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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梅洛·庞蒂关于表达现象的思索始终围绕着思维、言语、身体等三个基本向度展开。他尝试逃脱思维与语言二元对立的窠臼，在现象学的视域下，思考意义的生发机制，揭示思想与言语之间难以剥离的同一关系，进而阐明正是“沉默的身体”赋予两者本源性融合的属性，同时，语言表达本身即是一种拟身化的表达。
[关键词]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基本向度；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63-03
[收稿日期]2015-01-18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3XJQN13）、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2014lslktzijy-20）、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DYY061）。
虽然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使得语言符号变得越来越抽象，人类生活与符号编织的世界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但是，如果从实践和认知角度洞悉其产生和运作的机制，就会发现被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当作思想外壳的语言，以及声音表达的符号体系，其本质是通过身体发出的无声的语言促成了言语这种有声行为的形成。身体作为现世的存在，并未将自身封闭在胡塞尔所说的纯粹思维中，而是时刻处在与环境、他人、事件，以及世界的开放的联系与沟通当中。这便注定思想和言语是身体不可或缺的一维，并统一于身体之中，如梅洛·庞蒂所说：“我们已经在身体中辨认出一种统一性，它有别于科学对象的统一性。在身体的‘性功能’中发现了一种意向性和一种意义能力。我们在描述言语现象和意义的明确活动时，最终能超越主体和客体的传统两分法。” [1] （p.203）
本文通过对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中思想、言语、身体三个基本向度统一性的简要评析，阐释梅洛·庞蒂对于语言与思想、话语、沉默的身体之间联系的关注，并在这些联系中揭示言说行为的本质在于身体自身的一种表达性，身体乃是话语及意义产生的真正源头。
一、言语与思想的同一性
在表达现象中，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在表达意义时，借助某种实体形式，同时指向另一实体或者事态。因此，在解释表达现象时，我们要么像经验派一样，把对语言的拥有理解为“词语表象”，即“通过说出的或听到的词语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的单纯实际存在” [1] （p.228），人的言说行为被认为是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产生的一种机械反应，根本不存在能说话的主体；要么如理性派一样，把词语视为一个空盒子，只有当思维赋予其意义，才变得充盈，词语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内在的思维主体外在显现的符号，言说行为则是思维的范畴活动。故此，我们发现传统哲学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三大特点：首先，将词语理解为“内部认识的外部符号” [1] （p.206），语言是观念或者思想得以显现的载体；其次，思想或者意义与其表达被分开加以讨论，明显的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最后，相较于语言，思维具有优先性、超越性和独立性。在反思词语与意义的关系时，我们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词语与意义或思想分属两层，词语与意义是可分的，思想在没有词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存在。
梅洛·庞蒂提出的“词语有一种意义”[1] （p.206）彻底颠覆了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传统论断。其中，他对“有”含义的解释饱含了浓浓的存在主义“据有”的色彩[2] （p.113）。“有”是来自主体内部的一种情感、情绪，同时又投射到主体一种实存论意义，例如，当“我”说：“我有些担心”“担心”这种情绪或情感虽然受作用于外部的某种刺激，但产生这种情绪或者情感的主体是“我”“担心”情绪是不可能在主体以外存在的，亦不是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因而与其说“我”有些“担心”，不如说“我”被“担心”这种情感或情绪占据着，“我”被吸入到“担心”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缝隙，并体验着这种情感。因此，梅洛·庞蒂所说的“词语有一种意义”中的“有”，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归属或拥有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紧密的占据。那么，“词语有一种意义”折射出词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是后者的承载者，而变成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的相互占据。