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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9日国家网信办下架《滴滴企业版》等25款App，认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
7月13日，人民政协报上的一篇文章强调，平台经济要坚决防止和避免囤积式垄断、割韭菜式竞争，甚至无视员工基本权益保障和生命安全。
互联网行业，超高投入，不再意味着超额回报了。随着行业增速下降、各种岗位和职责越来越细分，各路巨头从曾经的街头巷尾白刃战，变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集团化作战。曾经的天才产品经理、数据流量运营高手，逐渐被精确到每分每秒的算法取代。互联网行业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改变世界，它慢慢成了一份普通的高薪工作。
数据才是21世纪互联网巨头们的血液。
数据上限更高，用户画像、道路数据、打车和外卖订单，每一个新的字节，都最终变成了互联网平台手里的筹码，用来提升自己的收益。
这一监管的核心，就是防止互联网巨头将手里的数据就行滥用。如果再不限制，会导致用户失去数据产权，国家失去数据主权，互联网巨头拥有无穷大的数据特权。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2018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曾经说：“我想中国人可以更加开放，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数据做一些事情。”
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人愿不愿意让渡隐私，而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根本没得选。
一旦用户真的掌握选择权，大部分都会拒绝隐私追踪。比如苹果在2021年4月的iOS推送里加入更新，允许用户拒绝App的隐私追踪。根据数据分析公司Flurry的调研显示，美国只有4%的iPhone用户选择允许追踪。
在另一份全球范围内530万用户样本的调研里，这个数字也只上升到了12 %，意味着88 %的用户都拒绝了App隐私追踪。
为什么用户会愿意让渡隐私？一两句话不一定能解释清楚，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一旦选择禁止追踪，App的主要功能会被禁用。
如果说苹果公司只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协助用户保护隐私、加强监管。那么深圳2021年6月29日审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则是国内首个城市，从顶层设计思路，来约束企业对数据的使用。
《数据条例》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
一是数据处理必须充分告知用户，并且取得同意，不能对撤回同意进行不合理限制。
二是用户有权拒绝被画像和推荐。
三是人脸识别等生物技术，不能被强制使用。
四是公共数据应当最大限度免费开放。
深圳明确公共数据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建立以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为基础的公共数据共享需求对接机制。
五是大众最关心的大数据杀熟，最高可罚款五千万。
这也是国内立法中首次确立数据公平竞争有关制度，针对数据要素市场搭便车、不劳而获和大数据杀熟等竞争乱象作出专门规定。
整体上看深圳的《数据条例》已经对用户最关注的数据隐私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弥补了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虽然目前只适用于管理深圳市范围内的企业，但考虑到它的示范作用，未来完全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城市去。
相比深圳，欧盟早在2016年就通过了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GDPR不只针对注册地在欧盟的企业适用，对于非欧盟的企业，只要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涉及欧盟境内个体居民数据，就必须遵循GDPR。
GDPR条例最严重的处罚，是针对大规模数据泄露。
根据中兴通讯数据保护合规部与数据法盟联合编制近期发布的《GDPR执法案例精选白皮书》，截止2019年9月24日，最大数额的处罚案例，是英国航空公司被罚1.83亿英镑。
2018年6月，英国航空公司网站爆出数据泄露事件，该事件导致约50万名英航乘客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在这个案例中，用户流量被移转到虚假网站，攻击者通过这个虚假网站收集了客户详细信息，包括客户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如姓名、地址、邮箱以及信用卡的号码、有效期和背面的验证码等资料。
这种级别的数据泄露，严重违反了欧盟GDPR条例里的一条：公司在收集了用户隐私信息后，应该妥善保管，防止被内外部人士在不合适的情况下查看，尤其不能泄露数据。
欧盟的GDPR条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欧洲境内居民的数据安全和产权，更重要的是维护各个国家的数据主权。
一旦数据主权受到影响，会波及整个社会局势、地缘政治和国民经济。巨头们使用数据影响大选，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彭博社早在2018年3月，就曝光了互联网巨头Facebook违规把数据库中的5 000万份用户信息，泄露给剑桥研究公司，被用于帮助特朗普进行美国大选。
2020年4月，Facebook官方表示，在对剑桥分析公司上述丑闻进行了漫长的调查后，联邦法院正式批准其与2019年7月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协议，脸书认罚50亿美元。
