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即墨市东部黄海的横门湾，有一座离堆一样的孤岛，此岛东西长三公里，南北宽仅五百米，距陆地不足四公里。盖因西汉初年齐王田横曾率众在此栖居，故名田横岛。岛上西峰之巅有一直径近十米，封土高两米许，由石块与砂土筑成的巨型圆形墓。这座千年古墓里，葬着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
　　田横本是战国时期齐国王族的后裔。汉高祖一统天下之后，田横同他的五百名战友仍困守在一个孤岛上。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人心，担心日后为患，便下诏：“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
　　田横为了保存岛上五百人的性命，便带两个部下离开海岛，去汉高祖刘邦所在的京城。距离京城三十里之地，田横便自刎而死，遗嘱同行的两个部下拿他的人头去见刘邦，表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也保存了岛上五百壮士的生命。
　　刘邦用诸侯礼葬田横，并封两个部下做都尉，未曾想在埋葬田横时，两个部下也自杀在其墓穴中。刘邦再派使者前去招抚留居海岛的五百人。五百壮士从汉使那里得知田横自刎，也全部“蹈海”自杀。
　　谁听到这样的悲壮故事，都会心生敬意。司马迁同样感慨万端：“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这则耳熟能详的故事记录在司马迁的鸿篇巨著《史记》中。历史长河中那些如“五百壮士”般的“群众演员”，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夜空里划出了短暂微弱却动人心魄的光芒，从而让历史格外生动起来。
　　这些“生动的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壮士”。
　　？筵 “士”的起源
　　“士”之久远，还得追溯到国家文明之肇始的周王朝。因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而且按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了最低一级的贵族——“士”。
　　周朝的“士”，应该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按地位尊卑贵贱，天子是一等贵族，诸侯是二等贵族，大夫是三等贵族，士是四等贵族。“士”看似身份低微，但历史上因为人数众多，形成了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他们同样享受贵族的权利，比如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舞女两行）。
　　最初的“士”都是武士。身佩一把剑，开始学六艺，讲究修养，讲究礼仪，讲究风度，讲究文武双全。《左传》告诉我们，周朝的战争，领兵的是大夫，作战的是“士”，“士”的使命就是战争，常年仆役习武乃是其根本。庶人和奴隶只能做一些扛行李、扛武器、喂马、搭帐篷、做饭等后勤杂务。打仗是贵族的事，是高贵的事，而且极其讲究礼仪，无不体现出独有的贵族精神和贵族风范。
　　至春秋时代，“士”大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禄为生，有的有食田。到了战国时代，王纲解钮、礼坏乐崩，半独立主权国家变成了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作为邦联最高的天下共主的天子没了，其他的小国家被兼并了，只剩下“战国七雄”。因而“士”的使命便发生变化，之前的武士开始向文士转变。他们都依附于大夫、诸侯，甚至天子。武士的使命是出生入死兼做刺客，所以又称为死士；而文士的任务则是出谋划策兼做文秘，也称为谋士。
　　春秋时期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因为有“士”。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那剑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史记》中，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所以格外珍惜，视为生命。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这就非得有本事不可。
　　？筵 “士”的风范
　　天下大乱之时，生死存亡之际，只有“士”最为活跃，他们走向历史前台。那些想要做大做强各国的诸侯们，都意识到“人才是兴邦立命之本”，所以四处吸贤纳士。因而从春秋晚期开始到战国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士”，今天的专家学者给这个群体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先秦诸子。
　　“士农工商”，即古代所谓“四民”，指大学士、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也就是说，这时的“士”既是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他们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庞大阶层：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如果出入朝堂，他们就是绅士（有资格系绅带插笏之人）；如果闲居乡野，他们就是隐士；如果四处游走，他们就是游士；如果行侠仗义，他们就是侠士……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便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
　　所以，自古以来士人都养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结。但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才是真正的“老板”。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甚至认为登上历史舞台扮演这个“轴”的，便是一群不可一世的“士”族阶层。
　　其实，这样的“轴心时代”之说，在遥远的汉代就已经产生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特别总结了轴心时代的六个重要的思想流派：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在他之后的200多年，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又添了四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和小说家。
　　于是史学界便有了“九流十家”之说。每一个“家”的背后，都藏着一批了不起的“士”。千年之后，还能沉淀下这样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子……
　　如此灿烂而辉煌的思想结晶背后，春秋战国该是一个怎样的开明盛世？
　　但是深入到历史的肌理，看到的则是一番满目疮痍：对于春秋时代，孔子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对于战国时代，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用了九个字以蔽之：“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国与国之间相互侵略，家与家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开明但并非盛世。
　　战国二百年间矛盾四起，危机四伏：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
　　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时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只剩下两类人最为活跃：诸侯和诸子。诸侯和诸子可谓“皮”与“毛”的关系。诸子，就是人们眼中的“士”，而诸侯，则是“士”所依附的那张“皮”。
　　是他们，共同推动着历史文明前进的车轮。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数百年的折腾，这个时候只剩下“士”了。可以说，“士”已经成为战国舞台的主角，他们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
　　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士”，比如荆轲、苏秦、张仪、范雎、甘罗、邹忌、冯谖、商鞅、孟子、孙膑、田忌……都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传说与佳话。
　　历史学者易中天曾经讲到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说孟子到魏国见梁惠王，到齐国见齐宣王，“去见他们就像去见孙子一样”。
　　孟子问梁惠王，用刀子杀人和用棍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区别，都是杀人。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什么区别。孟子说，你就是用政治杀人的。你的马厩里有肥马，厨房里放着肥肉，而你的国土上却遍地饿殍，你有什么资格为王？梁惠王不吭气了。
　　之后孟子又问齐宣王，比方说你有一个朋友是你的铁哥们。你出差到楚国去了，你把你的老婆孩子托付给铁哥们，等你回来你老婆、孩子都快饿死了，遇到这个朋友你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孟子又喻，你手下有一个官员，把治理的地方弄得乱七八糟，民怨沸腾，这个地方官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职。孟子说，那好啊，如果一个国王把国家治理得民不聊生，按此逻辑就应该下台。《孟子》用“王顾左右而言他”来记载齐宣王的尴尬。
　　在“士”之孟子面前，这些不可一世的大王们，真的就像“孙子”一样了。没办法，他们要从孟子那里“借脑”，所以得供着他，还不得发脾气。
　　热播电视剧《芈月传》同样可管窥一斑，秦王赢驷把那些谋士好吃好喝地供着，专门让这些“士”子们“高谈阔论”，为我所用。像张仪、苏秦、黄歇等都是精明过人的“士”人。
　　张仪是穷途末路饿倒路边后，被芈月抢救而走向人生辉煌的。从张仪身上可以看到，先秦的“士”以无房无车的“游士”为主，甚至可以说，穷人不天然是游士，但游士天然是穷人。“士”可杀不可辱。“士”连饿死都不怕，还怕王侯吗？所以那时的“士”绝不自贬身价，坚持自诩为王侯的师友。真可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诸侯以国为己任，大夫以家为己任，只有“士”以天下为己任。而“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前提，必须是经济独立，方才有理想和追求，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思想的独立。
　　纵观上下数千年，先秦与后世朝代的区别，在于先秦的“士”虽然是“毛”，但有很多张“皮”可以依附，而秦汉以后长达千年的封建王朝，却只剩下了一张叫“皇帝”的“皮”，所以数千年来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逐渐没有了风范，虽然隋唐开科取士，看似给了每一个读书人以平等的机会，却早已失却了春秋战国“士”之风骨。以至于元代以降“士”竟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
　　整整一部《左传》，可杀不可辱的史事不绝于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之风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