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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黄昏,车子开到了阳澄湖畔。
对于江河湖海,我对湖更为倾心。我自幼就以为它们是不同的类型,江河海是线性的,滔滔而去不断开拓前路,有一种锋锐状态,而湖则是环状的,水在环状里存在,在环状里运动。前者是喧哗的,充满摧毁的力量,而后者是不动声色的,是潜在的动感。许多伞草长了起来,我拂动它,柔软而有弹性。
阳澄湖为很多人熟悉,缘起却不同。经历过1966年—1976年的人们主要因为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而知道它,知道了阿庆嫂、胡传魁和刁德一。后来在一些晚会上,往往会有一女二男上台,分别扮演这三个人,唱一段《智斗》,让大家开开心,却再也不是当年的庄重场景,紧张不起来,革命的样板戏也就成了茶余饭后的点缀。消遣往往是这样,它的本意已经消失,连同那些特定的气氛,唱的人随便,听的人也随便,末了哈哈一笑,然后散场。
当年郭建光穿梭在芦苇荡的深处,芦苇飘扬有如绿波浮动,而到了飘絮时节,又如云如雪,轻柔曼妙。革命的芦苇荡,当时的艰险与对峙,已无声地化为今日的缠绵——现在没有人再想起芦苇荡里的枪声了。许多人在湖边行走,悄无声息,静谧会使人不爱说话而勤于思索。游人不断地变换角度拍照,或者摆出不同的姿势。这个湖看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也使我今日看到的,与样板戏的背景大致相同。那时想着到那些样板戏的实地走走,看看阿庆嫂的七星灶、八仙桌,听听那时的西皮原板:“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湖水和摇曳的芦苇,这在当时就是一种召唤。
现在人们对于阳澄湖印象的转变,是由一只只大闸蟹来承担的。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在此生长的可称正宗。正宗往往无多,因此显得高贵,内心自然会有一种珍惜,想着如何细腻有法地品尝,绝不浪费丝缕。一只蒸熟的大闸蟹通体犹如红玛瑙,在洁白的盘中显得安详之至,让人联想不到它平素披坚执锐的横行态。把它打开之后,红脂满、嫩玉鲜、红膏香。在秋风里,二人对坐,颇有一番风雅了。
稻熟粱黄,金菊开张,这段日子我以为是江南人家最优雅闲适的时段——因为一只蟹,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愿意放下手上的许多事情,来耐心地对待。吃蟹的鼎盛时期有六十余件工具辅助,而据善品者说,八件足矣。这很像书法中的“永字八法”,末了会发展到一百零八法,使人面对繁多,不知如何下手了。解开它,小巧的工具深入身体的深处,或剔或掏,或夹或叉,把它变成一个轻飘飘的空架子。这个过程只能慢慢来,只有慢才有意思,才不违品蟹的情调。以至每一年秋天,人们都乐意花费一些时间,坐下来。有了慢的心态,对于一只蟹的态度就会诚恳些,技巧的运用随之到位。我反对在宴席上上大闸蟹,此时客人们根本没有耐心应对——真把一只蟹慢条斯理品尝好了,其他的菜也就吃不上了。于是胡拆乱嚼,草草了事,辜负了金相玉质。如果有一扇窗,而对烟波浩渺的阳澄湖,独自品咂,风雅自赏,那么一定会单纯之至——这个湖就是为了大闸蟹而存在的,它更贴近我们今日的认识。
江南的古镇,往往一条河道,两边人家。历史人物不同,声名高下有别,自成风景。当年的大户人家,辟出一方建戏台,节日到了,便请戏班子来,点几台戏,唱上几天。
这个戏台上演的最后一出戏是什么?
