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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时期，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展科技建设，为巩固边区和支持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建设以“注重自然科学”“服务抗战，解决生产问题”“广泛延揽人才，优待人才”“ 建立科技院校，开展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借鉴和传承延安时期的科技发展经验，对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无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3-0011-03
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在文化、科技、经济等领域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在领导边区军民进行抗战和边区建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逐渐意识到发展科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应对全面抗战和巩固边区的现实需要，边区政府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并运用科技着重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注重选拔使用科技人才，建立了一系列的科技院校，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的背景概述
（一）服务抗战的现实需要
战争对科技的现实性需要是促成边区开展科技建设的首要原因。就如恩格斯在论述现实需要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时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P.505）“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2]边区的科技建设植根于社会的现实性需要，科技建设因战争而产生，建设取得的成果又直接服务于抗战。
（二）建设和巩固边区的迫切要求
“工业的发展是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3]然而在抗战之前，边区的工业极为匮乏，更谈不上有多少科技含量。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 [4]直到1938年2月，“沈鸿带领7名技术工人和10部工作‘母机’从上海来到延安，建立了兵工厂，才奠定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5]（P.309）除了缺乏工业基础，边区还面临着日军突袭与国民党封锁的双重威胁，这使得边区在人才引进、物质供给及国际支援等方面异常困难。因此，要使边区摆脱困境，建设和巩固边区，大力发展科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破除边区民众落后文化的内在要求
“战争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文化的比拼。”[6]然而，在中共中央转战到延安前，边区因地理位置、交通、信息等因素的限制，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文化的低水平一方面使得边区民众的思想中普遍不具有科学性思维，意识不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使得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在广大边区群众的生活中根深蒂固。 在拥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 [7]（P.566）落后的文化水平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民支持抗战的热情以及中共政策在边区的推进都有很大的阻碍，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科技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内在要求需要科技建设工作的开展。
二、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注重自然科学
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8]（P.32）作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9]因此，边区在科技建设中主要以对自然科学的建设为主，通过发展自然科学来促进物质的生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39年，边区成立了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在边区建设厅的配合下，截止到1940年12月，“事务所生产产品多达300余种，其中以抗战需要的布匹、蓖麻油、化学用品为大宗。”[10]（P.20）此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史在边区的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中成为了潮流。例如，1941年为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为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并举行了纪念讲座，大力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11]
（二）服务抗战，解决生产问题
运用科技来促进边区生产，为抗战建国服务，是边区科技建设的明确目标。徐特立说：“就总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因此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 [8]（P.50）例如，为解决抗战前线急需的装运针药的玻璃器皿，自然科学院在没有现成的资料与设备的情况下，“用白土代替氧化铝，用土碱代替工业碱，群策群力攻克了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的技术难关，终于把玻璃试制成功，并创建了年产针管14万支、痘苗管4万多支及部分化学器皿的玻璃厂。”[11]
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是调动人民抗战积极性的关键。农业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中的基础。为此，1939年10月，边区筹备建立了光华农场，以期培养优良作物、推广农业技术，为解决边区的粮食问题作贡献。例如，到1943年，农场培育的“‘金皇后玉米’，每垧可收获4石5斗（折合每亩540斤），亩产比本地玉米高出252斤。白杆黄硬糜子每垧可收获2石4斗5升（折合每亩298斤），亩产高出本地糜子20-40斤。‘美国白皮’和‘彭县黄皮’洋芋，亩产比本地洋芋品种高出400余斤。”[12]除了培育优良作物，边区在农耕工具、耕作技术、虫害防治、施肥、荒地开垦、修葺水渠等方面都进行了科学的改良。改良后的农业技术在边区得到迅速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自1943年开始，边区军民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中的自给自足。 （三）广泛延揽人才，优待人才
知识分子是科技发展的主力军，也是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的推动力量。然而，边区文化的落后使得人才严重缺乏。截止到1941年，“边区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科学人员仅有330多名。”[13]人才不足的状况对边区发展生产、教化人民有很大制约，中共中央认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是改变边区科技人才匮乏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
早在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中国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由此提出要注重吸收知识分子。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再次提出，边区“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欢迎医务人才。”[14]（P.105）据饶正锡（时任军委卫生部长）回忆，“从1938年到1940年，就陕甘宁边区而言，卫生技术干部约计增加了30%。以职别来区分，医生占53.4%，护士占40%，制药技师占6.6%；以国别来区分，本国占90%，朝鲜、加拿大、印度、美国、德国各占2%”。[15]（P.202）
为更好的延揽知识分子，任弼时等人主张，除了广泛的宣传，还要注重在物质待遇上给予知识分子优厚的待遇。1941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后决定，“当年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增加津贴三分之一。此外，伙食则另办小厨房，增加菜金5元；对文艺作家，另发12元的纸张费。” [16]在1942年5月，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第二年，边区政府实施了《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这些政策法令的颁布不仅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而且激发了他们投身革命和建设边区的热情。
