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散文家季羡林(1911～ )与印度的诺贝尔奖得主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1861～1941)，出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化传统。泰戈尔的父亲德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是十九世纪孟加拉的一位具有高度影响、富裕而开明的“士绅”(bhadralok)。泰戈尔在幼年即由于自己富于文化气息的家庭背景而受到文学、哲学、艺术和音乐的熏陶。在泰戈尔出世半个世纪之后，季羡林降生在山东省一户贫穷而不通文墨的农民家庭。在回忆自己的童年之时，季羡林指出，甚至在中国的农历新年期间，自己的父母也难以给自己准备任何美味佳肴。作为一名幼童，他在过年之时曾因母亲勉力为他弄到一块月饼而欢天喜地。季羡林在六岁时，叔父将其带到山东省会济南。当时，叔父在黄河公司拥有一份低微的职务。济南市为季羡林提供了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他从此却与母亲永远天各一方。在随后的岁月中，他仅见过自己的母亲两面，而且时间非常短暂。当他在北京上大学之时，自己的母亲溘然长逝。
这两个分别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大师，后来所处的生活环境也大相径庭。季羡林身陷“文化大革命”的险恶网罗之中，经历了为期十年之久的炼狱般的磨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平素得他信任的学生，追随毛泽东的革命风头，对他进行了严酷的肉体摧残、情感伤害、精神折磨和人格凌辱，以致他在极度绝望之时竟然懊悔自己不该追随叔父到济南求学。卞毓方的散文集《岁月游虹》(A Rainbow of A Bygone Era)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有来生》的文章。卞毓方在这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对数名中国大学者的问题：“假如您能重生，您会选择什么职业?”一些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现在的职业感到满意，但季羡林却说，“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当知识分子。”当他这样说时，“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定然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在一生中也经受了多次失去亲人的悲剧性的苦难，但这些丧亡事件是天道难违，而非人为造成的。泰戈尔在印度和海外都曾遭到诋毁与批评，但与季羡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从未受过侮辱、虐待或放逐。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他们的世界观和基本人生哲学却有非同寻常的相似之处。同泰戈尔一样，季羡林也是一个“博学多能的天才”，而且同这位印度诗人一样，他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倡导者。笔者试图在本文中阐明泰戈尔对季羡林的著述的影响，同时揭示他们的基本信念和见识的诸多相似之处。
季羡林论泰戈尔
季羡林于1924年夏季在济南首次目睹泰戈尔的风采。如他在自己的一篇讲演中所说，他当时年龄幼小，还无从明白一位来自遥远国度的诗人的意义，但他却出于好奇而前往讲堂聆听泰戈尔的演说。泰戈尔独具魅力的人格，连同他那飘然银须和长发，在他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了迷人的印象。他并不能透彻理解泰戈尔演说的含义和要旨，但他在内心深处却认识到泰戈尔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诗人和思想家。
在1968年成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个亚洲人的川端康成(1899～1972)，在还是像季羡林一样的中学生之时，于1915年见到泰戈尔。这位印度诗人给他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他的白发从前额两侧轻柔地垂下来，太阳穴下面的鬓发亦长似两丛胡须，与他面颊上的胡髭连为一体，一直延伸到他的长髯之中，所以他给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我留下了类似古代东方圣人的印象。
泰戈尔在1924年留给季羡林的印象，本来会比他于九年之前在日本留给川端康成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泰戈尔热在1915年的日本不如在1924年的中国那样高涨。在泰戈尔访华之时，中国的文学期刊出版了泰戈尔专号。闻一多在1923年写道，差不多泰戈尔所写的每一个字都被译成了中文。访问期间，泰戈尔与数位大学者均结下深厚的友好关系，而他的影响绝妙地表现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抒情诗的创作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文学界的知名人物徐志摩、谢冰心和郭沫若借鉴泰戈尔的诗歌技巧，乃至创立了“新月社”，显然旨在继承泰戈尔的传统。泰戈尔有一部题为《新月集》的诗集，风行于中国青少年之中。
然而，应当指出，泰戈尔的思想当时在中国并未受到普遍欢迎。在1924年，中国外临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内对封建社会价值观压迫的危机。由于泰戈尔歌颂东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精神理想，他遭到误解。茅盾批评他创造了一个诗与灵的乐园，而那是当时内受军阀压迫而外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所无法消受的奢侈品。他继而写道，诵五经并不能退贼兵。鲁迅被公认为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中国作家。他认为泰戈尔是印度的代言人，但对于泰戈尔周围笼罩着的空灵飘渺气息感到失望。
