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3年，苏童出版长篇小说《黄雀记》重回大众视野，并于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书中围绕保润、柳生、仙女三人展开了一段纷繁复杂的命运叙述，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个人对于金钱疯狂追求背后人性的丧失和精神的紊乱。主人公柳生的身上背负着时代的烙印与灵魂的忏悔，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从多角度进行解读，探索柳生悲剧命运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黄雀记》 柳生 悲剧命运 自我救赎
　　《黄雀记》讲述的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小人物的成长故事，自改革开放以来，启蒙主义热情逐渐消退，作家已经不再沉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苏童放弃了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反思。故事的发生地是作家擅长描写的香椿树街，苏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创作灵感和素材来源于作家童年听闻的一场青少年强奸案，小说围绕一场“强奸案”展开了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情感纠葛描述，正如小说题目所拟，这是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命运游戏，体现了作家苏童对于历史的介入和对于人性的思考。作家对于柳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典型性，年少时犯下的罪行使柳生逐渐变成一个谦卑世故的人，对于保润的恐惧愧疚之感和对于仙女的困惑迷茫之情压抑着柳生年轻的生命力，年少冲动的阴霾、时代牢笼的囚禁、精神困境的束缚构成柳生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一、年少冲动的阴霾
　　《黄雀记》由“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对于在三章故事中充当关键人物的柳生形象的塑造，可谓注入了作家特殊的情感。三人之间命运纠缠的起点“强奸案”也是因柳生一时恶念所起，这是一个贯穿于小说情节始末的人物形象，并以此为文本叙述圆心牵连出一系列重要人物。柳生悲剧命运的起因始于年少冲动后的一场罪行，年幼的仙女因私吞保润八十块钱而被保润用绳子捆绑在水塔中，随后而至的柳生因为青春期的性冲动对十五岁的仙女实行了强奸的罪行，这一切恶果的最终买单者却是毫不知情的保润，柳生因为父母对仙女和警局的贿赂最终得以脱罪。
　　逃离牢狱之灾使柳生免去肉体的囚禁却由此戴上罪恶的枷锁。“从常理来看，青春期的放纵固然是出于生命本能的一种激情或幻想，处在这种情态下的人或许可以侥幸获得恰似高潮的短暂欢愉，但人的内心却有种不可理喻，为图一时之快，造成伤人损己的恶果。可以想见，因‘水塔事件’的发生而遭遇人生重创的，除了保润，还有柳生。毋庸置疑。‘水塔事件’同样改变了柳生的人生轨迹”。柳生虽免去一场牢狱之灾，但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是既定事实，他逐渐隐藏起年少轻狂的尖锐锋芒，戴上只属于他的人格面具。柳生对于保润的恐惧感和内疚感深藏心底，他主动照顾生活在井亭医院的保润爷爷，用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弥补内心深处对于保润代替自己遭受牢狱之苦的愧疚之情，柳生的行为是一场对于保润的心理补偿和自我原罪的救赎。“苏童始终坚持着直面现实的姿态，以他自己的方式直面生活的丑恶和人性的黑暗，揭示其原罪的深重与人挣扎的痛苦”。柳生这一人物身上注入着作家对于人性恶与善的思考，对于保润爷爷的照顾是柳生恶的因子中善的部分表现，此种叙写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也是时代主题的需要。张爱玲《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也有此种自我补偿心理，只不过她的表现更为极端，破坏儿女婚姻，败坏女儿名誉，主动提出帮儿子纳妾等一系列举动是自身恶与恶的对抗较量，此种补偿心理是扭曲丑恶因子的释放。
　　柳生年少冲动阴霾下的另一层恐惧来源于仙女。少年时期的柳生长相俊美，深受女孩子的喜爱，这其中也包括仙女。这个从小生活在井亭医院与精神病人为伴长大的花季少女的内心深处也有着对于柳生的一丝爱慕之情，她兔笼中粉色塑料标牌上的“我爱你”三个字是情窦初开的女孩对喜爱之人的悄悄思念，但她简单纯粹的喜欢却被柳生亲手碾碎毁灭，傍晚时刻在水塔中的遭遇留给仙女的是无尽的羞耻和伤害。仙女明艳漂亮，性格乖张，身上有一种与全世界为敌的孤傲感，符合柳生对于性欲对象的一切幻想。柳生对于仙女是一种男性原始野性的征服欲作祟，是弗洛伊德人格心理结构中“本我”的释放，是无意识的、无计划的、近乎本能的一种行为，他在荷尔蒙的驱使下在仙女身上实现了自己“力比多”的飞跃，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极其虚无的释放行为。“水塔事件”后，仙女仅存的最后一丝良知被柳生的母亲邵兰英用物质所收买，十五岁的她戴着邵兰英祖传的翡翠镯子离开香椿树街去外地谋生，连同柳生的罪行一同消失在井亭医院。
　　二、时代牢笼的囚禁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产生并存在，经济热潮在全国范围内的席卷使得文学的发展道路也随之改变，作家热衷于以改革开放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层出不穷。如贾平凹的小说《浮躁》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故事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时期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浮躁表面下人的空虚。《黄雀记》中的香椿树街处于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更迭期，就连一辈子都奉行“小心一点儿”为金科玉律的祖父都曾多次感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啊！”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空虚迷惘，个体的存在价值不断被削弱。
　　富裕的家庭条件是柳生逃脱罪行的“保护罩”也是囚禁他身心的“牢笼”。柳生的父母是香椿樹街肉铺的小刀手，柳家人利用资本的力量栽赃陷害保润来换取柳生的“无罪”，运用舆论的力量来扭转柳家在香椿树街的声誉。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造成柳生略显畸形的价值观，金钱至上是他的人生信条，无尽享乐是他的至高理想。在家人的支持下柳生购买了一辆面包车决定下海经商，对于保润爷爷这样一个住在井亭医院的病人他都试图用物质收买爷爷的信任以换取自己良心的安宁，柳生沉醉于青春世界的温床，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丢了“魂”的人。面对井亭医院张师傅充满性暗示的手势时他脆弱的心理防线瞬间坍塌，他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并产生自怜心理。十年前，仙女是蝉，保润是螳螂，柳生是黄雀，但自从“水塔事件”后，三人都变成了蝉，在时代这只“黄雀”的捕捉中偷度余生。财富庞大如郑老板，紧随经济社会发展准则，发家致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自己患上妄想症，荣华富贵无福消受，最终住进井亭医院接受治疗，内心世界的富足才是一个人不会被时代囚禁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