没有谁能应对。
人们往往记得住当年兴建时的场面,而于最后,全然淡忘,荒疏,悄然无息。一个戏台,好久没有人在上面行走,也就比什么都陈旧,空空荡荡。我走上去,木板间发出如牛角般的沉闷声响。有爬虫从木板缝里探出头来,又急切地沉了下去。一个戏台不上戏,也就看不到云手、走边、起霸、耍翎子、抖帽翅、弹髯口、甩水发,听不到双足顿挫戏台的沉雄之美。这很像一座房子没人住,没人在里边吵吵嚷嚷鸡犬不宁地过日子,房子反而烂得快了。如果戏台有灵,一定要暗喜一番,以为我登台,要唱戏了。
江南是不缺戏台的,许多戏台上的人物让人不忘,于是追着角儿,从这个镇到那个镇,津津有味地细品,甚至会和不同见解的人争得脸红耳赤。当人们静穆地坐在下边,头微微扬起,注视台上的一举一动,每每不由自主地喝彩,在这个节点上,人们又如此一致。许多奸佞忠臣的分辨、鱼水欢合的方式,都在戏里获得,运用于自己的生活里,形成经验。古镇里除了有漫长的水,还有缓慢的一台戏。一个人培养了看戏的耐心,实际上也培养了对生活的态度,有始有终的,有章法布局的。如果时代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戏台前会永远坐满了观众,而前排最好的座位总是留给镇上德高望重的老者——日子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相扣的,地位、职务、辈分的讲究,使一个古镇有一些秩序,有一些不可逾越的地方。
戏台寂寞的时日长了,于是更多地成為一个旧日象征,只能让导游复原当年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的美妙。游人也努力地从古旧的氛围里,看到曾经台上的人影恍惚。一个时代就在戏台上,原以为时日就是长久如此,没想到后来变了,连最后一出戏都记不下来。那么,那些充满演戏才华的人,不在戏台上,又能上哪里去?195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广州京剧团的新谷莺和其他五名演员来到名教授陈寅恪家中。陈和她们谈京剧,在触及一些史料时,陈居然能说出书架上哪本书哪一页写着呢。演员们找来一看,果然如此,不禁发出惊喜的叫声,接着她们各自清唱了自己拿手的一段唱腔。心情好久都没这么舒畅的陈寅恪设晚宴招待她们。本来会有许多这样欢乐的时刻陪着陈寅恪的,然而它们却总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消失了。晚年的陈寅恪几次在诗中重温当时的场景,想起来有如梦里了。只是后来,嗓音如黄莺般婉转的新谷莺也不登台唱了,有学生不解地问,新说:“唱,还有什么意思?”一个擅长登台的人不登台了,肯定有许多的原因,没人愿意去追究,只是看着台上空了,台上的人走远了,台下的人四散了。只是她自己忽一日见到台上新人,饰演的正是自己当年的那个角色,便停下来听听,觉得身段、眼神都不是那么回事。要是以前,她一定要为她说说戏。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兴趣了。
古镇有一个绿色小邮筒——当然是作为怀旧用的。当时一封信塞进去,还在口上拍拍,想着究竟第几天可以到达对方手里。慢节奏带来期待,还有胡乱的猜测,是否会在途中遗失,或者被人窃走?薄薄的信封里隐藏着秘密,要攻破轻而易举,也就只能靠自我的约束,使好奇心收敛起来。石沉大海——往往是这样,对方没有反馈,让人生出许多疑窦。只好再写一封信,或者耐心等待。台上也有许多等待的戏份,耐心地唱,耐心地听,一封信经千山万水而来,故事展开。戏台是为旧日心态的人搭建的,一台戏的台前幕后充满了故事,曲终人散后,每个人心里都会摆下一个戏台,继续展示它的剧情。有一个老人居然能说出这个旧日戏台唱的最后一出戏的几句:“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这是马东篱的《汉宫秋》吧。许多台上日子的结束都是如此暗淡,真的不思量,又教思量。
