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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贵士要与他们给予这个社会的良心一样，尊贵，坚固，并值得所有人信赖。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现一群“新贵士”——他们是新儒商，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他们做慈善、关心社会、回炉上学、致力环保……关心经济，更兼济天下。
？筵 贵士=贵族+士大夫
在一向绕不过阶级的英国社会，贵族的功用很多：十三世纪时，他们要对抗君主专制，逼迫约翰王签署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十七世纪时，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向威廉二世提出《权利法案》，不费一兵一卒，使代表民意的英国国会战胜英国国王。两次世界大战时，他们需要上战场，一战时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为45%。二战时威灵顿公爵、德文希尔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均死于战地医院。
在古代中国，精英团体士大夫也不能闲着：他们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会写点儿诗词歌赋，把书法练好，懂得绘画与收藏，还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南方周末》描述他们：“两千多年来，这个群体可没闲着，从全国两会到各级政府，从研究机关、公私学府到人民团体，他们参政议政，既管财税又掌司法：上为君主收钱粮，下为黎民理冤枉，还创造学说、传承文艺，左右社会风气，示范价值取向。”
虽说现在的英国贵族们既用不着上战场，也用不着再为民主“冲锋陷阵”，但他们依然要在平日生活中表现出贵族的阶级属性：按照英国人凯特·福克斯的说法，上层社会的男人们不能穿新买的奢侈品牌，要数十年如一日地穿着从杰米恩街定做来的衣服，或者去慈善二手店买件合身的旧西服。女人们要穿得相对低调，相对简单，没有过度的搭配，也没有让人看得出的多余装饰——除此之外，还要定期光顾慈善商店花四镑买条裙子，并穿着它乐开了花。
？筵 正能量代言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现一群“新贵士”——他们是新儒商，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们在仇富的背景板前做慈善、关心青年与社会、回炉上学、写作、致力环保……不仅仅只关心经济，更兼济天下。
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气氛中，获得了财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标杆和明星；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财富现实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标靶和出气筒。
在仇富的今天，一群先富起来的富人应该学习怎样做富人，成为充满正能量的“新贵士”。
作为社会既得利益和优质资源占有者的富人，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反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可以借助话语权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先锋——换句话说，富得像个人样，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
“新贵士”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开放的胸怀，兼收并蓄而不自负，主导却不专断。他们拥有世界的眼光，也能洞悉身边蕴藏的商机。他们拥有开创的大胆略，创新而不拘一格。他们并不满足于目前既有的成功，锐意进取建立更高的事业平台，以自我超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们如一股蓬勃崛起的新力量，引领世界不断向前。
金钱买不到尊严、尊重和尊敬；更多守法的创富之道、更多的社会担当，才能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筵 “士”的经济使命
士首先是“从一到十”，即做事情善始善终，要有能力，要成就一定的事业。士的基础，首先是要有知识；其次要有担当，要寻道，要遵道。荀子曾经把“士”归为“以仁厚知能尽官职”的一类人。仁厚，意味着对士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为社会树立标杆的责任和使命。孔子也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他同样强调了士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同时做事情要有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士的内涵慢慢演变到要有风骨气节，要讲人格名望，要有独立性。
只要真正是读过书，有才能、有担当、有品德、有气节的都可以称为士，这直接影响了日后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举个例子，清末民初的张謇，也是复旦大学的校董，他在考取了状元之后，去创业，践行实业救国的道路，因为国家贫弱的状况需要通过经济的繁盛来改变。同时，他也提倡办教育，为什么要办教育？这是中国士大夫很重要的传统，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士的责任，不仅是在经济上为国家的繁荣做贡献，而且认为没有知识、不求真理、轻慢科学的国家仍然是希望渺茫的。
然而，我所提倡的“国学”并不是回到几千年以前，而是要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摸索，如何让中华文明中的精华成为普世价值，同时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对话交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再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今天西方的管理学界和商学院定义了管理学的主要哲学命题和理论方法体系，中国学者从事科研的理论框架和中国商学院所引进的MBA、EMBA课程，都是对西方管理学框架的复制。所以，复旦管理学院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具有中国传统士文化特征的MBA和EMBA学生。我们培养的学生既要懂中国，也要懂世界，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够生存发展，都能够在当地组织里面扮演领导角色。
我也希望如今的学生能够理解并内化“士”的精神，能够承担起社会教育家的责任和使命，能够以个人的精神和思想去影响更广泛的人群，乃至整个社会。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我们的学生不仅仅是成功的企业家，更应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我们的学生要承袭古代名士的气节，为他人树立标杆，不仅仅是自身自觉参与到社会正确价值观的践行中，也能带领和影响更多的人认同和实践这种价值观。我们学生的内心追求的是什么？是儒，是士，是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关怀和担当，这也是商学院的培养使命所在。
对士文化的一种探寻，是我们理清从古至今中国发展的一种脉络。在任何时代，士都扮演着社会思想的引领者、启蒙者、教育者。我们的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经济要繁荣，但是不能失去方向。作为当代的士，大家要有担当、有才能，同时要有风骨、有气节，坚持自己所信仰、所追求的理念和真理，不轻易跟从和盲从，要有人文的关怀，对社会的贫弱要有同情和关怀，对社会的丑恶要能伸张正义，参与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如此，我们的文明才能同西方的文明对话交流，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动力和正能量。未来的道路在何方，我们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现一群“新贵士”——他们是新儒商，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他们做慈善、关心社会、回炉上学、致力环保……关心经济，更兼济天下。
