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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当地12月12日晚间8时许，来自195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在经历了数个日夜谈判协商后，摒小异，求大同，终于达成了一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全球共识的《巴黎协定》。当法国外交部长、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几度哽咽宣布协定通过，并将那绿色的小锤敲下以示一锤定音之时，会场内外沸腾了。
会场内是各国代表们持续持续近三分钟的热烈掌声，场外众多亲身参与多年气候变化大会及跟踪报道的NGO组织和媒体记者们激动地相拥而泣。毕竟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进程陷入数年持续僵持和暗淡之时，《巴黎协定》的签署成为了人类共识层面的高峰，也肯定了未来人类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中国在面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国内严峻的环境污染双重压力下，开始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转变，积极采取减缓和适应的举措。无论从跻身世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还是国内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角度看，中国已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议题重要的解决者。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中国代表团第一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意义和历史地位？
刘振民：巴黎大会可以说是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1990年启动谈判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大会。它将是继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发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及1997年缔约方签订《京都议定书》这两个里程碑式意义的大会后之的第三个里程碑。其意义在于：第一，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参与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包括减排，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第二，在应对的方式方法上，改变了《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先确定减排目标，最后再分配减排任务的模式，这次采取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个模式是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提出到2013年会议最后决定的所有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自主的国家减排策略（INDC）。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0多个国家提交自主减排目标。而且很多国家减排限排举措和目标都非常强有力。
然而，科学家通过测算后，得出结论，即使所有的自主减排目标全部加起来，也远远不足以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在本世纪末控制在2。C以内。之所以会有目前的情况，是历史造成的。国际社会在讨论未来增进提高减排强度的同时，不该忘记这个后果是由于过去人类行动慢了。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刘振民：中国从2005年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舞台上的行为受到格外关注，所以在2020年后如何应对气变，中国能做出什么贡献也成为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一直积极努力推动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
一方面，我们在积极设计2020年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就是我们今年6月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包括四个要素：第一，我们要争取到2030年前后，让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第二，碳排放强度目标，我们希望到2030年比2005年的水平下降60%—65%;第三，关于非化石能源比重的目标，希望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20%;第四，关于森林碳汇的目标，争取到2030年，森林碳汇达到45亿立方米。应该说这是非常有雄心的举措，同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
另外一方面，从2011年以来我们积极推动德班平台谈判进程，期待巴黎会议达成一个全面的平衡的有力度的、有雄心和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们在前期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发表了双边气候变化声明。比如中美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发表两个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此外中国与法国、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巴西，中国与印度都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些联合声明是我们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进程的努力。我们引领了基础四国并推动77国集团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我们的目标就是与各方通过双边或多边接触，推动各方积极认真谈判确保巴黎会议的成功。巴黎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就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失败，成功，就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开始。
中国在积极地推动各方在各个领域减缓和适应，包括提供资金援助，包括技术创新转让，包括能力建设。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受到高度重视也受到高度评价，我们是巴黎谈判的积极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东道国法国也一直和我们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
中国新闻周刊：请谈谈南南气候合作资金的具体运作情况？
刘振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讲话中宣示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我们谈判的一些期望，同时也宣布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举措，这些举措就包括我们明年要启动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200亿人民币的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刘振民。图/CFP
具体而言，中国将于明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能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帮助他们提高融资能力。不同于公约下的专为发达国家设立的绿色气候资金，南南合作基金由中国自己管理，是我们和有关国家，也不排除与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将在明年把相关的项目启动起来。
我们在国内积极实现低碳发展的同时，要把我们好的经验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个项目本身是起示范带动作用，其中1000个培训名额项目，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他们融资和国际合作的能力，具体国家的选择和项目选择，将由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引导小组在公约框架下积极推进。 中国新闻周刊：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未来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有什么计划？
刘振民：无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好，还是实现我国自身的低碳发展，政府首先出政策出规划，发挥引领作用，当然有一些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但是光靠国家投资是不够的，实现低碳发展，既是国家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全民参与。这要调动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积极性，要发挥好企业的作用，要发挥好非政府组织，还有就是民间社会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概念。
在国内，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还不发达，但是我们国家的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创造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有一批致力于国家可持续发展，致力于环境服务的一批非政府组织，他们要热心于环境，热心于公益，就我国国内而言，还需要进一步培育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培育好，一方面可以对社会起更好的服务和引导，对政府可以发挥更好的监督、咨询支持作用;对企业而言，可以直接提供咨询服务。我认为在国家发展中，培养一批致力于我国环境友好的非政府组织十分重要。
我们也要培育一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培养一批为环境服务的志愿者走出去。我们这些年每次气候变化大会，都举办中国角，邀请来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企业、智库和NGO参与组织活动，借助中国角，与国际上的很多机构接触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国内广大贫困地区的在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方面的投入是否充裕？
刘振民：我国本身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十三五”减贫任务很艰巨，即使五年后全面脱贫，在农村贫困地区低碳发展问题上，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贡献。
我们在2014年发布了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2014～2020），提高全社会的气候抵御力，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容易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地区，加大适应度。同时，相应的国家财政扶持都会相应投入。
政策导向确定了，从基础设施到防灾减灾预报等方方面面的举措即将开始或已经实施。我们认为适应气候变化是必须要做的，有些地方受到极端天气包括洪涝灾害的影响，这是根本民生问题。
我国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大方向已确定，相对落后地区在选择未来发展模式上都会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终究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农村贫困地区，不像大城市减排压力大，由于缺乏重工业，减排压力并不艰巨，主要是针对重新设计发展模式的问题。以前西部开发，将东部工业向西部转移。现在的环境政策是这些重工业项目都不允许转移到西部地区，这样西部环境自然得到了改善。
