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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入世”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框架内获得了引进外资的制度保障，使利用外资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万家，实际使用外资10512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是否需要外资、利用外资的规模问题已经不像上世纪那样引发大量争议，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转变为在全面融入全球化的环境下如何对待外资、如何提升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等深入的问题。
外商“国民待遇”问题的新认识
“入世”使中国逐步放开了外资进入的领域和条件，外资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享受了“国民待遇”。但另—方面，长期以来，中国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了以所得税为核心的优惠政策体系，各级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还实行了多种多样的优惠待遇，形成了对外资的所谓“超国民待遇”。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反映出理性的态度，抛开单纯的“待遇”之辩，着眼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出了对待内外资企业的正确态度和改革优惠政策的思路。
李晓西教授提出“以平常心来对待引进外资”，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诠释。首先是以平常心看市场：外资的规模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不能以行政干预而致使资源条件大幅度偏离市场价格来吸引外资。其次是以平常心看内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要按法规办事，也要平等对待对内资企业，不要重外轻内。三是以平常心看待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四是以平常心看待市场竞争：内资企业要在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中学习和壮大，政府则要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五是以平常心来组织招商活动，更加注重招商引资的长期效果，而不是过于追求政府的短期招商业绩上。
桑百川教授等人分析了中国给予外资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并指出优惠政策的改革方向。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国情使得给予外资某些优惠政策成为必要；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博弈以争取优质外资的手段；但从长计议，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按照产业、区域设置投资优惠政策，而非按照经济成分实行不同的政策待遇，并且应把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和以下几方面结合起来：统一不同所有制内资企业的政策待遇，取消单独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减少政府官员滥用行政权力左右资源配置的机会。
拓宽利用外资领域的研究进展
继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陆续进入玩具、轻纺等劳动密集型行业、90年代大规模进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后，21世纪的跨国公司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的服务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入世”则为跨国公司实施领域扩张战略提供了条件。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向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增加开放领域。这些变化推动了相关的学术进展，下面在几个热点行业择而述之。
裴长洪研究员等人指出了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的途径。他们指出“入世”是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的一个分水岭，服务业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领域。中国提升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形成高水平、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结构体系；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产业转移。
何德旭研究员分析了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和对策。外资银行带来的先进技术、金融创新方法、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等，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学习榜样、参照体系和竞争对象，有利于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体系的完善。但是外资银行在经营管理、资产质量、人才资源、产品创新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中国银行业面临显而易见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必须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采取循序渐进地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组织架构、加紧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提高中小银行抗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强化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等措施。
新形势下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观点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是“入世”以后吸收外资领域的研究者和决策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从两个角度列举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一是在竞争力、技术、生产率等方面对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价，二是中国政府和本土企业如何努力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从各种角度对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价
王林生教授在“入世”初期采用以竞争力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外资将对中国经济的产生影响。他预见外资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具体表现在：对于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有明显作用；对农业和制造业而言，有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深入展开以及获得某些竞争优势。在利用外资政策中，“以市场换技术”的指导方针作用有限，需要一种“以竞争促创新’’的策略，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都不断创新技术。
江小涓研究员认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引进的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
对中国政府和本土企业如何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分析
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积极作用有限的结论，同时提出关键的改进办法依赖于政府政策、本土企业学习能力、提升中国企业要素禀赋、内资企业制度改革等。
冼国明教授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在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而未对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活动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本质上各地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研发活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了促使外资在创新活动方面产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要不断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从而能够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另—方面要从重视外资数量向重视质量的方向转变，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还要激励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合作；中西部地区不应盲目追求外资较高的技术水平，而是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来引资，要加大在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
宋泓研究员等人在综合了新古典和结构主义学派关于产业成长和市场环境研究的基础上，以“入世”后的中国汽车产业为案例，指出“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和产品”与“国内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因此，政府强有力的鞭策和要求以及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互动学习的关系的建立等，都是当地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外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深入分析