科技巨头对数据的掌控，大概率会造成数据滥用，杀熟只是很初级的手段。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自己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消费者剩余：人们愿意为某种商品实际支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他所预期能承受的最高心理价格，因此，他购买此物所得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种购买中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剩余。
应用到现实生活里去，互联网公司利用完全的信息不对称，就可以从每一个用户身上都争取到最大级别的消费者剩余。这时候就不只是心理上的满足感了，是用户真金白银实打实付出的溢价。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Benjamin Shiller研究发现，如果用传统人口统计学资料，为美国视频网站奈飞进行价格优化，预计只能增加0.3 %的利润。但是如果根据用户的网络浏览历史，使用机器学习和算法优化奈飞的定价策略，来估算用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那么可以使奈飞的利润增加14.55 %。
在缺少监管、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中國互联网科技行业，也是如此。2020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金云，带着团队做了一次打车软件调研。
孙教授的数据表明，苹果手机用户的确更容易“被舒适”车辆（比如专车、优享等）司机接单，这一比例是非苹果手机用户的3倍。同时，苹果手机用户平均只能获得2.07元的优惠，显著低于非苹果用户的4.12元（<0.01）。除绝对金额外，优惠折扣比依然支持上述结论（<0.05）。
苏教授团队发现，打车软件和用户玩的时间游戏、价格游戏、包括“苹果用户歧视”等现象，都是基于用户出行数据，对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时间弹性、价格弹性的精确拿捏。
也就是说技术的出现没有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差异化价值，反而加大了信息不对称，提升了平台自己的收益，这些信息差异又被路况、平台先行垫付等表面现象掩盖。
从全球范围来看，科技巨头几乎无偿地垄断了个人数据，降低了效率，提升了自身平台的收益。各大巨头之间容易形成壁垒，减少数据的交易和流通，于是信息茧房、数据壁垒越来越坚固。
一个可以看到的变化是，腾讯和阿里率先开始考虑互相开放生态系统，能够形成协作的，基本也就是3个方面：
1.微信小程序对淘宝、淘宝特价版开放；
2.微信生态里可以发淘系商品链接；
3.微信和淘宝在电商购物节、新年等重要活动时间节点，互相配合。
另外，7月8日，工信部发布声明，截至目前，百度、阿里、腾讯、字节跳动、新浪微博、爱奇艺等68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已按要求完成整改。
有网友已经发现，7月10日开始，淘宝、支付宝、闲鱼、饿了么等阿里系App已经取消了开屏广告。
当数据的高墙被打破，反垄断监督逐渐落实，平台间的流量红利彻底消失，科技巨头必然只能选择更具有创新性的模式，去参与下半场的竞争。曾经令人羡慕的互联网大厂员工，会越来越像流水线工人。
7月13日，人民政协报上的一篇文章强调，平台经济要坚决防止和避免囤积式垄断、割韭菜式竞争，甚至无视员工基本权益保障和生命安全。
互联网行业，超高投入，不再意味着超额回报了。随着行业增速下降、各种岗位和职责越来越细分，各路巨头从曾经的街头巷尾白刃战，变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集团化作战。曾经的天才产品经理、数据流量运营高手，逐渐被精确到每分每秒的算法取代。互联网行业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改变世界，它慢慢成了一份普通的高薪工作。
数据才是21世纪互联网巨头们的血液。
数据上限更高，用户画像、道路数据、打车和外卖订单，每一个新的字节，都最终变成了互联网平台手里的筹码，用来提升自己的收益。
这一监管的核心，就是防止互联网巨头将手里的数据就行滥用。如果再不限制，会导致用户失去数据产权，国家失去数据主权，互联网巨头拥有无穷大的数据特权。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2018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曾经说：“我想中国人可以更加开放，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数据做一些事情。”
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人愿不愿意让渡隐私，而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根本没得选。
一旦用户真的掌握选择权，大部分都会拒绝隐私追踪。比如苹果在2021年4月的iOS推送里加入更新，允许用户拒绝App的隐私追踪。根据数据分析公司Flurry的调研显示，美国只有4%的iPhone用户选择允许追踪。
在另一份全球范围内530万用户样本的调研里，这个数字也只上升到了12 %，意味着88 %的用户都拒绝了App隐私追踪。
为什么用户会愿意让渡隐私？一两句话不一定能解释清楚，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一旦选择禁止追踪，App的主要功能会被禁用。
如果说苹果公司只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协助用户保护隐私、加强监管。那么深圳2021年6月29日审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则是国内首个城市，从顶层设计思路，来约束企业对数据的使用。
《数据条例》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
一是数据处理必须充分告知用户，并且取得同意，不能对撤回同意进行不合理限制。
二是用户有权拒绝被画像和推荐。
三是人脸识别等生物技术，不能被强制使用。
四是公共数据应当最大限度免费开放。
深圳明确公共数据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建立以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为基础的公共数据共享需求对接机制。