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成意义，而是言说主体的“我”在言说活动中不断创生的意义，是“我”意在传递的一种思想、一种渗透着言说者当下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就是在说话之前，“我”酝酿了某种欲表达的情绪冲动，即一种先于言说行为发生的“沉默的我思”。梅洛·庞蒂把这种言说的意向性比喻成“像液体的沸腾一样从存在的深处涌现，形成的真空区域不断移向外面” [1] （p.254）。在话语被说出的一刹那，也就是这种意向性得以实现的时刻，意义或者说思想通过并占有语言进入到实存的状态。这一观点与胡塞尔的观点存在些许类似，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胡塞尔也认为，表达是传递意义的活动，但他却坚持认为，意义可以在没有词语的情况下独立存在，如内心的独白，词语仅是一种符号、一种意义传递的工具而已。与之相比，梅洛·庞蒂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存在一种暧昧的交互关系。在言说行为之前，意义已经被领会，而最初的知觉活动就是一种赋意的活动。虽然最原初的意义体验就在于图形—背景结构中，还不需要词语表象，意义在这一阶段确实处于独立存在的状态。然而，此时的意义是个体的、感性的、不确定的，尚未凝结成 胡塞尔所说的意义本质结构[3] （p.100）。这时，恰恰需要词语的出现，才能使意义得以最终被揭示，我们的体验和思想也才具有了稳定性。“被感知的意义只不过是无原因地开始重新显现的一组意象，最简单的意象或感觉归根结底是需要在词语中理解的东西” [1] （p.37），没有被说出的意义只是“意识的某种空虚，一种瞬间的愿望” [1] （p.239）。所以，“我”的言说过程是意向与词语之间持续的融合过程，词语在被说出时，也就是被具体化时必裹挟了意义在其中，因而“说话人的言语不表达一种既成的思想，而是实现这种思想” [1] （ p.233）。在梅洛·庞蒂看来，真正的言语并非具有自明性的词语，而是在实际交流中不断创生新的意义的活着的语言，即他所说的“能说的言语” [3] （p.17）。因为“我”始终处在一种开放式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体验中，“我”所表达的词语意义也必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总要打上说者或听者的烙印，从而使词语的意义层呈现多样化状态[4] （ p.102）。 二、言语的拟身性
梅洛·庞蒂“词语有一种意义”的观点摈弃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将，概念思维诉诸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同时对语言与意义割裂开来的认识，以及思想先于语言存在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在他看来，言语在自身言说过程中获得意义而非被思想赋意，因此，要重返具体的言说行为，即话语，挖掘其与生俱来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揭示言语本来的面目。更具体地说，就是语言和思想之间、话语与意义之间存在的那种含混性，即语言内在的意义创生维度。换言之，梅洛·庞蒂旨在重返最本源的、符形和符义区分之前，语言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记号，在他看来，这便是意义创生的源头。对于记号创生意义的解读并非易事，其透明性的特征使每个词语都淹没在意义之中，它在读者或听者面前似乎穿上了隐身衣，“通过自身的运作在我们眼前自行消失；其成功之处在于忘却自身和提供从词语外部进入作者思想的通路，我们从而可以相信我们与作者在没有谈话的情况下得以神交”[3] （pp.16-17）。梅洛·庞蒂认为，言语最原初状态并非一个个静态的符号，而是“一种真正的动作”， “它含有自己的意义，就像动作有自己的意义” [1] （p.239）。这就意味着言语具有“动作意义”的属性，在表达过程中，其自身的意义会自动呈现，这个过程也孕育了思想的形成。这一论断表明，言说行为源于身体姿势，是身体姿势向外的一种延伸。因而它就具有了身体姿势一样的属性，也必然和身体姿势一样具有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产生于现实的、具体的言说行为中，而不是像理性派那样，将语言做出形而上的解释，或是像胡塞尔那样，对语言做出先验性的论断。在传统视域下研究话语，实际上是将话语看作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独立实体，是被动的、片面的、分离的现象。语言被视为符号，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符号本身是不发生变化的，变化的是随着语境的变更符号所传递的意义，本质还是认为语言与思想的二元对立。梅洛·庞蒂在现象学视域下，语言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文字符号，而是在话语中不断涌现的、动态的言语现象，它与表达活动所在的情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外部世界。意义的生成过程不但包括所处的外部世界、话语的内容，而且包括言说者语气、语调、情绪、面部表情，以及肢体语言。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最终促成了意义的生发与传递。