在一次讲演会上，有人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表达了类似意见。该传单指出，泰戈尔在中国不受欢迎，因为他颂扬“东方文明”就意味着他赞同性别歧视、种姓制度和封建专制。该传单还指出，为了改善农作方法、村舍经济、道路交通和卫生习惯，中国急需现代文明。该传单批评泛亚主义的口号，认为这等于取消民族和政治，而“代之以对人的灵魂的抚慰”。
泰戈尔将自己的中国之行当做一次恢复印度与东亚国家之间始于近两千年前而后来中断的佛教交流的尝试。泰戈尔在自己的中国演讲中多次提到，需要发扬冒死前往印度以求深入了解佛教哲学与文化的法显与玄奘一类中国朝圣者的光荣传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时，最让他快意的是那些带有佛教修辞色彩的言辞。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的南京市长，以充满斐然文采的话语欢迎泰戈尔：“近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期待着来自印度的梵音，而先生今日终于光临此地。”正如泰戈尔新近的传记作家杜塔与罗宾逊所指出的，最让诗人开心的请柬是以佛家语词撰写的：“如今，先生为佛教之大诗人，携佛法之醍醐，自佛祖故国前来姊妹之邦；普天之下，凡先生如象之步所履之地，当天花乱坠矣。”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东亚的青年受到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现代观念的刺激。日本在明治时期为自己确立了“脱离亚洲”的理想目标，而它随后又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沿着帝国主义的扩张道路下滑。在中国，一般来说，五四運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对于诗人对玄奘的赞颂不以为然，而是对中国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和陈独秀所宣扬的马克思与列宁的学说更为心仪。泰戈尔关于“东方精神”和“恢复亚洲国家之间和谐”的呼声，对于意在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问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男女而言，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目标，但年轻的季羡林却并不认为泰戈尔的声音是空想。他认识到了对于现代之前东亚一系列人类经验领域至关重要的佛教的意义。泰戈尔对他的这一早期影响，可能持续存在于他的心灵的潜意识层面，因而在十年之后他前往德国留学之时，他做出了学习梵文和研究佛教的颇为不同寻常的决定。
季羡林撰写过关于中国和外国的众多杰出人 物的回忆录和传略，但他一般只为他们写一两篇文章。然而，确乎不同凡响的是，他就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撰写了八篇文章，它们均收在《季羡林文集》第五卷中。他的一篇关于泰戈尔的文章题为《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他在该文中描述了泰戈尔的文学世界中的两个鲜明特点：对人类充溢的慈悲之情和对世间不公的满腔怒火。他在另外一篇关于泰戈尔的文章中写道，他在1978年第三次访印期间确切认识到泰戈尔是多么伟大。他还指出，应当依据泰戈尔的思想的主流，即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显而易见的深切的爱来判断他。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和所有遭受殖民统治及法西斯主义戕害的人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泰戈尔在其题为《死亡贸易》的文章中，谴责英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强加于中国的剥削与不公。季羡林的结论是，尽管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印友谊将不断向前发展，而“泰戈尔将永远活在印度人民心中，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印度总统K.R.纳拉亚南于2000年访问北京大学并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泰戈尔半身铜像之时，季羡林教授应邀作为主宾出席了有关仪式。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就像泰戈尔在其访华期间唤起人们对玄奘的记忆一样，季羡林翻译了众多梵文经典，其中包括《沙恭达罗》、《十王子传》(选译——译者注)、《五卷书》与蚁垤的鸿篇巨制《罗摩衍那》。他还不辞劳苦地推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详尽的校注本和白话译本。他的学生王邦维则推出唐代另外一位高僧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现代汉语译本与校注本。
促进中印友谊
泰戈尔与季羡林的人生与著作所关注的一个要点，是中印友谊与理解之事业。在泰戈尔写到自己的中国经历之时，他并没有因为苦难和卑劣而陷入痛苦的深渊，也没有因为失望而退却。看到香港码头上勤劳而健壮的中国苦力，泰戈尔坚定了自己对中国在未来复兴并成为世界强国的信心。泰戈尔对中国的挚爱还明显地表现在一则逸闻之中。在他即将离开中国之时，一位中国友人问道：“您是否(在火车上)落下什么东西了呢?”泰戈尔答道，“只有我的心”。与此相类似，季羡林在其数次印度之行中，增强了对印度人民之伟大和中印关系之光明未来的真诚信念。他对印度岁月的简短的回忆录《天竺心影》，证明了他对印度和印度人的信心。确实不同凡响的是，该书收录了一篇关于几个印度无名氏的文章。其中一名男子怀抱幼子，在一座火车站的月台上见到了他，两人攀谈起来。这位印度人在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之后并不离去。他在不断延长自己的旅程，以便随后能够在下一火车站的月台上与步出车厢呼吸新鲜空气的季羡林多呆几分钟。该书的“楔子”也表明了作者对中印友谊的忠诚。他写道：“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在这无比快乐的心潮中，却有一点淡淡的哀愁在。这是什么原因呢?刚分手不久的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声容笑貌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回荡在我的耳边。其中有老人，也有青年；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大学生，也有大学教授；有政府官员，也有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和印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人。……我的脖子上又仿佛感到沉重起来，成串的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棕色的花环仿佛又套上我的脖子，花香直刺我的嗅官。”