（四）建立科技院校，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除了广泛延揽人才外，边区还“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院校，培养自己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科学技术人才，尽可能地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其他建设方面的技术。”[11]中共中央在边区先后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摩托学校、边区农业学校等多所理工类为主、以培育中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专业化、技术化学校。在对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学校注重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例如，自然科学院除了建有院内的实习基地，“还同光华农场和边区的主要厂矿建立联系，作为院外的实习基地。”[11]这样便实现了提高教学质量、实践操作、实际服务边区建设这三者间的有机统一。
为更好的进行学术研究，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此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医药等十余个专业学会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这些科研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的强大优势，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有步骤的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从1941年4月到1942年4月，自然科学研究会就组织了30余次比较重要的报告，而其各专业学会则举办了100余次科技活动。”[17]此外，为更好的交流学术、普及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中开辟了科研的专栏，并且自己还创办了《自然界》《知识问答》之类的副刊，同时出版了大量的科普读物。这些对边区的学术研究及科技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的重要启示
（一）以科技为支撑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边区的科技发展一直都寄予厚望。他们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要求边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要用科技发展带动其他方面的进步。边区科技建设的史实证明了科技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为此，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要注重以科技为支撑。以科技为支撑就是要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创新，将科技的持续协同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企业而言就是要走科技先导、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提升管理和研发水平。此外，还应立足于目前国内科技水平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行业，在把握行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地位，鼓励企业向创造业发展转型。
（二）以民生为本
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抗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全面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变革中的伟大作用，并把这一认识成功地运用到了边区的科技建设事业中。毛泽东由此而提出，科学和文化事业这两者都“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8]（P.415）边区在科技建设中不仅服务于抗战，还注重对边区民生问题的解决。注重科技服务民生的思想是延安时期边区科技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这一思想经由边区不断发展而延续至今。人民是科技的创造者，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所蕴含的巨大变革性力量理应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是促进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而深化改革必然会更加依赖于科技的创新驱动。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发展与科技精神的矛盾增多，科技与民生的矛盾增大，逐渐衍生出诸如环境污染、城乡二元结构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此，在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应时注重以民生为本，发挥科技的正面效应，为促进提高人民的福祉而服务。
（三）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优待使他们在服务边区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为推动边区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纵深发展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尤显重要。然而，因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思想的冲击，知识分子在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受到影响。因此，国家应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人才发展战略观，保障知识分子的权益，提升知识分子社会认同感，引导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在全社会中形成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由此激励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实现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提倡自然科学[N].解放日报，1941-06-12.
[3]阎树声.抗日战争与科学技术[J].人文杂志，1995，（4）.
[4]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N].解放日报，1941-08-03.
[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6]贾钢涛.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党政研究，2015，（3）.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8]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9]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N].新中华报，1940-03-15.
[1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七编[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1]阎树声.试论延安时期‘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J].人文杂志，1994，（6）.
[12]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J].抗日战争研究，2015，（1）.
[13]马海平，王宁.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工作回顾[J].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
[14]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Z].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5]饶正锡.军委卫生部在陕北[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16]杨丽凡.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1）
[17]赵小平.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以法制科技观为视角[D].山西：山西大学，2012.