认为话语是一种动作，也就是从深陷知觉经验世界的身体出发来研究表达现象，言语与身体呈现出极高的融合度。话语，作为身体姿势的延伸，与其他身体姿势一样具有自发性的特征，它与身体的整合有明显的有机体特征，即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动态平衡性，以及有机体本身能够不断地同化外界的物质和力量，并与自身原有的东西相互融合，在此会出现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在此过程中，自身已有的东西发生变化，促进机体不断持续发展[5] （pp.159-160）。如同婴儿在学习和使用词语的过程中，身体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一次次蜕变，词语与身体的一体化特征越发明显，使得话语成为一种本能、自发的行为。在使用母语过程中，言说者通常不会刻意措辞，更不会意识到此刻言说行为正在发生，言说行为发生得如此自然，“我回想词语，就像我的手伸向被触摸的我的身体部位，词语在我的语言世界的某处，词语是我的配备的一部分，我只有一种回想词语的方式，就是把它读出来” [1] （p.236）。而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要达到外语学习的最高境界，无非就是将这种外语的言说变成身体的一种习惯。当我们经历了小学、中学、大学十多年的英语学习，当我们自认为已经掌握英语语法所有的时态、语态、语气和上千甚至上万的词汇量时，却发现依旧无法用英语熟练有效地沟通，在口语表达时依旧笨嘴拙舌，在英语写作时，仍然感觉未能像母语写作那样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其原因在于，外语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外语并未被用来搭建一个能够产生和维持认识意义、人生意义的世界。只有当我们使用外语如同使用我们的肢体一样，并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也就是说，当外语学习者在言说过程中真正具备了梅洛·庞蒂所说的语言的躯体性特征，才可以说真正地掌握一门外语。
然而，较于普通的身体动作，话语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具体说，首先，不存在脱离词语的话语，即使是胡塞尔讲的内心独白也必然有词语表象的异化形式来代替。其次，表达通常情况下是双向的，具体言之，听者或读者在与说者和作者交流的过程中，并非被动地、单向地接受信息的传递[6] （pp.74-76），而是具备“一种通过言语对他人思想再现，一种在他人身上的反省，一种按照他人进行思维和能丰富我们自己的思想的能力” [1] （p.234）。如同我们写文章，在对文献进行梳理、引用的过程，即是对文献中作者思想的再表达，也实现了对文献作者思想的理解，这并不是一个平行推进的过程，从时间维度看，表达与理解是共时的、同一的。不难发现梅洛·庞蒂的表达理论基于身体的表达属性上，将言语和身体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割裂了存在和意义的内在纽带。他从肉身化的角度所揭示出的话语现象包含表达与身体之间内在的、紧密的、融合的关系，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三、身体的表达性
语言最初的意义底蕴来自身体姿势的表达意义，“身体是一种自然表达的能力” [1] （p.237），“身体”在这里不是指物理的身体，而是极具灵性、会思考的活着的身体[7] （p.287），它以整体的方式去消化各种各样的体验，并将不同的体验在自身创建的空间中表达出来，因此，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极具表现力的，而且是所有表达的源头并参与到所有表达活动中，包括言语活动。那么，身体是何以做到参与到话语——这种高级的认知活动的呢？事实上，人脑并非唯一的认知器官，古人很早就提出“心生万物”“心我一体”，到了现代，我们也常听到“富有弹性的歌喉”“舒展的肢体”等。
身体与语言、符号创生的关系发生在日常交流中，正是人类在日常活动的不断进化中，身体姿态和行为的表现中，身体需求和手势表情的交流中逐渐促成了具有思维形式的语言和符号的形成。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说，获得直立的体态意味着嗅觉重要性的退化，看的能力变成主要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比我们此刻身处的地方更远之处，也使我们可以去预见和规划未来。嘴部除了吃喝以外，又有了其他用处，是因为人类能够保持直立，不再近距离接触地面，嗅觉机制也自然萎缩退化，眼睛替代嘴部控制面部结构。下颌结构不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且附带着微妙的发音肌肉群，能够促进言说行为的发展[8] （p.150）。 美国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语言的形成主要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形成一种信号语言。这种信号语言把典型行为模式的客观意义转变为象征性意义，并使这种象征性意义适用于内部活动参与者的一种理解。这就是从表情中介的内部活动向象征性中介内部活动的过渡……在第二阶段，社会作用使职能上有特殊意义的行动体系如追逐、两性之间的再生产、孵卵、活动地区的维护、竞争等的自然的意义，不仅在语义学上是合适的，而且在规范上也是有联系的。”[9] （p.11）也就是说，人类在日常交往中生成了用于表达内在情感或生理需求的语词和句法结构。语词是人类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发展到既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表达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它是内在情感抒发的表情显现，也是对另一身体情感抒发做出的回应。这些表情与对表情的反应充满了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表达反过来又赋予表情以及其他情感传递方式以意义，进而形成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促进语言及文字的形成[8] （p.12）。
