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宗璞六十岁生日，冯友兰先生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她：
　　
　　百岁寄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
　　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
　　
　　宗璞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里写道：“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为《双城鸿雪记》。因不少朋友不喜此名，现改为《野葫芦引》。”
　　冯先生的上联特别有味道，宗璞这部小说(四卷中的第一卷)的特色也恰在于那淡雅而又深邃的“文心”。
　　有些小说以情节胜，《南渡记》同样不乏引人入胜的情节。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以下两点：小说写的是“史”，虽然二、三、四卷还没有出，但“四卷写沧桑”，全书必是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校南迁史，原书名的“双城”显即北京和昆明。此其一。第二是书里有那么多前一辈知识分子，再现了他们在民族命运垂危时的风貌、谈吐、举止。那一代知识分子一般不大会说好些掷地有金石声的豪言壮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爱得真挚、深切。像本书里写的，“大家虽都谨慎，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而且不该躲避。”(《南渡记》第6页)明仑大学(它的原型想来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的想法是：“我辈书生，为先觉者。”(第7页)孟樾有一个温馨的家，“让人心里熨贴”：一位知书识礼的夫人碧初，相当有教养、带着灵气的两女一子。那书房颇叫我辈书生羡慕：一排排书柜，一张大写字台，一堆堆书稿，小长桌上的几方“墨海”，墙上的大字对联。那副对联，每个字一尺见方，是从泰山经石峪拓下来的：“无人我相，见天地心”。孟樾时不时地对着这几个字默坐半晌。那时他正在构思他的《中国史探》。这几个字也许正是“史探”要达到的天地混一的境界，是历史，也是哲学。这一切都何等雅气、何等幽静呵！然而，孟樾的心境却远不是这样平和，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看着这一切，孟樾喟然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孟先生兼着教务长，他此刻的主要任务就是迁校，校务会议已经决定了，孟樾忙着操持一切。“中国好在地方大，到危急时候，衣冠南渡，偏安江左，总能抵挡一阵。”话虽只有这么几句，烘托这几句话的时代背景却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对作者说，看过这本《南渡记》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的“史”，把那个民族命运系于一线的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风貌和心态表现出来了。她似乎认可了这种看法，以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它表现了历史性的东西。
　　我们常想，中国读书人的一个突出品质，或说优点，就是他们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系在一起。他们特别讲人的气节，民族的气节，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全名节是件刻骨铭心的事。在他们身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个人气节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气节，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传统精神。作者定是把孟樾当作代表人物来写的，孟为人平和通达，既有学识，又能做实际行政工作，是那个时代的很典型的系主任——系主任首先必须是学通中西的学人，行政工作是第二位的。
　　书里那位吕老太爷特别使人产生好感。一次，吕老人拿起床边的一本《昭明文选》，说庾信的《哀江南赋》现在看感受不大相同了；“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为人不能再见故国，活着有什么意思！亲人们发现他不只咳嗽厉害，有时夜里还大声哭，说要下地练拳。“碧初知是南京陷落之故，心里酸痛”。(第175页)作者喜欢淡淡地表现浓浓的感情，此是一例。
　　吕老人拒绝缪东惠劝诱老人出任伪职的几段很是精采，直如一曲正气歌。搬上舞台一定会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你看，缪东惠声调抑扬顿挫地劝吕老人学作冯道，说了一番“我们是幸而亡国，不幸就要灭种”之类的鬼话。老人听罢表情格外镇静，哈哈一笑说：“我无文才武略，怎比得古人！”老人没有力气拍案而起，心里反觉平静，目光又有些茫然。接下去，老人微笑，端起茶杯举了举，意思是送客。缪无趣而去。家人料想老人定会把缪某人痛骂一阵，但只见老人取下墙上挂着的龙吞虎靠镌镂云的宝剑，说：“可怜这剑只挂在墙上。”然后惨然一笑：“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第207页)平静之极，平静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平静中含着愤怒和仇恨。倘有谁把这一段改编为昆曲，让侯永奎样的名家扮演吕非清，一定十分精采，十分悲壮。
　　相比之下，凌京尧就活得太窝囊了。这类知识分子也见得不少，又学洋文，又是京戏迷；有些正义感，又每每意志颓唐——是一种提不起来的旧书生。可是，他良知未泯，所以当日本人罗致他任伪职时，起初不肯，还因此备受酷刑，后来终于受不住皮肉之苦，没有坚持下去，怯懦地当了日伪“华北文艺联合会主席”。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谴责和震撼。我们不打算宽恕这种人，但也有些可怜他。他的女儿雪妍离他而去的几段，写得回肠荡气。对于这类情节，有一种惯常的写法，就是让雪妍干干脆脆地同他划清了界线，把他痛斥一顿。这里没有这样，只着意写了她决意“脱离父女关系”时的内心苦闷、矛盾和痛苦。窃以为这样写真实得多，是那个时代的不少这类青年学生必定会有的“思想斗争”。将来雪妍有一天被批判为对反动家庭怀有“温情主义”的“小资”情调，是不奇怪的。雪妍终究走了，这是书文最后几页的内容。雪妍离去的情景是凄然的，不过显然怀着希望。她的命运怎样，下卷里当然会有。
　　碧初那样的“教授夫人”，我们也感到不陌生。那时学生管教授夫人都叫“师母”。师母多出自书香门第，或本人也是教授。碧初这类师母是“高级家庭妇女”，一家的“内阁总理”。她们都很有独立的人格，并非“红袖添香”之属。那个时候每班学生人数不多，辅导课时时在先生家里上。每当这种时候，师母就备些小吃，款待学生。如果师母是广东人，则一小碗精致的“鱼生粥”是少不了的。闲谈时，师母常是在座的，谈吐同样不俗，每每出口成章，有时调侃一下丈夫的“迂”，那是“其词若有憾焉”……书中的碧初就是这样的“师母”。《南渡记》中以碧初写的最像，比孟越更像。也许孟樾在首卷还来不及充分展现他的举止言笑和内心世界。
　　显然，书中人物，至少孟樾这家人，是有所本的。这“本”就在冯家。从孟樾，使人想到冯先生；从碧初，使人想到冯夫人。这并不只是因为许多情节与《三松堂自序》中的叙述吻合，也不能同冯家的人勉强对号，而是人的“气质”特别像，家庭的气氛、包括生活习惯，都像。尤其是看到孟樾面对的那副对联“无人我相，见天地心”时，不由得会引起联想：这不就是冯先生吗？
　　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北京城，读来心痛！这是沥血的历史。芦沟桥事变那年，我们都已记事了，书里写的不少事还有印象。例如销毁“禁书”，有些书成本成套地烧，有些书则用墨笔把有违碍的字、句或段涂抹掉，来查的日伪警察或保甲长只要看不见那些碍眼的字句，一般就不多管了。大人领着孩子用墨笔涂抹的情形至今还依稀记得。再如学校里来了日本“教官”，强迫学日语。学生们大都消极应付，孩子们自己不大懂得，多是受父母的影响。峨放学回家途中在日本兵刺刀下穿过、小学生被勒令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之类的事，都听说过。想起“亡国奴”的日子，实在不是滋味。这种日子虽说一去不复返了，但却是不应该从记忆中抹掉的。
　　这本小说还有些民俗学的意义。有些描写可以把读者带回到那时的北京：盛夏时节的送冰人，送牛奶的，送菜的，卖南点的货担挑……什刹海的样子早已大变了，夏日骄阳下的荷香依旧，岸边的小卖则已非旧观。书里写的荷叶肉、冰碗儿、鲜菱角、鸡头米……现在的年轻人怕只听大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