会场内是各国代表们持续持续近三分钟的热烈掌声，场外众多亲身参与多年气候变化大会及跟踪报道的NGO组织和媒体记者们激动地相拥而泣。毕竟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进程陷入数年持续僵持和暗淡之时，《巴黎协定》的签署成为了人类共识层面的高峰，也肯定了未来人类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中国在面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国内严峻的环境污染双重压力下，开始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转变，积极采取减缓和适应的举措。无论从跻身世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还是国内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角度看，中国已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议题重要的解决者。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中国代表团第一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
巴黎大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意义和历史地位？
刘振民：巴黎大会可以说是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1990年启动谈判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大会。它将是继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发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及1997年缔约方签订《京都议定书》这两个里程碑式意义的大会后之的第三个里程碑。其意义在于：第一，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参与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包括减排，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第二，在应对的方式方法上，改变了《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先确定减排目标，最后再分配减排任务的模式，这次采取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个模式是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提出到2013年会议最后决定的所有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自主的国家减排策略（INDC）。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0多个国家提交自主减排目标。而且很多国家减排限排举措和目标都非常强有力。
然而，科学家通过测算后，得出结论，即使所有的自主减排目标全部加起来，也远远不足以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在本世纪末控制在2。C以内。之所以会有目前的情况，是历史造成的。国际社会在讨论未来增进提高减排强度的同时，不该忘记这个后果是由于过去人类行动慢了。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刘振民：中国从2005年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舞台上的行为受到格外关注，所以在2020年后如何应对气变，中国能做出什么贡献也成为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一直积极努力推动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
一方面，我们在积极设计2020年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就是我们今年6月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包括四个要素：第一，我们要争取到2030年前后，让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第二，碳排放强度目标，我们希望到2030年比2005年的水平下降60%—65%;第三，关于非化石能源比重的目标，希望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20%;第四，关于森林碳汇的目标，争取到2030年，森林碳汇达到45亿立方米。应该说这是非常有雄心的举措，同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
另外一方面，从2011年以来我们积极推动德班平台谈判进程，期待巴黎会议达成一个全面的平衡的有力度的、有雄心和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我们在前期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发表了双边气候变化声明。比如中美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发表两个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此外中国与法国、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巴西，中国与印度都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些联合声明是我们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进程的努力。我们引领了基础四国并推动77国集团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我们的目标就是与各方通过双边或多边接触，推动各方积极认真谈判确保巴黎会议的成功。巴黎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就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失败，成功，就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开始。
中国在积极地推动各方在各个领域减缓和适应，包括提供资金援助，包括技术创新转让，包括能力建设。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受到高度重视也受到高度评价，我们是巴黎谈判的积极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东道国法国也一直和我们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
培养一批致力于我国环境友好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新闻周刊：请谈谈南南气候合作资金的具体运作情况？
刘振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讲话中宣示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我们谈判的一些期望，同时也宣布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举措，这些举措就包括我们明年要启动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200亿人民币的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具体而言，中国将于明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能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帮助他们提高融资能力。不同于公约下的专为发达国家设立的绿色气候资金，南南合作基金由中国自己管理，是我们和有关国家，也不排除与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将在明年把相关的项目启动起来。
我们在国内积极实现低碳发展的同时，要把我们好的经验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个项目本身是起示范带动作用，其中1000个培训名额项目，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他们融资和国际合作的能力，具体国家的选择和项目选择，将由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引导小组在公约框架下积极推进。 中国新闻周刊：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未来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有什么计划？
刘振民：无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好，还是实现我国自身的低碳发展，政府首先出政策出规划，发挥引领作用，当然有一些领域需要政府投资。但是光靠国家投资是不够的，实现低碳发展，既是国家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全民参与。这要调动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积极性，要发挥好企业的作用，要发挥好非政府组织，还有就是民间社会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概念。
在国内，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还不发达，但是我们国家的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创造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有一批致力于国家可持续发展，致力于环境服务的一批非政府组织，他们要热心于环境，热心于公益，就我国国内而言，还需要进一步培育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培育好，一方面可以对社会起更好的服务和引导，对政府可以发挥更好的监督、咨询支持作用;对企业而言，可以直接提供咨询服务。我认为在国家发展中，培养一批致力于我国环境友好的非政府组织十分重要。
我们也要培育一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培养一批为环境服务的志愿者走出去。我们这些年每次气候变化大会，都举办中国角，邀请来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企业、智库和NGO参与组织活动，借助中国角，与国际上的很多机构接触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国内广大贫困地区的在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方面的投入是否充裕？
刘振民：我国本身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十三五”减贫任务很艰巨，即使五年后全面脱贫，在农村贫困地区低碳发展问题上，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贡献。
我们在2014年发布了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2014～2020），提高全社会的气候抵御力，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容易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地区，加大适应度。同时，相应的国家财政扶持都会相应投入。
政策导向确定了，从基础设施到防灾减灾预报等方方面面的举措即将开始或已经实施。我们认为适应气候变化是必须要做的，有些地方受到极端天气包括洪涝灾害的影响，这是根本民生问题。
我国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大方向已确定，相对落后地区在选择未来发展模式上都会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终究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农村贫困地区，不像大城市减排压力大，由于缺乏重工业，减排压力并不艰巨，主要是针对重新设计发展模式的问题。以前西部开发，将东部工业向西部转移。现在的环境政策是这些重工业项目都不允许转移到西部地区，这样西部环境自然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