四、结语
梅洛·庞蒂表达现象所做的就是跳出要么从思维角度去研究语言，要么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思维的窠臼，回归并强调身体在表达现象中的本源性，原因在于它参与到所有对知觉世界的体验当中。在我们与世界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我们自身的关系当中，对于身体的分析最终都将证明它对理解这些关系的重要性。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为言说这种高级认知行为源头的追问另辟蹊径，既可以防止思想成为语言之外的不可知的区域，又可以防止其最终走向心灵主义。他是以一种全面的、综合的、整体的视域研究表达现象，克服了单一的分析方法产生的方法论上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宁晓萌.表达与存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Merleau-Ponty. La prose du monde [M]. Paris： Gallimard，1969.
[4]张尧均.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
[5]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唐清涛.沉默与语言： 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Gallagher， S. & Zahavi， D. The Phenomenological Mind （2nd Ed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9][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都，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刘欣：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慧莉：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语言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默]
[关键词]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基本向度；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63-03
[收稿日期]2015-01-18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3XJQN13）、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2014lslktzijy-20）、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DYY061）。
虽然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使得语言符号变得越来越抽象，人类生活与符号编织的世界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但是，如果从实践和认知角度洞悉其产生和运作的机制，就会发现被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当作思想外壳的语言，以及声音表达的符号体系，其本质是通过身体发出的无声的语言促成了言语这种有声行为的形成。身体作为现世的存在，并未将自身封闭在胡塞尔所说的纯粹思维中，而是时刻处在与环境、他人、事件，以及世界的开放的联系与沟通当中。这便注定思想和言语是身体不可或缺的一维，并统一于身体之中，如梅洛·庞蒂所说：“我们已经在身体中辨认出一种统一性，它有别于科学对象的统一性。在身体的‘性功能’中发现了一种意向性和一种意义能力。我们在描述言语现象和意义的明确活动时，最终能超越主体和客体的传统两分法。” [1] （p.203）
本文通过对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中思想、言语、身体三个基本向度统一性的简要评析，阐释梅洛·庞蒂对于语言与思想、话语、沉默的身体之间联系的关注，并在这些联系中揭示言说行为的本质在于身体自身的一种表达性，身体乃是话语及意义产生的真正源头。
一、言语与思想的同一性