[18]盖军，翁仲仁.中共党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92.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3-0011-03
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在文化、科技、经济等领域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在领导边区军民进行抗战和边区建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逐渐意识到发展科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应对全面抗战和巩固边区的现实需要，边区政府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并运用科技着重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注重选拔使用科技人才，建立了一系列的科技院校，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的背景概述
（一）服务抗战的现实需要
战争对科技的现实性需要是促成边区开展科技建设的首要原因。就如恩格斯在论述现实需要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时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P.505）“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2]边区的科技建设植根于社会的现实性需要，科技建设因战争而产生，建设取得的成果又直接服务于抗战。
（二）建设和巩固边区的迫切要求
“工业的发展是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3]然而在抗战之前，边区的工业极为匮乏，更谈不上有多少科技含量。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 [4]直到1938年2月，“沈鸿带领7名技术工人和10部工作‘母机’从上海来到延安，建立了兵工厂，才奠定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5]（P.309）除了缺乏工业基础，边区还面临着日军突袭与国民党封锁的双重威胁，这使得边区在人才引进、物质供给及国际支援等方面异常困难。因此，要使边区摆脱困境，建设和巩固边区，大力发展科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破除边区民众落后文化的内在要求
“战争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文化的比拼。”[6]然而，在中共中央转战到延安前，边区因地理位置、交通、信息等因素的限制，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文化的低水平一方面使得边区民众的思想中普遍不具有科学性思维，意识不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使得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在广大边区群众的生活中根深蒂固。 在拥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 [7]（P.566）落后的文化水平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民支持抗战的热情以及中共政策在边区的推进都有很大的阻碍，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科技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内在要求需要科技建设工作的开展。
二、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注重自然科学
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8]（P.32）作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9]因此，边区在科技建设中主要以对自然科学的建设为主，通过发展自然科学来促进物质的生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39年，边区成立了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在边区建设厅的配合下，截止到1940年12月，“事务所生产产品多达300余种，其中以抗战需要的布匹、蓖麻油、化学用品为大宗。”[10]（P.20）此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史在边区的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中成为了潮流。例如，1941年为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为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并举行了纪念讲座，大力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11]
（二）服务抗战，解决生产问题
运用科技来促进边区生产，为抗战建国服务，是边区科技建设的明确目标。徐特立说：“就总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因此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 [8]（P.50）例如，为解决抗战前线急需的装运针药的玻璃器皿，自然科学院在没有现成的资料与设备的情况下，“用白土代替氧化铝，用土碱代替工业碱，群策群力攻克了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的技术难关，终于把玻璃试制成功，并创建了年产针管14万支、痘苗管4万多支及部分化学器皿的玻璃厂。”[11]
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是调动人民抗战积极性的关键。农业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中的基础。为此，1939年10月，边区筹备建立了光华农场，以期培养优良作物、推广农业技术，为解决边区的粮食问题作贡献。例如，到1943年，农场培育的“‘金皇后玉米’，每垧可收获4石5斗（折合每亩540斤），亩产比本地玉米高出252斤。白杆黄硬糜子每垧可收获2石4斗5升（折合每亩298斤），亩产高出本地糜子20-40斤。‘美国白皮’和‘彭县黄皮’洋芋，亩产比本地洋芋品种高出400余斤。”[12]除了培育优良作物，边区在农耕工具、耕作技术、虫害防治、施肥、荒地开垦、修葺水渠等方面都进行了科学的改良。改良后的农业技术在边区得到迅速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自1943年开始，边区军民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中的自给自足。 （三）广泛延揽人才，优待人才
知识分子是科技发展的主力军，也是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的推动力量。然而，边区文化的落后使得人才严重缺乏。截止到1941年，“边区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科学人员仅有330多名。”[13]人才不足的状况对边区发展生产、教化人民有很大制约，中共中央认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是改变边区科技人才匮乏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
早在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中国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由此提出要注重吸收知识分子。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再次提出，边区“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欢迎医务人才。”[14]（P.105）据饶正锡（时任军委卫生部长）回忆，“从1938年到1940年，就陕甘宁边区而言，卫生技术干部约计增加了30%。以职别来区分，医生占53.4%，护士占40%，制药技师占6.6%；以国别来区分，本国占90%，朝鲜、加拿大、印度、美国、德国各占2%”。[15]（P.202）
为更好的延揽知识分子，任弼时等人主张，除了广泛的宣传，还要注重在物质待遇上给予知识分子优厚的待遇。1941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后决定，“当年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增加津贴三分之一。此外，伙食则另办小厨房，增加菜金5元；对文艺作家，另发12元的纸张费。” [16]在1942年5月，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第二年，边区政府实施了《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这些政策法令的颁布不仅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而且激发了他们投身革命和建设边区的热情。