泰戈尔在其中国演讲中总是告诉听众，他给他们带来了印度人民的友谊。而在印度，季羡林也告诉印度朋友，“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也将把你们的友谊带回中国去，带给中国人民。”季羡林进而写道，“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了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够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我深深地感觉到：如果我不把我的经历写了下来，那就好像是对印度人民犯了罪，也好像是对中国人民犯了罪；至少也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泰戈尔与季羡林对促进中印理解与友好事业始终不渝的忠诚，在其学术活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泰戈尔创办了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他打算将该大学办成体现自己的“地球村”理念的全球学府和“将印度与世界连接起来的纽带”。他说：“渺小的民族主义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让走向世界和睦的第一步先从这里迈出”。国际大学是印度第一所设立中国学院的教育机构。在泰戈尔的指导下，中国学院首任院长谭云山教授建立了印中友好协会。季羡林在从德国回归后被任命为中国有史以来首个梵文教授和北京大学东语系首届系主任。泰戈尔在印度首创汉学教育，而季羡林则在自己的祖国设立古典与现代印度学专业。在季羡林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期间，该系培养了数千名专业人才，其中包括数十名高级外交官。在1978年，季羡林被任命为南亚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由双方研究人员组成。为了促进印度研究和佛学研究，他还建立了诸多学术机构和学会并担任其负责人，成为诸多丛书与学术期刊的策划者、主编或编委。这些社会兼职累计过百。他还为与印度有关的著述撰写了数百篇序文。
如同泰戈尔将自己的所有财富用于维系国际大学那样，季羡林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赠给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业已设立专门的“季羡林档案”，将他的所有书籍均收藏起来。晚近以来，季羡林获得若干享有盛名的奖项，而他将所得奖金用于设立资助北京大学学生的奖学金。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学基金于1995年11月设立之时，许多朋友、仰慕者与学生慷慨解囊。季羡林宣布，资金将用于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文期刊的出版。
礼赞普世价值观
杰克·林赛对于泰戈尔的成就的赞赏也适用于季羡林。林赛在其题为《诗人与人道主义者泰戈尔》(“Tagore，Poet and Humanist”)一文中写道，“他的多才多艺，成为对现代人能力残缺不全状况的有力警示，成为人的全面学养的体现，成为创造才能可以表现于各个领域而又不致让自身枯竭或失去对基本目标的把握之方式的示范。”为了传播自己的具有普遍性的感悟和见识之理想，泰戈尔前往几个亚洲国家举行巡回讲演，以1916年的日本之行为其开端。三年前授予他的諾贝尔文学奖，使他坚定了自己履行这一职责恰如其分和承担这一使命名正言顺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进而深信，亚洲需要克服民族主义情绪，以免增强民族国家这一人为的和外来的观念。他提议亚洲国家之间恢复自古而来的佛教联系，以此作为东方对欧洲“种族隔离”模式的替代。
在日本时，泰戈尔提醒自己的听众，就在西方还沉睡在黑暗之中时，亚洲就已举起了文明的火炬，并呼吁日本“完成其东方使命”并将“人性的活力注入现代文明的中心”。然而，泰戈尔也痛苦地看到，日本人民在模仿西方，变态的民族主义正在通过将“一种不正常的种族优越意识灌输到日本人的心灵之中”而制度化。他断言，“通过展示战 利品造成对战败民族的永久羞辱，学校里利用它们在儿童的心灵中养成对别的民族的鄙视，都是对身有令其痛楚不堪的疮疡的西方的模仿，而这种疮疡的扩散是侵蚀其生命力的疾患的扩散。”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日本通过在思想与制度方面取法西方蓝本而使自身脱离亚洲，他因此对西方和日本更加失望。泰戈尔对日本的殷忧和幻灭在他与野口米次郎的通信中显而易见，而他对西方的殷忧和幻灭则在《文明的危机》一文中跃然纸上。
泰戈尔所以选择佛教作为亚洲的一种聚合力量，是因为深深扎根于亚洲各国的佛教，能够通过弘扬其固有的对话传统和对本体的不同阐释来抵制思想专制主义。此外，泰戈尔关于亚洲依托共同佛教文化复兴就会构成远为协调一致的文化空间的假说，本意在于淡化民族主义的力量，因为亚洲正在不了解民族主义的潜在危险的情况下对之予以盲目模仿。泰戈尔清楚民族主义如何在西方和日本爆发成为帝国主义，并如何对亚洲和非洲的弱小国家造成严重伤害。
对于泰戈尔而言，在一个由于世俗的贪欲、野心和相伴而生的邪恶冲突而日益四分五裂的世界上，佛陀和佛教作为清心克己的最高象征也自有其意义。泰戈尔在诉诸古代印度信奉佛教的阿育王的理想之时曾指出，“阿育王在佛陀教义的激励之下，放弃了将战争作为一种扩张领土的手段，踏上了追求真理与非暴力之路。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阿育王更为伟大的国王吗?佛陀使他的心灵充满真理与智慧之光。今天，当宗教狂热正在使人类社会四分五裂，正在以无辜的人民的鲜血涂抹全球大地之时，佛祖的人生与哲学就更为关系重大。”泰戈尔在1932年写道：
长夜已阑珊。
熄灭灯光吧，
在你那狭小的角落，
它蒙上了尘烟。
众生的美好黎明，
正在东方浮现。