在表达现象中，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在表达意义时，借助某种实体形式，同时指向另一实体或者事态。因此，在解释表达现象时，我们要么像经验派一样，把对语言的拥有理解为“词语表象”，即“通过说出的或听到的词语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的单纯实际存在” [1] （p.228），人的言说行为被认为是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产生的一种机械反应，根本不存在能说话的主体；要么如理性派一样，把词语视为一个空盒子，只有当思维赋予其意义，才变得充盈，词语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内在的思维主体外在显现的符号，言说行为则是思维的范畴活动。故此，我们发现传统哲学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三大特点：首先，将词语理解为“内部认识的外部符号” [1] （p.206），语言是观念或者思想得以显现的载体；其次，思想或者意义与其表达被分开加以讨论，明显的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最后，相较于语言，思维具有优先性、超越性和独立性。在反思词语与意义的关系时，我们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词语与意义或思想分属两层，词语与意义是可分的，思想在没有词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存在。
梅洛·庞蒂提出的“词语有一种意义”[1] （p.206）彻底颠覆了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传统论断。其中，他对“有”含义的解释饱含了浓浓的存在主义“据有”的色彩[2] （p.113）。“有”是来自主体内部的一种情感、情绪，同时又投射到主体一种实存论意义，例如，当“我”说：“我有些担心”“担心”这种情绪或情感虽然受作用于外部的某种刺激，但产生这种情绪或者情感的主体是“我”“担心”情绪是不可能在主体以外存在的，亦不是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因而与其说“我”有些“担心”，不如说“我”被“担心”这种情感或情绪占据着，“我”被吸入到“担心”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缝隙，并体验着这种情感。因此，梅洛·庞蒂所说的“词语有一种意义”中的“有”，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归属或拥有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紧密的占据。那么，“词语有一种意义”折射出词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是后者的承载者，而变成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的相互占据。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成意义，而是言说主体的“我”在言说活动中不断创生的意义，是“我”意在传递的一种思想、一种渗透着言说者当下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就是在说话之前，“我”酝酿了某种欲表达的情绪冲动，即一种先于言说行为发生的“沉默的我思”。梅洛·庞蒂把这种言说的意向性比喻成“像液体的沸腾一样从存在的深处涌现，形成的真空区域不断移向外面” [1] （p.254）。在话语被说出的一刹那，也就是这种意向性得以实现的时刻，意义或者说思想通过并占有语言进入到实存的状态。这一观点与胡塞尔的观点存在些许类似，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胡塞尔也认为，表达是传递意义的活动，但他却坚持认为，意义可以在没有词语的情况下独立存在，如内心的独白，词语仅是一种符号、一种意义传递的工具而已。与之相比，梅洛·庞蒂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存在一种暧昧的交互关系。在言说行为之前，意义已经被领会，而最初的知觉活动就是一种赋意的活动。虽然最原初的意义体验就在于图形—背景结构中，还不需要词语表象，意义在这一阶段确实处于独立存在的状态。然而，此时的意义是个体的、感性的、不确定的，尚未凝结成 胡塞尔所说的意义本质结构[3] （p.100）。这时，恰恰需要词语的出现，才能使意义得以最终被揭示，我们的体验和思想也才具有了稳定性。“被感知的意义只不过是无原因地开始重新显现的一组意象，最简单的意象或感觉归根结底是需要在词语中理解的东西” [1] （p.37），没有被说出的意义只是“意识的某种空虚，一种瞬间的愿望” [1] （p.239）。所以，“我”的言说过程是意向与词语之间持续的融合过程，词语在被说出时，也就是被具体化时必裹挟了意义在其中，因而“说话人的言语不表达一种既成的思想，而是实现这种思想” [1] （ p.233）。在梅洛·庞蒂看来，真正的言语并非具有自明性的词语，而是在实际交流中不断创生新的意义的活着的语言，即他所说的“能说的言语” [3] （p.17）。因为“我”始终处在一种开放式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体验中，“我”所表达的词语意义也必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总要打上说者或听者的烙印，从而使词语的意义层呈现多样化状态[4] （ p.102）。 二、言语的拟身性