（四）建立科技院校，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除了广泛延揽人才外，边区还“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院校，培养自己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科学技术人才，尽可能地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其他建设方面的技术。”[11]中共中央在边区先后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摩托学校、边区农业学校等多所理工类为主、以培育中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专业化、技术化学校。在对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学校注重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例如，自然科学院除了建有院内的实习基地，“还同光华农场和边区的主要厂矿建立联系，作为院外的实习基地。”[11]这样便实现了提高教学质量、实践操作、实际服务边区建设这三者间的有机统一。
为更好的进行学术研究，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此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医药等十余个专业学会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这些科研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的强大优势，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有步骤的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从1941年4月到1942年4月，自然科学研究会就组织了30余次比较重要的报告，而其各专业学会则举办了100余次科技活动。”[17]此外，为更好的交流学术、普及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中开辟了科研的专栏，并且自己还创办了《自然界》《知识问答》之类的副刊，同时出版了大量的科普读物。这些对边区的学术研究及科技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陕甘宁边区科技建设的重要启示
（一）以科技为支撑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边区的科技发展一直都寄予厚望。他们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要求边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要用科技发展带动其他方面的进步。边区科技建设的史实证明了科技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为此，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要注重以科技为支撑。以科技为支撑就是要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创新，将科技的持续协同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企业而言就是要走科技先导、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提升管理和研发水平。此外，还应立足于目前国内科技水平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行业，在把握行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地位，鼓励企业向创造业发展转型。
（二）以民生为本
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抗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全面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变革中的伟大作用，并把这一认识成功地运用到了边区的科技建设事业中。毛泽东由此而提出，科学和文化事业这两者都“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8]（P.415）边区在科技建设中不仅服务于抗战，还注重对边区民生问题的解决。注重科技服务民生的思想是延安时期边区科技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这一思想经由边区不断发展而延续至今。人民是科技的创造者，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所蕴含的巨大变革性力量理应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是促进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而深化改革必然会更加依赖于科技的创新驱动。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发展与科技精神的矛盾增多，科技与民生的矛盾增大，逐渐衍生出诸如环境污染、城乡二元结构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此，在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应时注重以民生为本，发挥科技的正面效应，为促进提高人民的福祉而服务。
（三）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优待使他们在服务边区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为推动边区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纵深发展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尤显重要。然而，因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思想的冲击，知识分子在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受到影响。因此，国家应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人才发展战略观，保障知识分子的权益，提升知识分子社会认同感，引导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在全社会中形成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由此激励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实现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提倡自然科学[N].解放日报，1941-06-12.
[3]阎树声.抗日战争与科学技术[J].人文杂志，1995，（4）.
[4]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N].解放日报，1941-08-03.
[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6]贾钢涛.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党政研究，2015，（3）.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8]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9]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N].新中华报，1940-03-15.
[1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七编[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1]阎树声.试论延安时期‘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J].人文杂志，1994，（6）.
[12]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J].抗日战争研究，2015，（1）.
[13]马海平，王宁.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工作回顾[J].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
[14]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编[Z].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5]饶正锡.军委卫生部在陕北[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16]杨丽凡.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1）
[17]赵小平.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以法制科技观为视角[D].山西：山西大学，2012.
[18]盖军，翁仲仁.中共党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9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