“入世”以后，跨国公司对中国重要行业的龙头企业几次并购事件，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舍弗勒收购洛轴、法国赛博并购苏泊尔、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等，引发了关于外资并购影响国家安全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在外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方面存在很大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重要行业过度或盲目引进外资，就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甚至已经使国家经济在某些方面丧失主权，因此必须限制外资进入重要行业。例如：程恩富教授和李炳炎教授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加快兼并和收购中国内资的行业龙头企业。原先发展势头很好的重点企业纷纷被外资控股，失去了自主创新权，丧失了优质资产、技术力量、品牌和市场，致使多年来通过自主研发培养的技术团队和技术能力被外资控制和利用甚至消解，巨额利润随之外流，品牌价值也被外商侵吞。企图以外资整合民族企业发展国民经济，没有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强大，就不可能尽快实现强国富民。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外资的影响力尚未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国家要进行恰当地管理，既有效利用外资，又防范国家安全风险。例如：隆国强研究员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果引导得当，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如果管理失当，则可能出现外资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对战略行业的控制等风险。因此，既要防止片面夸大外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而丧失发展的机遇，也要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防止战略性行业中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为此，需要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新理念指导外资工作，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防范风险。
在外资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学术争论成为国家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制度的重要参考。经过对中国吸收外资的研究和借鉴他国经验，201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正式发布，旨在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相信学术界的研究还将继续推动政府完善这一制度，更好地监管外商投资企业运行情况以及对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影响。
利用外资学术思想的发展展望
随着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跨国直接投资已经不仅仅以获取生产要素和开拓市场为目的，而是呈现出技术和创新过程分散化、网络化的现象，为日益全球化的研发活动寻求知识资源。这种形势为中国发挥外资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机遇。下一阶段，吸收外资将在数量上稳定增长，不排除某些年份的小幅波动。吸收外资各种新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证券投资、国际借款、境外上市等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将增多。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内发行证券等新形式将逐步发展。在区域结构上，随着中西部投资软硬环境改善和东部地区的成本上升，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可能会呈加速增长。在产业结构上，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国家鼓励类产业吸收外资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惠于政策，而“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将受到严格限制。
引进外资的实践发展将为系统的、突破性的理论成果问世提供基础。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上进一步与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将会促使中国的学者们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些问题可能有：一是将会越来越重视对跨国公司作用的研究，将比以往研究理论性更强，更系统化，更着眼于从全球范围进行分析；二是对吸收外资质量的实证分析仍旧是热点之一，内容将更加多样化，分析工具将更加完善，其中，对外资“溢出”作用的单向研究将有所减少，而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本地产业集群以及本土经济的互动发展将比以往更加重要；三是对引进外资政策和外资监管政策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其中，如何处理好利用外资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形成良性共生状况将继续引发大量争论，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政策和管理上的协调和统一将成为研究重点，外商投资企业如何适应中国文化和制度也将成为关注较多的问题；四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的研究将加强，新的利用外资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成为重要研究问题；五是促进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的研究将会加强。
回顾“入世”十年来的历史，中国学术界围绕利用外资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囿一隅，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中国利用外资指导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推动了利用外资事业取得进展和成就。展望未来，相信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将更加丰富和深入，为新形势下中国利用外资提供指导和借鉴。
外商“国民待遇”问题的新认识
“入世”使中国逐步放开了外资进入的领域和条件，外资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享受了“国民待遇”。但另—方面，长期以来，中国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了以所得税为核心的优惠政策体系，各级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还实行了多种多样的优惠待遇，形成了对外资的所谓“超国民待遇”。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反映出理性的态度，抛开单纯的“待遇”之辩，着眼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出了对待内外资企业的正确态度和改革优惠政策的思路。
李晓西教授提出“以平常心来对待引进外资”，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诠释。首先是以平常心看市场：外资的规模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不能以行政干预而致使资源条件大幅度偏离市场价格来吸引外资。其次是以平常心看内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要按法规办事，也要平等对待对内资企业，不要重外轻内。三是以平常心看待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四是以平常心看待市场竞争：内资企业要在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中学习和壮大，政府则要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五是以平常心来组织招商活动，更加注重招商引资的长期效果，而不是过于追求政府的短期招商业绩上。
桑百川教授等人分析了中国给予外资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并指出优惠政策的改革方向。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国情使得给予外资某些优惠政策成为必要；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博弈以争取优质外资的手段；但从长计议，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按照产业、区域设置投资优惠政策，而非按照经济成分实行不同的政策待遇，并且应把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和以下几方面结合起来：统一不同所有制内资企业的政策待遇，取消单独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减少政府官员滥用行政权力左右资源配置的机会。
拓宽利用外资领域的研究进展
继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陆续进入玩具、轻纺等劳动密集型行业、90年代大规模进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后，21世纪的跨国公司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的服务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入世”则为跨国公司实施领域扩张战略提供了条件。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向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增加开放领域。这些变化推动了相关的学术进展，下面在几个热点行业择而述之。
裴长洪研究员等人指出了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的途径。他们指出“入世”是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的一个分水岭，服务业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领域。中国提升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形成高水平、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结构体系；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产业转移。
何德旭研究员分析了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和对策。外资银行带来的先进技术、金融创新方法、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等，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学习榜样、参照体系和竞争对象，有利于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体系的完善。但是外资银行在经营管理、资产质量、人才资源、产品创新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中国银行业面临显而易见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必须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采取循序渐进地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组织架构、加紧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提高中小银行抗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强化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等措施。
