体倒塌。“斯大林模式”的最大教训在于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一种“制度拜物教”，体制吞噬了文化，权力出现了异化。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失去了意义，恰恰是因为在实践中没有一个能够保障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制度设计，即没有从制度上提供人民享有平等、民主、自由、富裕的保障模式。
文化和制度的失衡、理想和现实的背离，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永恒困惑。现实社会主义如何矫正经典社会主义的遗憾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困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动态和谐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二、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
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国家更快地发展起来，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接着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发展中国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所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应当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要发展中国，照搬苏联模式是不行的，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道路。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他“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但是，他晚年关注的只是制度性质变不变的问题，对党内现实作出了“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错误判断，在指导思想上始终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方法上又采取“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上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结果南辕北辙，与斯大林的做法基本上是殊途同归。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过程，列宁和毛泽东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实现了社会主义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折过程。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和主要任务，是革剥削“制度”的命、争取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而在新时期，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和主要任务，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革传统的僵化“体制”的命，即通过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完善基本制度，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这种体制性的革命是其制度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过去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公式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了。邓小平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总结并反思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这个转折开始了。30年的改革开放，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气盎然地前行。
在20世纪最后1／4的时间内，世界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苏东剧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尽管新经济政策有不少合理之处，但后来中断并陷于僵化，苏联模式也以失败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与苏联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极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对垄断模式的抛弃和对特色道路的追求。如果说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唯苏联马首是瞻，那么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高举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是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资本主义模式的超越。这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为世界瞩目，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
三、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之谜的求解与启示
有学者提出，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有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第三个30年，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总结“社会主义三个30年”制度文化选择与创新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制度文明演进的一元与多样的统一，是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文明建构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社会形态的递进为标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人类社会递进的五种形态仍然是社会制度文明演进的载体；但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文明并非只有几种固定的模式，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制度文明体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可以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模式。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始终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的一种新型社会制度。它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新型制度模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
第二，不同制度文化的交流、融会、对话，是进行制度文化建设、创新制度文明的“常识”和共识。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已成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制度的多元性固然会引发不同文明的冲突，但我们应该走出“唯对立、唯冲突”的传统思维，坚持世界发展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开始 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江泽民反复强调的世界多样性、多彩性，胡锦涛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举措，都深刻体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辩证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社会主义困厄的现代性追求。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性和民族文化主体性相统一，批判、学习和继承共存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的永恒的现代性课题。传统现代二分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曾经阻碍过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应学会在异中求同、在对立中共学的共处观、共赢观。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谁战胜谁的取代关系，如何防范风险，如何保证执政安全，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时刻要注意的问题。有人把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界定为“普世价值”，主张中国应把这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走向必然与西方制度模式接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事实证明，民主不是万能的，它不必然带来稳定和发展，盲目照搬只会适得其反；只有适合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要求并且能促进这种发展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任何制度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都应当随着时代不断完善发展，也应该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现实作不同的分析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工业化时代的挑战，把古代社会的“和合文化”、“小康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新突破、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它与原创性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不仅是继承性的，而且带有与中国国情相伴的独创性。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当代制度文化现代化演进的科学路向。20世纪是人类现代化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世纪。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阶级、各阶层围绕着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曾展开过长期的争论和激烈斗争。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制，都没有搞成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的现实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封闭僵化之路，就不可能发挥中国特殊的制度、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势。所谓教条主义地对马克思主义，即不顾两种文化的差异，生搬硬套，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的理论和僵化的教义，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所谓庸俗主义的倾向，集中表现为宗派主义、家长意识、小农劣根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渗透，把貌似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附会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之下。对这种误读、失真的正本清源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中国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