同泰戈尔一样，季羡林对亚洲与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熟谙，使他成为普适价值观的代言人和“亚洲世纪”行将到来的预言家。然而，应当指出，他对中国世纪的憧憬，并不包含创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或依照中国形象塑造世界这样的想法。他的观点亦不同于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后者是以对国家的广泛权力的容忍和国家对人民活动的所有方面的干预为本的。季羡林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不同文明兴起与衰落的循环模式。中国在唐代成为文明的轴心力量，而蒙古人亦曾构建至为强大的帝国。但是，东方逐渐衰落了，西方民族的浩瀚帝国在其废墟上兴起。然而，西方的崛起并没有显示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季羡林的解读参照因素中，东方更为注重归纳与综合，而西方则更为注重演绎与分析。他认为，基于东方“天人合一”学说的“东化”进程，将导致一个更为幸福也更为安全的世界的出现。在季羡林看来，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的和谐；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与人的内在自我有关，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则体现了人的外在自我。季羡林关于“东方文化”的优越性的学说，并非单纯导源于其对儒家关于“修身”、执礼和仁义等价值观念的解读。他对梵文和印度哲学的深邃知识，对他的学说的形成亦有所贡献。季羡林在其著述中多次肯定“Aham brahmasmi tattvamasi”这一理念，其意为我就是最高本体梵，你也是它，从而表明天人一体不二。泰戈尔亦曾在其哲学论著中提到这一概念。“tattvamasi”(你就是它)的观念涉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及人类世界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我具有两重性，即人本身这一自我与同天及真、善、美合为一体的自我。泰戈尔强调人与天相互依存，并指出神就在人们心中。
参与社会活动的学者
泰戈尔与季羡林的文学世界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两人敢于讲真话的勇气与信心。泰戈尔是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他用自己的笔揭露自己所处时代的虚伪与不公。1919年，在阿姆利则市的贾连瓦拉花园惨案发生后，泰戈尔愤然弃绝自己的爵士头衔以抗议英国人的暴行。他谴责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侵凌、欧洲对非洲的剥削和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扩张。季羡林也写到中国别的学者不敢触及的话题。他对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给予客观评价，并成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行批评的无所畏惧的批评家之一，须知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最近于汕头揭幕的中国第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季羡林的题词：“‘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主要出于为中国现代史拨乱反正的宗旨，他撰写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牛棚杂忆》，结果该书成为一部畅销书。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题记中写道：
这一部小书是用血换来的，
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
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
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
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
人民的一片赤诚。
结语
显然，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季羡林不仅借鉴并且弘扬了泰戈尔的思想和理想，而且赋予它们新的境界与意义。泰戈尔主要通过诗歌这一媒介成为自己民族的道义楷模，而季羡林则选择散文作为自己发表见解和指导青年一代走上善与美之路。两位作家的著述均体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这一特点，而且他们两人均保持了诗人霍普金斯所谓“洞察事物的最可贵的独到”目光。他们两人同时即有慈悲菩萨的一面，又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两位作家亦均为加强中印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样不同凡响的是，他们两人为了自己民族的福祉而捐弃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泰戈尔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国际大学，季羡林则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北京大学。此外，他们两人都根据自己对亚洲与西方的哲学和历史的深刻见解而提出了关于东方文明的优越性的学说。在今天，由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世界存在诸多变幻莫测的因素，他们关于“人类大同”的理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系重大。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文明冲突”论，造成了“自我”的二元架构，即以西方主流及“非自我”的文明为一元，而以伊斯兰及“儒家中华”的传统为另一元，并使這种架构合法化。现在，需要以泰戈尔与季羡林的强调和谐与综合的“东化”学说克服“文明冲突”论。泰戈尔下面的这首诗也是季羡林的座右铭，因而应当成为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的理想：