？筵 贵士=贵族+士大夫
在一向绕不过阶级的英国社会，贵族的功用很多：十三世纪时，他们要对抗君主专制，逼迫约翰王签署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十七世纪时，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向威廉二世提出《权利法案》，不费一兵一卒，使代表民意的英国国会战胜英国国王。两次世界大战时，他们需要上战场，一战时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为45%。二战时威灵顿公爵、德文希尔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均死于战地医院。
在古代中国，精英团体士大夫也不能闲着：他们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会写点儿诗词歌赋，把书法练好，懂得绘画与收藏，还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南方周末》描述他们：“两千多年来，这个群体可没闲着，从全国两会到各级政府，从研究机关、公私学府到人民团体，他们参政议政，既管财税又掌司法：上为君主收钱粮，下为黎民理冤枉，还创造学说、传承文艺，左右社会风气，示范价值取向。”
虽说现在的英国贵族们既用不着上战场，也用不着再为民主“冲锋陷阵”，但他们依然要在平日生活中表现出贵族的阶级属性：按照英国人凯特·福克斯的说法，上层社会的男人们不能穿新买的奢侈品牌，要数十年如一日地穿着从杰米恩街定做来的衣服，或者去慈善二手店买件合身的旧西服。女人们要穿得相对低调，相对简单，没有过度的搭配，也没有让人看得出的多余装饰——除此之外，还要定期光顾慈善商店花四镑买条裙子，并穿着它乐开了花。
？筵 正能量代言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现一群“新贵士”——他们是新儒商，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们在仇富的背景板前做慈善、关心青年与社会、回炉上学、写作、致力环保……不仅仅只关心经济，更兼济天下。
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气氛中，获得了财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标杆和明星；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财富现实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标靶和出气筒。
在仇富的今天，一群先富起来的富人应该学习怎样做富人，成为充满正能量的“新贵士”。
作为社会既得利益和优质资源占有者的富人，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反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可以借助话语权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先锋——换句话说，富得像个人样，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
“新贵士”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开放的胸怀，兼收并蓄而不自负，主导却不专断。他们拥有世界的眼光，也能洞悉身边蕴藏的商机。他们拥有开创的大胆略，创新而不拘一格。他们并不满足于目前既有的成功，锐意进取建立更高的事业平台，以自我超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们如一股蓬勃崛起的新力量，引领世界不断向前。
金钱买不到尊严、尊重和尊敬；更多守法的创富之道、更多的社会担当，才能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筵 “士”的经济使命
士首先是“从一到十”，即做事情善始善终，要有能力，要成就一定的事业。士的基础，首先是要有知识；其次要有担当，要寻道，要遵道。荀子曾经把“士”归为“以仁厚知能尽官职”的一类人。仁厚，意味着对士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为社会树立标杆的责任和使命。孔子也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他同样强调了士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同时做事情要有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士的内涵慢慢演变到要有风骨气节，要讲人格名望，要有独立性。
只要真正是读过书，有才能、有担当、有品德、有气节的都可以称为士，这直接影响了日后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举个例子，清末民初的张謇，也是复旦大学的校董，他在考取了状元之后，去创业，践行实业救国的道路，因为国家贫弱的状况需要通过经济的繁盛来改变。同时，他也提倡办教育，为什么要办教育？这是中国士大夫很重要的传统，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士的责任，不仅是在经济上为国家的繁荣做贡献，而且认为没有知识、不求真理、轻慢科学的国家仍然是希望渺茫的。
然而，我所提倡的“国学”并不是回到几千年以前，而是要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摸索，如何让中华文明中的精华成为普世价值，同时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对话交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再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今天西方的管理学界和商学院定义了管理学的主要哲学命题和理论方法体系，中国学者从事科研的理论框架和中国商学院所引进的MBA、EMBA课程，都是对西方管理学框架的复制。所以，复旦管理学院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具有中国传统士文化特征的MBA和EMBA学生。我们培养的学生既要懂中国，也要懂世界，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够生存发展，都能够在当地组织里面扮演领导角色。
我也希望如今的学生能够理解并内化“士”的精神，能够承担起社会教育家的责任和使命，能够以个人的精神和思想去影响更广泛的人群，乃至整个社会。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我们的学生不仅仅是成功的企业家，更应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我们的学生要承袭古代名士的气节，为他人树立标杆，不仅仅是自身自觉参与到社会正确价值观的践行中，也能带领和影响更多的人认同和实践这种价值观。我们学生的内心追求的是什么？是儒，是士，是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关怀和担当，这也是商学院的培养使命所在。
对士文化的一种探寻，是我们理清从古至今中国发展的一种脉络。在任何时代，士都扮演着社会思想的引领者、启蒙者、教育者。我们的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经济要繁荣，但是不能失去方向。作为当代的士，大家要有担当、有才能，同时要有风骨、有气节，坚持自己所信仰、所追求的理念和真理，不轻易跟从和盲从，要有人文的关怀，对社会的贫弱要有同情和关怀，对社会的丑恶要能伸张正义，参与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如此，我们的文明才能同西方的文明对话交流，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动力和正能量。未来的道路在何方，我们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