河的末端有几家笔庄,悬挂着如此多的毛笔,如玉兰未放之时,挺拔洁净,这使古镇有一些文气和古风。买的人当然无多,但是看了制笔的工具、动作,觉得不是装出来的。总是有人在支撑着这个行业,小批量的,不急不慢的。穿过古镇的流水越来越慢,甚至渐渐不动了,而镇上日子也有如制笔,那么多的毛,那么多的工序,急也没用,慢慢理吧。
对于江河湖海,我对湖更为倾心。我自幼就以为它们是不同的类型,江河海是线性的,滔滔而去不断开拓前路,有一种锋锐状态,而湖则是环状的,水在环状里存在,在环状里运动。前者是喧哗的,充满摧毁的力量,而后者是不动声色的,是潜在的动感。许多伞草长了起来,我拂动它,柔软而有弹性。
阳澄湖为很多人熟悉,缘起却不同。经历过1966年—1976年的人们主要因为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而知道它,知道了阿庆嫂、胡传魁和刁德一。后来在一些晚会上,往往会有一女二男上台,分别扮演这三个人,唱一段《智斗》,让大家开开心,却再也不是当年的庄重场景,紧张不起来,革命的样板戏也就成了茶余饭后的点缀。消遣往往是这样,它的本意已经消失,连同那些特定的气氛,唱的人随便,听的人也随便,末了哈哈一笑,然后散场。
当年郭建光穿梭在芦苇荡的深处,芦苇飘扬有如绿波浮动,而到了飘絮时节,又如云如雪,轻柔曼妙。革命的芦苇荡,当时的艰险与对峙,已无声地化为今日的缠绵——现在没有人再想起芦苇荡里的枪声了。许多人在湖边行走,悄无声息,静谧会使人不爱说话而勤于思索。游人不断地变换角度拍照,或者摆出不同的姿势。这个湖看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也使我今日看到的,与样板戏的背景大致相同。那时想着到那些样板戏的实地走走,看看阿庆嫂的七星灶、八仙桌,听听那时的西皮原板:“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湖水和摇曳的芦苇,这在当时就是一种召唤。
现在人们对于阳澄湖印象的转变,是由一只只大闸蟹来承担的。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在此生长的可称正宗。正宗往往无多,因此显得高贵,内心自然会有一种珍惜,想着如何细腻有法地品尝,绝不浪费丝缕。一只蒸熟的大闸蟹通体犹如红玛瑙,在洁白的盘中显得安详之至,让人联想不到它平素披坚执锐的横行态。把它打开之后,红脂满、嫩玉鲜、红膏香。在秋风里,二人对坐,颇有一番风雅了。
稻熟粱黄,金菊开张,这段日子我以为是江南人家最优雅闲适的时段——因为一只蟹,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愿意放下手上的许多事情,来耐心地对待。吃蟹的鼎盛时期有六十余件工具辅助,而据善品者说,八件足矣。这很像书法中的“永字八法”,末了会发展到一百零八法,使人面对繁多,不知如何下手了。解开它,小巧的工具深入身体的深处,或剔或掏,或夹或叉,把它变成一个轻飘飘的空架子。这个过程只能慢慢来,只有慢才有意思,才不违品蟹的情调。以至每一年秋天,人们都乐意花费一些时间,坐下来。有了慢的心态,对于一只蟹的态度就会诚恳些,技巧的运用随之到位。我反对在宴席上上大闸蟹,此时客人们根本没有耐心应对——真把一只蟹慢条斯理品尝好了,其他的菜也就吃不上了。于是胡拆乱嚼,草草了事,辜负了金相玉质。如果有一扇窗,而对烟波浩渺的阳澄湖,独自品咂,风雅自赏,那么一定会单纯之至——这个湖就是为了大闸蟹而存在的,它更贴近我们今日的认识。
江南的古镇,往往一条河道,两边人家。历史人物不同,声名高下有别,自成风景。当年的大户人家,辟出一方建戏台,节日到了,便请戏班子来,点几台戏,唱上几天。
这个戏台上演的最后一出戏是什么?