在那里，心灵是无畏的，头颅是高昂的；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没有被国家狭隘的壁垒分隔成碎片；
在那里，话语出自真诚的深处；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性的清流没有迷失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在你的指引下向着不断开阔的思想与行动前进——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亲啊，让我的祖国醒来吧。
这两个分别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大师，后来所处的生活环境也大相径庭。季羡林身陷“文化大革命”的险恶网罗之中，经历了为期十年之久的炼狱般的磨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平素得他信任的学生，追随毛泽东的革命风头，对他进行了严酷的肉体摧残、情感伤害、精神折磨和人格凌辱，以致他在极度绝望之时竟然懊悔自己不该追随叔父到济南求学。卞毓方的散文集《岁月游虹》(A Rainbow of A Bygone Era)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有来生》的文章。卞毓方在这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对数名中国大学者的问题：“假如您能重生，您会选择什么职业?”一些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现在的职业感到满意，但季羡林却说，“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当知识分子。”当他这样说时，“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定然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在一生中也经受了多次失去亲人的悲剧性的苦难，但这些丧亡事件是天道难违，而非人为造成的。泰戈尔在印度和海外都曾遭到诋毁与批评，但与季羡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从未受过侮辱、虐待或放逐。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他们的世界观和基本人生哲学却有非同寻常的相似之处。同泰戈尔一样，季羡林也是一个“博学多能的天才”，而且同这位印度诗人一样，他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倡导者。笔者试图在本文中阐明泰戈尔对季羡林的著述的影响，同时揭示他们的基本信念和见识的诸多相似之处。
季羡林论泰戈尔
季羡林于1924年夏季在济南首次目睹泰戈尔的风采。如他在自己的一篇讲演中所说，他当时年龄幼小，还无从明白一位来自遥远国度的诗人的意义，但他却出于好奇而前往讲堂聆听泰戈尔的演说。泰戈尔独具魅力的人格，连同他那飘然银须和长发，在他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了迷人的印象。他并不能透彻理解泰戈尔演说的含义和要旨，但他在内心深处却认识到泰戈尔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诗人和思想家。
在1968年成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个亚洲人的川端康成(1899～1972)，在还是像季羡林一样的中学生之时，于1915年见到泰戈尔。这位印度诗人给他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他的白发从前额两侧轻柔地垂下来，太阳穴下面的鬓发亦长似两丛胡须，与他面颊上的胡髭连为一体，一直延伸到他的长髯之中，所以他给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我留下了类似古代东方圣人的印象。
泰戈尔在1924年留给季羡林的印象，本来会比他于九年之前在日本留给川端康成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泰戈尔热在1915年的日本不如在1924年的中国那样高涨。在泰戈尔访华之时，中国的文学期刊出版了泰戈尔专号。闻一多在1923年写道，差不多泰戈尔所写的每一个字都被译成了中文。访问期间，泰戈尔与数位大学者均结下深厚的友好关系，而他的影响绝妙地表现在当时中国的一些抒情诗的创作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文学界的知名人物徐志摩、谢冰心和郭沫若借鉴泰戈尔的诗歌技巧，乃至创立了“新月社”，显然旨在继承泰戈尔的传统。泰戈尔有一部题为《新月集》的诗集，风行于中国青少年之中。
然而，应当指出，泰戈尔的思想当时在中国并未受到普遍欢迎。在1924年，中国外临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内对封建社会价值观压迫的危机。由于泰戈尔歌颂东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精神理想，他遭到误解。茅盾批评他创造了一个诗与灵的乐园，而那是当时内受军阀压迫而外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所无法消受的奢侈品。他继而写道，诵五经并不能退贼兵。鲁迅被公认为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中国作家。他认为泰戈尔是印度的代言人，但对于泰戈尔周围笼罩着的空灵飘渺气息感到失望。
在一次讲演会上，有人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表达了类似意见。该传单指出，泰戈尔在中国不受欢迎，因为他颂扬“东方文明”就意味着他赞同性别歧视、种姓制度和封建专制。该传单还指出，为了改善农作方法、村舍经济、道路交通和卫生习惯，中国急需现代文明。该传单批评泛亚主义的口号，认为这等于取消民族和政治，而“代之以对人的灵魂的抚慰”。
