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遥古城的念想始于五年前去运城采访，途中经过平遥，未及探访，后听池神庙博物馆馆长李竹林先生讲述盐池故事时说起晋商，也耳闻了这座古城的许多章节：城墙、县衙、老街、票号、庙宇……平遥的气魄缘于晋商。而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就是盐。
　　山西农业生产算不上发达，南部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春秋时候管子就讲：“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在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当时，盐便成为了大宗商品。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很多便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
　　现在要重新讲述晋商的故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浩如烟海的官方史集中，找不到一篇文章是特意讲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的，他们的身影会偶尔出现在当时文人的笔记里，但在这种笔记中又几乎很少讲到他们商业上的作为，既然无法从文字记载中得到晋商清晰的印象，我们只好在他们留下的这些古老宅院中寻找他们的痕迹……对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直接印证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春节陪公婆到太原访亲，驱车八百余公里，短暂停留两日，唯一去了平遥，如我所愿一睹古城风貌，疲惫一扫而光，值得奔赴。
　　当地人说：“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富可敌国的故事里流淌着现代金融的种子，也折射着当年晋商的鼎盛与辉煌。有“中国第一票号”之称的日昇昌门脸不大，黑色的院门严肃而朴实，近看却已经斑斑驳驳。虽然牌匾上的字已略显黯淡，但“日昇昌”的金招牌却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蒙尘。庭院深深深几许，外朴内秀，面简里厚。正房厅柱悬一幅木制长联：“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还有那一块闻名商界的牌匾——汇通天下。汇通天下！这就是当年晋商的声音。
　　街市纵横，票号林立，商贾云集。时光仿佛瞬间倒流。日升昌的大门，开启又关上，关上又开启，迎迓了多少个日升日落，目送了多少的人来人往？那个车水马龙的平遥城：车马声，叫卖声，掌柜及学徒播动的算盘声，交织在一起。“票号一小步，经济一大步”，汇通天下的梦想在此酝酿，气贯长虹。在不大的院子里慢慢行走，眼睛在当年的票据、账房上游移，耳朵聆听着票号的兴衰荣辱。想当年雷履泰，这位气魄十足的商界巨贾、日昇昌的创始人，该是怎样地意气风发，置身此间，一块砖，一片瓦，一扇门，一堵墙，都牢牢地拽着我的视线，扯动着我的思绪，我仿佛看到了这位票号的鼻祖正在谈笑风生、运筹帷幄，那些身着长袍马褂的商人进进出出……
　　难怪，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如此赞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那些比较象样的金融机构，最高的总部大抵都在平遥、太谷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他亲见西方国家的富庶繁荣，深刻认识到商业兴旺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参加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时，给了晋商这样的评价：“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并非客套，梁启超所言，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今，晋商精神在现代商业中依旧影响深远，在利益面前仍恪守为商、为人的根本，“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这是晋商对后人的告诫，亦是本刊愿与读者分享之一批人的精神。