五是大众最关心的大数据杀熟，最高可罚款五千万。
这也是国内立法中首次确立数据公平竞争有关制度，针对数据要素市场搭便车、不劳而获和大数据杀熟等竞争乱象作出专门规定。
整体上看深圳的《数据条例》已经对用户最关注的数据隐私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弥补了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虽然目前只适用于管理深圳市范围内的企业，但考虑到它的示范作用，未来完全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城市去。
相比深圳，欧盟早在2016年就通过了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GDPR不只针对注册地在欧盟的企业适用，对于非欧盟的企业，只要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涉及欧盟境内个体居民数据，就必须遵循GDPR。
GDPR条例最严重的处罚，是针对大规模数据泄露。
根据中兴通讯数据保护合规部与数据法盟联合编制近期发布的《GDPR执法案例精选白皮书》，截止2019年9月24日，最大数额的处罚案例，是英国航空公司被罚1.83亿英镑。
2018年6月，英国航空公司网站爆出数据泄露事件，该事件导致约50万名英航乘客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在这个案例中，用户流量被移转到虚假网站，攻击者通过这个虚假网站收集了客户详细信息，包括客户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如姓名、地址、邮箱以及信用卡的号码、有效期和背面的验证码等资料。
这种级别的数据泄露，严重违反了欧盟GDPR条例里的一条：公司在收集了用户隐私信息后，应该妥善保管，防止被内外部人士在不合适的情况下查看，尤其不能泄露数据。
欧盟的GDPR条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欧洲境内居民的数据安全和产权，更重要的是维护各个国家的数据主权。
一旦数据主权受到影响，会波及整个社会局势、地缘政治和国民经济。巨头们使用数据影响大选，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彭博社早在2018年3月，就曝光了互联网巨头Facebook违规把数据库中的5 000万份用户信息，泄露给剑桥研究公司，被用于帮助特朗普进行美国大选。
2020年4月，Facebook官方表示，在对剑桥分析公司上述丑闻进行了漫长的调查后，联邦法院正式批准其与2019年7月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协议，脸书认罚50亿美元。
科技巨头对数据的掌控，大概率会造成数据滥用，杀熟只是很初级的手段。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自己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消费者剩余：人们愿意为某种商品实际支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他所预期能承受的最高心理价格，因此，他购买此物所得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种购买中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剩余。
应用到现实生活里去，互联网公司利用完全的信息不对称，就可以从每一个用户身上都争取到最大级别的消费者剩余。这时候就不只是心理上的满足感了，是用户真金白银实打实付出的溢价。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Benjamin Shiller研究发现，如果用传统人口统计学资料，为美国视频网站奈飞进行价格优化，预计只能增加0.3 %的利润。但是如果根据用户的网络浏览历史，使用机器学习和算法优化奈飞的定价策略，来估算用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那么可以使奈飞的利润增加14.55 %。
在缺少监管、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中國互联网科技行业，也是如此。2020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金云，带着团队做了一次打车软件调研。
孙教授的数据表明，苹果手机用户的确更容易“被舒适”车辆（比如专车、优享等）司机接单，这一比例是非苹果手机用户的3倍。同时，苹果手机用户平均只能获得2.07元的优惠，显著低于非苹果用户的4.12元（<0.01）。除绝对金额外，优惠折扣比依然支持上述结论（<0.05）。
苏教授团队发现，打车软件和用户玩的时间游戏、价格游戏、包括“苹果用户歧视”等现象，都是基于用户出行数据，对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时间弹性、价格弹性的精确拿捏。
也就是说技术的出现没有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差异化价值，反而加大了信息不对称，提升了平台自己的收益，这些信息差异又被路况、平台先行垫付等表面现象掩盖。
从全球范围来看，科技巨头几乎无偿地垄断了个人数据，降低了效率，提升了自身平台的收益。各大巨头之间容易形成壁垒，减少数据的交易和流通，于是信息茧房、数据壁垒越来越坚固。
一个可以看到的变化是，腾讯和阿里率先开始考虑互相开放生态系统，能够形成协作的，基本也就是3个方面：
1.微信小程序对淘宝、淘宝特价版开放；
2.微信生态里可以发淘系商品链接；
3.微信和淘宝在电商购物节、新年等重要活动时间节点，互相配合。
另外，7月8日，工信部发布声明，截至目前，百度、阿里、腾讯、字节跳动、新浪微博、爱奇艺等68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已按要求完成整改。
有网友已经发现，7月10日开始，淘宝、支付宝、闲鱼、饿了么等阿里系App已经取消了开屏广告。
当数据的高墙被打破，反垄断监督逐渐落实，平台间的流量红利彻底消失，科技巨头必然只能选择更具有创新性的模式，去参与下半场的竞争。曾经令人羡慕的互联网大厂员工，会越来越像流水线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