泰戈尔将自己的中国之行当做一次恢复印度与东亚国家之间始于近两千年前而后来中断的佛教交流的尝试。泰戈尔在自己的中国演讲中多次提到，需要发扬冒死前往印度以求深入了解佛教哲学与文化的法显与玄奘一类中国朝圣者的光荣传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时，最让他快意的是那些带有佛教修辞色彩的言辞。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的南京市长，以充满斐然文采的话语欢迎泰戈尔：“近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期待着来自印度的梵音，而先生今日终于光临此地。”正如泰戈尔新近的传记作家杜塔与罗宾逊所指出的，最让诗人开心的请柬是以佛家语词撰写的：“如今，先生为佛教之大诗人，携佛法之醍醐，自佛祖故国前来姊妹之邦；普天之下，凡先生如象之步所履之地，当天花乱坠矣。”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东亚的青年受到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现代观念的刺激。日本在明治时期为自己确立了“脱离亚洲”的理想目标，而它随后又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沿着帝国主义的扩张道路下滑。在中国，一般来说，五四運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对于诗人对玄奘的赞颂不以为然，而是对中国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和陈独秀所宣扬的马克思与列宁的学说更为心仪。泰戈尔关于“东方精神”和“恢复亚洲国家之间和谐”的呼声，对于意在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问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男女而言，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目标，但年轻的季羡林却并不认为泰戈尔的声音是空想。他认识到了对于现代之前东亚一系列人类经验领域至关重要的佛教的意义。泰戈尔对他的这一早期影响，可能持续存在于他的心灵的潜意识层面，因而在十年之后他前往德国留学之时，他做出了学习梵文和研究佛教的颇为不同寻常的决定。
季羡林撰写过关于中国和外国的众多杰出人 物的回忆录和传略，但他一般只为他们写一两篇文章。然而，确乎不同凡响的是，他就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撰写了八篇文章，它们均收在《季羡林文集》第五卷中。他的一篇关于泰戈尔的文章题为《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他在该文中描述了泰戈尔的文学世界中的两个鲜明特点：对人类充溢的慈悲之情和对世间不公的满腔怒火。他在另外一篇关于泰戈尔的文章中写道，他在1978年第三次访印期间确切认识到泰戈尔是多么伟大。他还指出，应当依据泰戈尔的思想的主流，即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显而易见的深切的爱来判断他。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和所有遭受殖民统治及法西斯主义戕害的人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泰戈尔在其题为《死亡贸易》的文章中，谴责英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强加于中国的剥削与不公。季羡林的结论是，尽管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印友谊将不断向前发展，而“泰戈尔将永远活在印度人民心中，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印度总统K.R.纳拉亚南于2000年访问北京大学并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泰戈尔半身铜像之时，季羡林教授应邀作为主宾出席了有关仪式。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就像泰戈尔在其访华期间唤起人们对玄奘的记忆一样，季羡林翻译了众多梵文经典，其中包括《沙恭达罗》、《十王子传》(选译——译者注)、《五卷书》与蚁垤的鸿篇巨制《罗摩衍那》。他还不辞劳苦地推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详尽的校注本和白话译本。他的学生王邦维则推出唐代另外一位高僧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现代汉语译本与校注本。
促进中印友谊
泰戈尔与季羡林的人生与著作所关注的一个要点，是中印友谊与理解之事业。在泰戈尔写到自己的中国经历之时，他并没有因为苦难和卑劣而陷入痛苦的深渊，也没有因为失望而退却。看到香港码头上勤劳而健壮的中国苦力，泰戈尔坚定了自己对中国在未来复兴并成为世界强国的信心。泰戈尔对中国的挚爱还明显地表现在一则逸闻之中。在他即将离开中国之时，一位中国友人问道：“您是否(在火车上)落下什么东西了呢?”泰戈尔答道，“只有我的心”。与此相类似，季羡林在其数次印度之行中，增强了对印度人民之伟大和中印关系之光明未来的真诚信念。他对印度岁月的简短的回忆录《天竺心影》，证明了他对印度和印度人的信心。确实不同凡响的是，该书收录了一篇关于几个印度无名氏的文章。其中一名男子怀抱幼子，在一座火车站的月台上见到了他，两人攀谈起来。这位印度人在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之后并不离去。他在不断延长自己的旅程，以便随后能够在下一火车站的月台上与步出车厢呼吸新鲜空气的季羡林多呆几分钟。该书的“楔子”也表明了作者对中印友谊的忠诚。他写道：“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在这无比快乐的心潮中，却有一点淡淡的哀愁在。这是什么原因呢?刚分手不久的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声容笑貌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回荡在我的耳边。其中有老人，也有青年；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大学生，也有大学教授；有政府官员，也有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和印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人。……我的脖子上又仿佛感到沉重起来，成串的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棕色的花环仿佛又套上我的脖子，花香直刺我的嗅官。”