新形势下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观点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是“入世”以后吸收外资领域的研究者和决策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从两个角度列举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一是在竞争力、技术、生产率等方面对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价，二是中国政府和本土企业如何努力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从各种角度对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价
王林生教授在“入世”初期采用以竞争力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外资将对中国经济的产生影响。他预见外资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具体表现在：对于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有明显作用；对农业和制造业而言，有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深入展开以及获得某些竞争优势。在利用外资政策中，“以市场换技术”的指导方针作用有限，需要一种“以竞争促创新’’的策略，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都不断创新技术。
江小涓研究员认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引进的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
对中国政府和本土企业如何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分析
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积极作用有限的结论，同时提出关键的改进办法依赖于政府政策、本土企业学习能力、提升中国企业要素禀赋、内资企业制度改革等。
冼国明教授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在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而未对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活动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本质上各地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研发活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了促使外资在创新活动方面产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要不断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从而能够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另—方面要从重视外资数量向重视质量的方向转变，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还要激励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合作；中西部地区不应盲目追求外资较高的技术水平，而是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来引资，要加大在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
宋泓研究员等人在综合了新古典和结构主义学派关于产业成长和市场环境研究的基础上，以“入世”后的中国汽车产业为案例，指出“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和产品”与“国内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因此，政府强有力的鞭策和要求以及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互动学习的关系的建立等，都是当地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外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深入分析
“入世”以后，跨国公司对中国重要行业的龙头企业几次并购事件，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舍弗勒收购洛轴、法国赛博并购苏泊尔、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等，引发了关于外资并购影响国家安全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在外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方面存在很大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重要行业过度或盲目引进外资，就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甚至已经使国家经济在某些方面丧失主权，因此必须限制外资进入重要行业。例如：程恩富教授和李炳炎教授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加快兼并和收购中国内资的行业龙头企业。原先发展势头很好的重点企业纷纷被外资控股，失去了自主创新权，丧失了优质资产、技术力量、品牌和市场，致使多年来通过自主研发培养的技术团队和技术能力被外资控制和利用甚至消解，巨额利润随之外流，品牌价值也被外商侵吞。企图以外资整合民族企业发展国民经济，没有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强大，就不可能尽快实现强国富民。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外资的影响力尚未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国家要进行恰当地管理，既有效利用外资，又防范国家安全风险。例如：隆国强研究员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果引导得当，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如果管理失当，则可能出现外资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对战略行业的控制等风险。因此，既要防止片面夸大外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而丧失发展的机遇，也要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防止战略性行业中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为此，需要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新理念指导外资工作，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防范风险。
在外资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学术争论成为国家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制度的重要参考。经过对中国吸收外资的研究和借鉴他国经验，201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正式发布，旨在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相信学术界的研究还将继续推动政府完善这一制度，更好地监管外商投资企业运行情况以及对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影响。
利用外资学术思想的发展展望
随着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跨国直接投资已经不仅仅以获取生产要素和开拓市场为目的，而是呈现出技术和创新过程分散化、网络化的现象，为日益全球化的研发活动寻求知识资源。这种形势为中国发挥外资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机遇。下一阶段，吸收外资将在数量上稳定增长，不排除某些年份的小幅波动。吸收外资各种新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证券投资、国际借款、境外上市等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将增多。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内发行证券等新形式将逐步发展。在区域结构上，随着中西部投资软硬环境改善和东部地区的成本上升，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可能会呈加速增长。在产业结构上，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国家鼓励类产业吸收外资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惠于政策，而“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将受到严格限制。
引进外资的实践发展将为系统的、突破性的理论成果问世提供基础。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上进一步与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将会促使中国的学者们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些问题可能有：一是将会越来越重视对跨国公司作用的研究，将比以往研究理论性更强，更系统化，更着眼于从全球范围进行分析；二是对吸收外资质量的实证分析仍旧是热点之一，内容将更加多样化，分析工具将更加完善，其中，对外资“溢出”作用的单向研究将有所减少，而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本地产业集群以及本土经济的互动发展将比以往更加重要；三是对引进外资政策和外资监管政策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其中，如何处理好利用外资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形成良性共生状况将继续引发大量争论，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政策和管理上的协调和统一将成为研究重点，外商投资企业如何适应中国文化和制度也将成为关注较多的问题；四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的研究将加强，新的利用外资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成为重要研究问题；五是促进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的研究将会加强。
回顾“入世”十年来的历史，中国学术界围绕利用外资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囿一隅，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中国利用外资指导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推动了利用外资事业取得进展和成就。展望未来，相信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将更加丰富和深入，为新形势下中国利用外资提供指导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