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令人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惟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私有化的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了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地,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俩;一块水泥板,压着8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地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惟一的画面,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一个是3个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素逼出来了。换个说法,就是一个外在的试探,让里面的罪活了过来。
　　有时,我们的确难以去评价那些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但母亲在之后的32年间,活在无法重建的心灵废墟上。这个事实,已经显明她的选择无法带给自己无亏的良心。我们若承认,人类良心的水准,只可能低于宇宙中的道德律,而不可能比宇宙中的道德律更加道德,那么,即使我们不从外面做论断,母亲的自我惩罚,也已自我定罪了她当初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因为那个把家里惟一的西红柿给弟弟、不给姐姐的细节,已经显明在母亲心里,更加偏爱弟弟。32年后,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饶恕,为她备了一大盆西红柿。事实上,她的确和千万中国人一样,看儿子的价值高于女儿。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她的良心中不断地定罪她自己的选择。而一切灾难和灵魂受苦的意义,也无非是使人类赢得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和扭转自己那些错误和可怕的价值观。
　　同时,就像电影中的孔明灯写着“感恩”两字一样,如果你相信无论在道德上还是能力上,上天都高于自己,那么在一切道德困境中,“拯救”就不是人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德责任。“不能杀人”才是人类在宇宙主宰面前的道德责任。换言之,你可以尽自己的努力而不一定成功救人,但你一定不能杀人。但当母亲说出“救弟弟”时,不可否认,她的意思表示和内心意念中,包涵了对在救援中主动导致姐姐死亡的同意。母亲在那一刻的意念,无法通过自己即使是残存的良心的审查。
　　无论如何,这仍然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接近于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让这对母女,先后触碰到了生命的议题。冯小刚至少扭转了一个张扬大爱无疆的央视化方向。其实他努力在说,人的爱都是自私的。假如没有大地震,人们可以一如既往地、无私地去爱。但灾难,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逼到墙角,情感和道德就变形了,我们的罪被逼了出来。这个罪,既包括了自私,也包括了怨恨。无论是赶到唐山“要把方家的孙子抱走”的奶奶、“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生母,还是“我可不愿意得而复失”的养母。
　　灾难给我们最大的哀伤,不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的爱,是因为从中看见了残缺的爱。
　　到了1990年代,姐姐在另一种现代式的苦难中,做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她未婚怀孕,男朋友陪她去做人流,她拒绝了。她说,别人可以去人流,但我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你不懂什么叫生命,所以其实你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句台词。如果大地震真能带来这个国家对生命观念的更新;如果唐山市这30年来的人流数会低于其他城市;如果我们不需要从大地震的死人堆爬出来,也能像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一样,停止把我们的安逸建立在杀死后裔的基础上;那么大地震就真的能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就像电影中,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对姐姐的祝福一样。她用对别人的救援,释放了自己的苦毒。因为什么是你的痛苦,什么就是你对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中国第一部反堕胎的电影。冯小刚特别借用了姐姐坚持生下孩子、独自将她抚养长大的选择,责备了当下的时代。因为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引产中所杀害的生命,每一年,都能填满10座唐山。
　　真正的爱,是母亲怀念父亲时所说的,“拿命去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什么样的选择中,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