泰戈尔在其中国演讲中总是告诉听众，他给他们带来了印度人民的友谊。而在印度，季羡林也告诉印度朋友，“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也将把你们的友谊带回中国去，带给中国人民。”季羡林进而写道，“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了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够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我深深地感觉到：如果我不把我的经历写了下来，那就好像是对印度人民犯了罪，也好像是对中国人民犯了罪；至少也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泰戈尔与季羡林对促进中印理解与友好事业始终不渝的忠诚，在其学术活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泰戈尔创办了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他打算将该大学办成体现自己的“地球村”理念的全球学府和“将印度与世界连接起来的纽带”。他说：“渺小的民族主义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让走向世界和睦的第一步先从这里迈出”。国际大学是印度第一所设立中国学院的教育机构。在泰戈尔的指导下，中国学院首任院长谭云山教授建立了印中友好协会。季羡林在从德国回归后被任命为中国有史以来首个梵文教授和北京大学东语系首届系主任。泰戈尔在印度首创汉学教育，而季羡林则在自己的祖国设立古典与现代印度学专业。在季羡林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期间，该系培养了数千名专业人才，其中包括数十名高级外交官。在1978年，季羡林被任命为南亚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由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由双方研究人员组成。为了促进印度研究和佛学研究，他还建立了诸多学术机构和学会并担任其负责人，成为诸多丛书与学术期刊的策划者、主编或编委。这些社会兼职累计过百。他还为与印度有关的著述撰写了数百篇序文。
如同泰戈尔将自己的所有财富用于维系国际大学那样，季羡林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赠给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业已设立专门的“季羡林档案”，将他的所有书籍均收藏起来。晚近以来，季羡林获得若干享有盛名的奖项，而他将所得奖金用于设立资助北京大学学生的奖学金。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学基金于1995年11月设立之时，许多朋友、仰慕者与学生慷慨解囊。季羡林宣布，资金将用于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文期刊的出版。
礼赞普世价值观
杰克·林赛对于泰戈尔的成就的赞赏也适用于季羡林。林赛在其题为《诗人与人道主义者泰戈尔》(“Tagore，Poet and Humanist”)一文中写道，“他的多才多艺，成为对现代人能力残缺不全状况的有力警示，成为人的全面学养的体现，成为创造才能可以表现于各个领域而又不致让自身枯竭或失去对基本目标的把握之方式的示范。”为了传播自己的具有普遍性的感悟和见识之理想，泰戈尔前往几个亚洲国家举行巡回讲演，以1916年的日本之行为其开端。三年前授予他的諾贝尔文学奖，使他坚定了自己履行这一职责恰如其分和承担这一使命名正言顺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进而深信，亚洲需要克服民族主义情绪，以免增强民族国家这一人为的和外来的观念。他提议亚洲国家之间恢复自古而来的佛教联系，以此作为东方对欧洲“种族隔离”模式的替代。
在日本时，泰戈尔提醒自己的听众，就在西方还沉睡在黑暗之中时，亚洲就已举起了文明的火炬，并呼吁日本“完成其东方使命”并将“人性的活力注入现代文明的中心”。然而，泰戈尔也痛苦地看到，日本人民在模仿西方，变态的民族主义正在通过将“一种不正常的种族优越意识灌输到日本人的心灵之中”而制度化。他断言，“通过展示战 利品造成对战败民族的永久羞辱，学校里利用它们在儿童的心灵中养成对别的民族的鄙视，都是对身有令其痛楚不堪的疮疡的西方的模仿，而这种疮疡的扩散是侵蚀其生命力的疾患的扩散。”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日本通过在思想与制度方面取法西方蓝本而使自身脱离亚洲，他因此对西方和日本更加失望。泰戈尔对日本的殷忧和幻灭在他与野口米次郎的通信中显而易见，而他对西方的殷忧和幻灭则在《文明的危机》一文中跃然纸上。
泰戈尔所以选择佛教作为亚洲的一种聚合力量，是因为深深扎根于亚洲各国的佛教，能够通过弘扬其固有的对话传统和对本体的不同阐释来抵制思想专制主义。此外，泰戈尔关于亚洲依托共同佛教文化复兴就会构成远为协调一致的文化空间的假说，本意在于淡化民族主义的力量，因为亚洲正在不了解民族主义的潜在危险的情况下对之予以盲目模仿。泰戈尔清楚民族主义如何在西方和日本爆发成为帝国主义，并如何对亚洲和非洲的弱小国家造成严重伤害。
对于泰戈尔而言，在一个由于世俗的贪欲、野心和相伴而生的邪恶冲突而日益四分五裂的世界上，佛陀和佛教作为清心克己的最高象征也自有其意义。泰戈尔在诉诸古代印度信奉佛教的阿育王的理想之时曾指出，“阿育王在佛陀教义的激励之下，放弃了将战争作为一种扩张领土的手段，踏上了追求真理与非暴力之路。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阿育王更为伟大的国王吗?佛陀使他的心灵充满真理与智慧之光。今天，当宗教狂热正在使人类社会四分五裂，正在以无辜的人民的鲜血涂抹全球大地之时，佛祖的人生与哲学就更为关系重大。”泰戈尔在1932年写道：
长夜已阑珊。
熄灭灯光吧，
在你那狭小的角落，
它蒙上了尘烟。
众生的美好黎明，
正在东方浮现。