梅洛·庞蒂“词语有一种意义”的观点摈弃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将，概念思维诉诸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同时对语言与意义割裂开来的认识，以及思想先于语言存在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在他看来，言语在自身言说过程中获得意义而非被思想赋意，因此，要重返具体的言说行为，即话语，挖掘其与生俱来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揭示言语本来的面目。更具体地说，就是语言和思想之间、话语与意义之间存在的那种含混性，即语言内在的意义创生维度。换言之，梅洛·庞蒂旨在重返最本源的、符形和符义区分之前，语言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记号，在他看来，这便是意义创生的源头。对于记号创生意义的解读并非易事，其透明性的特征使每个词语都淹没在意义之中，它在读者或听者面前似乎穿上了隐身衣，“通过自身的运作在我们眼前自行消失；其成功之处在于忘却自身和提供从词语外部进入作者思想的通路，我们从而可以相信我们与作者在没有谈话的情况下得以神交”[3] （pp.16-17）。梅洛·庞蒂认为，言语最原初状态并非一个个静态的符号，而是“一种真正的动作”， “它含有自己的意义，就像动作有自己的意义” [1] （p.239）。这就意味着言语具有“动作意义”的属性，在表达过程中，其自身的意义会自动呈现，这个过程也孕育了思想的形成。这一论断表明，言说行为源于身体姿势，是身体姿势向外的一种延伸。因而它就具有了身体姿势一样的属性，也必然和身体姿势一样具有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产生于现实的、具体的言说行为中，而不是像理性派那样，将语言做出形而上的解释，或是像胡塞尔那样，对语言做出先验性的论断。在传统视域下研究话语，实际上是将话语看作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独立实体，是被动的、片面的、分离的现象。语言被视为符号，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符号本身是不发生变化的，变化的是随着语境的变更符号所传递的意义，本质还是认为语言与思想的二元对立。梅洛·庞蒂在现象学视域下，语言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文字符号，而是在话语中不断涌现的、动态的言语现象，它与表达活动所在的情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外部世界。意义的生成过程不但包括所处的外部世界、话语的内容，而且包括言说者语气、语调、情绪、面部表情，以及肢体语言。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最终促成了意义的生发与传递。
认为话语是一种动作，也就是从深陷知觉经验世界的身体出发来研究表达现象，言语与身体呈现出极高的融合度。话语，作为身体姿势的延伸，与其他身体姿势一样具有自发性的特征，它与身体的整合有明显的有机体特征，即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动态平衡性，以及有机体本身能够不断地同化外界的物质和力量，并与自身原有的东西相互融合，在此会出现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在此过程中，自身已有的东西发生变化，促进机体不断持续发展[5] （pp.159-160）。如同婴儿在学习和使用词语的过程中，身体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一次次蜕变，词语与身体的一体化特征越发明显，使得话语成为一种本能、自发的行为。在使用母语过程中，言说者通常不会刻意措辞，更不会意识到此刻言说行为正在发生，言说行为发生得如此自然，“我回想词语，就像我的手伸向被触摸的我的身体部位，词语在我的语言世界的某处，词语是我的配备的一部分，我只有一种回想词语的方式，就是把它读出来” [1] （p.236）。而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要达到外语学习的最高境界，无非就是将这种外语的言说变成身体的一种习惯。当我们经历了小学、中学、大学十多年的英语学习，当我们自认为已经掌握英语语法所有的时态、语态、语气和上千甚至上万的词汇量时，却发现依旧无法用英语熟练有效地沟通，在口语表达时依旧笨嘴拙舌，在英语写作时，仍然感觉未能像母语写作那样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其原因在于，外语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外语并未被用来搭建一个能够产生和维持认识意义、人生意义的世界。只有当我们使用外语如同使用我们的肢体一样，并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也就是说，当外语学习者在言说过程中真正具备了梅洛·庞蒂所说的语言的躯体性特征，才可以说真正地掌握一门外语。
然而，较于普通的身体动作，话语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具体说，首先，不存在脱离词语的话语，即使是胡塞尔讲的内心独白也必然有词语表象的异化形式来代替。其次，表达通常情况下是双向的，具体言之，听者或读者在与说者和作者交流的过程中，并非被动地、单向地接受信息的传递[6] （pp.74-76），而是具备“一种通过言语对他人思想再现，一种在他人身上的反省，一种按照他人进行思维和能丰富我们自己的思想的能力” [1] （p.234）。如同我们写文章，在对文献进行梳理、引用的过程，即是对文献中作者思想的再表达，也实现了对文献作者思想的理解，这并不是一个平行推进的过程，从时间维度看，表达与理解是共时的、同一的。不难发现梅洛·庞蒂的表达理论基于身体的表达属性上，将言语和身体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割裂了存在和意义的内在纽带。他从肉身化的角度所揭示出的话语现象包含表达与身体之间内在的、紧密的、融合的关系，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三、身体的表达性
