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对于古代的传统文化，主要强调民生，但往往都会与君主专制的思想相抵触，只是成为一种单独的文化默默地躺在历史不被人普遍关注的角落。现代中国，民主依附于民生的概念出现，将两者相提并论，从而使得民生和民主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政治;民主;文化
随着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人文精神的不断丰富，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寻求一种更加符合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化道路，民主政治的建设与探索成了中国当代政治建设的主要课题。对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而言，其政治民主化的产生与不断推进，由于其历史背景不同，因此表现出了独特的一面。通过研究中国几千年以来各个阶段所表现出的政治文化特点以及规律，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推进以及对当代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虽然其衍生的过程极为漫长，但正是因为其漫长的衍生过程，导致了它在整个民族内心所具有的持久性，不会随随便便因为旧制度的消亡而湮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权专制中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不可磨灭的根源，其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人们寻求民主化政治道路的今天，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现代人们的意识形态。
首先，儒家思想虽然使得整个大众成为伦理道德思想的奴隶，但正是因为这种伦理道德意识的强化，个人的行为修养最终升华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伦理道德都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正如当今中国所提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生”概念，其实就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翻阅，也是人们追求民主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人人平等的一种美好愿望。“民生”一词相传最早由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提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1]。”其最初的民生不过就是简单意义上的生活资源的创造，后来逐渐从单一的民众生计所涉及到的物质层次升華为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生活形态，且更加偏重于人活着的尊严。明朝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公（袁可立）乃抗疏曰：‘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2]？’”《东周列国志》中着重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民生以德义为本，兵事以民为本[3]。”
民生的概念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充分强调了大众的生活形态，时至今日，已延伸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当代政治更加注重于以民为主的发展方向，强调民为国之本，民为国之主，于是便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衍生，即民主。对于古代的传统文化，主要强调民生，但往往都会与君主专制的思想相抵触，只是成为一种单独的文化默默地躺在历史不被人普遍关注的角落。现代中国，民主依附于民生的概念出现，将两者相提并论，从而使得民生和民主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孙氏学说是有目的的对儒教文化、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这三个传统的结合[4]。”
古代文化所宣扬的民本思想其实在各个时代的古籍中均有论述，如《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有一句至今依然广为流传的佳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商莫年代姬发所著的《泰誓》中“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这些传统文化都是当今人们对专政的一种否定。尽管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民本为主的思想论断，但“君权神授”的思想依然是属于古代政治文化实际行动的主流，几千年的“王权”专制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并没有真正孕育中国现代民主共和的基础和能力，人们也只是长期停留在“以民为主”的美好向往之中，这种向往一直成为一种奢望和无力的呼唤，并蔓延至今。
其次，古代的崇权意识在今天不但没有得到瓦解，反而越演越烈，尤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宗法制至今依然让当今的法制治国成为口头上的理论，机制的漏洞难以约束权力的肆意泛滥。民众在权力的威慑之下，不得已必须依靠行贿的方式求得应有的利益，致使古老的“人身依附”形态延续至今。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了法制时代的建设举步维艰，民众几乎没有参与政治的意识，或者说，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承接着古代文化的思想，“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改观。《管子·丛法》曰：“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治于法者，民也[7]。”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的法律其实就是君主手中为所欲为的工具，治理国家全靠人的主观意识形态得以执行。何云峰在《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一文中有这样一段陈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作用，也出现了政治权威神话的现象[8]。”依靠人际关系才能办好事情的思想理念依然客观地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古代政治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仅只是成为单纯的文化静静流淌，然而整部古代史的推动却是充斥着“王权”主义，并在整个民族的内心根深蒂固，以至于对后世寻求民主化建设的进程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但也不排除有很多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相结合的焦点。如《尚书·五子之歌》有一段帝王亡国的叹息：“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9]。”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建设的结合点，加强大众的民主参与意识，用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才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现代的政治民主建设。
参考文献
[1]（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左传[Z].公元前722——公元前468.
[2]（明朝）黄道周.节寰袁公传[Z].
[3]（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M].中华书局.
[4]昝瑞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统一大业[J].梧州日报社.
[5]（东周战国时期）孟子.孟子·尽心章句下[M].战国时期.
[6]姬发.泰誓[Z].商莫年代
[7]管仲.管子[M].春秋至秦汉时期.
[8]何云峰.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J].