同泰戈尔一样，季羡林对亚洲与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熟谙，使他成为普适价值观的代言人和“亚洲世纪”行将到来的预言家。然而，应当指出，他对中国世纪的憧憬，并不包含创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或依照中国形象塑造世界这样的想法。他的观点亦不同于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后者是以对国家的广泛权力的容忍和国家对人民活动的所有方面的干预为本的。季羡林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不同文明兴起与衰落的循环模式。中国在唐代成为文明的轴心力量，而蒙古人亦曾构建至为强大的帝国。但是，东方逐渐衰落了，西方民族的浩瀚帝国在其废墟上兴起。然而，西方的崛起并没有显示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季羡林的解读参照因素中，东方更为注重归纳与综合，而西方则更为注重演绎与分析。他认为，基于东方“天人合一”学说的“东化”进程，将导致一个更为幸福也更为安全的世界的出现。在季羡林看来，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的和谐；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与人的内在自我有关，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则体现了人的外在自我。季羡林关于“东方文化”的优越性的学说，并非单纯导源于其对儒家关于“修身”、执礼和仁义等价值观念的解读。他对梵文和印度哲学的深邃知识，对他的学说的形成亦有所贡献。季羡林在其著述中多次肯定“Aham brahmasmi tattvamasi”这一理念，其意为我就是最高本体梵，你也是它，从而表明天人一体不二。泰戈尔亦曾在其哲学论著中提到这一概念。“tattvamasi”(你就是它)的观念涉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及人类世界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我具有两重性，即人本身这一自我与同天及真、善、美合为一体的自我。泰戈尔强调人与天相互依存，并指出神就在人们心中。
参与社会活动的学者
泰戈尔与季羡林的文学世界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两人敢于讲真话的勇气与信心。泰戈尔是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他用自己的笔揭露自己所处时代的虚伪与不公。1919年，在阿姆利则市的贾连瓦拉花园惨案发生后，泰戈尔愤然弃绝自己的爵士头衔以抗议英国人的暴行。他谴责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侵凌、欧洲对非洲的剥削和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扩张。季羡林也写到中国别的学者不敢触及的话题。他对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给予客观评价，并成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行批评的无所畏惧的批评家之一，须知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最近于汕头揭幕的中国第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季羡林的题词：“‘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主要出于为中国现代史拨乱反正的宗旨，他撰写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牛棚杂忆》，结果该书成为一部畅销书。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题记中写道：
这一部小书是用血换来的，
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
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
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
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
人民的一片赤诚。
结语
显然，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季羡林不仅借鉴并且弘扬了泰戈尔的思想和理想，而且赋予它们新的境界与意义。泰戈尔主要通过诗歌这一媒介成为自己民族的道义楷模，而季羡林则选择散文作为自己发表见解和指导青年一代走上善与美之路。两位作家的著述均体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这一特点，而且他们两人均保持了诗人霍普金斯所谓“洞察事物的最可贵的独到”目光。他们两人同时即有慈悲菩萨的一面，又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两位作家亦均为加强中印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样不同凡响的是，他们两人为了自己民族的福祉而捐弃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泰戈尔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国际大学，季羡林则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北京大学。此外，他们两人都根据自己对亚洲与西方的哲学和历史的深刻见解而提出了关于东方文明的优越性的学说。在今天，由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世界存在诸多变幻莫测的因素，他们关于“人类大同”的理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系重大。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文明冲突”论，造成了“自我”的二元架构，即以西方主流及“非自我”的文明为一元，而以伊斯兰及“儒家中华”的传统为另一元，并使這种架构合法化。现在，需要以泰戈尔与季羡林的强调和谐与综合的“东化”学说克服“文明冲突”论。泰戈尔下面的这首诗也是季羡林的座右铭，因而应当成为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的理想：
在那里，心灵是无畏的，头颅是高昂的；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没有被国家狭隘的壁垒分隔成碎片；
在那里，话语出自真诚的深处；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性的清流没有迷失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在你的指引下向着不断开阔的思想与行动前进——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亲啊，让我的祖国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