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光阴似箭”。用这个词语形容我与中国的联系和对中国的研究这四十年十分贴切。有趣的是，这四十年也见证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始于四十年前。我经常跟我的印度学生和中国朋友谈起这个美妙的巧合——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决策；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我开始与中国研究结缘。
　　那是1979年7、8月间，我被尼赫鲁大学的中文系录取。入学不久，老师和学长们告诉我，就在几个月前，中国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踏上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道路。并且，那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进展。16年前中印边境曾发生武装冲突，导致两国最高层外交关系中断。16年后，中印已恢复互派大使，并正处在两国关系改善的节点。
　　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之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实施时间已超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约十年。这完全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她带领中国从动荡的六、七十年代平稳转型，稳健步入改革时代。随着我们与中国的来访人员的交流机会逐步增多（要知道，1962年至1977年期间，两国没有官方人员互访），中国朋友们对我们说，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着巨大差距，并且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程度也落后于印度。这让我们非常惊讶。
　　当然，随后的四十年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国不仅在四十年来保持了让人惊讶的9%的平均增长率——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不仅如此，过去四十年中国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亚于很多西方工业国家在过去几百年取得的成就。例如，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2.7%增至今天的16%。中国人均收入从1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并且，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7亿人民摆脱了贫困。
　　国内来看，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沿海开放城市到西部大开发；国际来看，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沿海开放城市到西部大开发，中国持续不断地对旧有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并建立了新的市场机制。正如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所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外资开放了1.7万亿美元的市场，并实现海外投资逾1.2万亿美元。过去十年，凭着在资本、市场、技术和劳动力的优势，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年贡献率达30%，让更多国家分享着中国发展的红利。
　　1978年之后，随着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意识到调整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目标的迫切需要。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指出，中国外交主要任务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营造有利的和平环境。由此，中国立即启动宏大的任务，为之前的闭关锁国政策划上了句号。一方面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的现有关系，尤其是周边国家。例如，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自然是为了保障安全的外部环境，进而有利于国内改革，同时面向海外投资开放市场。
　　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发展与美国、原苏联以及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此外，中国外交有了新的举措，主动拓展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也敏锐地表现出外交主动性，重视发展对日关系。1978年8月，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尤其在周边领域。许多国际政治专家尤其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员观察到，从1949年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与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的关系被描述为“非正常”和“面临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出现了巨大转变，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它与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包括印度）的边境争端，还进一步（与原苏联、蒙古、缅甸、越南等国）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甚至与之前认定为不是“敌对”就是“不友好”的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例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最终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印度。在《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一书中，张蕴岭和周方银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巨大发展。改革开放头二十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与周边国家关系最好的阶段。这为中国政府所证实。”
　　重视增进与南亚的合作，尤其是改善并维持与南亚最大国家的正常、友好的关系，是中国新周边外交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意识到南亚对于“一带一路”地区的互联互通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在这很早以前，中国就了解它在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利益。中国与很多南亚国家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即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不丹。这些国家使南亚成为中国最大的接壤地区，在中国14个邻国中占据5个。
　　幸运的是，中印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的必要性，而我更为自己能在这一时期踏入中国研究的殿堂而倍感幸运。有意思的是，7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中印两国的内政都出现了新局面，没有比当时更合适的时机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将主要目标之一集中在保障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英迪拉·甘地下台后，印度迎来新一届政府。两国关系从1962年不幸的边界冲突以来，关系曾一度降至冰点，而此时两国的新局面为双边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1977年双方签署贸易协定，两国迈出了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尽管合同的贸易总量本身微不足道，但这个开端对两个邻国后来持续不断的体育、文化和教育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印两国的经贸、文化和外交往来使两国的友好度急剧上升。1979年，中国前外交部长黄华正式邀请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的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访华。瓦杰帕伊欣然赴邀，于当年2月开启了三十年来印度高层首次访华。这次访问在乐观的基调中开始，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瓦杰帕伊的成功访问广受称赞，并随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后者宣布外交部长黄华将于不久后回访印度。1981年6月，黄华访印，成为中印自1962年关系恶化后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
　　两国外长互访后，双边关系积极向前发展。实事求是地说，不稳定的边境问题不断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但如果否定过去四十年见证了亚洲两个相邻大国的关系走向成熟，也有失偏颇。双边贸易蓬勃发展，两国人民往来加深，高层互访持续不断，这些是中印关系长期以来的特点。1988年，前印度总理到访中国，实现了35年来印度首脑首次访华。1988年至2018期间，两国首脑互访频繁。中国每一届政府首脑都造访印度。同样，印度所有继任的总统和总理都到访过北京。习近平主席（2014年、2016年）和李克强总理（2013年）都对印度进行过正式访问，印度总理莫迪（2015年、2017年）和前总统穆克吉（2016年）分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几周后，印度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莫迪将先后访华。这充分证明了，尽管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烦恼”——例如印度拒绝支持和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一直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但两国都致力于寻求共识、构建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和愿景的基础上，朝着解决现有分歧共同努力。
　　最后，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在过去四十年里，我多次访问中国，其中有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中，中国人民对我的友好态度和热情招待都让我深受感动。我为自己与中国朋友们的和睦而融洽的关系而倍感幸运。我深信，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产生的深厚而强烈的文化亲近，将把我们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让我想起泰戈尔临终时所作的优美诗篇，他似乎在向中国人民致以由衷的敬意：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把友谊的印記点上我的前额，称我为自己人。”
　　（节选自泰戈尔《生辰集》，作于1941年2月21日。数月后，泰戈尔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