语言最初的意义底蕴来自身体姿势的表达意义，“身体是一种自然表达的能力” [1] （p.237），“身体”在这里不是指物理的身体，而是极具灵性、会思考的活着的身体[7] （p.287），它以整体的方式去消化各种各样的体验，并将不同的体验在自身创建的空间中表达出来，因此，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极具表现力的，而且是所有表达的源头并参与到所有表达活动中，包括言语活动。那么，身体是何以做到参与到话语——这种高级的认知活动的呢？事实上，人脑并非唯一的认知器官，古人很早就提出“心生万物”“心我一体”，到了现代，我们也常听到“富有弹性的歌喉”“舒展的肢体”等。
身体与语言、符号创生的关系发生在日常交流中，正是人类在日常活动的不断进化中，身体姿态和行为的表现中，身体需求和手势表情的交流中逐渐促成了具有思维形式的语言和符号的形成。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说，获得直立的体态意味着嗅觉重要性的退化，看的能力变成主要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比我们此刻身处的地方更远之处，也使我们可以去预见和规划未来。嘴部除了吃喝以外，又有了其他用处，是因为人类能够保持直立，不再近距离接触地面，嗅觉机制也自然萎缩退化，眼睛替代嘴部控制面部结构。下颌结构不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且附带着微妙的发音肌肉群，能够促进言说行为的发展[8] （p.150）。 美国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语言的形成主要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形成一种信号语言。这种信号语言把典型行为模式的客观意义转变为象征性意义，并使这种象征性意义适用于内部活动参与者的一种理解。这就是从表情中介的内部活动向象征性中介内部活动的过渡……在第二阶段，社会作用使职能上有特殊意义的行动体系如追逐、两性之间的再生产、孵卵、活动地区的维护、竞争等的自然的意义，不仅在语义学上是合适的，而且在规范上也是有联系的。”[9] （p.11）也就是说，人类在日常交往中生成了用于表达内在情感或生理需求的语词和句法结构。语词是人类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发展到既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表达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它是内在情感抒发的表情显现，也是对另一身体情感抒发做出的回应。这些表情与对表情的反应充满了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表达反过来又赋予表情以及其他情感传递方式以意义，进而形成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促进语言及文字的形成[8] （p.12）。
四、结语
梅洛·庞蒂表达现象所做的就是跳出要么从思维角度去研究语言，要么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思维的窠臼，回归并强调身体在表达现象中的本源性，原因在于它参与到所有对知觉世界的体验当中。在我们与世界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我们自身的关系当中，对于身体的分析最终都将证明它对理解这些关系的重要性。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为言说这种高级认知行为源头的追问另辟蹊径，既可以防止思想成为语言之外的不可知的区域，又可以防止其最终走向心灵主义。他是以一种全面的、综合的、整体的视域研究表达现象，克服了单一的分析方法产生的方法论上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宁晓萌.表达与存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Merleau-Ponty. La prose du monde [M]. Paris： Gallimard，1969.
[4]张尧均.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
[5]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唐清涛.沉默与语言： 梅洛·庞蒂表达现象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Gallagher， S. & Zahavi， D. The Phenomenological Mind （2nd Ed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9][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都，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刘欣：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慧莉：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语言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