没有谁能应对。
人们往往记得住当年兴建时的场面,而于最后,全然淡忘,荒疏,悄然无息。一个戏台,好久没有人在上面行走,也就比什么都陈旧,空空荡荡。我走上去,木板间发出如牛角般的沉闷声响。有爬虫从木板缝里探出头来,又急切地沉了下去。一个戏台不上戏,也就看不到云手、走边、起霸、耍翎子、抖帽翅、弹髯口、甩水发,听不到双足顿挫戏台的沉雄之美。这很像一座房子没人住,没人在里边吵吵嚷嚷鸡犬不宁地过日子,房子反而烂得快了。如果戏台有灵,一定要暗喜一番,以为我登台,要唱戏了。
江南是不缺戏台的,许多戏台上的人物让人不忘,于是追着角儿,从这个镇到那个镇,津津有味地细品,甚至会和不同见解的人争得脸红耳赤。当人们静穆地坐在下边,头微微扬起,注视台上的一举一动,每每不由自主地喝彩,在这个节点上,人们又如此一致。许多奸佞忠臣的分辨、鱼水欢合的方式,都在戏里获得,运用于自己的生活里,形成经验。古镇里除了有漫长的水,还有缓慢的一台戏。一个人培养了看戏的耐心,实际上也培养了对生活的态度,有始有终的,有章法布局的。如果时代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戏台前会永远坐满了观众,而前排最好的座位总是留给镇上德高望重的老者——日子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相扣的,地位、职务、辈分的讲究,使一个古镇有一些秩序,有一些不可逾越的地方。
戏台寂寞的时日长了,于是更多地成為一个旧日象征,只能让导游复原当年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的美妙。游人也努力地从古旧的氛围里,看到曾经台上的人影恍惚。一个时代就在戏台上,原以为时日就是长久如此,没想到后来变了,连最后一出戏都记不下来。那么,那些充满演戏才华的人,不在戏台上,又能上哪里去?195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广州京剧团的新谷莺和其他五名演员来到名教授陈寅恪家中。陈和她们谈京剧,在触及一些史料时,陈居然能说出书架上哪本书哪一页写着呢。演员们找来一看,果然如此,不禁发出惊喜的叫声,接着她们各自清唱了自己拿手的一段唱腔。心情好久都没这么舒畅的陈寅恪设晚宴招待她们。本来会有许多这样欢乐的时刻陪着陈寅恪的,然而它们却总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消失了。晚年的陈寅恪几次在诗中重温当时的场景,想起来有如梦里了。只是后来,嗓音如黄莺般婉转的新谷莺也不登台唱了,有学生不解地问,新说:“唱,还有什么意思?”一个擅长登台的人不登台了,肯定有许多的原因,没人愿意去追究,只是看着台上空了,台上的人走远了,台下的人四散了。只是她自己忽一日见到台上新人,饰演的正是自己当年的那个角色,便停下来听听,觉得身段、眼神都不是那么回事。要是以前,她一定要为她说说戏。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兴趣了。
古镇有一个绿色小邮筒——当然是作为怀旧用的。当时一封信塞进去,还在口上拍拍,想着究竟第几天可以到达对方手里。慢节奏带来期待,还有胡乱的猜测,是否会在途中遗失,或者被人窃走?薄薄的信封里隐藏着秘密,要攻破轻而易举,也就只能靠自我的约束,使好奇心收敛起来。石沉大海——往往是这样,对方没有反馈,让人生出许多疑窦。只好再写一封信,或者耐心等待。台上也有许多等待的戏份,耐心地唱,耐心地听,一封信经千山万水而来,故事展开。戏台是为旧日心态的人搭建的,一台戏的台前幕后充满了故事,曲终人散后,每个人心里都会摆下一个戏台,继续展示它的剧情。有一个老人居然能说出这个旧日戏台唱的最后一出戏的几句:“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这是马东篱的《汉宫秋》吧。许多台上日子的结束都是如此暗淡,真的不思量,又教思量。
河的末端有几家笔庄,悬挂着如此多的毛笔,如玉兰未放之时,挺拔洁净,这使古镇有一些文气和古风。买的人当然无多,但是看了制笔的工具、动作,觉得不是装出来的。总是有人在支撑着这个行业,小批量的,不急不慢的。穿过古镇的流水越来越慢,甚至渐渐不动了,而镇上日子也有如制笔,那么多的毛,那么多的工序,急也没用,慢慢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