[9]（唐朝）同谷子.五子之歌[Z].出自《史记·夏本纪》.
（作者单位：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奎香乡中学）
关键词：政治;民主;文化
随着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人文精神的不断丰富，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寻求一种更加符合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化道路，民主政治的建设与探索成了中国当代政治建设的主要课题。对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而言，其政治民主化的产生与不断推进，由于其历史背景不同，因此表现出了独特的一面。通过研究中国几千年以来各个阶段所表现出的政治文化特点以及规律，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推进以及对当代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虽然其衍生的过程极为漫长，但正是因为其漫长的衍生过程，导致了它在整个民族内心所具有的持久性，不会随随便便因为旧制度的消亡而湮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权专制中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不可磨灭的根源，其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人们寻求民主化政治道路的今天，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现代人们的意识形态。
首先，儒家思想虽然使得整个大众成为伦理道德思想的奴隶，但正是因为这种伦理道德意识的强化，个人的行为修养最终升华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伦理道德都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正如当今中国所提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生”概念，其实就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翻阅，也是人们追求民主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人人平等的一种美好愿望。“民生”一词相传最早由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提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1]。”其最初的民生不过就是简单意义上的生活资源的创造，后来逐渐从单一的民众生计所涉及到的物质层次升華为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生活形态，且更加偏重于人活着的尊严。明朝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公（袁可立）乃抗疏曰：‘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2]？’”《东周列国志》中着重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民生以德义为本，兵事以民为本[3]。”
民生的概念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充分强调了大众的生活形态，时至今日，已延伸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当代政治更加注重于以民为主的发展方向，强调民为国之本，民为国之主，于是便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衍生，即民主。对于古代的传统文化，主要强调民生，但往往都会与君主专制的思想相抵触，只是成为一种单独的文化默默地躺在历史不被人普遍关注的角落。现代中国，民主依附于民生的概念出现，将两者相提并论，从而使得民生和民主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孙氏学说是有目的的对儒教文化、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这三个传统的结合[4]。”
古代文化所宣扬的民本思想其实在各个时代的古籍中均有论述，如《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有一句至今依然广为流传的佳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商莫年代姬发所著的《泰誓》中“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这些传统文化都是当今人们对专政的一种否定。尽管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民本为主的思想论断，但“君权神授”的思想依然是属于古代政治文化实际行动的主流，几千年的“王权”专制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并没有真正孕育中国现代民主共和的基础和能力，人们也只是长期停留在“以民为主”的美好向往之中，这种向往一直成为一种奢望和无力的呼唤，并蔓延至今。
其次，古代的崇权意识在今天不但没有得到瓦解，反而越演越烈，尤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宗法制至今依然让当今的法制治国成为口头上的理论，机制的漏洞难以约束权力的肆意泛滥。民众在权力的威慑之下，不得已必须依靠行贿的方式求得应有的利益，致使古老的“人身依附”形态延续至今。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了法制时代的建设举步维艰，民众几乎没有参与政治的意识，或者说，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承接着古代文化的思想，“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改观。《管子·丛法》曰：“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治于法者，民也[7]。”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的法律其实就是君主手中为所欲为的工具，治理国家全靠人的主观意识形态得以执行。何云峰在《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一文中有这样一段陈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作用，也出现了政治权威神话的现象[8]。”依靠人际关系才能办好事情的思想理念依然客观地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古代政治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仅只是成为单纯的文化静静流淌，然而整部古代史的推动却是充斥着“王权”主义，并在整个民族的内心根深蒂固，以至于对后世寻求民主化建设的进程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但也不排除有很多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相结合的焦点。如《尚书·五子之歌》有一段帝王亡国的叹息：“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9]。”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建设的结合点，加强大众的民主参与意识，用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才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现代的政治民主建设。
参考文献
[1]（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左传[Z].公元前722——公元前468.
[2]（明朝）黄道周.节寰袁公传[Z].
[3]（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M].中华书局.
[4]昝瑞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统一大业[J].梧州日报社.
[5]（东周战国时期）孟子.孟子·尽心章句下[M].战国时期.
[6]姬发.泰誓[Z].商莫年代
[7]管仲.管子[M].春秋至秦汉时期.
[8]何云峰.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J].
[9]（唐朝）同谷子.五子之歌[Z].出自《史记·夏本纪》.
（作者单位：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奎香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